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流动少年犯罪的社会工作行为研究&以昆明市F社区为例_青少年犯罪论文

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的 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以昆明F社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昆明论文,社会工作论文,为例论文,青少年犯罪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5)04-0117-12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凸显。根据2008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十一五”期间青少年发展状况》和《“十一五”期间青少年发展趋势报告》①，“十一五”期间，我国未成年人(18岁以下)犯罪持续每年持续上升，五年间共上涨68%，其上升幅度远远超过青少年(14岁～25岁)罪犯及全国罪犯总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国八个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对流动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进行的调查显示，在有效样本中，流动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比例占到了66.4%[1]。可见，流动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青少年犯罪中的主体，开展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的服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犯罪研究中，“青少年犯罪”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青少年犯罪是刑法学上的概念，即已满14周岁未满25周岁的人实施了危害社会、触犯刑事法律、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而广义的青少年犯罪是犯罪学上的概念，包括已满18周岁未满25周岁的成年人和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和不良行为。本研究中的青少年犯罪概念是指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和不良行为。本研究以昆明最大的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F社区中的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的社区服务为个案，探索如何从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出发，通过提升流动青少年的抗逆力，促进其正面成长，积极融入城市生活，减低违法犯罪的风险。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关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犯罪的原因分析和如何预防两大方面，主要观点如下：

      (一)社会学的研究强调社会结构和社会冲突对流动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建议通过加强各种制度建设，减少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来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

      程春华[2]通过对东莞青少年犯罪的调查，发现其中85%以上是外来青少年，并认为诱发其犯罪的有几个特殊因素：从熟人社会进入匿名社会导致的犯罪精神成本下降；职业及文化冲突引发心理失衡；社区控制功能弱化、城市人文关怀不足等导致其在城市发展中的不适应。陈明香[3]认为，由于空间环境的变化，流动青少年多半不适应快速变化、异质性强的环境，而由于脱离了原有的人际交往网络，流动以后交往对象中越轨者增多，同时社区生活参与程度低，无法形成对城市的归属感，从而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杨建等[4]从社会冲突论的视角审视流动青少年犯罪现象，立足于社会冲突的原因是不同利益集团对稀缺资源的争夺这一基石，他们将流动青少年犯罪动机分为现实性犯罪和非现实性犯罪两种类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针对现实性犯罪的诱发因素，他们认为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支持系统，并且合理分配城乡教育资源，建立公平教育格局。针对非现实性犯罪的措施是淡化户籍制度，加强流动青少年和城市居民的联系，促进城市融入，增强相互理解，同时建立相关的利益表达机制，缓解流动青少年的紧张和压力。

      (二)心理学的研究强调流动青少年自身调节能力不足是犯罪的主要原因

      郑红丽等认为戈弗森等人1990年提出的“一般犯罪理论”是目前国际上解释青少年犯罪原因的重要理论。该理论其中有“低自我控制”和“犯罪机会”两个主要概念。戈弗森研究发现，大多数青少年犯罪行为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造成的损失很微小，犯罪者获益也不大，犯罪者只不过是想追求立即满足，而不顾长远后果。低自我控制者包含几项特征：立即满足的倾向，缺乏勤勉与毅力，冒险、体力取向，缺乏一技之长，自我中心、漠视他人与挫折容忍度低等。他认为低自我控制是不良或无效的社会化所导致的，而家庭教养与学校的教育对其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于犯罪行为发生的另一个条件——犯罪机会应具备三要素：一为具有能力及倾向的犯罪者；二是对犯罪者而言，有合适的犯罪目标物；三是足以抑制犯罪发生的保卫人员不在场，三个条件在特定时空的聚合足以使犯罪事件发生，缺一不可[5]。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三者之间需要一个协调、平衡的关系，而犯罪者几乎没有能力抑制本能的冲动，个人被其本我所控制，这样妨碍了自我的发展，道德化的超我失去约束力，从而沦为罪犯[6]。

      (三)社会工作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发挥专业优势，开展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

      王伟[7]认为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具有优势：社会工作可以弥补社区矫正中刑罚执行刚性化的不足，强调助人自助，适应社区柔性的特征；社会工作可以弥补社区矫正中刑罚执行虚化的不足，社会工作采取主动的、上门服务方式，可以及时了解矫正对象的动态和需求；社会工作可以弥补社区矫正中社会关怀的不足，充分发挥资源整合者的角色，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搭桥铺路。邓蓉[8]则认为社会工作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工作方法，可以通过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与被矫正青少年建立互动关系，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帮助他们解决诸如就业等问题。

