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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之一：指导思想上，调控重心从外部平衡转向内部平衡
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表明，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并且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完全一体化的开放经济的情况下，其基础货币从而名义货币供应量（在均衡状态下）成为内生变量而外在于货币当局的控制。此时，国际资本流入的增加只能是源于货币供应减少的预期，并且将完全抵消货币供应减少的倾向而维持货币供应量变量（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77））。在允许汇率浮动并且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一体化不完全的现实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入增加若能够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并且国家外汇储备增加能够推动基础货币供应增加，国内名义货币供应量将会因此扩张。当然，如果增加流入的国际资本实际用于支付经常项目的负债方外汇需求，国家外汇储备余额没有因此变动，或者，虽然国家外汇储备因此有所增加，但是中央银行采取对冲（Sterilizing）操作而通过减少其国内信贷来充分消解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对其资产总额的冲击，那么，国际资本流入增加将不影响国内名义货币供应量。但这样做却对国内经济产生负面效应。
我国现在正逐步形成以基础货币（H）和货币乘数为特征的货币供应机制。开放条件下外资流入和外资顺差正是通过影响基础货币的供给来影响通货膨胀的。基础货币的变化是中央银行资产运动的结果。一般说来引起我国中央银行资产变化的因素有三个：一是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其中包括各种专项贷款，对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二是外汇金银占款；三是财政透支与借款。如果把外汇储备独立出来，则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存在以下关系：
△H＝△NFA+△DC
其中NFA是指外汇储备、黄金、对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的债权。DC是国内信贷，包括财政透支以及对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上式表明，外汇储备的增加直接扩大了基础货币，再通过乘数效应，会大大增加货币供给总量。
在贸易顺差或资本盈余导致外汇储备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货币供应会相应地增加。这是我国自1994年以来的情况。到1995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比1993年底增加了500多亿美元，由此增加的基础货币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冲消性”的货币政策，压缩其它的国内货币供给，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很必要的。但是，为了更多的外汇储备而放弃本来可以达到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和引起失业增加，也是不可取的，何况我国还是一个劳动力过剩和低就业比较严重的大国呢？199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有736亿美元，超过合理水平，为了保持外部平衡而增加外汇储备，进而引发通货膨胀，而失去内部平衡，这一做法实不可取。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威胁的一个重要方面仍将是通货膨胀这种内部不平衡。在对外贸易不断自由化和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国内的通货膨胀，往往又会引发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产生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如果不消除通货膨胀，在人民币汇率上就经常会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不贬值，贸易品的价格竞争力下降，贸易平衡难以维持；而贬值又会加剧通货膨胀。因此，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的危害，避免我国经济陷入通货膨胀——贬值——更高的通货膨胀——再贬值的恶性循环，避免因通货膨胀引起国际收支不平衡，需要首先消除通货膨胀。
此外，浮动汇率制下，国际资本流动量大、速度快，汇率变动频繁，给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的收支带来了很大的波动，要使外部一直保持平衡是困难的，若牺牲内部平衡达到外部平衡，更是得不偿失。过去，由于我国用汇困难，为了创汇，不得不牺牲内部平衡追求外部平衡。但现在，经常项目已顺差，资本项目大量盈余，这种趋势仍在加强。我国信誉好，借入外资较容易，因此今后央行应注重国内经济平衡，而且，大国不同于小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外交易在大国的整个交易活动中所占的比重比国内交易要低得多。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在内部平衡的基础上追求国际收支平衡，而不应以破坏内部平衡的方式去实现外部平衡。实现这一转变应成为指导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
转变之二：调节方式上，由行政干预转向市场调节
在一定的汇率水平下，一国商品的货币成本与物价水平高于其他国家，自然不利于出口而有利于进口。相反，一国商品的货币成本与物价水平低于其他国家，则有利于出口而不利于进口。由于这两种情况导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被称为货币不平衡（Monetary Disequilibrium）。然而，事实上并不总是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或本币升值有利于进口。弹性分析理论的创始人英国经济经济学家马歇尔及其后的琼·罗宾逊、勒纳提出了进出口商品不仅与货币成本有关，而且也与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有关。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货币贬值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即如果在进出口商品供给有充分弹性的条件下，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取决于进出口商品供求弹性。所谓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是进出口商品的供求数量对进出口价格变化反应的程度：弹性大，说明进出口商品价格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进出口商品的供求数量；弹性小，说明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化对进出口商品供求数量的影响较小。一国货币贬值，会使出口价格下跌而促进出口，进口商品价格上升而使进口受到抑制。
