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百年中国美学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研究“《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视《红楼梦》为“悲剧中的悲剧”，从此拉开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大幕：以往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审美思想都被系统地整合到了“美学”的名下，中国美学由此诞生。于今走过100多年的中国美学，经历了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期间有许多的历史脉络，而其中的“主义”的变化则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脉络之一。
主义的喧嚣
中国现代美学从上世纪初产生后，由于其创始人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坚持了美学的“无用之用”的超功利原则，因而直到1930年代，并未形成美学上的意识形态之争。1930年代以后出现了文艺有无阶级性、是否超政治的论争。1940年代蔡仪《新美学》的出版，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正式登场。有关文艺是否有阶级性，有关美学是功利的还是超功利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了1950年代。
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表面上看是“百家争鸣”，师生之间、专家学者与工农兵之间都可以互相批判。但这种批判从一开始就具有全国性的意识形态论争和阶级斗争的特点。首先，所有的美学问题都被冠以无产阶级的或地主资产阶级的名分，美学具有了阶级性和阶级划分。其次，所有关于美的本质的讨论都被定性为“唯心主义”的或“唯物主义”的，也有定性为“客观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从而中国美学有了清晰的意识形态分野。第三，这种美学的意识形态性总是跟美学的阶级划分紧密相连，如唯心主义美学被认为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唯物主义美学则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表现。第四，由于这种阶级划分和意识形态对立，不少被划归为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受到了政治上的牵连甚至人身方面的迫害。一场轰轰烈烈的美学大讨论，在造就了几位美学家和几个所谓的美学流派后，最后以政治思想斗争的向新的阶段发展，如“反右”、“文革”等而偃旗息鼓。
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形成了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美学，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唯物主义美学，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二元论的主客观统一美学，以李泽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尽管有着过于鲜明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思想斗争的色彩，但于美学而言，它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以致学界冠以“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国美学四大派”等学术荣誉，庶几可以遮蔽那段被左倾思潮统摄的政治思想斗争历史。反观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其思想标记和逻辑脉络异常显著。这就是，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以“主义”来划分阵营、划分派别、划分思想的，而且是以“主义”来确立美学的进步性与落后性、革命性与反动性的。因此可以说，1950年代的中国美学完全是主义的标榜和喧嚣。
主义是理论的升华，是思想的凝聚，是价值倾向的旗帜，是行动的纲领和口号。但主义是有层次之分的。主义也有自发的和原创的之分。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是自人类有了世界观，就自发地形成了，因此可以说是最原始、最普通、最低层次的主义。而人类于近代所创建的主义，基本上都是自觉的、原创的、有针对性的因而是高层次的主义。
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主义的喧嚣，实际上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中发出的，具有原始性、普范性和低层次性，缺乏原创性。而且若按恩格斯关于唯心唯物的问题只在涉及世界观时才有意义、否则没有意义的说法，这种唯物与唯心的争论是否在美学层面上有效，值得怀疑。因此可以说，与近代西方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科学主义等相比，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处在主义的原始层面和低层次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只能称为主义的喧嚣，而非主义的原创和建构。正因为这种主义的低端性，导致了1950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的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原初性。首先，从学科的升级换代上讲，20世纪以来，西方美学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型。正如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评述》所说，西方美学已从自上而下的形而上的美学向自下而上的形而下的美学转变。即从思辨的美学转向实验的、心理的、科学的、语言的美学。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和新的流派，而中国美学仍然停留在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问题上，而且以此为划分唯心主义美学和唯物主义美学的标准。其学术思想的落后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停留在世界观最基本问题上的美学讨论，层次不高，与当代西方美学之间至少有着半个世纪的代差。其次是研究内容的初级性，如对审美有无功利这样的老问题不得其解，以功利满足或革命利益为美，完全无视审美的超功利的一面，从而导致好就是美，有用即美，无产阶级的即美，地主资产阶级的即丑，唯物主义即美，唯心主义即丑等许多美学外行话语盛行。
