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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2)04-0032-007
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交替时期，西方文化从近代阶段过渡到现代，与近代乃 至古代的人学传统相比，现代西方关于人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时期依次出 现的三位伟大思想家——达尔文、马克思和弗罗伊德对西方人学的根本变革作出了决定 性的贡献，对后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可以说，达尔文改变了人对自身在自然界地 位的看法，马克思改变了人们关于人类社会的看法，弗罗伊德则改变了人对自身本质、 本性的看法。
达尔文、马克思和弗罗伊德的学说不但是对当时的人和社会面临的问题作出的科学解 答，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西方人学提供了不同的新范式。所谓范式，指一个科学理论， 它对本学科和其它门类的科学理论具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示范意义。比如，牛顿 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这样的范式，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弗罗 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也都是这样的范式，或科学研究的纲领。它们对于西方人学具有方 法论指导作用和理论示范意义。我们将分别研究现代人学的这三个范式，本文首先研究 “达尔文范式”。
一
达尔文创建的进化论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马克思和弗罗伊德后来创建他们学说 时，都承认受到达尔文的影响。在达尔文之后，没有一种关于人的理论可以忽视达尔文 的进化论。正如一个评论者所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自然和人性、存在的意义 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进化理论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中的 大多数人来说，不以他的理论指导我们的人生旅途似乎是不可能的。”[1—p201]
虽然达尔文的名字是与进化论联系在一起的，但进化论并不是达尔文的发明。早在古 希腊时期，一些自然哲学家就已经提出了关于生物物种进化的猜测。他们只是在猜测， 因为他们没有回答生物为什么会进化以及如何进化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没有发现生物 进化所需要的机制。在达尔文之前，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h)已经提出了一个 比较成熟的进化论，因为他不但肯定物种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而且开始回答进化 机制的问题。拉马克提出的机制是“用进废退”，并且，“用进废退”的功能变化是可 以遗传的，由此，一个生物个体在适应自然环境而后天获得的新的性状可以遗传给后代 ，产生新的物种。比如，一头鹿因为要吃高树上的树叶而经常伸长脖子，踮起前腿，它 的前肢和脖子因而变长，而且它的后代也有长脖子和高腿，产生出长颈鹿这一新的物种 。
拉马克的进化论保留了传统自然哲学目的论的残余，他认为生物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 而进化，而遗传，赋予生物以主动适应和选择的能动性。“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 ”的解释需要对生物的主观努力作太多的假设，这与强调客观性、反对目的论的自然 科学精神不相吻合，因此还不能被当作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机制。