      总之，现有的关于流动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犯罪原因、预防和矫治青少年犯罪的对策建议，理论和方法层面的讨论比较多，而对于如何开展预防和矫治流动青少年犯罪的实践研究较少。

      二、研究的基本框架

      (一)理论指导

      1.人在情景中的视角。从社会工作“人在情景”中的视角来看，流动青少年违法和犯罪行为的产生与其自身的人格发展，教育、就业、人际交往及社区认同都有密切的关系，是流动青少年与城市社区环境互动不良的结果，是流动青少年没有能够很好地融入城市生活的表现。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的关键是有效地调节流动青少年与城市生活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促进其积极融入城市社区。因此，预防青少年犯罪并非只是简单地宣传有关犯罪及法律方面的知识，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控制”，还要从流动青少年群体和其所处的家庭和社区环境入手，促进青少年与其所处环境的良性互动。

      2.抗逆力理论。对抗逆力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时的一些学者发现处于高危环境中的儿童不一定都成为“问题儿童”，生活在逆境中的一些孩子能够顺利地成长，有些孩子可以成为有价值、有能力、值得信赖和关心别人的年轻人。抗逆力研究的先驱者加梅齐[9]对伦敦六个贫民区的家庭进行了观察，发现这些家庭虽然生活在充满犯罪、毒品和暴力的环境中，但他们的孩子并没有成为“问题儿童”，主要原因是父母对他们的教养和反应具有弹性，注重其在校成绩，给他们灌输积极的人生观，维持家庭的良好气氛。他把上述特质归纳为三项保护因子：积极人格特质的建构，家庭支持系统的建立及社会支持和外在资源的建构。他认为抗逆力是每个青少年身上都有的潜质，但需要被激发，也就是说抗逆力是先天遗传和后天训练的结果，是在个体和困难环境抗争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应用抗逆力理论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工作可以克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主要针对流动青少年的缺陷开展预防犯罪工作的弊端，更多地关注流动青少年群体的优势和潜能，通过鼓励、支持等使青少年群体在整体素质上有所提高，优势更加突出。因此，本研究以流动青少年的抗逆力建设为核心，通过开展一系列的社区服务，推动流动青少年的社会参与，满足流动青少年的自我发展的需求，树立其自尊和自信，构建其积极的人格特质。同时，本研究也注重在提升流动青少年抗逆力的同时，改善流动青少年的社区生活环境和家庭环境，为其积极融入城市社区营造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

      (二)内容与方法

      1.主要研究内容。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阐述流动青少年在城市融入中面临的主要问题；(2)探索如何通过社会工作提升流动青少年的抗逆力，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3)反思本土处境下，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的对策建议。

      2.研究方法：行动研究。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Lewin)于1944年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就是研究课题要来自于实际工作者的需要，研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研究由实际工作者和研究者共同参与完成，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实施，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改善社会行动为目的，勒温把这一研究类型定名为“行动研究”[10]。行动研究的焦点在于即时的应用，不在于理论的发展，也不在于普遍的应用，它只强调贴近情境中的问题。行动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行动研究是否具有价值，就在于看他对实际情况的改进多少。[1l]

      本研究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组织云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依托F社区的青少年社工站，围绕昆明F社区流动青少年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需要出发，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以提升流动青少年抗逆力为核心的整合的社会工作服务。在本研究中，行动研究主要是通过评估流动青少年融入城市社区中的问题，设计社会工作服务计划，开展社区服务及评估服务效果，并反思实践过程等几个环节来完成的。