第二，封闭性。20世纪是西方各种思想繁荣，各种美学流派争相斗艳的时代，1950年代尤为突出。西方现代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于此时方兴未艾。但当时的中国由于政治上的极端封闭，与欧美国家隔离，远离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主流。大陆很少出版西方的哲学和美学著作，美学研究者很难看到来自西方美学的著作。1960年代中期由《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也是以“内部读物”的形式在内部秘密交流的。这种现实反映到美学研究上，就是封闭导致的知识贫乏，说大白话，说外行话，说别人说过的老掉牙的话。说是“大老粗”搞美学也不为过。这种封闭性表现得最为突出之处在于，固守唯物主义的藩篱。不敢越雷池半步，以美学的唯物主义为荣，以美学的唯心主义为耻，论者之间的相互攻击，实质上都在为维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而展开。美学讨论的视域被封闭在了这种最为原始最为初级的主义之争中。
第三，政治化。美学的原理中存在着形式的无功利和审美效用有功利的悖论。康德最早说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这一命题看似简单，实则成为美学的内行与外行的分界线。从1930年代起，有关文艺有无阶级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讨论就已沸沸扬扬了。到了1950年代，强调审美功利性的说法变本加厉，以阶级属性来为审美趣味划界，也为美学定性，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斗争觉悟，从而把美学推上了政治斗争的轨道。美学大讨论中的有些学者如高尔泰等就因为被指责为唯心主义美学而成了后来反右运动中的右派，受到了政治迫害，甚至差点饿毙于夹边沟劳改农场。用政治干预学术，甚至代替学术，构成了那个时代美学的特色。
第四，议题短暂性。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主义喧嚣，并没有成为1980年代美学复兴时的主要话题。什么美是主观的或客观的，什么是主观唯心主义美学，什么又是客观唯物主义美学等，在过去争得死去活来的议题，在后来竟被人们看轻甚至忘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些议题短暂而无长久的生命力。也可以说时过境迁，议题失效，缺少可持续性增长基因。
构成中国1950年代美学特征的原因如下：一是中国现代美学从西方移植，或借助于“日源新语”译介而来，是舶来品，因而先天不足。而现代美学的奠基人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处在自辛亥革命开始的不断的革命运动中，其研究和理论建设时断时续，从而导致中国美学于先天不足之外发育不良。1930～1940年代的美学整体上不如现代文学那样受社会关注，因而美学的知识远未普及，年轻学子对美学的知识储备不够，学术视野不宽，思想准备不足，因而很容易被简单的意识形态之争和主义之争牵着鼻子走，其美学研究成了低层次主义论战的低层次学术成果。二是与西方隔绝，坐井观天，盲目自大，不知美学天地之广阔。尤其不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成就。也不知道现代西方美学的基本情况。因而闭门造车，独步六合。正如李泽厚在其《美学译文丛书序》中所说：“现在有许多爱好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苦思冥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常识也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或文章经常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国外研究成果和水平。”李泽厚此话是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讲的，而于1950年代，中国美学的封闭与落后就可想而知了。三是以政治统治学术，学术被狭隘功利化。审美的无功利背后有着系统功利。这就成了功利主义者要美学做政治工具的理由。自1930年代的文艺阶级性之争开始，到1940年代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的功用和美学的价值日益受到政党的重视。但不懂美学的人更容易把美学的潜在的对于系统的功利或“无用之用”的“大用”变成狭隘的实用功利，从而导致美学讨论的政治化。四是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既未衔接中国的美学思想传统，断了香火，又未与现实联系，缺了地气，成为“空中楼阁”。可以说，既不是中国的，又是无用的，因而1950年代的争论议题到了1980年代美学复兴时竟然不再有效，被人们搁置、遗忘或者回避了。
总之，由于1950年代中国美学是在原初的、低层次的主义之争中进行，因而在主义喧嚣的背后却是主义的贫乏，这种主义的贫乏建基于知识的贫乏、思想的贫乏、学术的贫乏、学科的贫乏之上。
主义的泛滥
