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性：上海文化的主色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主色调论文,市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位京籍作家说：“南方人指路，总是说前后左右”，“以人为转移”，“较为崇尚主观意志”；〔1〕一位沪籍作家认为， 上海人讲究平等互利，然而，“你是你，我是我，并不含糊的”；〔2 〕一位生活在上海但并非上海人的学者在他的文章里特别记载了这样一个情节：“本世纪初年”，“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3 〕一位日本朋友这样形容和评介上海人：“他们具有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不习惯于朴实和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4〕上述各种说法或看法， 都涉及到了上海的文化层面。有意思的是，尽管角度各异，他们的着眼点却不约而同地都落在了“人”上。一方水土一方人。中国人中，上海人是最独立、最自我、最特殊的一群，他们“从根本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5 〕这也难怪人们喜欢从“人”入手来谈论上海的文化。与上海文化有对照意义的是北京文化和广东文化。如果说上海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人本位”，那么北京和广东则分别是“官本位”和“商本位”。自金、元定都，800余年， 北京人一直生活在天子脚下，皇民沐皇恩，生下来就高人一等。北京人有着一股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哪怕他是个奴才，在外地人面前也俨然主子，哪怕他口袋里没几个大钱，照样
五喝六、硬撑穷横。北京人永远关心政治，惯以天下为己任，在他们眼里，政治就是权力，权力就是官，官就是地位。这种“官”意识弥漫北京城，深入北京人骨髓，铸就了天子之民特有的皇城派头和官气十足的势力人情。广东本来是一个边远的南方农业省，但作为通商口岸，它又成了西方野蛮和西方文明同时侵入的最早登陆点。20世纪初，在新思想武装下，广东成了“革命势力的源泉和中心”，〔6 〕曾有过一次震惊国人的军事上的北伐；20世纪末，在改革开放的高潮中，珠江三角洲成为全国最富裕地区，先“发”起来的广东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内地又策动了一场经济上的北伐。这样，以开埠通商为起点，以改革开放为契机，以经济的迅猛崛起为内动力，广东文化的商业化格局终于形成，作为南中国文化的一道新风景，区别于北京文化与上海文化。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位于文化要素之首。上海文化与北京文化、广东文化的最大不同，就是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上海文化中不是没有“官”，也不是一般地反对为官，由于沪地面对大海，远离皇城，政治环境较为宽松，思想观念相对活跃，群体意识淡薄，自我理性发达，出世哲学严重地影响并化解了沪人对政治连同仕途的关注热情，表明这是一种官气不足的文化。比如，同样一道古训，北京文化选择“治国，平天下”，而上海文化则会选择“修身”和“齐家”；这不奇怪，上海文化是以世外自然、特立独行的“人”为其本位的。同样，上海文化中不是没有“商”，而且商业特征未必不鲜明。问题是，上海文化中的“商”，与广东文化的商业化还是有不小区别的。把“广东文化”作为一个话题，是最近十几年的事，这与广东经济上奇迹般地崛起有直接关系。广东毗邻香港，香港文化自然成为广东文化的参照；这固然便利，也埋下了不幸。香港文化是典型的商业文化，很大程度上是30年代“海派”负效应的恶性膨胀；不加改造地仓促引进这样的文化，并视其为“导向”，此种做法和视野，暴露了广东在文化选择上的急功近利以及商人心理，这不能不影响到广东文化的质地和品格。所以，以商为本，这在广东文化是注定了的。与广东文化太多的商业气息相比，上海文化就显得很“文化”了。1000年前，上海只是一个具有几户人家的荒僻小渔村；200年前，上海也不过一个滨海小县。 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这是一块缺少历史重负、可以重新设计而地理位置又极其优越的文化地带。19世纪中叶，上海被迫开埠，中西双方三家共管（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的特殊格局正式形成。