      3.研究地点介绍。云南省昆明市目前正处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之中，F社区是昆明第一大“城中村”，面积约1.8平方公里，有2556栋出租房，本地村民4300人，外来流动人口7.2万人，流动儿童青少年约占社区总人口的10%。这些流动儿童青少年有些是在城市出生的，有些很早就被带到城市中生活，与农村的联系已经很薄弱，对未来在城市的生活和发展有着很高的期望。但当前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合状况不容乐观，义务教育机会不公平，大多数儿童青少年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许多流动青少年初中毕业被动进入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一部分流动青少年成为“三失”(失业、失学、失管)青年，整日流连于网吧、街头，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筹措娱乐消费的资金，不时偷盗、抢劫，社区中具有一定黑社会性质的不良团伙大多由这些“三失”青少年组成，成为社区社会治安的隐患。据当地派出所领导介绍，最近几年，F社区中违法犯罪案件中90%以上是流动青少年犯罪，犯罪者的年龄集中在12岁～18岁，犯罪类型以财产型犯罪为主，如偷盗、抢劫、“拔毛”，犯罪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大部分都是流动青少年。F社区内的派出所所长说：“我们辖区内未成年人的犯罪的特点主要就是一个带一个，今天可能是他被侵犯，明天可能就反过来，他去侵犯别人，犯罪群体之间主要是同学、同伴关系。”

      三、行动研究的过程

      (一)分析F社区中流动青少年面临的主要问题

      1.缺乏公共活动空间和服务设施。除了刚刚建立不到一年的F社区青少年社工站之外，社区中没有提供儿童青少年活动的公共设施。社区中的网吧、麻将室、游戏室、成人用品商店、洗头房、黑网吧等较多，大部分流动儿童青少年休闲时间只能流连于街头、网吧，很容易从社区中获得不良信息和刺激，影响其健康成长，甚至诱发违法犯罪行为。

      2.学校教育的质量较差。整个F社区只有一所公立学校，能进入这所公立学校读书的流动儿童不足20%，80%以上的流动儿童只能到社区中的其它三所私立民工学校就读。这些私立学校主要以营利为目的，教育质量较差，不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和课外教育。我们在对一所私立学校副校长的访谈中了解到，私立学校由于自身营利等性质的要求，课程进度快，假期时间长，私立学校的学生有着大量可自由支配的课余时间，一些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较低，如果再缺乏家长的管束容易受到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3.家庭功能较弱，亲子关系不良。在社区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流动人口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和情感支持功能较弱。大约60%的家长很少或从不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也极少花时间和孩子交流，亲子关系紧张或者疏离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家长向我们反映孩子不听话，难教育。而流动青少年也对我们说父母不了解自己，跟父母无话可说。亲子关系紧张或疏离，容易将成长在复杂社区环境中的流动儿童青少年推向社区中的不良群体，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4.人际交往能力差，同伴支持较弱。频繁的家庭流动导致孩子时常跟随父母搬家而无法与同学、邻里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大部分流动青少年很难与同辈建立友谊。由于缺乏正式的城市居民身份导致其对所生活的社区没有认同感和责任感，在农民工学校中，流动青少年与同学的关系疏离，对班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低，同辈支持较弱。

      5.缺乏尊重意识和自我控制力，行为冲动。调查中我们发现流动儿童青少年日常生活较为闲散，语言行动自律性很低，很多孩子都存在用言语或肢体攻击他人的情况，同辈之间经常出现以粗口吵架或打架的情况。一些流动青少年不知道如何尊重自己，对于尊重他人和获得他人的尊重的意识也较低。此外，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是困扰流动青少年的主要问题之一，特别是在与父母相处的过程中，父母迫切地期望他们能更优秀而给他们更多的管束，却加重了子女的逆反心理，造成与父母的沟通障碍以及情绪困扰，这些问题很容易导致其产生心理和偏差行为，引发冲动型犯罪。

      6.缺乏职业规划，不知道如何求职谋生。F社区大多数流动青少年对于自己未来有非常美好的憧憬，如将来能考上大学或在昆明有一份收入高、体面的工作。但大部分流动青少年初中毕业就意味着要出去找工作，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如何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顺利就业却知之甚少，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让他们不知道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对前途和未来没有信心。