1980年代改革开放，同时也迎来了中国美学的第二波热潮。但这次热潮与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截然不同。首先是时代背景的不同。国门大开，思想解放，方法开禁，主义喧嚣，西学蜂拥，在打开的西方美学的宝库面前，应接不暇。中国美学只有顺从和追随，唯恐跟之不及。其次是没有形成1950年代那样的美学大讨论，其议题分散。1980年代的中国美学不再延续1950年代的议题，而是代之以全新的视野和全新的西方美学议题。但这些议题涉及面很广，有关于方法论的，有关于新观念的，还有关于技术应用的，当然也有关于美的本质的，但已被其他议题淹没。再次是西方的美学话语成了中国美学研究者的话语，中国美学患上了“失语症”。改革开放的结果是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的大举进入。中国美学已经成为西方形形色色主义繁殖的土壤。尽管“反对精神污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活动也抑制了极端的反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倾向，但是，西方的主义入侵趋势并未得到抑制，反倒是愈演愈烈。只要看一下那些冠以各种主义的西方美学著作的层出不穷的汉译和各个层次的学位论文中对西方美学中主义的竞相阐释，就知道这已经是无法阻挡的潮流。其结果是中国美学自身的特点被忽视，中国美学的多样性被遮蔽，直至中国究竟有无美学都受到了怀疑，中国与西方美学对话的前提正在消失。
1980年代西方美学涌入中国的最显著特征是主义的集约式轰炸。西方的美学尤其是近现代的西方美学，往往以“主义”冠名。虽然中国的美学思想源远流长，中国美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但中国的美学思想自古以来几乎没有用主义冠名(只有道家被英译为Daoism，儒家被译为Confucianism)，因此，在美学思想上并没有形成像西方美学这样多的主义，只有现当代屈指可数的仍然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及原始的唯物主义美学、唯心主义美学等，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中国美学，已被这些空降的西方的主义所覆盖；所谓美学的多样性，似乎也只是西方美学上的众多主义的专利。
西方的主义的美学潮水般涌入中国，不可能不对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和正统的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尤其是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美学思潮正在改造和塑造着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和艺术思维。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下生活中追求当下享乐，文化上追求时髦新奇，艺术上注重过程，思想上玩弄解构，审美上只讲形式，就无一不能从西方的主义中找到出处。
相对于1950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中那几个可怜的、原初的主义之争，1980年代以来美学上的主义泛滥成灾。但这些主义无一不是西方的。西方以主义为旗帜的美学在中国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仿佛正在印证着全球化是美国化、西方化的预言。中国学者们发出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化全球的豪言壮语，不知何以为之。但我们听到更多的是中国美学患了“失语症”和只有“美学在中国”而无中国美学的悲鸣。西方的主义的美学之所以从1980年代开始，在中国泛滥，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全球化的冲击。全球化曾被前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是美国化。此语引起了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惊恐。事实上。全球化并非美国化，而是欧美文化的率先主导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是资本的逻辑统治世界的开始。全球化之来势之猛，也许是中国美学界所始料不及的。处在代差末端的中国美学在全球化背景下追随西方美学已成顺势之为。第二，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由于其极强的政治化和原初性特点，其议题不仅不能延续下来，反而引起人们的反感。于是，1980年代伊始，人们带着期待和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西方美学和西方的自然科学。以致在1980年代出现了美学文艺学的方法论热，成为第二次美学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不久，随着方法论热带来的观念更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美学之争，在1980年代的美学工作者看来就是一些政治化的议题，因而被抛弃，从而为西方主义的大举入侵留下了真空地带。第三，真正能够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应该是本国的、本民族的文化。但就美学而言，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并没有把五四以来已经被淡忘了的中国传统重新激活，并没有继承、发扬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相反，在政治化的主义之争中，彻底割断了与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和美学思想的联系，从而两手空空，在面对西方的主义潮涌而入的时候不知所措，除了顺势之外，别无选择。第四，与理论讨论的是理论，与思想对话的是思想，与主义抗衡的是主义。1950年代的美学理论、美学思想，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不论在方法还是观念，也不论是在范畴还是在体系上，都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于主义而言，实在不能说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是中国的主义。如此一来，在我们没有主义的情况下，又如何与西方的主义对话并进而阻挡其进攻呢？