这种畸型的社会政治制度，为上海文化在一个中西交汇的起点上滋生并发展，提供了现成的背景和土壤。上海文化在它被直呼为“海派”之际起，就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文化视野和文化容量，它直接以西方文明为导向，商、文并举，学并重，本世纪初，它不但成为太平洋西岸最著名的商业都会，也是中国新兴的文化重地，在这里，出入着一流学者、一流作家，上演着一流话剧、一流电影，发行着一流报纸、一流杂志，一流的文化氛围荟萃了一流人才和一流艺术，先进的文化建设为现代城市的商业发展提供了行为规范和素质保证。这样的文化景观，不仅区别于中华大一统的主流文化，与近年兴起的“商本位”的广东文化相比，也是大异旨趣的。综上述，上海文化不看重“官”，也不是单纯的“商”，它的核心是“人”，是个体独立的“人”。“人本位”构成了上海文化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现象。上海文化中，有较多的自我性，较多的个性发扬和个性自由，比较尊重个体存在、个体选择与个体发展，这在农业文明大背景下，弥足可贵。当一种文化既非政治化，也非纯商业化，它的选择，最大可能就是世俗化和实利化。世俗化相对于政治化，而实利化又与商业化保持着某种天然联系；其中的不同，是由文化主体决定的。政治化文化，其真正活跃的主体，只能是各级拥有权位的官僚；商业化文化，主宰者也只能是手攥金钱的各色商人；而世俗化、实利化，其主体只能是那些生存于现代都市的普通市民。上海文化中充分的世俗化和实利化倾向，说到底，是市民心理、市民眼光的体现，是市民出于自身需要所做的一种切合实际的文化选择。上海是中国最大、最成熟的市民社会。在上海，市民这个“无限大”，既是城市主体，又是文化主体，某种意义上，它决定上海文化的走向。我们一再强调，上海文化以“人”为本，现在可以明确地说，这个“人”，不指别个，就是刚刚说到的“市民”。不管怎样诠释上海文化，离开了“市民”这个大前提，所谓的上海文化一定是空洞无物的。于是，我们回到了本文立论的出发点：市民性是上海文化的主色调。
上海文化的市民性有其渊源，它贯穿于上海文化自发端到发展的全过程。约略地看，上海文化可分解为前期、中期和近期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所谓前期，大体是指上海开埠到本世纪40年代末。此前，作为上海文化，还处于一种渔、农相杂的混沌状态。纵观前期，百余年来，它对上海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一个响亮而有深远影响的概念：“海派”。首先以“海派”自称的是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一些流寓上海的著名画家，他们多在画款上自署“作于海上”，由此被时人称为“海派画家”。稍后或同时，围绕着京剧所牵发的一场京、海之争，把“海派”这个叫法由画坛又延伸到戏坛，经周信芳者流大胆改造过的京剧表演程式及其台景技术，被北京正统派讥之为“海派京剧”。20年代至30年代，一场新的京、海之争由画坛、戏坛又转移到了喧嚣纷扰的文坛：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一些小说家的作品被嘲贬为“海派小说”。当是时，“海派”所指称的仅限于几个有较大影响的艺术样式，还远远达不到“文化”的量级，所以，前期上海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艺术形态”。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我们姑且把艺术形态的前期上海文化叫作“海派阶段”。上海文化在其海派阶段有两个特点不能忽略，一个是革新性，一个是世俗性，这也正是“海派”招惹是非的关节。于海派而言，革新性从属于世俗性。大凡革新手段，如海派画家的参用西法，海派京剧的设用灯景，海派小说的现代派技巧等，无不意在增强作品的可观赏性和可接受性，以浓重的世俗色彩和世俗趣味来满足都市生活、市民生活的精神需求。这种远离政治漩涡、迎合市民心理的世俗化走势，自然不能见容于主流文化。在这方面，海派小说的成长及其命运最有说服力。关于小说的那场京海之争，发生在30年代。由沈从文发难、被北方正统派指认为“海派”的那类小说，是活跃在上海的一些小说家所创作的作品。这些小说家大半以写作为生，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未见发表过什么有关的宣言，人们所以视之为一“派”，是因为这些作家在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上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都喜欢以都市生活为题材，都着力描写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都有某种自然主义倾向等。