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南亚潮人的文化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试论论文,潮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移民的文化因素，汤因比有过这样的论述：“在海上迁移中，移民的社会工具一定也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终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所有各种工具——人和财产、技术、制度和观念——都不能违背这种法则。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须留在家里，而许多东西——不仅仅是物质的——只要携带出走，就说不定必须拆散，而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复原了。”〔1〕在地理环境、历史条件、 科学文化水平等因素制约下，海外潮人在长期移民过程中，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也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征。本文主要就潮人的文化特征及其文化认同进行分析。
一 冒险性
考察东南亚潮人的移民原因，一是迁出地的排斥力，这主要表现为家乡就业不足和贫苦经济状况的压力；二是迁入地的吸引力，这主要表现为东南亚移民空间的吸引；三是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中介因素，这主要表现为漫长的海岸线使中央集权对人口控制力的降低以及早期出国华侨的支持牵引等。另外，心理以及文化因素也不应被忽视。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强烈的乡土和家庭观念占有重要的地位，“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恃所愿也〔2〕”。“离家一里遥， 不如在家好。”“父母在，不远游”等，这些观念成为指导和约束人民的文化传统，又与传统政治合为一体，转化为严酷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条文，历代封建政府皆执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如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九卿在商议禁南洋时议定：“凡出洋久留者，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3 〕泰国海外潮人混血后代郑昭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复国后多次上表请封，但是却为清朝严词拒绝，称郑昭“本系内地微贱之人，漂流海徼，为其夷目……此等负恩僭窃之人，必不肯稍为假借，庶奸顽有所儆惧，而岛夷共懔德威〔4〕。”
除开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对海外移民的巨大排斥和压力，在近代科学和航海技术未发达之前，海洋对于任何企图跨越它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可怕的挑战。试想一下海外移民经历的三重难关：出发前为筹集出洋资金，变卖家中产业，多有倾家荡产者；然后以一叶孤舟，搏击海上，快者十天一月，受阻时飘零数月。浪高风急，前不见陆地，后不见家乡，人舟俱覆的惨剧时时发生；到达目的地后，人地两生，水土不服，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克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淘汰，多少人抛尸骸于异乡。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只有极端贫困或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才会有勇气和决心跨海移民。作为他们的家属，也习惯了在为出国移民的担忧中生活和等盼亲人归来和对幸福的憧憬。出国移民是许多潮汕地区家庭的传统，几乎每家都有一部海外移民史，每家都有亲人在海外。一代代的青年人，对海外有成就的亲人有着浓厚的神秘感和崇拜心理，积淀了日益浓厚的文化心态特征。
潮汕地区的潮安县彩塘镇华美村以成公祠内有两块石碑，一块是《皇清诰赠通奉大夫赏戴花翎道员加三级沈君家传》，一块是《皇清诰赠通奉大夫赏戴花翎道员加三级沈公祠堂记》，记录了清朝同光年间新加坡潮侨沈以成、沈绍光父子从事海外贸易致富，热心祖国和家乡公益事业，捐输赈济而受诰封的事迹，也反映了潮汕地区不避风险，勇于向海外发展的传统和风气，表现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勇于开拓的心态〔5 〕。