达尔文认为，生物没有预测、选择和改变环境的目的性，也没有把因适应环境而养成 的后天习惯遗传给后代的自然机制。生物适应环境的行为是无目的、偶然的；物种能够 遗传的性状是先天的，后天获得的性状不能遗传。但是，自然界有一种必然的、合规律 的淘汰或保留物种的机制，这就是自然选择。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的遗传不只是一成不变地复制，复制过程总会出现变异， 总会出现一些“与众不同”的个体。遗传中的变异是盲目的，偶然的，并不是为了更好 地适应环境而发生的。与此同时，自然环境也在不断地变化，原来与环境相适应的物种 由于不再适应新的环境而消亡，这些物种的变异体中的一部分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消 亡，但是，它们中总有一部分，会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被保存下来，并繁衍为新的物种。 这些新物种也会随着环境的进一步改变而消亡，而它们的变异体则又繁衍成更新的物种 ，如此形成连续的物种进化。在进化过程中，不是物种主动适应自然，而是自然选择决 定物种的生存。物种的变异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只是一种巧合，而自然的选择却是必然 的，它必然淘汰那些已经不能适应环境的物种，必然保存那些恰巧变得能够适应环境的 物种。
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正如一位现代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 ，“和每一位科学家一样，达尔文也是用他所处的环境文化赋予他的思想来探索自然、 人性和社会的。”[1—p207]需要注意的是，影响达尔文对生物进行观察和研究的社会 文化思想，是一种人学理论。正如达尔文自己承认的那样，他关于自然选择的想法受到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启发。
马尔萨斯设想，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只能按照算术级数增 长，如果不控制人口的增长，生活资料及其依赖的自然资源就会耗尽，人类将无法生存 。他于是设想，自然灾害和战争大量减少人口，在客观上起到控制人口增长和维持人类 与自然平衡的作用。
在达尔文看来，自然界所有的物种都面临着同样的生存威胁，自然界也有控制物种数 量无节制增长的有效手段。他在《自传》里说，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他认识 到生存斗争在自然界普遍存在，而自然选择决定着生存斗争的胜负，有利变异往往得以 保存，不利变异则往往遭到毁灭，其结果是新的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虽然承认一物种内部和物种之间的生存斗争具有改进物种适应程度的作用，但 他认识到，生存斗争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可以限制一个物种数量增长的速度，但不能减 少物种的绝对数量，也不能减少生物消耗自然资源的数量。如果自然界没有一种能够控 制物种数量增长的机制，物种数量尽管以低于几何级数、但却以高于算术级数的速度不 断增长，自然资源迟早会被数量不断增长的生存斗争的胜利者们消耗殆尽，以致于地球 上没有任何生物种类能够生存。
自然选择不但是物种进化的机制，它同时也有效地控制着物种数量。由于物种进化结 果是一些物种被另一些所代替，由此物种的数量和自然资源之间始终保持着平衡。生物 与它们所依赖的自然界其它部分的平衡是自然选择的机制所造成的，正如物理世界的平 衡是物理规律所造成的那样。从这一意义上，达尔文把进化论变成了科学。
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但使人们第一次掌握了生物进化的自然机制，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 人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观念。这首先表现在进化论与神创论的冲突所产生的巨大思想震荡 。达尔文和他的支持者以科学的名义彻底否定了“神创造人”这一根深蒂固的教义，肯 定了人是生物长期进化的自然产物，猿猴是人类的直接祖先。在一些神学家看来，这不 但是对神的大不敬，而且也是对人类的亵渎。有些世俗思想家也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 剥夺了人在自然的优越地位，打击了人是万物之灵的自尊心。在他们看来，进化论把人 下降为动物，把人学还原为动物学、生物学，甚至生理学、物理学。这些都是对达尔文 学说的曲解和误解。
达尔文所揭示的自然选择的机制说明了生物与自然界其它部分的和谐关系，以及人与 生物界其它部分的关系，使得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更加细致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西方人学的主题，也是人类自尊心的重要来源。达尔文的进化论使人 认识到自身是亿万年进化的最高产物，人的优越地位和自尊形象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大 大加强了。正如一个评论者所说：“达尔文为工业时代的男男女女们提供了一个担保， 使他们不再对自己行为的正确性表示任何怀疑。他的理论确认了他们渴望相信的：他们 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事物之自然秩序是‘和谐一致的’。”[1—p201-202]