实证分析表明，人民币贬值对出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进口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产生的J曲线效应主要体现对出口的影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影响在半年内较为显著，而之后几乎没有长期的显著影响。根据J曲线效应原理，贬值后首先使出口降低，进口可能会增大，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进口受到抑制，出口上升。但长期以来，人民币连续贬值，常常是在一次贬值以后，出口刚刚由降低转向上升，紧接着又是一次新的贬值，进入新一轮的J曲线效应的周期，人民币贬值只在半年内对进出口有显著的影响。一般而言，贬值的J曲线效应中滞后时期约为2—4个季度，而我国只有一个季度。这并不说明我国企业已能够灵敏地对价格变化作出调整，而是因为人民币长期处于贬值状态。如果存在两次连续的贬值，第二次贬值受到第一次贬值的影响，在贬值初期抑制出口的作用部分被抵消。这样贬值的作用时滞相对减弱。长期连续的贬值就会造成每一次贬值作用时滞短，同时促进出口的时间也短，表现为贬值影响出口的周期较短。从长远来看，我国应当走出利用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的老路，使汇率政策能够成为调节经济的政策。
在严格外汇管制状况下，本国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无论货币金融当局采用哪一种汇率决定方式和汇率制度，其汇率终究是靠行政命令来决定的。由此必然导致外汇的供应和需求无法表达它所应该体现的汇率水平；反之，汇率也无法灵敏地反映外汇的供应和需求状况。不是由市场力量而是由行政命令决定的汇率，不可避免的最大弊病就是不准确，不是高于就是低于实际应有的汇率水平。我国人民币对外汇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存在着偏高倾向，即名义汇率高于实际汇率。它的直接后果是进口商品市场价格相对便宜，出口商品价格相对昂贵。由此，会产生一种反出口倾向，其结果必然是挫伤外贸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导致出口创汇收入低；低水平的出口创汇反过来又会制约进口，最终会使对外贸易受到阻碍。
汇率作为一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应具有调节一国经常收支的作用。当经常收支出现逆差时，就会发生外汇短缺，导致本币汇率下降，造成有利于出口的势态；当经常收支出现顺差时，外汇供应相对宽松，导致本币汇率上长，造成有利于进口的局面。汇率的此种波动是对一国经常收支差额的自动反应。同时又是一种对经常收支差额的调整。汇率的这种自发调节机制有利于一国经常收支的平衡。在贸易活动自由化、贸易主体行为符合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汇率通过影响贸易品的国内绝对价格及其国际竞争力，改变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能够调节资源在这两类产品之间的配置，调节贸易收支。在发生贸易收支不平衡后，如果外汇市场上汇率自由浮动且进出口的价格弹性足够高，不平衡所引起的汇率的变化能够把贸易收支调节到平衡状态。
汇率自由浮动制度的优越性主要是：（1）政府不直接决定汇率水平，不再把汇率当作调节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的一个政策工具，而把汇率决定的任务交给外汇市场，避免政府控制汇率时汇率水平的不适当引起资源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配置的不适当；（2）外汇市场经常地对汇率进行及时的小幅调整，避免了政府间隔地对汇率进行大幅调整给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但政府仍然能够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的公开操作影响汇率的变化方向和幅度；（3）提高外汇的使用效率，避免政府分配外汇时的“寻租”行为的低效率；（4）在引进国际竞争的情况下，促进贸易品部门效率的提高，避免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对贸易活动的阻碍及对国内低效率贸易品部门的过度保护。
适当的汇率水平对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是不难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来说，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水平很可能会随着国内生产部门竞争力的提高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货币自由兑换所带来的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再加上国内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逐步确立，包括进口替代产业和出口产业的国内各产业的竞争力都会大为加强，对市场信号也能迅速作出反应。因此，在经历了货币自由兑换初期本币大幅度贬值之后，正处于经济转轨中的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其汇率水平还可能会有一定的上浮。不过，在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初期，必须防止本币汇率过度低估，因其会误导生产和投资决策，使进口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涨，人为地降低进口品的国内竞争力；而对于国内生产者来说，生产在正常汇率水平下不具备竞争力的产品却仍然有利可图。这会使国内企业感觉不到激烈的国际竞争，也就不会产生改善生产经营的动力，企业内部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现代化也就难以实现。
但就提高我国总的（而不仅仅是贸易品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及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有许多更基础性的工作要做，如微观主体的改革、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和区际竞争的加强等，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应当把人民币汇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促使企业提高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的改善和资源的最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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