与1950年代相比，1980年代以来的主义的喧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是泛滥成灾的地步，但仔细分析，这是两场完全不同的主义的喧嚣。1950年代是中国人在中国的美学舞台上唱着主义的喜剧、闹剧和悲剧，而1980年代却是西方人在中国的美学舞台上独唱，而中国人只有当看客的份了。如果说，1950年代中国美学表现为主义的喜剧和闹剧的话，那么，到了1980年代及以后，这种主义的闹剧则表现为主义的悲剧：我们一贫如洗了！
主义的缺位
与中国美学中主义的喧嚣和泛滥相对照的是中国美学中产生于本土的具有原创性的主义的缺位。我们没有在国际美学论坛上叫得响的属于中国人原创的美学上的主义，而且也无法拿着唯物主义美学到国际美学论坛上去讲，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原创性的主义。主观方面原因有二：一方面，缺乏主义的意识。不知道任何理论包括美学理论发展的最高形态是主义和建立在主义基础上的学派。主义和学派是思想发展的最高境界。有些主义和学派是当下产生的。有些学派是在主义的影响下经过几代人才建立起来的。但无论如何，主义和流派是思想的里程碑，是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思想能够独立于学术之林、思想之林的标志。缺乏这个标志，就缺乏必要的识别，就会被其他的思想所整合，被其他流派所淹没。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在于有各种主义的竞相登台，互相争鸣，从而形成了思想的大繁荣、大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为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但当代学者，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创立主义的自觉意识，缺乏自成一家的雄心壮志，因而思想的火花没有燃起来，思想的境界没有升上去，最后只能是小打小闹，在自己营造的管锥之境中自我满足，而于思想的旗帜和主义的建立则从未进入其意识。另一方面，缺乏思想的独立性。盲目地顺从于现成的思想和业已僵化了的学科范式，或者把学术当成了政治思想的附庸和工具，不敢独立思考，不敢出新，不敢创造，以为自己不赞成某种思想就是要远离它，或抵制它，而不是从对立面的思想中去学习方法。而对自己赞成的某种思想，就去崇拜它，顺从它，而不对它进行分析和批判，不是批判地继承，而是全盘接受，从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缺乏思想的独立，表现在许多地方，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如学习西方，就唯西方马首是瞻，唯西方主义是从。结果导致中国美学在替西方人背书，被西方倭化。如学古人，就以古人为完美无缺，视为圭臬，不予批判。如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把它当成了教条，却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批判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并加以革命性的改造才形成的。而我们今天从事美学思想研究的人却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只能照搬的神圣律条，是不允许别人思考和反思的，是不允许别人建立主义的。这恰恰是有违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是无助于思想的建设和发展的。
以上主观原因导致了个体对于主义创造的恐惧症。
客观方面原因有三：一是极左思潮的影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尤其是学术政治化，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威慑和伤害，非一朝一日就能消除。二是中国现代革命造成的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疏离，不能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中汲取思想的精华，并将之作为当代美学思想建设的精神元素，因而在西方主义蜂拥之际，找不到自己的立足地和出发点，也找不到跟洋人对话的契机，从而成了无根的浮萍，又遑论建立美学上的主义。三是学科化取代了思想建设。美学是门学科，但它是一门人文学科。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在于其思想性和价值倾向性，其价值判断贯穿整个学科。1950年代和19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出现了两次主义的喧嚣。但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舞台上全是西方美学上的主义在表演，而于中国美学，主义之争沉寂，而且根本上已被人们忘记了。而在同时，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中国美学的繁荣，这就是学科建设的繁荣，如美学(分属哲学系)的、文艺美学(分属中文系)的博士学位点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美学的博士一批一批地毕业，美学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地开，美学的论文每年数以千计地发表，美学的专著数以十计地出版，美学的项目纵横交错，大有将稍有能力从事美学研究的人一网打尽的态势。中国美学的队伍也愈来愈庞大。2010年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国际美协原有会员600多人，由于中国新会员的加入，使这次世界美学大会的参会会员猛增到了1200多人。但与中国军团的庞大不相一致的是，除了少数几个人加入到外语发言组之外，极大多数的美学研究者们一如国内美学会议那样用汉语讲着外国学者听不懂的中国美学，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美学家们并未提出令国际美学界瞩目的思想和观点，可以说规模之大和思想之小都是出乎想象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美学是繁荣了，但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却是思想的贫乏、主义的缺位和学术泡沫鼓胀。还有就是项目代替学问、学科代替思想。其原因就在于项目化和学科化以金钱和现实的利益为引力，以数量的多少为考评指标，已经给从事美学研究的人铺好了方便法门，人们可以不必冒险，不要通过深沉和痛苦的思考就能获得由项目立项和学科建设以及配套的数字考评带来的荣誉和利益，从而使美学的价值功能被缩小，美学的批判力量被消解，美学的主义建设被抛到九霄云外。当前美学这种徒有其表的假繁荣来自于学科与思想的背离。思想隐退，学科彰显，这不是美学发展的好兆头！
