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理想社会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论文,社会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概述了毛泽东理想社会观发展的三个阶段；论述了毛泽东理想社会观的基本特征：自由、平等、富裕、高尚；指出了毛泽东理想社会观的主要思想渊源：即中国古代农民“均贫富、等贵贱”的传统文化和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分析了毛泽东理想社会观的最主要缺点——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深厚基础。
关键词：毛泽东 哲学思想 理想社会观
毛泽东的心目中一直蕴藏着一个十分美好的理想社会，并且一生为之孜孜追求。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领导者，不仅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国之后前27年的成就与失误，都与他对这种理想社会的理解、认识、探索和采用的操作方法密切相关，而且时至今日，从总体上说，我们已经从毛泽东的带有空想成份的理想社会模式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仍然坚持着他所认定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方向。因此，认真而深入地研究毛泽东的理想社会观，就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家，而且是一位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他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0年之前。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由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危难之际，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已经芨芨可危。一切爱国之士，尤其是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年青人，都在极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纷至沓来的西方思潮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毛泽东也同其他爱国青年一样，学习吸收西方思潮中一切先进思想，极力想从中吸吮能够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种种思想理论。在各种西方思潮中，对毛泽东理想社会观萌发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流行北美的工读主义。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一种无政府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混合“大杂烩”式的理想社会模式。他先是提倡人人做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工读同志会，后又醉心于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新村主义，并且试图在岳麓山找个地方试验这种理想社会新生活；再后则主张打倒一切强权，生产要件归社会公有，废绝私有财产，实行各取所需，并通过“呼声革命”、“无血革命”来实现这种理想，而且认为克鲁泡特金的这种办法是“和乐至善”，“共臻盛世”①的办法，这种办法要使资本家“回心向善”，“助人而不害人”，“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②。
很显然，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试图在蜂拥而至的西方思潮中综合其认为合理的理想社会理论来改造社会，那就是用温和的理论和手段，改造现实社会的弊端和丑恶，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自由、共同劳动、生活和谐的社会。然而，无情的实践把青年毛泽东的理想撕得粉碎，工读同志会的企望、新村计划的实验、互助原则的幻想、无血革命的呼声……一个个都成了泡影。一次次的失败，使他感叹到：这一切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③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更广泛而深入地学习，促使毛泽东把更大的兴趣转向了“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④；在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和对十月革命的进一步了解中，他幡然醒悟“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⑤。
第二阶段，1920年至1949年。1920年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民族灾难日甚一日，中国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瓜分的对象。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破坏，表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无力制胜强敌，终于最后失败。而资产阶级倡导的文化思想也愈益软弱无力，终于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⑥的联合进攻下，偃旗息鼓，败下阵来；另一方面，在十月的革命影响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马列主义观察国家的命运和前途。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是这种转折的标志。严酷的现实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的刻苦学习和认真思索、总结，促使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⑦。此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长期参加、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新的理想社会观。这种理想社会观，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来奋斗的目标，就“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⑧。而这个最终的理想社会目标，是分步实现的。第一步的任务，就在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⑨。毛泽东还认为，以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⑩。就如同一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毛泽东的理想社会这篇大文章的“上篇”已经做完，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实现了一半。
第三阶级，建国后前27年。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就全面地转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并且经过短短几年时间，到1956年底，就基本上完成这个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原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最初建立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它不可避免地带有种种缺陷和不足之处。理想社会这篇大文章的下半篇怎么做？也就是说，下一步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也是常常困扰毛泽东的一个最大的疑团。
1958年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同志设想的几十年以后的第一个理想社会模式，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思想作为未来新社会理想蓝图的构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基本内容如下：第一，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即把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合二为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公社既管生产、管政权，又管生活；第二，公社实行单一的所有制，消灭私有制残余，在产品分配上，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逐步缩小商品交换范围，扩大产品分配范围；第三，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和家务劳动社会化。在公社内设有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学校、敬老院、商店、医院等，为社员服务。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的最好形式，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的基层单位。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所说：“在目前形势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11)，“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2)。
然而，事与愿违，连同大跃进运动一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3)。
1966年的“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第二个蓝图。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描绘了一幅末来社会的美好景象：全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使社会各行业之间的界线逐步消失；每一个大学校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综合体，实行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以此为消灭商品的途径；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14)，从而实现人们在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享受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平等，尽快消灭三大差别。通过“五七”道路，造成一个平等、公平、完美的社会。
然而，上述理想终未能实现，毛泽东在晚年还感慨道：除了所有制外，新中国和旧社会还差不多，既存在商品生产，又实行八级工资制，还有三大差别。毛泽东感到痛心疾首，死不瞑目。
