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交汇之地的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南论文,之地论文,民族文化论文,大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法国差不多大小的云南，拥有地球上众多类型的自然景观：无人敢言“征服”的雪山、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深长峡谷、众多著名江河的上游及发源地、能生长螺旋藻或其他特殊物种的高原湖泊、高差不一的盆地、藏有许多珍贵物种的河谷、堪为奇观的石林、沙林、溶洞等自然造物……只有中国国土面积约二十五之一的云南，却拥有中国一半以上的物种、名列全国前几名的矿藏储量和保有量、占全国可开发水能五分之一的水资源。
云南虽然地处边僻，但在中国和亚洲历史上却有重要的地位。就像物种的多样性一样，文化的多样也是一大特色。云南作为稻作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直到现在，稻作民族丰富的传统知识系统，还在为现代科技及生物多样的基因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云南的铜和锡在两三千年前就已得到开发，由此而形成的古滇青铜文化，在世界上都是独树一帜的。汉唐时期，云南的开放程度加大，与内地、沿海、西域、东南亚和南亚交往频繁，许多古道在大理及滇中一带交汇，如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作为亚洲几大文化板块结合部的云南，以形态多样的少数民族本土文化自立，兼容汉、藏、巴蜀、荆楚、南亚、东南亚文化的精华，形成异彩纷呈的多元民族文化。
1、十里不同天，十里不同俗
云南是一个山水奇异、地形独特、气候类型多样、资源丰富的地方。山区半山区约占总面积的94%，“开门见山”是云南的特点。从云南的最高点，滇西北怒山山脉主峰——卡格博峰，海拔6740米，到最低点，滇南红河河口，海拔76.4米，相对高差达6636.6米，恰似一架“天梯”，但就是这架“天梯”，孕育了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及其灿烂的文化。山与云南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滇西的怒山、高黎贡山，到滇中的无量山，滇南的哀牢山，再到滇东北的乌蒙山等，都有诸多民族生活在其中。这些民族不是一起生活在某一处，而是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海拔线上，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由于民族不同，不同的海拔等高线上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如热坝地区的傣族生产稻谷，相关的习俗节祭是栽秧节、吃新米节等，而居住在高寒山区拉祜族苦聪人，由于气候原因，栽不出稻谷，只种少量旱作，而以采集 、狩猎为主，相关节祭习俗为祭猎神、山神等。
如果“一山居数族，十里不同俗”是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一大特点的话，那么“一族居数山，同族不同俗”也是不能不提的。这里最典型的是彝族，彝族聚居在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小凉山及一些高原坝子边缘地区，不同的山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因此，人们才将彝族分别称为哀牢彝、乌蒙彝、凉山彝等，仅彝族的服饰民俗，就异彩纷呈，令人叹为观止。
除不同的族源外，不同的物质基础对不同民俗文化的形成影响很大，如曾以狩猎、采集为生存依托的拉祜族、独龙族等，就形成相应的猎俗、猎祭及采集的种种习俗和禁忌。与此相比，农耕民族的精耕细作技术和栽培经验更为成熟和完美。相关的农事活动和风俗习惯也不离其农耕的特点。边疆地区民族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较为粗犷，相关习俗反映出人们对山的崇拜。
各民族边贸的传统也促进了相关习俗的形成。云南是祖国的边疆，地理上处于特殊的位置。边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与东南亚的越南、老挝、缅甸等国接壤，是古代内地通往东南亚及印度的必经之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还有与之相关的马帮文化，对一些商业习俗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露水街的商业习俗就是一例。