以上客观原因导致了中国美学对于主义的集体失忆。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一起导致了不想去创造主义，不敢去创造主义，也创造不出主义的现状，使得美学的思想性、原创性成为一句空话。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美学在与西方美学的对比中，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问题，即什么是中国美学？是技术的美学、学科的美学、形态的美学，还是思想的美学、主义的美学？抑或五者俱全的美学？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任何学科首先在于它的学科性，以便成为人们研究和建设的对象；其次是它的形态性，以便与其他民族的美学有所区别；再次是它的技术性，以便对现实社会有所裨益。至于思想性，它是学科的灵魂，对于学科的精神武装和境界提升至关重要，人文学科如果缺少思想内容，则只剩下学科的空壳。而在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主义，则是该学科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旗帜。德国美学就是因为有新老康德主义、新老黑格尔主义、新老马克思主义、新老叔本华主义、新老尼采主义、存在主义、怀疑主义而成为世界美学的制高点的。
在当今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中的中国美学，应该有什么样的定位呢？
我认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美学的大繁荣大发展。真善美历来被认为是人类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三分天下。因此，文化强国中，注重中国美学思想的建设正当其时。真正繁荣和发展美学的要务在于主义并起，百家争鸣。也就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建立中国学派”的主张。
应该遵循增强补弱的原则，发展中国美学。所谓增强，就是发扬中华审美文化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审美形态多样的优势，立足于中国美学历史和现状，挖掘、整理中国美学思想资源，建设中国美学思想体系，解决中国现实中的审美问题。所谓补弱，就是针对中国美学建设中主义缺位的弱点，有意识、自觉地提倡和加强美学上的主义建设，创造出有民族特点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有思想高度的中国美学的主义和美学流派来。应该清醒地看到，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的各种声调并起。有的西方政要公开声称，中国永远不会成为强国，原因在于，中国只能向世界输出商品，而不能输出思想。这也就是我国目前面临的软实力短板。因此，提倡建立美学上的主义，大力提升中国美学的思想高度，增强主义的影响力，增加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对话的筹码，应该是当下中国美学的人文担当。2009年当我参加完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全球美学对话”国际美学大会后，在法兰克福受到了歌德学院一位教授的接待。当我问他法兰克福有什么特产的时候，他说，有两样东西，一是欧元，一是法兰克福学派。欧洲中央银行就在法兰克福，欧元出自这个中央银行。法兰克福学派也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产生了数位学术巨匠。其主义和思想及其影响绝非中国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能望其项背。进而言之，不仅中国美学缺乏主义，而且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缺乏主义。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不姓马，马克思主义是来自西方的。在文化强国的期盼中，我们没有自己的主义，又怎能跟西方的理论和思想对话？又怎能保卫文化安全呢？又怎么能够独立于世界思想文化之林呢？
鉴于主义在学说中的至关重要性，又鉴于中国美学缺少主义，我在2011年12月海口“中国哲学论坛”上呼吁要有强烈的主义意识，要创建中国本土的主义。但这个主义已不再是原初形态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不是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因为这些主义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或如恩格斯所说，仅限于世界观基本问题而对美学无效或如给美学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签而与美学无关。常言道，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家和学术巨匠。但伟大的思想家和学术巨匠并不仅仅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还没有达到主义的高度。建构中国本土的思想，应从学术思想上主义的提倡和建构开始吧。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审美形态研究”(11xzw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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