      (二)服务方案设计

      针对F社区中流动儿童青少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以流动青少年的抗逆力建设为核心，设计了一个社区综合服务计划。我们围绕抗逆力的6个方面设计了生命教育、家庭与社区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职业生涯规划四大板块的服务计划(具体见表1)，即(1)增加亲社会联结，完善社会支持网络。我们通过生命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和家庭及社区文化建设等活动，强化流动青少年的家庭支持、同伴支持，并引入高校社会工作服务和大学生志愿者等服务资源，完善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2)学习生活技能。通过生涯规划、生命教育等活动，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自我价值感，学会与同伴友好相处，拒绝不良团伙的诱惑。(3)建立清晰稳定的边界，提高青少年的辨别能力和认知能力。青少年之所以陷入风险与危机，源于他们界限模糊，自我失控。因此，使青少年明辨是非界限、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好办事的尺度，是避免问题行为产生的关键。项目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和社区文化建设等活动，提升流动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促进其正面成长。(4)提供关怀与支持、给予较高的期望。关怀和支持是提升抗逆力的关键，缺少关怀的人几乎不可能克服逆境。我通过家庭文化建设、班级团队建设、社区志愿者服务、大学校园行等活动，让流动青少年更多地感受到社会和家庭对自己的期望、关怀、支持和爱护，激发他们积极向上的成长动机。(5)建立和表达高期望。即激发青少年的成长动机，激励他们积极参与各种活动，自己做决定，对自己负责。项目通过培养流动青少年社区骨干，让他们自己设计、策划社区志愿者服务等活动，挖掘其潜能，帮助流动青少年在社区中树立正面形象，培养其社会责任心，除去“小混混”等污名。(6)提供机会，促进发展。项目实施中充分发挥了流动青少年的主体性和积极性，通过开展家庭、社区、校园、班级文化建设，为流动青少年提供参与社会社会生活的机会。

      

      (三)实施过程

      1.生命教育。在青少年生命教育小组中，我们的目的是让流动青少年建立正确的自我意识，提升青少年的自信心及抗压能力；培养乐观心态，学会调节负性情绪的方法；尊重生命，热爱生命，远离艾滋病与犯罪。社工实习生们应用游戏、角色扮演、知识竞赛、心理剧等方法提高了服务对象的参与度。小组结束后，许多成员反馈“参加这次活动很有意义，并且让人印象深刻，收获很多”。正如一位组员说的：“这次活动让我们全面认识了自己，知道生命是独一无二的，让我们知道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去爱护和保护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觉得自己很特别，有很多优点，让我们有信心去面对任何困难；闹情绪时我们该怎样消除负向情绪，培养积极情绪，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迎接挑战。”

      2.家庭与社区文化建设。为了改善流动青少年的生活的微观和中观环境，我们开展了家庭文化和社区文化建设，家庭文化建设的重点是提升家长的教育意识和教育能力，改善亲子关系；社区文化建设的重点是培养流动青少年的志愿服务骨干，开展志愿者服务和休闲文化建设两大方面。

      (1)家庭文化建设。重点是介绍青春期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我们通过游戏等形式让家长能站在孩子的立场上看待青春期成长中的困扰，积极开展家庭性教育。参与小组活动的家长刚开始对性教育持反对或不支持态度，活动结束后大部分家长对性教育有了新的认知，认为有必要对孩子开展性教育，表示非常需要志愿者对自己的孩子开展性教育。通过培训，家长们学会了教育孩子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正如妈妈们在活动结束时总结中说的：“要注重对娃娃的思想教育、多角度、循循善诱，慢慢来；遇到矛盾要冷静，不能逼得太紧；让大的孩子起榜样作用；冷处理，先不吵；从小开始好好抓教育；适度满足需求；让孩子喜欢自己；鼓励和惩罚并举；讲道理和打一起实施；了解孩子的性格，选择适当的方式；奖罚分明。”同时，我们还通过个案工作的形式，对几个亲子暴力严重的家庭进行了干预，干预的重点是培养父母同感的能力和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此外，我们还对一些亲子关系紧张和疏离的青少年开展了“亲子沟通小组”，帮助流动青少年学习正向的沟通方式，交流和分享与父母沟通的正面经验，学会理解尊重父母，处理好与父母的冲突，增进与父母的情感连接。