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及文化，与各民族的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宗教信仰不同，风情习俗也不同。在云南，原生民俗除宗教或民间信仰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信仰原生性民俗宗教的民族，如彝族、纳西、哈尼、拉祜、傈僳、景颇、苗等等，在云南占绝大多数，他们崇拜祖先、自然，信仰万物有灵，其相关祭祀活动、生产习俗、建筑方式等，都与其宗教有密切联系。宗教信仰决定着民俗的形式和内容，不同的宗教信仰有着不同的风俗；同时，宗教对其他民俗的形成和演变也产生较大的影响。
2、三大文化带与民族文化结构
从文化生态上看，云南各民族文化大致是以下三大“文化带”结构而成：
(1)滇藏文化带
滇藏文化带主要指滇西北与西藏及相关藏区相联系的这一狭长地带的文化结构形态。
其结构性特征为：
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高海拔高原、三江并流区的深山峡谷及高原湖泊；山地耐旱耐寒作物（如青稞、荞麦、小麦等）；高原畜牧业（如耐寒的牦牛、绵羊等）；服饰多“衣皮毛”建筑多干打垒土、石或原木结构；茶马古道；溜索、藤桥或软驮马帮；民族多为古氐羌系统的分化发展；宗教多为藏传佛教及与本教相关的民间信仰……
受高海拔山地的影响，从横断山到喜马拉雅地区的交通，过去一直通过畜力来完成。适应陡山窄谷道路的软驮马帮，是滇藏交通的主要力量。马帮运输在唐宋时代即形成规模，所谓“茶马古道”，在这个时期已经十分成熟了。从云南的普洱、巍山、大理、丽江、中甸到整个藏区，能走善驮的高原马将古驿道上的青石，踏出了行行深深的凹坑，驿站也扩展为一个个城镇（如丽江大研古镇）。马帮业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使原来自守一隅的汉、傣、白、彝、纳西、藏等民族的文化得到沟通。直到现在，马帮、羊帮和牦牛帮，仍是滇藏一带不可缺少的畜力运输工具。而古老得掉渣的溜索、藤桥之类，可能还一直要用到21世纪，在独龙江峡谷，惊险的过溜成为家常便饭，每年大雪封山前，政府还不得不动用数以千计的藏族马帮，为独龙江运送越冬必需物资。而在有公路的地方，连接主干道的无数汇运小路，仍是沿线各族马帮、牛帮和羊帮踏出来的。
善用畜力，是善于畜牧的古氐羌系统诸族生活方式的一种趋向。滇藏高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地，可耕地不多，自然状态的荒坡草甸却不少，这当然使得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民族多半成为畜牧民族或者半牧半耕民族。这种耕牧，又多半是游动的，即“逐水草，迁徙无常处”式的游牧和“轮歇”式的游耕。许多民族千百年间顺山转、沿水走，在大山中寻找自己的乐土，也向四方传播了各自的文化。正是这种游动性，使得善走山路的云南马和号称“高原舟”的牦牛，在古代就很著名，以至“茶马互市”，成为历代政府“治边”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焦点。直到现在，滇藏地区相沿成习的骡马、牛羊及其他物资的交易，仍很兴盛。不少地方交易规模大了，便形成类似“骡马会”、“三月街”这样的传统节日；甚至在边远的牧区，也有季节性的帐蓬商贸街，被牦牛驮着一直延伸到广漠的“无人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在滇藏各民族的穿着上，也显露得很充分，受喜马拉雅和横断山一带特殊文化历史的影响，滇藏高原各民族的服饰也具有了与之相应的几个特征。在质地上，依海拔不同而有棉、麻、毛等类衣物，一般而言，河谷地带多用麻、棉制品，高寒山区多用毛革制品，或两者兼用。麻绵制品以独龙族的独龙麻毯、怒族的麻衣等为代表，其衣料在明清就很出名；金沙江中下游及部分中低山地河谷，还有一些纤维特异的野生植物，如火草和木棉。以此为原料经数十道工艺制作的“桐华布”和“火草衣”，自汉代以来即屡见记载，现在还在使用（如彝族火草褂等）。毛制衣物是滇藏高原各民族最为普遍的穿着，其中，直接以山羊、牦牛等牲畜毛革为衣的有彝族羊皮褂，纳西族七星羊皮披肩和白牦牛毛披等，用羊毛纺织或其他方式制作的毛制品有藏族的氆氇、彝族的披毡等。由于毛、麻等质地的衣装质感厚实粗犷，所以，滇藏地区各民族的服饰一般都取形宽博，型制豪放，藏袍有“作息一袭衣”之说，日可为衣，夜可做被，还可脱褪一袖或半身，以调节高原多变的气候和温差。彝族的圆形羊皮披毡，则简直就像一个穿在身上的毡房，天寒地冻，把这团毡贴身一围，蹲坐地上，竟可过夜。这种服式，东晋墓中即有描绘，竟两千余年不改其制，可见它对于“居无常处”的游牧游耕民族，是不可离身的。