对于东南亚潮人来讲，其国家观念也较内陆地区的人民有明显不同。东南亚“地虽属蛮夷之地，界仍居南海之中”〔6〕。 他们秉承祖先自强无畏的精神、富有冒险的气质和不畏异域的传统。海洋辽阔，狂风巨浪，他们视之为人生必经的旅途；“天涯海角，椰雨摈风”，他们视之为人生必尝的滋味。“过番”是他们的普遍口号，南洋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对海外移民的排斥和压力，也对海外潮人的文化心态产生十分复杂的影响，这来自于社会心理的歧视，来自于背井离乡的悲哀，来自于在异国他乡低贱工作带来的软弱、无知和依附。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个人的生命和精神活动都是具有一定目标性的，每一种精神活动，只有被看作为某种目标所做的准备，才可能被领悟和理解。而强大的心理压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动力，心理学上称之“补偿成才规律”。落实在海外潮人的身上，对压力的对抗就是去追求在家乡得不到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作为补偿，以求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当海外潮人心中具有这样一个动机时，他们的心理就会出现一个张力系统，在追求目标的制约和吸引下形成一种“向量”。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越大，他们的决心也就越大。特别在与祖国家乡正常的途径断绝期间，他们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为之而努力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为争取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方式也就更加多样化。
这种冒险精神与经商和海外奋斗结合起来，往往取得重大的成功。“尤不可及者为商业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中，万一失败，犹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辉斥乃益。”〔7〕如海外潮人的著名人物郑智勇，1851 年出生于暹罗，父亲郑诗生旅居泰国，妻子佘氏随夫寓居泰国，生活艰难，1858年遂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返回故乡潮州。不久其父告别妻儿，再次单身出洋，客死异乡，妻子改嫁。郑智勇13岁时流浪乡间，只身来到汕头，偷附红头船漂流出海，来到泰国。以加入海外华侨社会秘密会党而起家，结交泰国本地上层人物，承包泰国政府的“赠饷”，开设“花会”赌场。在发财后办事业、开洋行、航运、银行乃至办报纸等，并把业务扩展到香港、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的汕头、上海等地，成为当时泰国海外潮人中最显赫的人物〔8〕。
爱斯基摩人同冰雪做斗争，游牧民族同草原做斗争，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则接受了海洋的挑战，并形成了富于冒险性的文化心态特征。大海不仅为他们提供生存条件和生活的空间，也赋予他们特别能吃苦的品质和抓住机会、敢于冒险的性格。虽然移民有一去不归的可能，但他们还是坦然前往，这就是海洋儿女的生存方式和苦乐所在。移民本身的危险性加上其他地方的吸引性，使他们不断地移动，迁移成为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性格，甚至东南亚也成为移民到美洲、澳洲以及世界任何地方的一块跳板。这对习惯于安土重迁的内陆人民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些复杂因素的背后，折射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培育出来的冒险进取精神。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海外潮人身上已很少再看到那种中国常见的充满“人生虚幻”感叹的东方式超脱，而多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冒险精神。也许正是海外移民的本来意义之一？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所说：“海洋：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者。”
二 凝聚性
海外潮人远离故土，出于经济利益、精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原因，非团结不足以图生存，非互助不足以言发展，其凝聚性是举世公认的。这是一种浓重的宗族观念和认同情结的产物。而随所在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海外潮人的凝聚性的表现形式也产生了显著的变化，由自治组织、秘密会党而发展为现代的社团。
由于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的模式主要是乡亲互相牵引，形成移出地和移居地集中的现象。海外潮人到达东南亚后，人地生疏，必须依靠地缘、血缘的关系，成为华侨组织的成员，抗击当地政权和西方殖民者的剥削压迫，以及应付与当地土著的冲突。这些海外移民社会组织不断变迁，成为海外潮人的纽带，也大大促进了潮汕地区海外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
如18世纪至19世纪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众多华侨公司中，除去客家人建立的公司外，海外潮人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海外潮人的组织，建立了一些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及文化方面的制度，在控制的大片地区中几乎华侨社会所有的一切，诸如就业、福利、纠纷，甚至偷窃、谋杀，都得由公司本身解决，是带有政权色彩的社会自治组织〔9〕。