而且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为西方人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这一范式既有方法论的意 义，也有世界观的意义。当代美国哲学家丹尼特(Daniel Dennett)形象地把达尔文学说 与传统理论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比喻为“举重机”(cranes)与“吊车”(skyhooks)。 [2—p73]传统的形而上—神学像是吊车，它从一个最高的统摄原则或上帝出发，由上到 下地解释人的现象，如人由神造，君权神授，道德规范来自神圣的自然律，等等。与此 相反，达尔文的进化论像举重机，它按照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自下到上地解释人的 现象。被这种“举重机”抬起来的人的形象是以生物机制为基础的“生物人”。
达尔文进化论标志着统一的科学世界观的第二块里程碑。古代的世界观是二元分裂的 ，世界被分为物质的和灵魂的，物质世界又被分成天界和地界，灵魂世界则再被分成有 理性的和无理性的。牛顿力学证明了天界和地界都服从统一的引力规律和运动规律，打 破了几千年来关于天界和地界的区分。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动 物又是从更低级的生物进化形成的，从而打破了人与其他生物的界限。
当代美国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在使用“范式”这一概念时说，一个范式并没有解 决本学科的所有问题，但是，范式具有发散型思维的特点，它为科学界集中力量攻克难 关准备了条件。同样，达尔文范式并没有解决进化论的所有问题，达尔文的学说说明了 从低级生物到人的进化过程，他本人并没有涉及生物是否从无生命的物质进化而来，以 及人在脱离了动物界之后如何创造历史和文化等问题。但是，达尔文范式使这些有待解 决的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引导人们使用“举重机”的方式，按照统一的科学世 界观的要求，进一步打破物质与意识，以及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或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 立。
二
在传统的人学理论中，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是对立的，但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生物 社会学中，两者被结合起来。生物社会学的创始人威尔逊(E.O.Wilson)说，生物社会学 是“系统地研究一切社会的生物学基础”的科学。[2—p2]他所指的一切社会包括动物 社会和人类社会。过去，人们认为社会现象是人类所特有的。而生物社会学的首要任务 是研究动物社会，然后再用动物社会的特征来解释人类社会。
威尔逊认为，每一次自然选择的结果都是产生了这样一些新的物种，它们能够繁殖并 抚养数量足够多的后代，繁殖后代支配着生物的行为。按照进化论的法则，繁殖更多的 后代就是争夺更多的自然资源。如一物种的每一个体都有无限制地繁殖后代的倾向，以 致物种个体的数量超过了自然所能提供的生存资料，此时物种个体就会大批死亡，甚至 导致物种的灭亡。
动物生态学家发现，物种鲜有因个体数目太多而灭亡的情况。相反，在一种动物个体 数量与自然资源之间存在着平衡的机制：当资源充足时，动物数量趋于增长；当资源匮 乏时，动物数量趋于下降。他们还发现，动物的生态平衡机制靠两种行为来维持：一是 当一种动物数量过多而出现食物匮乏时，部分动物离开栖息地，到远处的荒野地自行饿 死；二是部分动物终身都避免交配，以降低繁殖率。
第一种行为的典型例证是苏格兰雷鸟的行为。当冬天来临或食物减少时，它们把多余 的鸟赶走，这些鸟将在远处死去。需要说明的是，驱逐行为是“礼仪性”的，并没有激 烈的争斗，离开群体的雷鸟与其说是被赶走的，不如说是接到“请走”的信号而自愿离 开的。[3—p17]第二种行为的例证是在大多数蜂类社会，只有一个雌性蜂王，由她承担 繁殖功能，其它雌蜂则不与雄峰配对，而致力于觅食、抚养幼蜂和保卫群体。
上述动物行为可被称为利他主义。动物为了保存群体的生命，它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虽然这不是自觉行为，但仍可称作利他主义行为。如何解释动物的利他主义行为呢? 综合进化论把动物不自觉的利他主义行为的原因归结为一种特殊基因的作用，这种“利 他”基因是在动物长期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它的出现对于维持动 物生态的平衡机制、保障种类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
