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怎样对待马列著作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列论文,是怎样论文,著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通过研读《邓小平文选》分析邓小平对待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的态度，对理解这个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邓小平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献的态度，可以直接用他自己的一段话予以概括。这就是：“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5页）具体分析如下。
一、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反对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态度。
自1978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曲解解放思想口号的含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上书，第279 页）而绝不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地位，在《邓小平文选》中也通过引文方式表现出来。除个别例外，邓小平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言论，大都作为立论的基础，作为理论根据，作为普遍适用的真理。例如，《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就是引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作为该篇讲话的立论基础之一。《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述了列宁的下列论述：“工人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工人就有了力量。”引述前，邓小平着重点出这是“列宁多次强调”；引述后，又评论道：“这个真理在今天更加显出它的重要性。”（同上书，第104页）
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改革，不论怎么改革，都不能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通览《邓小平文选》，我们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始终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根据中国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第三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要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打不倒的。
二、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列、毛泽东文献。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要坚持。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不能因此就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献“当作教条”。相反，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敢于放弃那些经实践证明错了的论断。
在我们党和国家，教条主义曾一再盛行。教条主义者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转引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6—117页）。 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还盛行了一阵，最著名的就是“两个凡是”。教条主义者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2页）。
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沉重地指出了教条主义的危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同上书，第143页）人们在现实实践中也能深切地体会到， “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同上书，第119页）
教条主义给我们的事业造成的损害至大至深，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要反教条主义可不容易，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因为教条主义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唱着革命的高调。
邓小平说，要破除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就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领袖不是神，就有失误的可能。不论马克思、列宁，还是毛泽东，都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破除以“本本”是非为是非的教条主义观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实践证明错了的就果断地及时放弃，不能明知不对还泥古不化。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再抱着这一观点不放显然不行。邓小平就果断地宣布：“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同上书，第43页）
邓小平指出：马列毛泽东著作并没有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我们不能靠引证马列毛泽东著作过日子。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同上书，第118页）， 以指导革命和建设。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事实也是如此，马克思不能预料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也难以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革命的胜利。今天，中国人民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是在“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同上书，第260页）的事业， 因而不是靠简单地引证马列毛泽东著作所能解决的。邓小平指出：
“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是否始终存在某种阶级斗争，这里包括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不是只靠引证前人的书本所能够解决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
“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同上书，第179—180页）
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0页）
所有这些重大问题，都得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独立思考，找出规律，作出决断，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结合这些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邓小平反复强调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是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实是。”（同上书，第382页）
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反对断章取义地对待马列、毛泽东著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方面将马列、毛泽东著作教条化，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另方面又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列、毛泽东著作，抓住只言片语，断章取义，歪曲、篡改原义，为己我用。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的惯用伎俩是“引是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3页）。 其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四人帮在1971年炮制出来的《全面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面引用了一些毛泽东的话，其中“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同上书，第67页）。
在反对四人帮把马列毛泽东著作教条化和支离化的斗争中，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同上书，第42—43页）
太阳也有黑子。经典作家是人不是神，也有个别论断不准确。这是否影响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呢？邓小平对此作了科学的说明。他说：“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同上书，第171页）
邓小平又说：“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比如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们在一九七五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同上书，第43页）在这里，邓小平通过一连串的引述和评论，给我们提供了如何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关于某个方面的思想和政策的范例。
“准确地完整的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实际上是邓小平对待马列、毛泽东著作的根本态度，也是我们，应该掌握的根本原则。只有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原著，才不至于望文生义、断章取义，歪曲篡改，从而能做到引述准确。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原著是实质，准确引述是表现形式。
四、学习马列、毛泽东经典著作，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
“准确的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将它和客观实际相结合，指导人们的实践。邓小平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同上书，第114 页）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同上书，第118页）。 掌握理论，并不是要显示自己马列主义书本知识，而是要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总结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长期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邓小平特别强调，不能离开各个国家自己的实际来空谈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91页）这是因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 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我们注意到，在《邓小平文选》中，凡引述马列毛泽东著作的地方，都是有针对性的，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实际问题。
学习马列、毛泽东经典著作，还要反对形式主义的学风。马列、毛泽东经典著作必须要学，但是“要精，要管用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要求每一个人都通读马列毛泽东的所有著作，那是形式主义的，也是办不到的。学习马列、毛泽东经典著作，主要是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是要掌握精神实质，而不是词句。邓小平曾说，他读的书并不多，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主要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
五、邓小平对待马列毛泽东著作的态度，还体现在文风方面。
邓小平主张写文章要有活泼的文风。对马列毛泽东的著作不在于引用了多少，根本的要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用自己的语言来写马列主义的文章。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邓小平接着评论说：“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8页）这种文风，就体现在《邓小平文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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