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的发展历程，也是一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历史，宗族帮派情绪、地域观念，社团领导人的思想觉悟、文化程度的影响，殖民主义者的挑拨离间政策，祖籍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影响和插手，使潮汕地区海外移民在政治、地域、帮派方面的对立情绪极大，这些都极大削弱了海外潮人的力量。
从外部条件看。主要是西方殖民者对海外潮人的排斥、迫害和打击。时间之长、程度之严重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再次是受到当地统治者和土著民族的压迫和排斥，由于政治上的恐惧，种族偏见和文化上的自卑等等，使潮汕地区海外移民受到加倍的苦难。“一个蛮族决不能容忍一个住在当地的外地人太太平平地过日子，靠着经营蛮族人自己所不善于经营的商业坐获厚利。”〔10〕
由于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内部矛盾和遭到当地政权和西方殖民者的双重镇压，这些华侨公司最后都失败了，这标志海外潮人通过自治组织、以武装手段抗击西方殖民者和当地政权的结束。当时荷兰总督罗赫生称：“国家尊严，已被维持；三发苏丹、及泰雅克人之权力，已被尊重；华侨公司，也被一劳永逸摧毁了。”〔11〕
带有政权色彩的社会自治组织失败后，身处东南亚的海外潮人在方言凝聚的基础上，又以秘密会党社团的形式团结起来，这也是一种宗族观念和文化上的认同情结。如泰国“洪字会”在1881年给泰国政府的保证书中所称：“为了谋生，我们四海为家，丢下了父母和兄弟姐妹，但是没有一块能使我们生存下去的地方，因此我们组织了情如同胞兄弟样的组织。”〔12〕这些秘密会党不是与当地政府相对抗的组织，主要活动是为了争取自身生存的机会，为集团的利益进行竞争，甚至用暴力手段打击对手。多数成员是劳动者，当有的人上升为上层社会后，对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多有贡献。如“洪字会”“二哥丰”郑智勇，接受泰国国王的全权委托，承办曼谷花会赌馆，并利用独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力量发展实业，创办航运业、金融业和商行等等，并把商务扩展到日本、新加坡、香港、汕头等地。他还热心教育事业，在曼谷发起建立新式华文学校和创办社会慈善事业，是著名的培英学校和华侨报德善堂的开创人之一。
随着岁月的推移，海外潮人认识到，自身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取决于能否满足海外潮人群体传统生活的特殊需要和与本地民族实现和平共处，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安定、促进社会稳定和繁荣，最终实现新的民族融合、文化融合。因此各种新型社团登上历史舞台，会党型的团体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东南亚潮人增强了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职能。为有效管理产业和资金，成立产业、信托、基金会等管理机构，其宗旨由“宗乡关照，以利生存”转变为“共谋福利，促进友好”。通过社团的组织，海外潮人对内联络友情，互助互利，同时保持、研习、弘扬华族文化。对外则推动与友族的相互交流，争取合法权益，参政议政。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社团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以联络宗亲感情，加强经济信息的交流和合作。1980年成立的国际潮团联谊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明确规定宗旨是“沟通贸易，促进文化，繁荣经济，互相交流。”为社团发展打下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海外潮人的国际化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天地〔13〕。
三 浓烈的乡土情怀
尽管海外潮人中不乏不避风险，勇于向海外发展的传统和风气，但是潮汕地区仍然是根于血缘关系上的乡土社会。在这种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血缘的根的观念深深铭记在乡土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意识之中，即使已经迁移出去，定居在新的地方，也与原来的乡土保持了血缘的联系。祖先长期生活的乡土，时时刻刻萦绕在他们的心头，这种对“根”的依恋，是乡土社会特有的文化心态。东南亚潮人普遍的心态是“祖国祖国，无祖哪有国；家乡家乡，无家哪有乡”〔14〕
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始终非常重视生育自己的故乡，即使定居海外，也要想方设法的将“根”延续给后代。因此，他们同原家族保持长远的密切关系，即使中断很长时间的海外移民的后裔，也怀着极大的热情，期盼早日回到祖先的故乡并寻根访祖。
广大海外潮人注重与家乡的联系，通过祭祀祖先等各种形式的活动，加强宗族成员的联系，也是华侨“归本孝思”文化心态的驱动。海外潮人积极参加原宗族或家族的公益活动，如修祖坟、建宗祠、修族谱、办学校等等。之所以乐善好施，也是华侨普遍的心态。一方面是对乡土社会和亲缘的一种帮助和关怀，也有积善积德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赈济行善而得到乡里的赞颂和官府的赏赐和诰封，更是光宗耀祖的满足。