      (2)社区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流动青少年社区骨干培训。为了帮助社区中的流动青少年学会独立与合作，成为有关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新青年，我们从参加生命教育小组的成员中招募了15名社区青少年骨干(六年级以上的青少年)，通过小组工作、讲座以及社区志愿者服务等形式对其进行培训。培训结束后，通过分组讨论，骨干们提出了在F社区中可以开展的志愿者服务有：控烟教育、社区环保等。针对社区骨干们希望开展“控烟教育”的想法，项目组联系了昆明超轶(从事青少年控烟的公益服务本土NGO)的工作人员为对其开展了培训。志愿者们把学到的控烟的知识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进行了宣传，得到了家长和社区居民的赞扬和肯定。第二，社区环保行动。项目工作员协助社区流动青少年志愿者进行了两次社区环保卫生行动。在社区居委会和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社区青少年骨干带领社区中的一些儿童志愿者共37人开展了社区环境卫生清洁活动，他们清扫社区垃圾，修理河道边的安全护栏，悬挂警戒告示牌(预防儿童溺水)以及向社区居民倡导保护环境的理念。他们的行动让社区内的卫生得到了改善，损坏的河道安全护栏得到修复，一些社区居民表示要改变乱扔烟头和垃圾的行为，并对流动儿童青少年志愿者们的行为表示赞许和支持。在第一次志愿者服务的基础上，青少年骨干们及时总结了经验，独立开展了第二次行动。内容为改善人流量最高的步行街以及水果摊位的环境卫生，共有30位流动儿童青少年志愿者参与了这次行动。志愿者除了清理垃圾、张贴海报宣传环保之外，还在社区内部悬挂了20多个自制的移动烟灰缸以方便行人丢放烟头及牙签等。此外，社区骨干还就水果摊位卫生管理与每一个水果摊位的老板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度访谈，了解摊位老板对改善社区水果摊卫生状况的建议。第二次行动强化了第一次活动的效果，更加有目的性和针对性，也锻炼了青少年志愿者开展社区调查，与成年人沟通的能力。第三，青少年休闲文化建设。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流动青少年的需求中排在第一位的需求是游玩类需求，占44%。于是，项目组成员与社区青少年骨干一起设计、组织和实施了一系列青少年休闲文化活动，具体包括：电影赏析，兴趣小组，社区剧场等。我们在社工站组织了每月2次的电影赏析活动，一方面是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健康的娱乐服务，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看电影之后的讨论，对服务对象进行预防犯罪教育。

      我们还在评估儿童青少年的兴趣爱好的基础上，成立2个兴趣小组。一个是以舞蹈、音乐、走秀为主要内容的艺术团；另一个是以绘画、写字为主要内容的美术小组。两个兴趣小组都由流动青少年社区骨干进行带领和管理，并定期开展活动。兴趣小组的成立使一部分有特长的青少年骨干有了展示自我，并将自己的才艺传播给其它小伙伴的机会，大大提升了这些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针对社区青少年中吵架、打架、欺凌等不良行为较多的情况，为了让流动儿童青少年认识校园暴力行为的危害，提高其明辨是否的能力，学会预防暴力及应对暴力的方法，我们发动了社区中的一所民工学校的一些初中学生及和大学生志愿者合作，通过自编、自导、自演的形式，将发生在身边、比较典型的校园暴力事件用社区戏剧的方式到学校做宣传，表演结束后我们和青少年观众一起探讨面对校园暴力我们需要做什么，并教会大家一些应对暴力的方法。

      (3)职业生涯辅导。如何确立合理的职业理想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是流动青少年在走向社会之前必不可少的一课。项目组的老师招募了15个即将初中毕业的青少年举办了职业生涯规划团体辅导，活动共有7次，目的是帮助社区青少年全面地了解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现自己的潜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做好职业规划，成为社会有用之人。具体内容和方法见表2。

      

      项目组的老师通过讲解、情景剧、角色互换、小组讨论及邀请社会上的资深人士接受流动青少年访谈等方式，使参与职业生涯规划的流动青少年对自己有了理性的认识，发现自己的潜能和力量，整合身边的资源，收集有价值的信息，并运用科学正确的方法制定自己的职业目标和人生理想。

      (4)校园文化建设。针对流动儿童青少年因流动较多，在社区内部无稳定同伴关系，对学校的认同感、归属感差等特点，项目组特意设计了以班级团队建设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服务，目的是增强流动青少年的团队意识和班级凝聚力，强化其同辈支持。具体内容包括：班级团队建设团体辅导，大学行、流动青少年与本地青少年的联谊活动。

      在班级团队建设服务过程中，工作人员采用游戏、小组讨论、视频播放与分析等多种多样的方式，让组员参与到班级团队建设中，说出本班级的优缺点，说出自己的优缺点，然后大家一起制定解决方案，并为了实现班级目标、个人目标而积极改变自己的个人行为。

