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的短促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促论文,过渡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渡时期，在我国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6年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完成，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
这个时期对经济落后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之所以十分重要，在于它保证无产阶级领导地位和使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同时，能够充分调动其他革命阶级的积极性，通过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存与竞争，促进商品经济的活跃与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它的确为后来的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由于这个阶段的短促，不可能对某些实践的效果作出验证，对实践中的经验作更多的积累与总结，加之认识上的一些问题，过早地结束三大改造，力图使公有制经济成为唯一的经济成分，将国民经济发展纳入了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也为后来的某些左倾错误打下了一定基础。此后商品经济被压制，长期不得发展。实践表明，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是应当而且可以避免的，但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却是不能逾越的。商品经济不能依赖单一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为前提。过早地结束这个时期，其缺陷和对后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过渡时期的短促，使我国丧失了发展商品经济的一个有利时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市场经济视作资本主义的专利，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党在过渡时期有步骤地建立起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系，作为发展和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努力缩小和消除商品经济的范围和作用。商品经济的存在是以社会产品进入市场并平等交换为前提条件。建国初期，我国尚未完全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系，多种经济形态同时并存，企业主要依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社会生产中起重大调节作用的是价值规律。这样一种经济运行机制虽然有着驱使一部分业主和资本家不顾国计民生，单纯追逐高额利润的负面作用，其积极方面则是调动了社会生产各部门的主动性，起到了促进城乡交流、稳定社会、繁荣经济的作用。商品经济的活跃使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1951年全国私营工业户数比上年增加11%，生产总值增加39%。私营商业户数比上年增加11.2%，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国营经济也迅速壮大起来，它们在原材料的采购，产品的销售方面积极地参与了市场流通，商品经济一度十分活跃，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1952年底，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完成由私营工厂自产自销的产品占39%，到1955年下降到9%。1950年在全国商品零售总额中私人经营的多达85%，国营经济只占14.9%，到1956年它们的位置整个调转过来。在批发商业中国营、供销社和公私合营的比重高达99.9%，私营只有0.1%；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占有92.4%，私营只占7.6%。这一数字的变化，一方面表明建国之初商品经济的混乱局面得到根本扭转，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商品流通渠道明显地变窄，商品经济市场变小，企业的供、产、销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掌管，计划经济得以确立和加强。当时由商品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变，不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认识，而且是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一个客观趋势。应当看到，由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才使国家能相对集中有限的力量，奠定工业化的基础。但是也不能否认，用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强化政府的计划管理体制，否认价值规律的观念很快成为发展经济的主导思想，这是束缚以后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二、过渡时期的短促在于大大缩短了原来预计的三大改造的进程，使党尝到了加速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甜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对矛盾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使原有的生产关系成为它的桎梏时，变革生产关系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的一次伟大变革，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三年便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党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实质是变革生产关系，消灭私有制，以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建国之初我国生产力不但十分落后，而且呈现着明显的多层次性。农村的个体经济比重极大，如同汪洋大海，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经济。这种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新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没有力量扩大再生产，也无力量抵御自然灾害，避免两极分化。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用的途径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但是还应当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土改以后，农民有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相当多的农民都愿意把自己的一份地种好，真正具有互助合作积极性的人并不普遍，因而当个体经济的生产方式对生产的发展还有作用的时候，就不应急于用“一刀切”的办法实现土地归公的剧烈变革，应当让有互助合作积极性的人先组织起来，用典型示范的方法逐步加以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属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较高层次。资本家手里有一批近代企业，掌握着一个较大的商品销售网络。1950年，私营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1%，私营商业的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额的85%。国家需要它们发挥有利国计民生的作用。从它们居于生产力不同层次的实际出发，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进程和力度应加以区别。可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在全国一片紧张而乐观的气氛里，人们无法对某些问题做出冷静的分析，并思索它们对今后将产生的影响，如当时被充分肯定的贫下中农表现出的普遍的要求由互助组转向建立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积极性，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其实它在不少地方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仅仅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人们便不再满足于已有的合作化成果，那种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的主张风糜一时，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兴起。可以说三大改造的加速进行，对于后来日益重视变革生产关系，忽略生产力自身的积累与提高具有某种导向的作用。