潮汕地区的发展变化，是与海外潮人始终不懈的支持分不开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海外潮人经过艰辛劳动，将点滴积蓄回乡投资，在汕头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建设中，海外潮人一直充当重要的角色。他们是汕头开埠后初期发展的投资者，是1921年汕头设市向新型城市转变的支持者，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经济恢复时期的扶助者，也是建国初期投资建设家乡的响应者，更是1981年汕头经济特区创建后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促进汕头的近代化建设，新兴城市的崛起，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侨乡的形成和富裕，以及新的生产技术的引进和中外文化交流等，都起了重大的作用。随海外潮人经济上融合于所在国的经济体系，因此海外潮人在中国和家乡的投资活动，更转化为谋取利益的国际金融活动。〔15〕
在强烈的乡土情怀基础上，东南亚潮人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在1860年以前，明清政府将海外华侨视为莠民、弃民，但是仍然不能隔绝海外潮人及后代对祖国的依恋，特别是在祖国危亡的关键时刻。
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等流亡海外，在华侨社会中展开维新与改良的辩论。继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华侨社会中掀起更广泛的活动，保皇派与革命派在海外展开激烈论争，在华侨中激起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在此之前，华侨社会是一个帮派的分裂社会，华侨活动局限于方言群内部，基本上只有“帮”的认同，论争使华侨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狭隘的集团。辛亥革命在华侨社会的深入展开，激发了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华侨或捐资捐物，或奔走呼告，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更有大批革命志士回国发动和参加起义，献身革命。包括海外潮人在内的海外华侨被孙中山先生称为“革命之母”。
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危机更将包括海外潮人在内的广大华侨推动到一个共同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抗日救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广大海外潮人踊跃参见抗日救国的斗争。如东南亚潮人最集中的泰国，立刻成立了“暹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积极组织和发动华侨抵制日货，救国募捐。1943年、泰国华侨成立“反日大同盟”，许多华侨青年，纷纷参加抗日救亡队伍。有的回国参军杀敌，有的担任战地救护或运输工作，许多热血青年在斗争中壮烈牺牲。在新四军、八路军乃至战斗在潮汕地区的韩江纵队中，都有潮汕地区的海外儿女在浴血奋斗。
四 多元性的文化认同
海外移民最困难的，不是经济和生活的困难，而是文化上的孤独和寂寞，一种漂泊异国他乡的孤独，一种无根的感觉。海外移民对本土社会文化环境依恋程度的差异，会直接导致对移民地社会文化环境的认同接受程度的差异。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成功者除了在语言适应能力外，关键是能否尽快在心理上部分或完全地接受移居地的文化生活习俗，自觉地援用当地的行为准则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
50年代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南亚殖民地体系崩溃，独立的民族国家相继崛起，对华侨纷纷采取强制的或温和的同化与融合政策。同时，国内实行土地改革，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海外华侨逐渐转变为华人。
海外潮人入籍后，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政治上由效忠中国而转变为效忠所在国，从中国侨民变为所在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正如泰国海外潮人所说：“泰籍华人生于斯、长于斯，泰国的土地哺育了他们，他们首先必须效忠于泰国，泰国是他们的第一祖国。而中国是华人的祖籍国，是他们的根源所在。没有这个根，就没有他们，他们是不会忘记这个根本的。所以中国的兴衰强弱也是他们关切的事情，但与泰国相比较，中国是第二位的。”
在东南亚潮人中，保留中国国籍的人愈来愈少，绝大多数人入籍居住国后，与众多的华裔相继认同于当地，成为居住国公民的一份子。在融合和同化的过程中，对所在国的效忠意识日益增强，对祖籍国的意识逐渐淡化。文化方面，在适应居住国环境和与当地人民长久相处中，也已与当地文化互相渗透融合，使自身文化形成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点。在从属于政治层面的基础上，保留的传统文化传统，主要有以下几点：
1.方言
语言的象征性特点，对人类文化的传递意义非常重大，这是一种生命共同体的体现。潮州方言成为东南亚潮人首要的凝聚纽带和标志。由于中国大陆的被封锁和封闭、海外反华宣传等原因，这使海外潮人之间具有更多的共性，而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差异扩大，甚至在文化的深层次即价值观念体系发生了某些分异。首先是居住国的潮州方言群体；其次是海外各国的潮州方言群体；最后是祖籍地。一定时期海外潮人与祖国联系稀疏，感情淡漠，甚至形成某些偏见。如中国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前几届都婉言拒绝祖籍地潮汕地区组团参加，理由就是该年会仅限于“海外潮人”。显然，“海外潮人”与本土潮人是分开来的。随着海外潮人与所在国其他民族的融合加强，海外潮人国际化的扩大，与中国大陆经济联系的恢复与深化，海外潮人对祖籍地的隔阂逐渐消除。国际潮团后来接纳了潮汕地区组团参加年会，1997年的年会决定在汕头经济特区举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宗教
