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国内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期论文,年代论文,思想论文,国内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 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04(2001)03-0048-06
“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一直以来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最困难、最复杂的尖端课题。近十几年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界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和尝试，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 研究概况
严格来说，使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概念并把它作为整个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部分是在1988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门成立了“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并且召开了“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研讨会”。1989年1月，春秋出版社出版了萧延中同志主编的论文集《晚年毛泽东》，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研究毛泽东晚期思想和实践的总体水平。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标志着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正式成为一个重大课题。自此以后，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开始见于各种党史刊物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门刊物。
进入90年代以后，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涌现出一批研究毛泽东晚期思想的代表人物，如龚育之、石仲泉、许全兴、李君如、李锐、逄先知、廖盖隆等；同时，与此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的数量不断增加，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了几个方面：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关于个人崇拜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毛泽东晚期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关系等。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从1990年开始到1994年，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出现了一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这5年中发表的相关文章就有50余篇，大量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专著也纷纷问世，主要有李锐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李君如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王立胜的《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许全兴的《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艰辛开拓》等。这些专著和论文的发表，对于公正客观地研究毛泽东晚期思想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的开拓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研究工作既具有政治性又有学术性。学术界通过对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和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反思，重温和评价了毛泽东的晚期思想，试图给“毛泽东晚期思想”作出定义、划分阶段、确定其主要内容，并且对毛泽东晚年所强调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理论观点，特别是对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作了专题研究，进行了新的探讨。除此以外，通过剖析毛泽东的早期思想来研究其晚年错误也成为这一阶段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
1995年至今，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工作仍在继续，但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这方面的文章和专著的数量比前一阶段有所减少，学者们更加侧重于研究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虽然如此，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还是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开创了新的研究侧面。
在这一阶段，研究工作的思想性、全面性和科学性大大增加，学者们从文化、伦理、哲学等各个方面探讨了毛泽东的晚期思想，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同时，随着介绍毛泽东晚年生活的传记的增多以及一些相关档案资料的公开，学术界对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根源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评价也越来越公正和客观。另外，毛泽东在建国后的理论（包括正确和错误的）与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关系，不仅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而且越来越成为研究的重点。
2 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
2.1 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概念及其内涵
(1)是否能使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概念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对毛泽东的晚年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的过程中，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概念，作了有益的理论尝试。他们认为，“毛泽东晚期思想”主要是个时间概念，指毛泽东进入晚年以后这段特定时间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情况。它与“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应该属于同一系列概念，是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不同意使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概念。他们认为，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过程中，理论界就曾经放弃使用“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而代之以“毛泽东晚年错误”，充分说明这一概念的局限性。“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期思想”概念容易发生内涵和外延的双重交叉，导致人们思维上的混乱。另外，将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正确的思想放在“毛泽东思想”这个系统来讨论，容易发挥其积极的价值；如果放在以晚年错误为主的“毛泽东晚期思想”中，将有损于对这部分理论的正确理解。
但是，总地来说，“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一提法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并使用。
(2)“毛泽东晚期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两者不属于同一序列的概念。原因在于《决议》中已经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晚期思想”是把毛泽东本人的晚年阶段作为研究对象，其内涵是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所有思想，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其中，正确的部分应该归属于“毛泽东思想”，错误的部分归属于《决议》中所说的“毛泽东晚年错误”。
有的论者认为，造成“毛泽东晚期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纠缠不清还在于文字上的原因。一些学者之所以不同意晚期思想的提法，主要是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只有质的规定性，并无时间的界限，因而在“毛泽东思想”中划分出一个晚期，显然是不准确的。所以，为了避免文字上的模糊，应该把“毛泽东晚期思想”表述为“毛泽东的晚期思想”，这样就能使人们走出由于文字的歧义而造成的误区。应该说，学者们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确有可取之处。
(3)“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内涵
对此，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1988年“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课题组召开的讨论会上提出的观点：“毛泽东晚期思想是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实践证明，这个体系基本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基本倾向是错误的，但其中也包含着某些正确的思想。”