      尽管大部分流动青少年在昆明生活时间超过5年，但他们对昆明的了解和认识很少，与昆明本地青少年的接触也很少。为了帮助他们认识昆明，有机会与昆明本地青少年交流，我们组织了“大学行”和“流动青少年与本地青少年联谊活动”。项目组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带领流动青少年参观了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陆军讲武堂等地。这次大学行让他们走出了狭小的城中村社区，走进高校，了解大学生活，认识了昆明的历史和文化，接受了革命历史教育，激发了他们奋发向上的意愿。在昆明户籍青少年和流动青少年的联谊活动中，我们通过热身游戏、自我介绍、才艺展示、知识竞赛(昆明的人文地理知识)、祝福新朋友等环节，促进本地青少年和流动青少年的互动交流。

      (四)效果评估

      虽然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抗逆力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但是，许多临床实践表明，提高抗逆力的关键在于把握好个人品质、家庭支持和外部环境支持系统这三种资源之间的最佳匹配(于肖楠、张建新，2005)[12]，也就是加梅齐所说的三项保护因子的建构。本项目实施后的主要效果是：

      1.流动青少年个人品质得到提升，行为改变明显，社区的治安状况改变明显。从项目实施过程可以看到，参加活动的青少年个人品质和行为都有了明显的改变，主要表现为：(1)爱护生命，自我保护的意识提升。儿童青少年了解生命的起源，更加珍爱生命，掌握了艾滋病相关知识，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下河捕捞玩耍、群体之间相互打骂现象减少。(2)休闲娱乐方式趋于健康。突出表现为以看电视、打游戏为主的娱乐生活减少，更乐于参与社工站组织的娱乐活动，如看书、下棋、画画、舞蹈等。(3)对未来有了积极的思考和行动。流动青少年在参加了职业生涯规划小组之后，对于自己未来有了理性的思考，迷茫感降低。(4)社区环境保护的意识提高和社区归宿感增强。通过2次以社区环保为主题的志愿服务后，儿童青少年对于社区环保的关注度提高，社区归属感增强，乱扔垃圾、损坏河道防护物等现象减少，流动儿童青少年还会相互督促减少随意扔垃圾的行为。(5)自我效能感、自尊和自我认识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变。由于项目的服务内容较多，很难通过某个一个量表来反应我们的服务成效，但我们还是对流动青少年职业生涯规划服务效果进行定量的评定，发现流动青少年的自尊心、自我评价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具体见表3。

      

      值得强调的是，在社工站工作人员和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F社区青少年违法犯罪项目明显减少。当地派出所领导告诉我们，社工站成立以来，社区治安情况明显改变，2013年刑事案件的发生率比2012年减少了25%，多发性侵财性案件的发生下降了38%。

      2.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明显改善。(1)家庭教育得到重视，亲子关系改善。项目实施以来，我们看到家长们逐渐开始重视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他们愿意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抽出时间来参与活动，也能把学到一些知识运用于生活中。一些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碰到困难还会主动到社工站咨询工作人员，倾诉教育孩子中的烦恼。通过亲子沟通小组，流动青少年学会了换位思考，亲子的关系得到改善。最突出的表现是一些青少年对父母的厌恨和不满得到化解，能体会到父母对自己的苦心并开始尝试理性地处理矛盾，并及时表达自己的爱。正如一位流动青少年说的：“参加活动之后，让我明白了是因为父母的相爱才有了我，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很辛苦，同时爸爸为了赚钱养家也很辛苦，但是他们同时也很幸福，我们要学会感恩，不管是写信表达，还是语言表达，或者用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学会对父母的爱和感恩。”另一位青少年说：“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吵架，好几天都没有和妈妈说话，但自从我来参加亲子关系这个小组活动之后，我认识到是我做得太过分了，我应该理解妈妈，于是我勇敢地去和爸爸妈妈沟通，事情就过去了，我和妈妈又和好了。”尽管改善流动青少年亲子关系的过程是漫长的，但他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社区环境发生积极改变，对青少年成长的支持性增强。校园是青少年学习和结交朋友的重要场所。开展校园文化和班级团队建设活动后，参与活动的流动青少年对班级及校园的正面认识有所提升，同学之间建立起了更亲密的关系，流动青少年自己动手净化校园环境，美化教室，学校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有所增强。一位参加班级团队建设的组员说：“我觉得参加这次活动，我的收获很大，我很喜欢这次活动，我认为活动应该坚持举办，参加这个小组的大学生志愿者也很好，用开朗的方式教育我们大家如何与同学相处，让我交到了更多的朋友，认识更多的人，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也让我的朋友关系更好更融洽，我很喜欢这个小组。”

