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穆斯林与大城市回族社区——以南京、上海等城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斯林论文,回族论文,南京论文,为例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7）04—0077—08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全国每年约有1300万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其总趋势是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从民族地区到汉族地区，仅2003年流动人口总数已达1.4亿[1]，其中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总数约2000万。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中，穆斯林约占十分之一，达200万。他们一般都具有一技之长，善于经商，吃苦耐劳，喜爱城市，“围寺而居”，有一定组织性，爱群体行动，流动盲目性小，其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特征明显，深深打上了伊斯兰宗教信仰的烙印。本文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从群体互动论的视角探讨了流动穆斯林群体在东部大城市与回族社区的相互影响，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研究基础和本文的研究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大城市流动穆斯林的数量在不断增长。2000年以来呈现加速度发展的态势，这种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流动少数民族（主要是穆斯林）和流动穆斯林的实证调查以及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学者们对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和分析都不是孤立的，往往是在同一文章中既有一定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又有一定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探讨。代表性文章有：王琛、周大鸣的《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以深圳市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马强的《回族特色人才的迁移就业及城市适应——广州市宁夏籍阿拉伯语从业者田野调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陈晓毅的《城市外来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社会意义》（《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杨健吾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7期），汤夺先的《论城市少数民族的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以兰州回族为例》（《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和《西北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若干特点论析——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韩敏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民族工作》（《理论月刊》2003年第12期）等。一些文章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回族穆斯林群体在地缘和血缘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共同信仰和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族群关系网。这是一种有形无形、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第三种社会网络系统”[2]；“城市民族工作最主要的不是怎样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而是如何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更好的服务”[3]；要把城市少数民族“看作是拥有与城市汉族居民不同的传统文化、也拥有与城市其他迁移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群体”等等[4]。
近年来，围绕大城市回族社区的形成、现状、发展进程、文化模式、存在问题等也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并产生了较大影响。马建钊的《广州回族社区的形成与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第4期），张鸿雁、白友涛的《大城市回族社区社会文化功能论》（《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杨建新、杨文炯的《Jamaat：城市中的独特社区——以对兰州市回族穆斯林的调查为视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马寿荣的《城市民族社区的宗教生活与文化认同——昆明顺城街回族社区调查》（《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高永久、张小蕾的《对天穆社区不同社会群体宗教生活状况的分析》（《回族研究》2007年第1期），张成、米寿江的《南京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回族研究》2007年第1期），高占福的《大都市回族社区的历史变迁——北京牛街今昔谈》（《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郭成美的《当代番坊的崛起——义乌穆斯林社区发展历程的初步调查》（《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白友涛的《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流动穆斯林和大城市回族社区奠定了基础。然而我们发现，学者们大多关注流动穆斯林或大城市回族社区的适应或变迁研究，但很少关注城市流动穆斯林群体与回族社区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的研究。