这类以饮食男女、市民生活为其生存土壤的作品，无疑是都市的产物，也唯独上海这样的商业大都会才可能生出这种精神现象。作为新文学中心，上海并没有因为五四运动的冲击和主流文化的南移而从根本上改变这座商业大都会市民文化继续发展的自身逻辑，张资平拥有比鲁迅、郁达夫更为众多的读者。〔7〕 正值海派小说陷入低谷，在40年代，又出现了一个奇女子张爱玲。张爱玲挽海派小说于颓势，她制造了海派小说不曾有过的新气象、新境界。张爱玲是不折不扣的上海作家，生于斯，长于斯，只有她才能赋予海派小说真正的精神和气韵，只有她才称得起本质意义的海派小说家。张爱玲“在她所精心营造的令人惊迷的文学世界中”，“自觉又自由地出入于‘传统’与‘现代’、‘雅’与‘俗’和‘中’与‘西’之间，并且做到了二者的平衡和沟通”。〔8〕这一“了不起的艺术创造”或艺术选择， 其意义不仅在于把海派小说推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9 〕同时也充分地传达出包括海派小说在内的整个海派艺术深蕴潜藏着的浓重的市民趣味。
上海文化以标榜“海派”为其滥觞，终于有了海派绘画、海派京剧、海派小说等，这一方面标志出前期上海文化的形态特点，另一方面也表明上海文化在其起步阶段就已经具备一种“自成一派”的独立意识。此后30年，也即本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上海文化步入并完成了它的中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海文化表现出与前期完全不同的选择和走向。如果说，在前期，上海文化中的市民性还主要表现为一种艺术态度；那么到了中期，所谓市民性已经成为上海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文化是以社会为其容器的。当上海文化由前期进入到中期，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租界制度的结束，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的相应出台，先前曾鼓噪一时、富于个性和革新性的所谓海派艺术，不容置疑地被同化为大一统的社会主义艺术，围绕着“海派”的争吵也由此沉寂下来。表面看，海派“停滞了”，〔10〕或者“退化乃至淡薄了”。〔11〕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建国后30年，“海派”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文化，的确不似从前；但倘若把“海派”放到上海文化这个大背景上去考察，就会发现，所谓海派，尽管已经失去某种形式或实体意义，作为一种“意识”，却长久地沉淀下来，成为上海文化最基本、最稳定的精神内核。概括而言，这30年，正是上海文化的转型期。我们曾在上文论述过，上海文化是以“人”为其本位的。上海人是一个精明透顶、生存力和适应力极强的社会群体。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他们最清楚变化了的环境和尴尬地位，最清楚怎样做才能既保全自身利益又能无可挑剔地顺应社会趋动。出于某种敏感和自卫意识，上海人本能地疏离了政治色彩最为强烈、包括艺术在内的意识形态。一夜之间，热衷于风光闹猛的上海人变得拘谨内向起来，注意力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家庭和私人空间，用一种只有上海人才可能有的艺术眼光来看待并打发身边的日常世俗生活。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上海文化进入到中期以后，明显地由艺术形态向生活形态演化，这预示着上海文化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上海人”自身了。我们惊奇地发现，上海人把在海派阶段所由形成的全部聪明和经验都移至于生活领域，使十分有限的个体空间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精致、实惠并富于艺术品位；在这里，海派固有的革新和世俗倾向，分别可以找到各自的注脚和伸展轨迹。