有的学者则赞同另外一种表述：“毛泽东晚期思想是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的具有深刻矛盾的体系；是错误方面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但又包含着一定的正确思想和合理因素的复杂体系；是长期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在国际国内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体系。”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内涵表述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越来越趋向于全面和科学。
2.2 关于“晚期”上限的确定和“晚期思想”的阶段划分
这两个问题是“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中引起争议较大的地方，学术界目前尚未取得共识。
(1)“晚期”的上限从何时算起
目前，对这一问题至少有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晚期应该自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发表之后；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该把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作为上限；第三种意见认为晚期起自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第四种意见是认为从人生的自然规律来看，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才开始进入晚年时期，而1956年至1971年只是其老年时期。
(2)关于“晚期思想”的阶段划分
对此，学术界的意见可以被归纳为“两类三种”。所谓“两类”是指“三阶段论”和“四阶段论”；“三种”指除了“三阶段论”之外，在“四阶段论”中又细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各个观点的具体内容如下：
持“三阶段论”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第一阶段是由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到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在这段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开始由正确转向错误，提出了一套极左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成份的思想。第二阶段是1962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期间，毛泽东的左倾冒进思想遭到挫折，加上党内外的不同意见有所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矛盾的激化，使毛泽东误认为这些都是修正主义的体现，因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力图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修防修。第三阶段是从1966年至1976年，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发动了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四阶段论”中，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把“三阶段论”中的第一个阶段再划分为两段，即1956年至1957年为一个阶段，这个时期以“十大关系”、“两类矛盾”、“双百方针”等为标志，主要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1958年至1962年为另一阶段，以“三面红旗”为标志，毛泽东提出了一套空想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种意见是许全兴在其著作《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中提出来的。他认为，1956年至1976年这二十年间，毛泽东的晚期思想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受国际事件的影响，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抛弃了原来提出的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第二阶段，从1958年至1960年。毛泽东的急于求成思想和平均主义、空想主义思想急剧膨胀并开始被付诸实践，致使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蔓延到全国。但是，此时的毛泽东还能纠正一些自己的极左思想。
第三阶段，从1961至1965年。这是毛泽东对前一时期思想的调整阶段。他致力于反修防修，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日趋严重。
第四阶段，从1966至1976年。这是毛泽东发动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阶段，左的错误发展到了全国。
2.3 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特点
对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特点的研究是随着晚期思想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而展开的，并且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只有准确地把握了这些特点，才能使我们认清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工作的艰巨性，有针对性地对毛泽东思想作出切中要害的分析。综合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毛泽东晚期思想的主要特点有以下方面：
(1)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指的是毛泽东晚期思想中正确与错误交叉并存的情况，许多学者对此作过细致的分析。他们普遍认为，晚年的毛泽东为了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曾经提出过许多理论和设想。在这些思想中，有的基本正确但又不够完善；有的基本错误但也包含某些片面真理；有的本来是基本正确的，却在发展过程中走过了头，反而变成了谬误。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复杂性，导致了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复杂性，造成只有极少数正确的理论被付诸实践，其他一些基本正确的理论在实践上没能贯彻，大量的错误理论肆意蔓延的严重后果。
(2)内在矛盾性。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毛泽东晚年的这种矛盾性，比如从认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到“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既反冒进又反保守”到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从坚持群众路线，反对个人崇拜到认为“应当坚持正确的个人崇拜”，并在实践中大搞个人崇拜；从认为“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到坚持“真正的左比右好”；从提倡发展生产力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承认“价值法则”到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等等。此外，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动机目的与方针方法的内在矛盾性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2.4 “毛泽东晚期思想”中的正确成份及其评价
这是近几年来学术界一直在探讨、发掘、整理和研究的问题，也是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的领域之一。研究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把毛泽东晚年一些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从错误思想中剥离出来，以便纠正过去人们一提毛泽东晚年就只讲其晚年错误的非科学的认识，并且将这种合理的成分置于现阶段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加以重新审视和思考，挖掘它们的现实意义并使我们从中得到启示。学者们普遍认为，毛泽东晚期思想中的正确成份主要有以下内容：
1958年纠正“共产风”时，提出要保持和发展商品生产以及利用商品交换原则和价值规律的思想；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阶段可分为不发达和发达两个阶段以及关于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关于从严治党，反对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党内腐败现象的思想；坚持群众路线、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的思想；提倡唯物史观，反对“天才论”的思想；经济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国际斗争中坚持反帝反霸的斗争策略，以及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等等。