建筑是文化的碑。滇藏高原上的建筑，是这里自然与人文交融的象征。随牛羊移动的羊毛或牦牛毛帐蓬，依然是牧区民居的普遍式样；土石结构的藏式碉楼，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原木结构的彝、怒、摩梭式木楞房，散发一种与丛林和峡谷同构的自然气息；雕梁画栋的白、纳西式民居，更是将几大文化交汇点的人文理念，做了物化的阐释。在广阔的滇藏文化带上，依山水之势，取身边之材，而有不同的建筑样式。少雨的山地，民居多取平顶干打垒房，几与山体混而为一；石多的地方，石片垒的“闪片房”让人叹为观止；山高坡陡，有“千脚落地”式干栏建筑为峡谷民族争得立足之地；而在坝区，“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民居群落，溶汇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在滇藏文化带，流传最广的神话，是人兽同源、天人互感的故事。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化的想象，而是一种潜藏在血液中的信仰。这种智慧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中一系列最传统也最现代的问题。拥有这种智慧的民族，对于天地万物自古以来相生相克的生态关系的知识，早已融汇贯通在日常生活之中了。许多民族把动植物当作自己的姓氏，禁猎禁采这些动植物；彝族猎规有“见者有份，一百人为限”之说，白族护林民约将“补山为上，取材次之”、“禁伐童松”或禁“非时人山肆砍伐”等条规勒石于碑；哈尼族谚语说：“天大只一个，地大只一块”，“天大不能生小天，地大不能生小地”……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于人口数、自然负荷能力（森林、土地、动植物资源等）以及向自然索取限度的生态考虑。
在滇藏文化带，长长的路上便总是流传着长长的诗歌。我们听过从开天辟地唱起的创世史诗（如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创世纪》等）、雄风遍及高原的英雄史诗（人称世界第一长诗的藏族《格萨尔史诗》）、充满魔幻神韵的神话史诗（如各族起源神话及物种纪始）、叙述探险开拓往事的迁徙史诗（如哈尼、苗等族的《祖歌》、和《迁徙长歌》）、富于传奇色彩的爱情叙事长诗（如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孔雀公主》等）……
走在滇藏路上，我们就像走进一条巨大的文化走廊。顺着山脉的走势，有心的人可以从崖画的分布走向、寺庙的分布走向、石窟的分布走向、神灵的分布走向、玛尼石和风马旗等等的分布走向上，看到某种文化精神的分布和走向。这是一幅幅奇妙的人文地理地图，它们披露滇藏文化带形成的秘密。它们不是平面的、单一的，而是立体的、多层次交叉的。在滇藏文化带，文化的多元性、扩散性、交融性以及宽和兼容的文化心态、文化气度，确是令人十分惊讶的。
(2)滇、东南亚文化带
滇、东南亚文化带指滇南、滇西与相邻的东南亚诸国的文化结构形态。
其结构性特征为：
热带和亚热带低山地带及雨林、河流；茶及稻作，以猪为主的养殖业，干栏式或竹木结构房屋；硬驮马帮或牛车；森林采集及经济作物；民族多为古濮越系统的分化发展；宗教多为南传上座部佛教及与自然宗教相关的民间信仰……
从横断山纵谷区往南，山岭走势渐趋平和。在纵谷区南部，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红河从群山中发源，加入了几大水系的行列，呈扇形流向亚洲广阔的河谷盆地和广袤的平原。
这几大河流，几乎集中了东南亚最重要的水系。澜沧江——湄公河，这条被人们称作东方多瑙河的河流，自西双版纳出境后，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航运通道；怒江——萨尔温江，独龙江——伊洛瓦底江以及红河——这些古老的河流，一直是中国通往东南亚与南亚的重要通道。
人类的历史自古以来总是沿着河流繁衍的。民族的迁徙，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无不沿着这些曲折悠长的河流进行。神奇险峻的横断山纵谷及其南沿区域，就象一个巨大的走廊，在这个走廊中，商人交换着物资，僧侣传播着信仰，使节往来传递着邻国间的友谊与纷争，而百姓众生则沿着这些古老的河流迁徙，寻找他们生息繁衍的家园。这里有过许多古老的通道，它们都将中国西南部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直到更遥远的非洲连接起来，成为云南通向世界的一条重要的经济文化命脉。
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一条古老的商道，从四川、云南通往缅甸和印度，连接着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这就是著名的蜀身毒道。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发现了经蜀身毒道达到印度、阿富汗的邛竹和蜀布。汉武帝听从张骞的建议，想尽快打通西南到印度的道路，曾派使者到云南，可是在大理受阻，只知道西去千里有乘象国。东汉永平年间，汉王朝终于打通洱海地区至永昌的博南古道。这条古道是佛教进入云南最早的通道，魏晋时期，就有中国僧侣通过博南古道前往印度求学。中外商贾行客通过古道互通货物，邻国使臣沿着古道往来两国间的外交使命，当地的民族跨境而居，互相通婚互相往来。到了近代，滇缅公路、中印公路都是沿着这条古老的通道而修筑。两千多年来，这条通道从未间断，成为我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经济往来最重要的通道。