不能说，建国后30年，海派的革新性完全销蚀掉了；应该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由于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原因，海派的革新性出现了非常耐人寻味的扭曲：一方面制造出万吨轮，一方面流通着让外地人咋舌的半两粮票；一方面生产出万吨水压机，一方面向全国批发着既“扎台型”又经济实惠的“假领头”；一方面书写出断肢再植的奇迹，一方面盘算着在哪儿下车是4分钱而不至于化去7分钱即便为此走上两站路；一方面合成出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人工胰岛素，一方面饶有兴味地实行着“一瓜三用”——吃西瓜瓤、炒西瓜子、腌西瓜皮。无需多说，海派的革新性在“集体无意识”中已经异化了。这种异化主要表现在革新与世俗的同流。当上海人不得已将聪明才智和良好教养用于发展“亭子间”和“小阁楼”的时候，海派固有的世俗倾向自然地膨胀了。当是时，上海滩上的每一户家庭都珍藏着各种只有指头宽的购物票证，每一位家庭主妇都在以“分”为单位计划着一日三餐的开销，而男人们，都在起劲地利用碎木片、边角料拼制着夜物箱、喇叭箱一类的小家俱。上海人俭省地活着，精致地活着，尺寸恰当地活着。上海人成了世俗生活的奴隶。曾经面对太平洋的一方先进中国人，竟然无奈地回转头来面对自我封闭的上海滩和各自狭窄的私人空间，不惜“螺蛳壳里做道场”，上演并自娱于十几个平方的“生态小平衡”，这不能不令人扼腕。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优越感十足的上海人，一定意义上完成了自身形象的塑造，一个区别于一般南方人的新称谓——“上海人”——在全国通行并取得认同地位。这是一个褒贬参半的称谓。上海人的优长和劣短都包容于这三个响亮而又暧昧的字眼里。本文不想就“上海人”展开讨论，关于上海人，余秋雨先生有过非常精辟的描述和说明；这里想强调的是，余秋雨笔下的上海人，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一阶段的上海人为其参照的，这意味着，上海人之所以为上海人，与建国后30年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密不可分。所以，我们认为，研究上海文化不研究上海人不行，研究上海人不研究形成上海人基本人格品质的建国后30年不行。建国后30年不是上海文化的空白期，相反，这30年，作为一段特定历史，是上海文化由“物化”进入到“人化”的重要转型期，是上海文化的“上海人”阶段。建国后30年，上海文化在这里打了个回旋，愈加逼近人本身；伴随着世俗倾向的日见强化，本来已经扎下了根基的市民性，一经世风吹拂，渐成弥漫态势，以至滑向极端；其中负面，成为日后改造并优化上海文化的痼疾。
从“海派”的自发，到“上海人”的自足，上海文化基本处于不自觉状态；无论上海本土还是全国范围，尚不能从文化高度来认识这些问题。在那个“唯政治”时代，人们（包括文化人）缺乏文化意识。80年代以来，当人们向现代化自觉迈进的时候，文化现代化成了必须。于是，一场文化热，在中国大陆迅速掀起。有关地域文化的研究，“海派文化”是富于成果的。海派文化在近期的兴起，表明上海文化由艺术形态、生活形态开始全面进入到文化形态。这是一种理性的自觉选择。时下关于海派文化的解释各不相同，基本可以归纳为两个说法。一是，海派文化即上海文化，包括正负效应或影响；一是，海派文化即现代文化，是上海文化的优化和主流。我们倾向于后者。正如“海派”不等于“海派文化”“海派文化”也不等于“上海文化”。上海文化是以“海派”为其先导的，而“海派文化”是以上海文化为其背景的。当人们说到“海派”也许还有几分讥诮，而言及“海派文化”，则褒意有加。“海派文化”不是一个可以说来说去的轻率字眼，它应能以足够的份量去证明上海文化在现代化背景下自觉、开放、进取的新品格及其相应品位。海派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型都市文化。我们关心的是，上海文化进入到海派文化阶段，市民性是否仍能一如既往地占据主色调地位。一种文化，其品格可以优化、品位可以提高，但生就的质地是不大会轻易改变的。上海文化自其发端和发展，始终与市民性结伴同行。从艺术形态到生活形态，上海文化对并非崇高甚或凡俗到缺乏审美光华的市民性情有独钟。及至80年代，市民性依旧是上海文化的必然选择；而且，可以断言，相当一段时期内，市民性仍将深刻影响上海文化的基本样式和走向。从理论上讲，作为现代都市的产物和主体，市民既是城市化的参与者、受益者，也应是城市文化的支撑者和推动者；但由于城市之间的个性差异，现代都市文化未必都以市民性为自身的基本选择；只有那些成熟度和文明度很高，市民的声音容易形成带有契约性质的“公共意见”，中西合璧、开放发达的现代工商业都市才可能把市民性作为文化选择的主题项目；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决不多见，上海是别具代表性的一个。事实上，近期上海文化的确保持了早、中期上海文化业已形成的世俗化倾向。