很多社会生物学家认识到，基因利他主义实际是基因利己主义。巴拉什(D.Barash)说 ：“被错误地称作相互利他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利他主义，而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因 为它产生于这样的期待：个体得到的收益大于支出。”[4—p155]确实，如果把尽可能 地复制自身的基因称为基因利己主义，那么，基因利他主义也好，相互利他主义也好， 都只不过是实现基因利己主义的手段。在生物界，个体和种类的最大利益是繁殖后代， 只要更多地复制自身的基因，也就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利益。
比如，动物界普遍存在的父母抚养、照顾自己子女的行为看起来似乎是利他的，但实 际上是利己的。这一行为模式被社会生物学家称为“双亲投资”模式，意思是，父母双 方都尽最大努力来保存和复制它们共同的基因。有些动物，如螳螂和某些蜘蛛养育后代 的任务完全由母体承担，父体对子女的“投资”则必须为在完成交配后被雌体吃掉，为 雌体孕育后代提供营养。
“双亲投资”的模式是为了父母的基因利益，而不是为了子女的利益，社会生物学家 也把它称为“父母操纵”的模式。即第一，父母与子女对待养育的态度是有冲突的：“ 父母的目的是把尽可能多的子女抚育到成年，从而最大限度地繁殖自己的基因。当一个 孩子长到一定年龄能够自食其力时，与其继续照料它，不如再生一个孩子。但是子女之 间的亲属关系只有1/2”，“对于长子来说，是否有兄弟无关紧要。”第二，父母与子 女的冲突必然以父母的胜利而告终。[3—p43～44]因为如果不制止子女的任性要求，父 母就不能最大限度地繁殖后代，有这种遗传基因的后代就会越来越少，最终被物种内的 生存斗争所淘汰。因此，经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的基因，执行的必然是“父母操纵” 的行为模式。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问题，任何一个动物社会都以“基因利己主义”和“基因利他主义 ”之间的平衡为基础，两者的平衡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遗传学家梅纳德-史密斯(J.Mayard-Smith)把自然选择对动物社会基础的形成所起的作用称为“亲属选择”。一个 动物社会实际上是具有亲属遗传关系的群体，其中既有“利他”基因的成员(它们会自 动放弃繁殖而避免群体因生活资料匮乏而成员大量死亡的厄运)，也有“利己”基因的 成员(它们会无节制的繁殖自己的后代，从而抵消前者作出的牺牲所带来的群体利益)。 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利他”和“利己”的基因都是突变的产物，开始时两者的数量比 是不稳定的。但是，既然“利己”基因对群体利益是不利的，过多的“利己”基因必然 会导致群体的消亡。自然选择最后保存的是两种可能的结果：或是“利己”和“利他” 两种基因相互平衡；或是只在亲属中实行利他主义的行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利他主义 者既使它的群体得到好处，也有益于自己的基因的复制。
第一种结果是利己主义者和利他主义者共同组成的社会，第二种是利他主义者的社会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利他主义社会是亲属内部的相互利他主义，表现为仁慈、尊重 等级和为群体利益而作自我牺牲。对于亲属以外的群体，这些“利他主义”者则表现出 利己主义的“基因恶意”，表现为战争，表现为对非亲属的排斥和各种形式的虐待。
威尔逊把动物社会的特征运用于人类社会。人类的利他主义归根到底也受最大限度地 繁殖后代的基因利益的支配，如同动物的“基因利他主义”只在亲属内部实行，人类的 利他主义起源于史前时期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小群体。按照社会生物学的“亲属选择”模 式，这些小群体内部服从首领的统治，相信巫师的魔法，实行男女分工，对外则互不信 任，相互排斥。史前时期部落的这些特点可以解释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行为，如排 外、侵略、社会统治、宗教信仰、性别歧视和家庭本位，等等。
三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进化博弈论假定，只有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利益的物种 才能生存；在利益相互冲突的条件下，一个体所能达到的最大利益不可能以牺牲其它个 体的利益为代价，而要通过个体间相互作用来实现利益博弈。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 彼此妥协、进退均衡和针锋相对等行为。不同行为有着不同的博弈论模式。