      社区居委会对流动青少年的关心和支持增加。由于F社区治安问题较为突出，社区居委会把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作为主要工作，用居委会领导所说就是：“社区治安好了，才有人来这里租房，本地居民的收入才能增加”。但社区居委会注重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教育，提供的服务比较少。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有意识地把社区居委会拉入我们的项目中来，如在社区环保志愿者服务中，我们邀请社区居委会的5位领导参加社区志愿者的行动，让他们有机会走进流动儿童和青少年，提升他们对外来流动青少年的关心和支持力度。尽管让社区居委会把流动青少年纳入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们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社区居民对流动青少年的关注和接纳程度提升。在服务过程中我们注重提升流动青少年在社区中的正面形象，尤其是经过青少年的一系列社区志愿者服务之后，河道边的安全防护得到修缮，社区卫生情况有所改变，社区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对流动儿童、青少年的志愿服务行为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社区居民对流动青少年的接纳和关注度明显提高。

      四、实践反思

      (一)在流动人口集中的社区建立社会工作服务站，为流动青少年创建积极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促进其与环境的正向互动，是预防其犯罪的前提

      梁启超先生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毫无疑问，少年弱则国弱。流动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最大困境就是“身份危机”，如果身份危机不能得到解决，很容易引发犯罪行为。因此，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的重点，不应该是通过对其加强教育、管理和控制，被动地开展预防工作；而是要从满足其被关心、被尊重、被期待、积极参与的需要出发，服务者和服务对象一起构建一个积极生存和发展环境，促进青少年与环境之间的正向互动，这是预防其犯罪的首要前提。在以往的未成年预防犯罪体系的构建中，虽然已经注重“教育与惩罚”相结合，但是还相对缺乏“服务”的理念，更缺乏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组织。希望各级政府尽快将流动儿童和青少年纳入社区服务公共体系，依托政府相关部门、高校和民间社会组织在流动人口较多的社区建立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站。社会工作对未成年犯罪问题的介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用一种更加专业的工作方法为流动儿童和青少年构建一个有助于其接受社会化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的良好环境。我们的实践也证明，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和科学的助人方法植入社会服务机构，通过抗逆力建设，促进流动青少年的正面发展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

      (二)推动流动青少年成为服务的主体和推动者是服务的重点

      从本项目的经验来看，如何调动服务对象的参与积极性，发挥其潜能，是服务是否成功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社工的主要角色不是训练者、教育者，而是“赋权”者，在赋权的过程中，要鼓励流动青少年把自己看作是解决问题、改变现状的行动者，肯定流动青少年修正错误认知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能力，使其成为预防流动青少年同伴欺凌和违法犯罪问题的主体。

      (三)唤起偏差行为青少年的“耻感”，是预防其落入犯罪深渊的关键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耻的文化”，深藏在中国人心中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是“知耻心态”[13]。羞耻心或“耻感”，是一个人因自己的言行的过失而产生的心理，表现为对自己违背内心的善恶、荣辱标准而产生的不光彩、不体面的心理，或因周围人的谴责而产生的自责心理。根据羞耻心理产生的机制，一个人一旦产生了耻感，它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具有巨大的调节、规范和约束作用。一方面，它能约束个体不去做社会不认可的羞耻之事；另一方面，它能促使个体改过向善。在本研究开展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社区流动青少年骨干小军，一次偶然在街上碰到多年前对他进行抢劫的“仇人”，小军便找来几个朋友，对仇人进行报复，将其打伤。事后，小军因害怕承担责任曾想逃跑，但经过一番挣扎，小军最终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派出所投案自首。他说：“发生这件事，我觉得最对不起的是社工站的领导(派出所所长)，我的家人，还有关心我的社工，我觉得没脸见他们。如果我跑了，就更对不起他们。所以我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可见，在提升流动青少年抗逆力的过程中，要通过社会服务，提升家庭、社区、同伴及其成长中的重要他人对流动青少年的正面期望，唤醒其耻感，促使其知耻而后勇，是预防其犯罪或抵御进一步滑入犯罪深渊的关键。

      这一方面通过提升流动青少年的抗逆力，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期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参与社区建设的能力，抵抗社区中不良因素对青少年的成长的影响，减低流动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流动青少年的参与，积极改善家庭与社区环境，促进流动青少年建立对城市社区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推动其融入城市社区。

      ①中国青少年研究网www.cy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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