在全国，没有任何一张报纸可以象《新民晚报》那样占据家庭、深入人心，牵系上海滩广大市民的情思和脉动；其中秘诀，首要一条，便是该读物雅俗共赏的定位，旨在适应市民的眼光及其阅读需要，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世俗形象广泛而持久的魅力。从《上海一家人》到《孽债》到《走过冬天的女人》，大众传媒已经确定地显示出90年代上海文化对于世俗生活的眷恋和亲近；而新近播映的《儿女情长》，在一片唏嘘声中径直把世俗生活原本彻底地还给了石库门，还给了普通百姓。不夸张地说，《儿女情长》为上海文化的市民性打上了一个带有世纪标志的印记。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在上海文化的大背景上，为什么依然演化着关于市民性的新旧故事？这首先是历史原因，在都市化程度愈见发达的今天，上海文化不可能割弃市民性这个从骨子里带来的东西；同时也是现实原因，市民性仍活力蓬勃地充沛于当下文化生活领域。上海是一个浩瀚无边的市民海洋。在上海文化各构成因素中，唯有市民性可以上下贯通，左右逢源，显示出一种特别的化合功能。它不但能化合主流文化（也即意识形态文化）、西方文化，也能化合包括精英文化在内现存于上海滩上的其他文化。在上海文化这个调色盘中，市民性始终是主色调。半个世纪以来，主流文化与上海文化从来没有真正矛盾过。上海文化承认并接受主流文化，奉主流文化为主导文化。但上海人的精明在于，它不是用主流文化取代自身文化，而是“化合”主流文化，让主流文化在上海滩上“软着陆”，利用“缓冲”间隙，在主流文化的轰鸣声中，适机揉进“本帮话语”，待其机位泊定，人们听到的已经是明显夹有沪腔的世俗调式了。特别是本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上海文化在接受并尊重主流文化的前提下，立足本土文化，把西方市民意识中诸如“法治”、“安全”、“自由”、“平等”等一些有益因素，加以改造、化合，使上海文化中固有的市民性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强化：市民们更为注重保护自身利益，更为注重“公共意见”的表达，更为注重世俗生活的质量。一张以世俗生活为经纬编织的网络，为上海文化描画出一幅前所未有的主从相容、中西合璧的市民文化景观。上海有一批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极力倡导人文理想，曾想在世俗的上海塑造出人文英雄，但由于不能抗拒市民潮流的冲击，最后不得不落荒而去，把一个很先锋的《上海文论》无奈地改版成走通俗化路子的《海上文坛》，拱手让出一块庄严的阵地。这不仅是商业问题，主要是文化回归问题。40年代的张爱玲能在90年代复活，决非单纯怀旧，这是文化重构过程中市民话语对精英话语的抵御，表现出分明的市民情趣、市民渴望和市民文化的底蕴。张爱玲系名门闺秀，怀有深厚的中西文化教养，但同时，她又是一个很普通的上海市民。她以市民的身份和眼光写小说，她的小说只写都市中的市民和市民的日常琐碎生活。她写小说，既不执拗于文化传统，也不照搬西方的一套，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总是那股子上海滩特有的市民旨趣和情调。她是一个以“我”为主的写手，一味地抒写“我”的感受、“我”的气韵、“我”的生活方式，化传统、化西洋，合民间、合世俗，是非常角色化和个性化的。说市民性具有化合功能，张爱玲的小说即为现成明证。在上海这座开放性的现代都市里，任何一种文化因素都可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但只有那种覆盖人群、关涉人心，具有普遍适应性和化合功能的因素才可能扎下根、产生影响，最后形成某种文化气候。市民性就是这样的因素；市民性之于上海文化，就是这样的地位。
我们反复强调市民性，说市民性是上海文化的主色调，这是否降低了上海文化的品格？不是的。上海文化的品格并非取决于市民性本身，确切地说，是市民性的质量。市民性的确有质量问题。市民性的常态是个混合体，优质其中，劣质也其中；比如“精明”，退一步即小市民，进一步则大市民，进退之间，文章可谓大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改造和优化市民性。在这方面，上海文化建设已经有过许多成功的尝试。同样是社区文化，上海的社区文化更具亲和力和家园性；同样是广场文化，上海的广场文化更讲究秩序和品位；同样是大众文化，上海流行的是时装、电脑、收藏、出游、听书、品茗、老年大学、职业教育、人才市场、展览会、展销会、电影节、电视节等。大约一年前，《上海文学》开了一个专栏，题为《新市民小说》，目的是“让文学吸引市民”，〔12〕同时，倡导者还提供了一个观照当代文学的新视角：“民间——市民范式”。