进化博弈论试图证明，生存斗争的策略不只是进攻，而且也包括退让；在一定的条件 下，退让会比进攻获得更大的利益。自然选择的机制在一个物种中所保存的，必定是进 攻者和退让者的数目相均衡的结果。
梅纳德-史密斯设想了一个“鸽子和鹰”模式，用以说明进退双方的利益博弈。这里鸽 子代表在生存斗争中的退让者，鹰是进攻者，那么则有下面的博弈矩阵。
鹰 鸽
鹰1/2(v - c) v
鸽0 1/2v
说明：v代表收益，c代表付出。因为双方都不会退让，鹰与鹰之间的斗争要付出高昂 的代价，c＞v，斗争的平均收益是1/2(v - c)；鹰与鸽之间的斗争是鹰获得全部胜利v ，鸽的收益则为0；鸽与鸽之间相互退让，平均收益是v/2。[3—p48]
这一矩阵表明，自然选择的结果不会是完全由鹰或完全由鸽组成的群体。如果一个群 体完全由鹰组成，那么这个群体的平均收益[1/2(v - c)]是负数，小于鸽在这一群体中 的收益(0)。这意味着这时有些鹰就会变成鸽，以消极的退让获得更大的收益。反之， 如果一个群体完全由鸽组成，那么这一群体的平均收益(v/2)小于鹰在这一群体的收益( v)。这意味着这时有些鸽就会变成鹰，以积极的进攻获得更大的收益。
当然，动物实际上并没有博弈的理性。以上的结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即，当群体内 生存斗争趋于激烈时，具有“退让”型基因的个体能够获得更大收益，表现为后代数量 增加；在相反的情况下，当生存斗争趋于和缓时，具有“进攻”型基因的个体能够获得 更大收益，后代数量因而增加。自然选择以进退均衡的利益博弈模式，保持着动物群体 内部进攻者和退让者的数目平衡，并由此进一步控制着生存斗争的节律、程度和范围。
在生存斗争中除了鹰和鸽之外，还有第三种态度，这就是针锋相对(Tit-for-Tat)：以 进攻对进攻，以退让对退让。但针锋相对者也有不变的态度，那就是，对首先发现的资 源总是采取积极占有的态度，因此，针锋相对者之间总是相互进攻的。下面的博弈矩阵 根据梅纳德-史密斯的“资产者战略”修改而来，它说明，针锋相对者总是可以获得比 鹰和鸽更大的利益。
鹰 鸽 针锋相对者
鹰1/2(v - c) v 3/4v - 1/4c
鸽0
1/2v
1/4v
针锋相对者1/4(v - c) 3/4v
1/2v
说明：第一、二两行分别表示鹰的群体和鸽的群体与针锋相对者群体相遭遇时的收益 ，第三行分别表示针锋相对者在与鹰、鸽以及其它针锋相对者相遭遇时的收益。鹰与针 锋相对者之间相互进攻，鹰所获得的是它的全部收益的平均值，即3/4v - 1/4c；鸽与 针锋相对者相互退让，获得的也是它的全部收益的平均值，即1/4v。而针锋相对者如果 向鹰进攻或退让所获得的收益是鹰与鹰之争和鸽负于鹰的收益总和的一半，即1/4(v - c)；如果向鸽进攻或退让也能得到鹰胜于鸽和鸽与鸽互让的收益总和的一半，即3/4v； 如果针锋相对者之间为了争夺新发现的资源而相互争夺，那么它们将各得一半收益，即 1/2v。[3—p50～51]
从这一博弈矩阵可见，第三行的数据要大于第一、二行的对应数据，这表明，针锋相 对的策略比单纯的进攻和退让更为优越，是最佳选择的行为模式。这些抽象数字显示的 实际意义是，不能一味进犯他人的利益，也不能一味放弃自己的利益；而要尽可能地谋 求自己的利益，除非他人主动进犯，不要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可说是博弈进化论建立的 关于动物行为的普遍准则。
一些社会生物学家进一步把描述动物行为的博弈论模式应用于人类的社会行为，把“ 针锋相对”的行为准则作为人类社会伦理准则的基础。其实，他们之前，一些思想家已 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博弈论来寻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原则，论证社会道德的功利基础 。
数学家塔克(Albert Tucker)设想了一个故事，说明在未知的情况下，人应如何尽可能 地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这个故事设想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共同犯了其他人都不知道的罪 行，他们被警察当作嫌疑犯隔离拘留，一方不知道对方是否会供认。如果双方都不供认 ，每人将被判一年徒刑；如果双方都供认了这桩罪行，各判五年；如果一人供认，另一 人不供认，供认的人将立功受奖，立即开释，不供认的人将被从严处理，被判十年。经 过一番博弈，这个人供认了罪行。他们的博弈可用下列图形表示。
同伙该犯
不坦白 坦白
不坦白 1，1 10，1
坦 白 0，10 5，5
说明：坦白的最好结果是被立即释放，最坏的结果是被判五年；而不坦白的最好结果 是被判一年，最坏结果是被判十年；在这两种情况下，坦白的结果都要好于不坦白。