纵观毛泽东理想社会观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理想社会观，在不同的阶段，从内容到起作用的范围和方向（消极和积极），都存在着差别，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不能否认，不同阶段存在着一定的承续性、共同性，从而构成了毛泽东十分向往、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自由、平等、富裕、高尚。
自由，是指没有强制，获得解放。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国家没有外来干涉和外人统治。一个民族，如果摆脱了外国统治就是自由的；一个国家，如果在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方面享有自决权就是自由的。毛泽东把创建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的民族国家，重树民族的尊严与自信，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视为理想社会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15)。要改变中国的历史命运，首先就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获得民族自决权。毛泽东还认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6)；“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17)。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条最基本的历史教训。在这种信念的指导下，毛泽东毕生都铭记着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屈辱。他对任何轻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甚至试图控制、干涉中国的任何外来势力，都保持着异常敏锐的警觉。无论是在建国前，还是在建国后，他始终以大无畏的气概，顶住了国外的种种压力，从不示弱，坚决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其二是指个人自由，主要是指中国人民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而成为国家的主人，昔日的奴隶充分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18)的自由。
平等，是指人民在人的基本尊严和价值方面是公平的、均等的。平等和平等的实现有三种形式：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社会平等。政治平等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应当享有同等的各项政治权利，政府应当属于人民，由人民产生和服务于人民；经济平等意味着所有的人民都是社会财富的共同主人。它要求废除剥削制度，将国家财富尽可能均等地分配给全体人民，避免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平等是指在所有社会关系中，人们在社会地位、声誉和尊严方面应当享受同等的权利。在各项平等中，经济平等、公平分配是基础，是平等的实质。所以在毛泽东各个时期的理想社会模式中，经济平等、公平分配占有突出的地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幻想的各种新社会生活中，就对经济平等、公平分配给以极大的关注，从至于终身不渝。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主张在革命队伍中实行供给制分配方式，在经济上官兵一律平等。在四十年代，毛泽东所设计的新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民主主义社会，对公平分配也作了独特的创新思考：在农村实行平均地权，使占人口80%的农民获得相同的土地份额；而在城市则采取节制资本、限制资本扩张，适当提高工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劳资两顾，既承认已有的贫富差距，又控制其扩大的可能性。1958年的人民公社，实质上，试图通过逐步扩大所有制规模，提高公有化程度，缩小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距，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程度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富裕，是指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足。其中包括把共同富裕作为新社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把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实现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在毛泽东看来，富裕和理想社会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是说，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同时就包含着对富裕的追求。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就确定了建国后，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19)的方针。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20)。他还多次谈到，新社会制度要比旧社会制度优胜得多，其优越性就表现在新社会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允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没有的速度发展。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如果不能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会被开除球籍。
高尚，是指理想社会的理想人格。毛泽东认为理想社会的人是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的“新人”。这种高尚的理想人格，有最显著的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白求恩、张思德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发现的体现着大公无私精神的典型。毛泽东通过这种典型，倡导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他认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1)。雷锋则是毛泽东在和平建设时期看到的又一个突出范例。雷锋短暂的一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他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大公无私的人生价值观。二是全面发展。毛泽东在阐述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时，就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22)的思想。在“五七指示”中，则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兼及他业，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全面发展。毛泽东所倡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干校，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良苦用心。
任何一种思想，“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23)。毛泽东的理想社会观也不例外。毛泽东的理想社会观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
第一，中国古代农民“均贫富、等贵贱”的传统文化与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毛泽东理想社会观产生的重要思想材料。毛泽东和中国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在他们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先后受过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中国古代农民“均贫富、等贵贱”传统文化与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立即抛弃了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然而，青年时代那种对末来社会的周密思考和热情向往，却在他的脑际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下一步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社会呢？中国古代农民和空想社会主义对末来社会的憧憬，在新中国的条件下是否可行呢？这些问题，始终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回荡。早年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我们要实行。因而，当年筹办人民公社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同志就把康有为的《大同书》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参阅。在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指示印发陈寿《三国志·魏志》中一篇《张鲁传》，作为供与会者参阅的文件，并亲自写了一段较长的按语。这段按语，字里行间，流露出毛泽东对《张鲁传》中所描述的看病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路宿不要钱、劳武结合的经济、政治纲领是极感兴趣的，对中国古代农民追求一种公平、完美的社会理想，是持赞赏态度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毛泽东理想社会观的主要依据。毛泽东在设计未来新社会的蓝图时，是注意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他的理想社会观的许多原则都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来自《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理论。几十年来，《宣言》成了毛泽东上下求索的指路明灯。他把《宣言》一书“不知读了多少遍。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全能背下来”(24)。而毛泽东理想社会观中的平等原则，则主要来自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思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必须而且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他也强调按劳分配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是必须在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程中加以限制和克服的。他还对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作了叙述：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摆脱价值、贷币的媒介作用，直接以劳动小时计量，并通过“劳动证券”形式，使劳动者可以简单地象使用领物证一样，取得他按照“同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所应得的那份消费资料。所以，毛泽东后来一直强调的，正是批判有价值、贷币媒介作用的按劳分配，把等级工资制的按劳分配形式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表现，而要求加以限制和克服。正由于马克思有上述观点，毛泽东始终认为他的上述看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毕生致力于使之现实化。然而，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和作法，是对马克思上述观点的一种“误解或教条化”(25)，即忽略了实行按需分配所必需的生产力极大的发展、物质财富极为丰富的客观条件，从而把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应做的事，搬到初级阶段来做；忽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固守马克思通过“劳动证券”实行按劳分配的形式。