在这条古老的走廊中，生活着众多古老的民族，从百濮到百越，从苗瑶到3000多年前随着北方游牧民族世界性大迁徙而来的氐羌民族。他们沿着这些古老的河流，不断地迁徙流动，不断创造着、融汇交流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3)滇川黔桂文化带
这一文化带结构较为复杂。作为云南与内地联系的主要通道，这里先秦时即有过以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干的古道，以汉文化为主流同时包容苗、巴蜀、百越等文化的文化带延及滇东及滇中的广阔地带。
其结构性特征为：
乌蒙山中山地区：珠江上游及金沙江中游干热河谷；以土豆、玉米为主的山区旱地农耕和坝区水稻农耕，以山羊、猪、黄牛等为主的畜牧业；马车或硬驮马帮，砖及石片结构房屋：宗教多为道教、儒教及汉传佛教；民族多为古苗——盘瓠及百越系统诸族。
中国有个家喻户晓的典故——“夜郎自大”，说的就是位于滇黔一带的古国夜郎王“不知汉与我孰大”的故事。类似的话我们知道滇王也说过。所谓“夜郎心态”指的是一种无知自大的闭塞心态，但从另一方面说，夜郎王也罢，滇王也罢，之所以“自大”，是因为夜郎国和滇国在当时当地确实有实力，而且滇东一带开发较早，铜的开采和冶炼技术早于一般地区的青铜时代，秦汉时“五尺道”或南方古丝道的开通以及与巴蜀、荆楚等文化的交流，也是十分频繁的。
珠江，南中国第一大河，源出云南，流经贵州、广西、由广东入南海，珠江源头的盘江两岸，是云南最大的坝子——曲靖、陆良坝子。这里曾出土了大面积炭化稻，在曲靖市珠街八塔台发现的春秋至战国以及没袭到明清的层层叠压的墓葬群中，出土各种文物1000余件，其中铜鼓与陶鼎同时出土，这种“鼎立鼓群”的文化现象，反映了很早以前，云南就与祖国内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曲靖曾是云南文化史上继滇文化之后又一代表型文化——文化的发祥地，五尺道的终点站在这里，诸葛亮南征三军会师于此，明统一全国的最后一次大战也在这里发生。
概而言之，以上我们简介的云南的所谓“三大文化带”，不仅是依山水走势的物产区分布和文化流向形成的人文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云南民族文化鼎立于世的主要结构性支撑点，是多民族的云南与汉文化、藏文化、东南亚文化和南亚文化接触和交流的结合点。它们说明，云南过去没有成为，今后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地方，因为云南的主要文化结构，就不是一种单一的模式。多民族文化和多样化生态交溶互补、共生同长的历史和现实，将会成为21世纪的一种启示。
3、多元文化交汇之地的民族文化大省建设
正是基于这些情况，云南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就是一种既很现实，又很有远见的想法。
我们还是先从云南的特殊区位来谈。
如果按古老的“我即文明，其余皆荒”的“一点四方”结构观看云南，曾被视为“蛮夷之地”的云南似乎很偏远；但是抛开陈旧的“主流历史”和“文化中心论”，而把“边缘”纳入新的视野时，我们会发现，作为世界最有特色的几大文化板块结合部的云南，具有“活跃的边缘地带”的许多优势，它不仅吸收了世界最有特色的几大文化类型的营养，而且顽强地保留了本土的个性；仅就生态多样与文化多样这些方面来谈，云南甚或可以成为与“全球一体化”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端——多元化的范例。
因此，在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其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有利于民族文化资源的养护
经千百年各民族智慧积累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云南，也是世界不可多得的一种精神的甚至物化的财富。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短视的经济行为会破坏许多文化资源，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也会随之蜕变或衰减，这一过程常常卷带进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从政府角度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有利于为民族文化提供有效的养护环境，也有利于使市场经济对文化资源的无序开发得到规范。