“囚徒的两难推理”已经成为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个典型模式。罗尔斯(John Rawls)和高塞尔(D.F.Gauthier)利用这一模式来论证古典的社会契约论。高塞尔在《 道德契约》中把道德看作是为了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而对利己行为加以限制的制度。罗 尔斯在《正义论》中说：“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囚徒的两难推理这一一般案例的典型范 例。”[6—p269]霍布斯所说的“自然人”与上述“囚徒”所处的条件相似：他们都不 知道对方将采取合作的或不合作的行动，差别只是在于：“囚徒”受警察管辖，而“自 然人”受“自然律”管辖。按照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博弈，“自然人”走出了“人对人 是狼”的“自然状态”，进入了相互合作的社会状态。
“囚徒的两难推理”给人的启示是，如果把“针锋相对”的博弈论模式应用于人际关 系的交往，那么，利益的博弈也许可以成为道德的基础之一。沿着这一想法，一些博弈 论的专家最近已经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阿斯洛斯(Robert Axelrod)在计算机上 做实验，随机地比较几个博弈论模式的优劣，结果证明“针锋相对”的模式优于其它模 式。最终的结果证明，合作比一味进攻或退让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7—p1390～96]
如果把“你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do onto others as you like t hem do unto you)的“金律”(Golden Rule)解释为“退让者”的行为准则，那么，“ 针锋相对者”的行为准则就是“铜律”(Brazen Rule)：“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 对待别人(do onto others as they do it unto you)；而“进攻者”的行为准则是“ 铁律”(Iron Rule)：“在别人进攻你之前，首先进攻别人”(do unto others as you like before they do it unto you)。卡尔·萨根(Carl Sagen)认为，“铜律”比“金 律”和“铁律”更为优越，这一符合博弈论的结论能够为人类道德提供进化论基础。[8 —p180～191]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金律”是道德规则，“铜律”是非道德的规则，而“铁律”则 是反道德的规则。进化博弈论证明，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最终不能达到利己的目标。只有 与他人合作，才能尽可能地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合作和利他主义是利益博弈最佳结果 。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铜律”本身虽然是非道德的，但按照“铜律”的利益博弈 却能够导致社会合作和道德。
在历史上，近代思想家已经不自觉地运用博弈的思想，把“铜律”作为社会价值体系 的核心。如，霍布斯和洛克在政治领域，休谟和功利主义者在道德领域，亚当·斯密等 人在经济领域，都把合理地追求个人最大利益作为社会合作的基础。进化博弈论提出的 “针锋相对”的模式正是对近现代价值观所作的一个科学证明。
四
体现达尔文范式的各种人学理论和实践都使用了“自然决定文化”的解释模式。最先 体现达尔文模式的人学思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与消极的优生学相结合，产生出种族 主义的“血统决定论”和有害的社会实践，甚至为德国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政策所利用。 达尔文模式的一个最新表现是“基因决定论”。有人说，基因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一 种以具有社会意义的方式定义人的特征和人际关系的便利工具”。[1—p230]“基因决 定论”的一个实践是把基因技术用于人的基因的修复和复制，甚至要克隆人。种族主义 已经造成的和基因技术可能造成的有害后果使一些学者得出结论说，“自然决定文化” 的解释模式是错误的，有害的。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的是，达尔文范式意义上的“自然决定文化”的解释模式与上述 有害后果之间并没有理论上的必然联系。达尔文本人并不赞成“人种血统决定论”。当 他读了他的表弟高尔顿(Francis Galton)写的《世代相传的天才》一书之后说：“一般 说来，人的禀赋不相上下，只是由于热情和勤奋的程度不同而成就各异”。虽然他承认 高尔顿的书使他改变了这种看法，虽然达尔文后期发表的《人类遗传》这本书中多次引 用高尔顿的观点，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接受了个人行为是由种族血统决定的观点。高尔顿 创立的优生学涉及的是同一种族内个体成员的优生优育，优生学要成为种族主义，还需 要附加两个前提：(1)证明人类各种族的遗传特征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2)种族之 间的遗传差别是优劣之别。高尔顿并没有证明这些，更不用说达尔文了。