在这些晚期思想的积极成份中，被学者门研究较多的是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思想以及反腐败思想，且以90年代初期发表的论文居多。这是学者们面对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北京政治风波的国际国内环境，面对人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以及人民群众对于党内腐败现象的强烈不满和对于恢复党的优良作风抱有很大的期望的现实而进行的理论尝试。他们普遍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在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研究者夸大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思想或者轻率避开这一思想在实践上的错误以及产生的后果，不做全面的历史的考察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学术界出现一些以出国留学的学者为主的所谓“新左派”，面对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病，他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认为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些做法没有错，不仅不应全面否定，反而应该挖掘其中的“制度创新”，以拨转中国进入全球化的错误趋势。这种观点一经提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使不少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文革”产生了一种怀旧心理。目前，学术界对新左派的观点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因而，在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积极成份的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有的研究者认为，在毛泽东的晚期思想中找不到一个思想是绝对错误的，即使在错误成份中也包含正确的东西，因而提倡要大力宣传这些积极的思想。然而，也有不少研究者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这种看法不够冷静和客观。他们主张应该具体地考察毛泽东晚期每一种思想提出的具体的环境和背景，既不能在抛弃错误的理论体系的同时把包裹着的合理内核一同扔掉，也不能将含有积极成份的理论不加分析地统统接纳和肯定；研究毛泽东晚期思想中的正确的成份，不单是为了挖掘和肯定其积极方面的价值，更为了体现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所以学者们建议采用批判继承的方式来对待这些思想。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后一种观点持赞成态度。
2.5 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中的错误理论及其原因
学者们对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研究工作起步很早，先于晚期思想研究大约十年。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侧面，深入挖掘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使研究工作有了可喜的进展。
(1)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中的错误
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晚期思想中的错误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方面和阶级斗争方面，包括：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超越历史阶段的空想论；急于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急于破除资产阶级权利，否定物质利益原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观问题；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反修防修的问题上走极端；默认和鼓励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等。但是，对于诸种错误所包含的内容、错误的性质、发展演化的过程等，学术界的意见尚且无法统一。
例如，在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观的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它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后期在理论和实践上走了弯路，形成了某些超越阶段的空想论；而少数学者则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一种乌托邦似的理想并且受了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框架依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尽管其中夹杂着许多空想的因素，但这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的教条主义的理解，是把战争时代的一些成功经验绝对化，因而不能把它与空想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毛泽东虽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但不是“唯意志论”。
在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问题上，有的学者偏重于对毛泽东个人主观因素的分析，认为长期的领袖地位以及历史上独排众异而取得伟大成功的经验使毛泽东过于自信，以致发展为后来的唯意志论和高度集权；有的学者强调国际因素，认为毛泽东从反对到欣赏个人崇拜与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导致苏联以及东欧一些国家的混乱有着很大的关系；还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专断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还有传统和体制的因素。缺乏民主传统、高度集权制、监督机制不健全都给个人专断提供了土壤。
(2)如何分析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讨这个问题，他们从政治、经济、哲学等各个领域入手，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全面科学的阐述。尤其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在深刻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原因与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的成功实践作了对比，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胡乔木同志对中国为什么在1958年至1978年这二十年长期犯“左”的错误曾作过系统的论述，这也是对毛泽东晚年犯左倾错误的原因的比较科学和公正的总结。他说：“在1958～1978这二十年间，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的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第二个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在政治经济领域提出“政治统帅经济”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使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等都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第四个原因是1950～1970年国际环境恶化使中国长期处于备战状态，扰乱了中国的建设步伐，使经济建设服从于备战的需要，也造成了中国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很不合理。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
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晚年失误的理论根源在于对马克思关于小生产理论及其与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出现偏差。有的学者从哲学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毛泽东没有处理好物质与精神、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等关系，也没有找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正确途径，这是导致其错误的哲学根源。还有的学者从毛泽东晚期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中研究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发挥了历史研究察往知来的社会功能，为研究毛泽东的晚期思想开辟了新的侧面，提供了新的思路。这种观点指出只有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方法还不够，必须加上“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作为中间环节。不能作到这一点，是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之一。
纵观十几年来的研究状况，总地看来，“毛泽东晚期思想研究”这个难度较大、政治性和学术性较强的课题在学者们的长期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3 问题和建议
相对于毛泽东其他方面的研究来说，“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还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入。另外，在研究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从90年代以来发表的论文和专著的数量来看，多适应当时的社会潮流集中于1993年前后，而在1995年以后则明显减少；论文质量以及观点的创新性、科学性和价值性还有待提高；一些文章或著作只是限于材料的堆砌，理论分析不足等等。
研究毛泽东晚期思想有异常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需要处理好许多关系。这要求研究者首先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敢于和善于做别人不愿做的艰苦工作，不断提高科研水平。“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此外，还要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全面具体地搞好研究，将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不作毫无根据的渲染、猎奇和带有个人主观情绪的责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历史，才有利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要联系当前实际，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总之，学术界仍应在原有的基础上将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研究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不断有所进步，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