本文研究视角为社会学的互动理论。在互动论者看来，社会存在于人们的互动之中，没有互动的人群就没有社会。人们之间的互动必然需要一定的场域和条件，没有场域和条件的互动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拟剧互动论、符号互动论和约定互动论等[5]。然而传统的互动论（可称为“个体互动论”）存在明显缺陷，如只关注人们微观行为的研究而不重视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只关注互动场域、工具和背景的研究而忽视互动的主题以及互动对于双方影响的研究，只关注个体之间的互动而忽视群体之间的互动研究等。本文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流动穆斯林与大城市回族社区的关系，在个体互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群体互动思想。本文使用的群体互动思想虽还不十分成熟，但是提出了认识社会的一个新视角，权作抛砖引玉。
群体互动思想的主要思路是，社会是由个体构成的，更是由群体构成的。只有理解了群体的互动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群体互动论”的假设前提是同一个群体的人们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不同群体中个人的交往实质上就是这些群体的“代表”之间的交往，因此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和认识。群体互动是中观层次的，对于群体互动的理解，有利于对宏观层次的阶级或阶层互动的理解，也有利于对微观层次个体互动的理解。群体互动思想关注的是互动的主题以及互动对于双方的影响。
从“群体互动论”角度来看待大城市流动穆斯林和回族社区，我们发现，大量流动穆斯林来到大城市对回族社区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促其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流动穆斯林因长期生活在大城市回族社区，也受到回族社区的很大影响，其自身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两种变化都十分有利于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是中国大城市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必然的道路选择。
二、大量穆斯林迁入前回族社区
主要特征和调查情况
南京、上海等城市是中国东部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城市，以回族为主的穆斯林占有一定比例。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南京有7万多穆斯林，上海有6万多穆斯林。这些穆斯林具有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有着相对稳定的居住地域，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回族社区。近年来，流动穆斯林数量成倍增长，已经成为回族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南京是回族“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历史上王岱舆、刘智等先贤在南京进行的“以儒诠经”活动对回族乃至整个伊斯兰教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南京七家湾回族社区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上海松江回族社区有700多年的历史。南京曾是全国重要的穆斯林报章杂志的发行中心，上海曾是中国朝觐穆斯林重要的集散中心和伊斯兰文化中心。随着城市的变迁，特别是近年来的拆迁改造，这些曾经有着重要影响的传统社区形态正逐渐被新型的泛地域化的现代社区所取代。
在大量流动穆斯林进入之前，大城市回族社区呈现了如下一些重要特征：
1.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冲击下，传统社区形态逐渐解体，穆斯林人口逐渐分散。南京七家湾是回族相对集中的社区，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城市改造的冲击下，大部分回族民众已经离开原有的社区生活中心，分散到全市各地。虽然社区中心的草桥清真寺拆迁复建，但是周围的回族民众已经不多了[6]。上海的沪西清真寺附近回族也同样大多拆迁离开了。城市拆迁改造对于城市回族社区生存和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2.部分回族民众接受现代科学知识，远离宗教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多数回族年轻人淡化了宗教信仰，回族文化模式发生了急剧变化。过去由于伊斯兰思想和文化影响，回族生活习俗无不打上宗教烙印，离开清真寺就没有办法生存。而现在多数人已经不再把上清真寺看作是“必须的功课”，甚至有些人数年不去清真寺。许多人不再了解自己民族和宗教的基本常识。回族文化模式正在向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兼收并蓄中外优秀文化的“开放型回族新文化模式”转变[7]。