达尔文范式所证明的恰恰是反对“人种血统决定论”的结论。达尔文之后进化论的重 大进展是遗传学的建立。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两个不同种族的成员的遗传差异 只有7%与各自的种族遗传特征有关，而8%的差异偏离了种族遗传特征，就是说，人种内 部的差异要大于种族之间的差异。[3—p108～109]再说，种族之间的差异也不是优劣之 分，一个种族的遗传特征在某一方面不如另一种族，但在其他方面则优于他们。没有遗 传学的证据可以表明，在现存的人类各种族之间，一个种族在整体上要优于或劣于其他 种族。
同样，基因技术对人类未来可能造成的危害非但不是达尔文范式的后果，而且与这一 范式格格不入。人类基因的修复、嵌入和人工复制是对长期进化形成的人类基因库的变 动。把基因技术运用于人而引发的争论实质是：个人或一部分人是否有改动人类基因库 的权利。从更深的层次上来看，争论的焦点是人在自然界的地位问题。反对者认为，自 然是完美的，自然不做无用功，看起来有缺陷的自然产物是和谐的自然整体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人不能完全理解自然的整体和谐，不能预测未来，人工干预自然进程会产生难 以想象的灾难。赞成者则认为，自然是有缺陷的，人有改变自然的能力和责任，人不但 要改造自然界，而且要改造自然进程造就的人本身。不难看出，恰恰是反对变动人类基 因库、反对克隆人的立场更接近达尔文范式，而主张用人工方式大规模地改良人、复制 人的立场属于非自然主义的人类中心论，这恰恰违反了达尔文范式。
其次，我们需要理解，达尔文运用“自然决定文化”的解释模式是为了打通人的自然 本性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二元区分，用统一的科学世界观解释自然和人类社会。现在，人 已经可以在基因的层次上认识和谈论人的自然本性。威尔逊用“文化基因”的概念来解 释一个社会文化行为的总和。“文化基因”不完全是先天的，它包含着对文化行为的后 天选择。但是，威尔逊强调，后天选择受遗传倾向和禀赋的影响，而遗传特征又是自然 选择的结果。所以，归根到底，能够有效地适应环境的文化选择是自然选择的基因的倾 向。我们常用“文化沉淀”来解释传统。从进化论的观点看，“文化沉淀”只能靠基因 的复制来传递，而习俗是后天的获得，是不能遗传的。
“文化基因”的概念解释了先天的基因控制与后天的文化习俗之间同步互动的进化过 程。一种文化传统是由具有此种基因的人创造的，这些人最初在社会里只是少数，但他 们创造的文化就是新的环境，它对基因的繁殖具有自然选择作用，使得具有这种基因的 人能够在这一文化环境里获得较大的利益，后代数目较多；没有这种文化基因的人则逐 步被环境所淘汰，直至社会的全部或大多数成员都与这一文化环境相适应，他们所“选 择”的习俗其实不过是自然选择所保留的基因对环境的适应方式。
因此，只要把“自然”理解为包括文化习俗之内的广义的环境，“自然选择”的模式 也适用于对文化习俗的选择。这里似乎有一个循环：文化改变环境，环境选择文化。但 如果我们把一种新的文化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变异所产生的新的基因，那么，环境与文化 的逻辑循环便成为“文化基因”改变环境，环境选择保留“文化基因”的进化过程。就 是说，自然通过“文化基因”的变异和繁殖最终决定着文化。
五
统一的科学世界观需要打破的最后一个壁垒是物质与意识的二元区分，尤其身心二元 论。这也是最难打破的区分。19世纪的哲学家海克尔把身心关系称为“所有一切现象中 最奇异的现象”，“心理学的神秘中心”，“理性难以攻克的坚壁”。[9—p158]
20世纪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为解开这一关于人自身的“宇宙之谜”所作的努力大都采 取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即，把意识解释为人的大脑的活动和机能。但是，对大脑活 动和机能的物质基础，各派有不同的解释：行为主义以人的生理活动来解释，物理主义 以神经系统的理化属性来解释，功能主义以机器的信息处理程序来解释。这些解释属于 广义上的物理主义，其特点一是把大脑的属性和功能还原为物理规律决定的现象的还原 主义，二是否认心理现象独立性的取消主义。
有些哲学家根据达尔文范式，针对物理主义的解释所暴露出来的还原主义和取消主义 的问题，提出了修正和补充的解释。
根据进化论范式，进化高级阶段出现的特性不能被还原为低阶级段的特性。卡尔·波 普(Karl Popper)不满意物理主义解释的还原主义态度，创立了进化认识论，对人类意 识的产生作了符合达尔文范式(他称之为“形而上学的纲领”)的说明。