三、过渡时期的短促，错过了更好地借鉴和运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经营管理经验的机会。生产力具有继承性，总是要以前一个形态的生产力的积累作为现实的发展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准备的物质前提，除了无产阶级这一掘墓人外，还有属于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管理知识等等。我国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而言，是一种缺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占主要地位，其技术装备和生产条件也落后于西方国家。但它同庞大的封建经济相比，毕竟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中国的资产阶级比其他阶级拥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有管理近代生产的技能和经验。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新中国建立后，他们除了追逐利润、维持剥削的消极一面之外，还有愿为新中国发展经济的积极一面，我们应当在节制资本的前提下，允许民族资本工商业多存留一些时间。这样，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经济干部把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一切有用的东西，作为民族遗产吸收过来；也便于借助他们与海外的较多联系，加强国内外交流，吸收先进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党注意到此类问题，并尽可能妥善地安置民族工商业者，可是由于改造步伐的加速进行，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不当，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这份民族遗产的吸收。事实很快表明，过早地消除那种应存留一个时期的生产方式，总会造成生产领域的局部空白，它会以顽强的姿态曲折地加以补偿。八大以后，社会上出现了某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曾表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①然而，这种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可贵思想未能得以实践。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才冲破经济上左的观念，允许建立个体、私营企业，大规模吸引外资，大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使我国的经济获得迅速发展。
四、过渡时期的短促，是坚决反右倾、广泛开展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它对党后来沿用此法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战争环境里，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完成一些重大任务，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因而建国初期，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变革，就成为一种很自然的事情。为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党往往采取反右的作法，群众发动起来再注意防“左”。但事实证明亿万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一些行动是难以控制的，在强大的“惯性”冲力面前，势必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和深远影响。如何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具有一定盲目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是党面临的新考验。党开始客观地考虑到土改后农民产生的发展个体经济和要求互助合作的两方面积极性，195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批评了在合作化问题上存在的消极态度和急躁态度的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纠正了一度出现的急躁的偏差，强调坚持农民自愿为根本原则，并以是否增产作为衡量互助合作搞得好坏的根本标准，指导了合作化运动的稳步前进。到1954年，80%以上的合作社都增产增收，互助合作运动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参加合作社开始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行动。与此同时，由于实行粮食征购，引起部分农民的不安，也由于一些地方运用政治压力和经济手段强迫农民入社，使得新建立的合作社无法巩固。1955年春，中央农村工作部开始对农业合作社按照“停、缩、发”的方针进行整顿，全国砍掉了二万个合作社。这样，便在党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的严重的争论。毛泽东认为，合作化的工作有缺点，但整个运动是健康的。整顿是一个反冒进。群众要求大发展，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右倾保守思想作怪。必须改变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面，领导赶不上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当时一方面严厉批评所谓的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其出发点是“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是右倾机会主义，从而把具体工作的处理和如何看待速度问题，上升到反政治倾向的高度。另一方面，他花费大量精力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撰写了104篇按语，赞颂群众中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歌颂群众运动如大海怒涛冲走一切妖魔鬼怪。反右倾的结果助长了忽视农民实际觉悟和强迫命令的风气，群众的热情也被迅速激发起来。毛泽东原来预计的，到1958年春有一半农户入初级社，1960年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以后再逐步分期分批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的进程被大大缩短。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原来设想18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提前11年完成。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猛烈发展的形势推动下，资产阶级受到彻底孤立，为争取主动，各地私营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营。到1955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三大改造的成功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伟大创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然而它以反右倾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改变我国经济落后面貌的作法，对后来也有消极影响。1958年我国在经济建设上的失误，便是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武器这一认识的必然结果。
过渡时期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党的认识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1949年在制定《共同纲领》时，对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刘少奇作过如下说明：“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毛泽东在政协会议期间也表示，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需要二三十年。1953年毛泽东仍认为这个进程需要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并指出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后来的实际进程与上述认识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规定事物发展的具体时日，但过渡时期的短促，与党的领导人的急于过渡的指导与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过渡时期之后，党曾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也受到了许多干扰。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如果三大改造的步伐更稳健一些，过渡时期更长一些，那么我们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的作用，对商品经济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会更深刻些，就会更多地在生产力自身的提高上下功夫，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更顺利。
注释：
①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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