3.回汉通婚已经成为主要的婚姻形式。由于从小就和汉族一起上学，成人以后也主要和汉族民众一起工作，加上回族原有封闭的社区生活空间被打破，回族青年婚姻已经不再可能维持“族内婚”。随着回汉通婚的扩大和生活、工作方式的改变，部分回族的生活习俗发生了较大改变[8]。
4.清真寺的功能被弱化。传统社会清真寺既是穆斯林沐浴洁身、进行宗教活动、交流感情的中心，又是举办宗教教育、传播宗教常识、培养宗教职业者的讲坛和经堂，还是穆斯林群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生活以及公益事业等社会活动的场所，其功能是多样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的“左”倾思想影响，宗教被看作是“封建”、“腐朽”的“历史文化遗存”，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回族民众的正常宗教生活遭到干涉和阻挠。清真寺的社区中心地位下降，功能弱化。
为了解流动穆斯林与回族社区的相互影响，我们于2006年7月至2007年1月，在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8个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回族社区进行了有关调查。一共发放了1600份问卷，回收问卷1400份，其中有效问卷1226份①，有效率达87.6％，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近百个深度访谈和相关文献资料的查询，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调研得知：流动穆斯林大多以男性为主，样本中男性流动穆斯林有994人，女性为232人，各占被调查总数的81.1％和18.9％。样本中青壮年（21—45岁）人口相对集中，共有850人，占到总人数的69.3％。从民族成分来看，以回族为主，有1061人，占到被调查总数的86.5％。篇幅所限，一些具体数据只好省略了。
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以后大多通过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在回族社区寻找安身之所，或者在清真饭店打工，或者一家人开个小饭店，如拉面馆。大部分人生活并不富裕，处于艰难的生存发展之中。他们要不断地面对“残酷”的现实，寻求生存之道。他们大多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给城市和回族社区带来了新鲜活力。
三、流动穆斯林对大城市回族社区的影响，
1.流动穆斯林数量的不断增长为回族社区增加了宗教氛围。流动穆斯林迁出地通常是具有浓厚伊斯兰教文化气息的穆斯林社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宗教信仰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来到大城市后，绝大多数保持着正常的宗教生活。穆斯林宗教功课与清真寺联系紧密。调查结果显示，332人（占27.1％）闲暇时间“去清真寺或做宗教功课”。关于流动穆斯林去清真寺的频率，“每天去”、“每周去”、“每月去”、“每年去”、“特殊情况去”的人数分别为141人、495人、71人、170人、287人，各占被调查总数的11.5％、40.4％、5.8％、13.9％和23.4％。在这种情况下，大城市回族社区清真寺日常能够保证几十人礼拜，“主麻”日可以达到几百人至数千人，参加伊斯兰教重要节日活动的人数能达到数万人，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大部分城市回族青年不会礼拜，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限于表面。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回族社区之后，一方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着本地的穆斯林群体——在清真寺中营造浓厚的宗教氛围吸引其回归“教门”。另一方面，流动穆斯林能够将自己对宗教文化的理解，对宗教礼仪的实践通过一对一的交流传播给部分本地回族民众，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及宗教仪式，并带动他们在闲暇时间坚持礼拜。流动穆斯林还通过日常交流将伊斯兰教文化和思想传播给他人，使更多的人了解伊斯兰教，其中一些人受到伊斯兰教魅力的影响而皈依。在流动穆斯林的影响下，深圳、上海、南京都有许多汉族穆斯林参加宗教活动。这些做法促进了大城市“教门”的发展。
2.大量“天课”、“乜贴”为清真寺职能发挥提供了物质支持。一切文化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城市民族宗教管理部门要求清真寺发挥职能，团结广大穆斯林参加到和谐社会建设中去，为此清真寺必须“以寺养寺”，并实现“自养”。清真寺经济来源中除了既有寺产收入之外，穆斯林的“天课”、“乜贴”就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传统回族社区的逐渐消失和大量回族青年远离宗教，一些清真寺难以实现“自养”。
流动穆斯林大量进入城市后，这种状况得到了一定缓解。他们热爱清真寺，将清真寺当成家，并且为此贡献着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调研问卷显示，有51.6％的人“每年都交纳天课”。流动穆斯林中还有一批国外来的穆斯林，他们在东部大城市投资做生意也经常捐献“乜贴”。结果，主麻日的乜贴数量大为增加。以上海沪西清真寺为例，主麻乜贴已经从2003年前的每天4000—6000元发展到2006年夏天的每天8000—13000元。清真寺可以利用这笔资金改善内部环境、增加基础设施，为穆斯林群体提供更好的服务。南京流动穆斯林捐款资助苏北一些穆斯林人口较少的清真寺建设，仅2007年5月两次去宿迁清真寺就捐款1万多元。另外他们还经常组织宗教交流活动，带领部分穆斯林去南京东山、山西长治、西安、银川等地参观学习等。