波普强调，生物有为适应环境而改变爱好和目的之主动性，并随之引起基因的变异。 最初，生物爱好的改变只是适应环境的一种保护性的本能反应。但到后来，爱好的改变 编入开放性的基因程序，成为先天性的期待，使得动物能够采取尝试和试错的主动行为 。有些动物还在神经中枢出现某些警告信号，如不安、疼痛，警告信号使得动物改变行 为方式，避免更大损害。随后，在神经系统中出现了代表警告信号的想象符号，使得动 物能够采用“想象的试错法”，代替以身试错的实际试错法。这样，它们能够在不受痛 苦或损伤的情况下就可以排除错误。想象的试错之后出现的是动物对试错后果的反应， 对有利的后果的反应是期待；对有害的后果的反应是逃避。期待和逃避都是合目的性行 为。目的和意图便是意识的萌芽。进化到了人类阶段，出现了意识现象，伴随着意识出 现了语言以及其它文化现象：艺术、宗教、道德和科学技术。虽然“从阿米巴虫到爱因 斯坦仅有一步之差”，但人类在进化中迈出的这一步极为重要和关键。
人类不像动物，他们使用的是“符号试错法”，人为错误所付出的代价是命题和理论 的否定，而使用这些符号的人则免遭淘汰。波普在他和艾克尔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脑 》一书中，通过脑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明人获得理性知识的能力(他们称之为“自我”) 处于大脑的联络脑。联络脑区域非常巨大，包括优势半脑的大部分，特别是语言区，由 大片连续的大脑皮层组成，拥有10万或数目更多的升级图式，但联络脑的神经结构只是 “自我”的物质形式，正如纸张构成的书是思想的物质形式，但思想不等于纸张的结构 。“自我”是连续脑的功能，它没有特定的物质结构，既不输入、也不输出物质能量， 它处在大脑的最高水平，是独立于身体和意识的存在。
针对物理主义解释模式否认心理现象的独立性的取消主义，丹尼特提出了“民间心理 学”(Folk Psychology，或简称FP)。丹尼特原则否定有内在的心理实在，因此，心理 学的术语，如“意识”、“相信”等等，并没有真实的所指。但是，丹尼特强调说，民 众在世世代代的日常生活中一直使用心理词汇来表达人的信念和愿望，这一事实证明心 理词汇是一个在文化进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信念系统，这样的系统不可能是错误的。他 说：“一个种属可以通过突变在一些无效力的体系里做‘实验’，但正因为这些体系的 缺陷和无理性。它们不能被称作信念体系，因此，一个错误的信念体系在概念上是不可 能的。”[10—p17]
即使民间心理学不是一种关于实在的理论，也可以是一种意向系统，是解释、预测行 为的策略。它有其殊胜、独到之处。丹尼特比喻说，民众使用心理词汇时，只是像拨动 了算盘上的小珠；小珠并不是真实的数量关系，因而拨动了小珠并不是拨动了真实的存 在，但不可否认，对小珠的拨动可帮助我们认识真实的数量关系。同样，表达和说明信 念、意图并不涉及到任何真实的过程和状态，但却“碰巧”可帮助我们解释和预测人的 真实行为的发生。民间心理学是解释人的行为的原因和预测其结果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策 略，如果不用这种预测、解释策略，完全用物理的观点和方法，那么就会遗漏掉客观的 东西。
为什么没有客观实在基础的民间心理学能够“碰巧”成功地解释和预测人的行为呢?这 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偶然性不等于无理由，而是可以理解的事实；否则，那就不是 偶然，而是神秘了。对于民间心理学的“理由解释”(R-explanation)是进化论的自然 选择：如果我们不如此解释和预测人的行为，人类就不知道如何行动，也许早就被自然 淘汰了；反过来说，人类的祖先由于使用了一些心理词汇来解释、预测自己的和他人的 行动，恰好很好地适应了环境，人连同心理词汇一同被自然选择所保留，并且随着人类 文化的进化，原初的心理词汇发展为民间心理学的系统。
总而言之，本文揭示的达尔文范式融会了一切与人有关的现象。物理与心理、身体与 意识、自然与文化、生物性与社会性、本能与理性、利益与道德，决定论与自由，传统 世界观和人学分割出的二元对立领域的一条条鸿沟都被达尔文范式所填平。人和生物以 及无生命的物质一样，都是统一的科学世界观的对象，这些对象都可被统一的自然规律 所解释。达尔文范式的解释模式是自然主义的，但却不是物理还原主义和取消主义的。 达尔文范式的自然主义是与进化的阶段相对应的分层解释模式，是自下而上的解释模式 。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是，人这一最高级、最复杂的自然进化现象最终能够得到科 学的解释。这也许就是达尔文范式给予我们的信心和启示。
收稿日期：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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