东南亚潮人基本保留了中国传统宗教的崇拜对象。60年代东南亚各国普遍实行全面同化政策，要取消华族文化。唯独宗教尚存，佛教、儒教等被列入宗教之列，海外潮人传统信仰如妈祖、关帝被列入佛教，祭祀祖先的宗亲会也作为宗教社团保存下来。
3.习俗
习俗节日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使人们得到某种解脱和休整，同时加强了群体精神和价值观。因此东南亚潮人一直保留中国习俗，最注重农历春节，次为中秋节，节日庆典中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闹非凡。此外还大量使用中国物品，如在饮食习惯上，东南亚潮人乡土观念浓厚，侨居国外，仍然保留故乡风尚，对潮汕地区的土产消费能力很强。潮汕地区的出口货物，大部分以海外潮人为对象。
4.教育
东南亚潮人对教育特别重视，其目的在于延续中华文化和作为生存手段。二战以前，华校教育的内容与中国本土学校没有多大区别，主要是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其目的是为了灌输中国价值观。二战以后，华校规模、数量和学生数量锐减，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华校实际上只是一种汉语培训，教学内容以所在国的历史文化为主，旨在培养学生能够运用和使用汉语进行交流，基本上只限于语言教学。海外潮人后裔在国家观念上认同所在国，有自然真诚的感情；从小就受到中国和所在国两种文化的熏陶，有些人还接受了西方教育，知识结构和语言能力更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虽然海外潮人文化中尚有一些消极因素，但海外潮人文化的主流，是在中华传统的文化基础上，在历史大变动中，通过动荡、分化、开拓、吸收、融合，不断壮大，并形成海外潮人文化极强的涵化力和适应力，吸收融汇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化，尤其是所在国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的环境下生成和发展，因而丰富多彩、千姿百态，文化变迁的丰富多样耐人寻思。海外潮人之所以充满活力，根本原因就是它是根埴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之上，同时它的发展过程，则是在不断的开拓中前进的。正因为如此，韩江流域海外移民的社会及其变迁，既是中国传统社会和变迁的一部分，又有其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成分。
东南亚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地区之一，与我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加强；以东南亚为最大聚居地的海外潮人，在世界经济和我国对外开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研究东南亚潮人的文化特点，可以适应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全面正常化、日益重视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的新形势，对推动东南亚经济区域的发展繁荣，促进潮汕地区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海外潮人的自身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1〕〔10〕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29、169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2〕《汉书》卷九。
〔3〕《皇朝通典》卷80，《刑制》。
〔4〕（乾隆）《东华录》六十八。
〔5〕〔15〕黄挺《〈从沈氏家传〉和〈祠堂记〉看早期潮侨的文 化心态》，《汕头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93页。
〔6〕罗香林《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第147 —148页。
〔7〕饶宗颐《潮州志·丛谈志》， 转引自马风《也谈潮汕民性》，《汕头史志》1993年第1期，第28页。
〔8〕〔13〕林风《先辈闻侨郑智勇及其所生活的时代》， 载《汕头侨史论丛》第一辑第812、234—243页； 马风《“二哥丰”——暹罗社会的一个传奇人物》，载《汕头文史》第2辑。
〔9〕参见《兰芳公司历代年册》；多第、 婆尔门《婆罗洲游踪》，载于《中华丛报》卷8第六期，第284—309页。
〔11〕罗香林《西婆罗洲罗芳伯所建共和国》第31页，注19。
〔12〕参见（泰国）洪声锐《“洪字史料探讨”》，曼谷京华银行编《行讯》（双月刊）第93期，第24页，1990年出版。
〔13〕翁奕波《战后海外华人宗族社团的演变及其特征》，《汕头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14〕黄绮文《汕头开埠以来的华侨投资》，《汕头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