3.通过组织化，协助清真寺恢复功能，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流动穆斯林通过救济、互助等形式在内部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流动穆斯林群体主要来自西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穆斯林之间存在着差异。他们从民族自治地区进入东部大城市之后，给城市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流动穆斯林对清真寺十分依赖和信任，他们通过伊斯兰教协会和清真寺的帮助，成立带有一定自治性质的组织，登记流动穆斯林信息，实现了自我管理。在上海的清真寺中经常有外来的流动穆斯林组织义工，参加清真寺建设，帮助清真寺打扫卫生，在伊斯兰教节日期间帮助维持秩序，参与宗教事务管理。2006年4月，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协助流动穆斯林成立了“西北联络组”。这些自发形成的组织有效解决了流动穆斯林人口难以统计、难以管理的问题，协助恢复了清真寺的一些功能，为城市社会的和谐作出积极贡献。
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入陌生环境之时，往往会自发地寻找同质性人群，并以此为社会资本寻求更好的发展。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就是很好的例子。当地穆斯林因为“社会资本”构成的不同对清真寺的依赖并不十分明显。流动穆斯林遇到困难之后，往往寄希望于清真寺。在大城市回族社区，外来穆斯林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提出来，清真寺会尽量帮助解决。南京和上海等城市清真寺都有类似的困难穆斯林《登记表》，填写以后很快就能获得答复。遇到个别穆斯林生病的特殊情况，清真寺还组织募捐，帮助解决困难。这些例子不胜枚举，清真寺救济和庇护的职能得到了有效恢复。上海沪西清真寺管委会主任沙先生在我们调研时感慨道：“如果没有外来穆斯林，上海的教门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4.提供了民族劳动力资源，解决了“清真饮食难”问题。城市是多元文化的集合地，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伊斯兰文化在城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东部大城市中，少数民族开办的公司、商店屡见不鲜，有的甚至成了城市多元文化的象征，如南京餐饮业中著名的马祥兴、安乐园等老字号清真饭店。清真饭店和清真食品企业在员工的选择上更希望雇佣具有相同宗教文化背景的同质性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在东部城市中十分稀少，流动穆斯林有效解决了这类劳动力的短缺问题。
东部大城市的大规模拆迁改造导致回族“围寺而居”的居住格局被打破，回族被迫分散居住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如南京市鼓楼区以前回族人口较少，现在发展成为回族人口最多的城区，但是极端分散。分散居住的回族民众外出难以享用到清真食品，特别是“有刀口”的肉食。“出门吃饭难”几乎成为东部大城市穆斯林民众的一个大问题（这一点和西部城市明显不同）。清真饮食困难极大地影响了本地穆斯林的正常生活。流动穆斯林通常（超过一半）从事传统饮食业，他们经营的清真拉面馆、清真餐厅已经遍布全市。即使在没有清真屠宰厂的深圳，流动穆斯林依靠从内蒙古、西北各地运入牛羊肉，也把清真饭店开遍了各个角落。这样，穆斯林不仅出门就可以吃到清真食品，而且在食物的选择上也有了一定的余地。
5.改善文化结构，促进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流动穆斯林中有一批高学历、高素质人才。问卷显示，拥有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穆斯林（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人数在大城市流动穆斯林中占到7.7％。10.7％的流动穆斯林从事投资、公务员、教师和研究人员等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业。他们的到来改善了城市穆斯林的文化结构，有利于整个穆斯林群体素质的提高。他们开公司或成为高级白领，为城市回族社区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上海沪西清真寺阿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某职员告诉我们，他所在的公司就是由穆斯林开办的，并且雇佣了一批穆斯林技术人员，他本人是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毕业的。
城市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入，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外资对于城市发展的作用是显著的。然而中国大城市来自伊斯兰文化背景的投资显得相对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缺少穆斯林生活工作的合适空间可能是重要的方面。流动穆斯林进入大城市后，情况有所改变。他们往往略通阿语，通晓宗教习俗，在国际交流中与国外穆斯林形成良好互动关系，这就为国际伊斯兰社会的投资者进入中国提供了交流与合作的“软件”支撑，有利于吸引来自国外的穆斯林朋友到中国大城市投资进而为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浙江义乌大量穆斯林外商进入并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流动穆斯林无论是打工开店，还是从事贸易运输或文化、管理工作，都为城市的健康和谐发展作出了贡献，推动了整个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然而，流动穆斯林对大城市回族社区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流动穆斯林中部分人不服从城市管理，经常与市容管理部门产生争执，部分青少年过早失学，甚至出现偷窃、贩毒、破坏环境卫生、打架、超生以及教派矛盾、内部不团结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整体和穆斯林群体的形象与社会稳定[9]。虽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只是极少数人，但也需要引起关注。