二是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培育
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理情况，不宜像沿海和内地那样走工业化发展路子，事实也证明，不少这样的项目，不仅对生态不利，在经济上也会因其运输等方面的高成本而未必获利。所以，在云南把生物资源可持续性开发和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是实事求是的。云南的旅游业是一个和自然生态及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产业，做得好，可以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也会促进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的养护。与大多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相比，文化资源是可以再生而且可以培育的。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养护和培育，提供了宽和的大环境。
三是有利于多民族社会的全面发展
为了避免重走某些发达国家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换来工业文明，现在后悔莫及的老路，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适应转型期的各种挑战和世界进步潮流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选择可持续发展，多样性保护的路子。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础，文化的多元性并存与发展，是人与人或族群与族群共同进步的核心所在，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相互影响，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以牺牲多民族文化来发展少数强势文化的做法，是殖民时代的产物，理应遭到唾弃。所以，以生物多样和文化多样为基本特征的，生态环境质量怎样，多民族文化是否得到发展与繁荣，是我们判断这一地区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
那么，什么是“民族文化大省”的概念呢？其内容应包括：
充分发挥民族文化丰富多样的独特优势，让文化融入经济，把民族文化产业培养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我区文化、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云南建成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民族团结、社会文明的现代化强省。这一概念应该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文化成份在全省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要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二是民族文化的知识含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应当占有较高的比例，即文化产业经济比重较大；三是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培养新的文化资源，为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四是培养一大批文化工作者和优秀的文化人才，包括各类文学艺术家、民族民间工艺大师、文化企业家和文化管理人才；五是通过文化大省的建设提高各族人民的整体素质，以推动社会各个方面进步及发展；六是建成一大批带有标志性色彩的文化设施，实施一系列促进文化建设事业发展的系统工程；七是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实施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反过来，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使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