理论向实际的转化一定要经过操作方法这一中介环节。毛泽东把他的理想社会观付诸实践时，自始至终所使用的操作方法，从总体上讲，就是均中求富的方法。换句话说，走的实质上是一条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路子。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理想社会的实现，最重要的是坚持平等的原则。因为国家已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自由基本上实现；而社会富裕、新人的造就，需要一个过程，必须通过公平分配刺激经济发展，最终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成为新人。所以，如何保证理想社会顺利实现，关键就在于如何实现平等。因此，毛泽东在各项工作中，始终把公平放在优先的地位。毛泽东始终坚持计划经济而排斥商品经济，就是认为商品经济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产，使另一部分人发财。允许商品经济的存在，就意味着允许不平等存在。他对“平等”的理想社会追求越强烈，对商品经济的否定也就越坚决。在所有制模式上，毛泽东追求“一大二公”。在毛泽东看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不公平，正是人与人之间地位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建国后，虽然实现了公有制，消灭了剥削，但所有制方面的差别还存在，因此，毛泽东决心消除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一切差别。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正是他试图消灭这种差别的实际步骤。所有制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距就越小，因而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程度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消费品的分配原则上，毛泽东一方面在理论上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始终抱有疑虑。按劳分配是以个人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来作为取得个人消费品的尺度的，它承认由于各人劳动能力高低和劳动贡献大小的不同而产生的个人收入分配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与毛泽东的平等的理想社会观是不相一致的。因而，毛泽东始终认为，过去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合理的，而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有很大弊端，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的制度，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一种倒退。这表明，毛泽东所追求的充分平等的理想社会难以容纳按劳分配所承认的差别。在经济增长的源泉上，毛泽东排斥物质利益而提倡精神激励，因为物质刺激会造成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动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造成人与人之间经济收入上的差距。在生产力布局上，毛泽东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因为这种布局，能够保证各地区之间经济上的平等。在企业管理上，毛泽东反对专家治厂，而主张“二参一改三结合”，目的就是要保证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地位的平等。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均中求富的操作方法，一方面是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重要条件，也是二十几年稳定经济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公平优先，效率滞后，其必然结果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一直没有摆脱贫穷。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26)。实践证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没有效率，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只讲社会公平、分配平等，无视效率，公平与平等只能陷入幻想。因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首要任务、中心任务只能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别的。
党的十一局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思想，包括坚持毛泽东理想社会观的基本准则，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平等、富裕、高尚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又彻底改变了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操作方法，即改“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实现效率优先，那么，最合适的杠杆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内在地具有资源配置功能、行为激励功能、社会竞争功能，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出现破产、失业、贫富分化，甚至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下，社会不公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为市场经济就其内在机制来说，自发地向效益倾斜，但并不自发地向社会公平倾斜，甚至向不公倾斜。这就是强者生存，弱者被淘汰。因而从个人参照系看，这是残酷的，甚至是不公平的。但是从整个社会参照系看，则是必要的和有利的，因为市场经济不淘汰低效的企业，就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不淘汰弱者，就不可能激励强者；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整个社会就不可能大踏步前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把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开，因此就存在着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的危险性。然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27)。那么，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这就是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构想”：“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8)。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操作方法，即在增长中分配、在分配中增长的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有机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人民从贫困状态走进了温饱，并向小康大踏步迈进。可以预见，沿着这一经济模式向前发展，毛泽东心目中的自由、平等、富裕、高尚的理想社会，一定会早日到来。（收稿日期：1994年9月7日）
注释：
①②《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第341、341页。
③《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第8页。
④《俄罗斯研究会成立》（1920年8月23日湖南《大公报》）。
⑤《毛泽东史迹录》第338页。
⑥⑧⑨⑩(16)(17)(18)(19)(2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出版，第657、614、624、639、614、981、981、971、1318、621页。
⑦《西行漫记》第13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出版）。
(11)(12)《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69、72页。
(13)(25)《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4)《人民日报》社论，1966年8月1日。
(15)(20)(2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5、197、38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页。
(24)《红旗杂志》1983年第一期。
(26)(27)(2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16、373、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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