四、大城市回族社区对流动穆斯林群体的影响
1.职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经济收入明显增加（图1）。流动穆斯林的职业在迁入城市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务农人数比例锐减，由39％降至1.3％，与此相对的是打工者和个体户的大量增长，前者的人数比例在迁入城市后比迁入前的翻了一番还多，个体户的数量也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老板的人数比例也从原来的0.6％增加到现在的3.1％。在务工的流动穆斯林中，有一部分是在家乡中学或中专毕业后到城市打工的，因此在被调查者中有11％的人在进入城市前是在校学生，而在迁入城市后只剩了4.3％的人在城市接受继续教育或高等教育。
图1 迁入前后职业对比
流动穆斯林中大部分人（75.7％）是为了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才迁移来到城市的。从整体来看，流动穆斯林在进入城市后，月平均收入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月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人数减少了41.72％，而月收入在500—1000元和1000—2000元的人数由原来仅占总数的不足30％和7％增长到现在的约50％和20％。而收入在2000—3000元、3000—4000元以及4000元以上的人群数量也均有较大增长。总体来看，进城前这些流动穆斯林中近90％的人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在进入城市之后，这一比例降低到约67％（图2）。访谈得知，大部分流动穆斯林提供的收入情况指的是净收入——不包括饭店提供的吃住条件。
图2 迁入城市前后收入对比和人数比例
2.大城市回族社区为流动穆斯林提供了生存空间。如果大城市没有回族社区，流动穆斯林就可能因为生活不方便、缺少必要的市场资源而难以在城市中立足，无法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另外，流动穆斯林从事的清真饮食相关行业对消费市场依赖很大，而大城市回族社区民众则是清真饮食的主要消费群体。大量消费群体的存在是流动穆斯林餐饮行业能够顺利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以南京市为例，早期来的穆斯林大多把清真饮食店安排在离清真寺不远的地方，如净觉寺和吉兆营清真寺附近的三山街、七家湾、评事街、太平南路、鱼市街、青岛路、夫子庙等街区，这些街区都是回族相对集中、宗教生活比较方便的地方。后来，随着流动穆斯林数量不断增加，其清真饮食店就逐渐发展到老城区的大部分街区。近年来，大量穆斯林流入，迫使清真饮食店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展。据笔者2007年春天的不完全统计，南京市已经有流动穆斯林个体开办的清真饮食店700多家，几乎遍布城市各个角落，包括郊区的江宁、浦口、栖霞等。这些清真饮食店也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清真牛羊肉供应渠道，形成了自己特色的饮食网络。
大城市回族社区和流动穆斯林的互动场域主要有两个：清真寺和清真饮食店。通过长期的互动，流动穆斯林和本地穆斯林已经形成了良好关系。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本表显示不少流动穆斯林选择了“没有什么接触”，并占了26.3％的比例。其主要原因是，近年外来穆斯林数量较大，样本中303人到城市不满1年，占总数的24.7％，和前一数字比例非常接近，这不是偶然的。时间短，自然还来不及接触。从流动穆斯林的社区人际关系来看，一半以上（56.9％）认为他们与小区邻里关系非常融洽。有28.7％的被调查者与周围邻居没有什么接触，还有少数被调查者（1.3％）的邻里关系不好。此外有13％的人表示与邻里的关系说不清楚。
3.回族社区清真寺为流动穆斯林提供了宗教功课和文化交流的场所和平台。在回族社区的清真寺，流动穆斯林能够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能够较好地保持自身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清真寺成为流动穆斯林群体学习和交流伊斯兰教知识和文化的场所。大城市回族社区的存在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穆斯林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增进了他们之间的理解与融合，有利于不同民族穆斯林之间的团结。
为了让流动穆斯林能够学习宗教知识，传承文化传统，特别是下一代青少年穆斯林能够学习一些简单的宗教知识，一些清真寺利用暑假和双休日开办了阿语学习班和宗教知识讲座。一些清真寺还利用假期组织青年穆斯林大学生开展健康有益的文艺、郊游、谈心会等活动。2006年夏天深圳市伊协组织穆斯林青年夏令营，有150多人参加，他们爬山、打球、组织文艺活动、开展球类比赛、组织演讲、学习宗教知识等。南京市2007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外来穆斯林大学生50多人组织郊游，还安排参观了郑和墓、刘智墓、净觉寺、草桥寺等，开展交流谈心等活动。上海市沪西寺利用暑假开展外来流动穆斯林学习班，建立流动困难穆斯林联系和登记制度，任何流动穆斯林如果有困难都可以登记并获得相应帮助，清真寺已经成为流动穆斯林心中的家。
调查中，我们让流动穆斯林对所在城市的清真寺管理水平评价，有约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清真寺管理良好；有约1／4的人认为管理一般，有待加强；不足1／4的人表示不满意或说不清楚。这说明，流动穆斯林对于大城市回族社区的清真寺管理能力和水平虽基本认可但是还存在不少不满情绪。
4.促使流动穆斯林实现文化转型。来城市之前，许多穆斯林缺乏法律意识，缺少组织化的网络，呈现出“一盘散沙”式的传统乡村社会特征。他们“一步”跨到具有理性化、法理化、组织化、有序化特征的现代城市社会，并学会建立自己的组织，使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解决自己的问题，改善自身的形象，以适应城市生活需要。
在上海和天津调查期间，我们获悉，早期来城市的穆斯林精英分子正在筹备成立相关的经济合作组织。来自青海的胡先生已经联合天津的60多家清真饮食饭店组成了“清真饮食合作社”，正在努力从事连锁经营，以摆脱个体经营的困难和不足。2006年4月南京市“西北联络组”正式成立以来为流动穆斯林排忧解难维权办事、宣传党的民族宗教和经济文化政策、积极发展民族宗教文化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化解了多起与流动穆斯林有关的矛盾和纠纷。2007年春节前夕，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栏目播放了“兰州拉面背后的秘密”节目，引起了一定的社会恐慌，一时间拉面馆“门可罗雀”。西北联络组和省市民族宗教管理部门一起较好地平息了这次突发事件，受到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好评。西北联络组主要负责人还被江苏省政府授予“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目前该联络组正配合市宗教局为开展全市“清真饮食拉面大赛”而努力工作。新疆驻上海办事处还主动为流动维族穆斯林排忧解难，安排工作，最近正在团结维族穆斯林成立“上海新疆商会”。
为了改变科学文化知识落后的面貌，流动穆斯林特别重视子女的学习教育。有8.9％的人表示迁移城市“是为了促进子女将来的发展”。不能随父母来城市的子女大多在家乡就读，初中毕业后在城市选择就业，或在自己家的饭店中学习手艺并学做生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接班。然而调查显示，孩子随父母来城市的数量并不多，在城市学习的障碍还比较大。当问及子女在城市上学有哪些困难的时候（图3），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经济困难、学费高（55.9％），其次是没有地方学习宗教知识（6.7％）。缺少回民小学或中学、教学质量不高、受到歧视等也是主要困难。
图3 在城市上学的困难
注：1代表“经济困难，学费高”；2代表“教学质量不高”；3代表“不能和本地人一样或受到本地人歧视”；4代表“学校没有清真伙食”；5代表“缺少回民小学或中学”；6代表“没有地方学习宗教知识”；7表示“没有朋友”；8表示“教师不负责任或学校条件较差等”；9代表“其他”；10代表“缺失值”
以回族为主的流动穆斯林普遍比较重视子女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宗教知识，重视穆斯林之间的交流和文化传承，积极适应新的城市环境，参与城市经济文化生活，建立组织，加强联络，团结一致，正在实现自身的文化转型。这种文化转型促进了他们自身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也适应了整个回族文化模式转型的需要——在坚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中外先进文化，形成开放型回族文化新模式。
5.相对在家乡而言部分流动穆斯林宗教生活淡化了。我们以宗教生活的主要形式——礼拜的频率和每年封斋情况为例来看这一变化。
从表2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做礼拜的情况在其进入城市前后的变化较大。在迁入城市前，有近四成能完成每天五礼，近20％的人每周做礼拜的次数较多，而在迁入城市后，能够每天继续完成五礼的人数减少了一半，只能参加每周聚礼或每年会礼的人数大量增加。由此可见，他们进入城市之后，原本正常、有规律性的宗教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些影响。
封斋是穆斯林非常重要和独具特色的宗教和生活习惯，封斋不仅是长期形成的固定民族传统，也是宗教信仰的要求。然而这一情况在流动穆斯林身上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从统计结果来看，每年都封斋的人数比例从迁入城市前的77.1％下降到68.0％，而由于条件不允许基本不封斋的人数比例增加了5.8个百分点（表3）。
通过调查我们认为，部分流动穆斯林宗教活动频率减少的主要原因是：（1）大城市生活环境的变化——对比家乡周围缺少宗教氛围和条件，大城市是陌生人社会，人们的行动缺少了熟人社会的约束；（2）经济生活的影响——做生意和打工都不能像种田一样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城市经济生活具有较强的时间约束性；（3）去清真寺的距离较远——大部分大城市穆斯林去清真寺要用30—60分钟时间，时间成本加上交通费用足可以将一些年轻而且收入不高的流动穆斯林挡在清真寺外。
五、结论
在流动穆斯林和大城市回族社区的互动过程中，两个重要场域是清真寺和清真饮食店，其互动的主题是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互动的结果之一是流动穆斯林的经济地位普遍提升，但是部分人宗教生活开始淡化；结果之二是回族社区的整体宗教氛围明显增加，民族经济发展更有特色和影响，整个城市的文化发展更加和谐。
总的来看，流动穆斯林不仅促进了大城市回族社区的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的发展，而且通过自身的努力促进了整个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为城市对外开放和吸引投资提供了文化支撑。同时，流动穆斯林也适应了城市生活方式，促进了自身的现代化。这既有利于穆斯林本人和所在城市，又有利于穆斯林流出地，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收稿日期：2007—07—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宗教信仰问题研究——以南京等城市流动穆斯林为样本》（项目号06BZJ009）。
注释：
① 调查对象“流动穆斯林”的标准是：没有当地（包括郊区）正式户籍的，在城市居住时间为3个月至15年的成年穆斯林。在各城市的调查地点主要是清真寺和清真餐馆。各城市回收有效问卷情况：南京市298，上海市319，天津市197，深圳市61，兰州129，西宁41，西安81，银川100。
② 每周并没有固定的次数，每天五礼也并不全做，数量上要相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