〔13〕表面看，这纯系文化精英们的一种实验性操作，实质上，这是知识者话语以“一种可亲可及的言语方式，召唤读者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14〕从排斥到认同，从认同到操练，从操练到引导，精英文化对市民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忱。上海广播电台有一档直播节目——《市民与社会》——在全国影响很大。这档节目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有意识地将“市民”与“社会”联系起来，从市民的角度出发，以市民的眼光看社会，调动了市民的参与意识、公德意识，也诱导了市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审美情趣。上述种种尝试，既充分地注意到了上海文化中市民性的客观存在，又十分有效地对客观存在的市民性做到了有针对性的改造和优化，这是上海文化在重构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整。行文至此，有必要梳理一下改造和优化市民性的思路。首先，改造和优化市民性，必须从理论上承认市民性，承认市民性的文化价值，承认市民性在上海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市民性作为客观存在，是市民社会的产物。伴随都市化进程，昔日被称之为“城市大众”的各色市民，终于有机会接踵步入社会舞台，在各自生活领域寻找发言的机会和属于自己的席位。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市民性使上海文化得以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市民性成就了上海文化。应该指出，承认市民性与高扬人文精神并不矛盾。在实利交换的商业社会，人文精神不是空洞的说教，它必须以生存意识为基础；反之，市民性也不乏智慧和哲理，一些朴素、闪光的东西，正是人文精神的丰厚资源。人文精神和市民性不是一上一下的地位差关系，是一种不能相互替代的意识互补关系。离开市民性侈谈都市社会的人文精神，似乎不得要领。其次，改造和优化市民性，还必须正确对待和评价市民性。把市民性等同于庸俗性固然是一种偏见，说市民性可以取代一切也难免距事实太远。同样，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去追逐市民性或者站在高处苛责市民性也属欠当。至于执意消解或肢解市民性，则暴露出某些论者文化观的局促和狭隘。毫无疑义，市民性不意味文化档级，尤其不能把它看作从事文化建设的障碍。事实证明，市民性是现代文明的伙伴，它从质地和发展趋势上昭示了新型都市文化的基本状态。所以，给市民性以“意义”支持正当其时。再次，改造和优化市民性，最根本处，是端正市民性的走向，使市民性沿着市民意识、市民理想的轨迹健康发展。市民性不等于市民意识。市民性呈自发、流动、无序状态，而市民意识在相对意义上是自觉、稳定和有方向的。仔细分辨，有两种市民意识，一种是市民的意识，一种是传媒的意识。时下所说的市民意识，大体是这两种意识的交合。离开了传媒，市民的意识无法形成“公共话语”；离开了市民，传媒也就无从“代言”。但，成熟的市民意识，其主体应该是市民的意识，而非传媒的炒做。从市民意识上升到市民理想，这是市民性的理性境界。市民理想不是政治理想，追求的也不是社会价值，这自然与人文理想不是一回事；但市民理想除去物质利益的要求，更有祈望“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核心要求，〔15〕这与人文理想又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在实利社会，市民理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优化市民性，构建市民意识，开放市民理想，这是上海文化建设乃至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
注释：
〔1〕韩少功《阳台上的遗憾》，见蔡栋编《南人与北人》第21页，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
〔2〕王安忆《两个大都市》，出处同〔1〕，第79页。
〔3〕〔5〕余秋雨《上海人》，见余秋雨《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第148页。
〔4〕〔10〕见骆爽主编《“剖析”上海人》，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页；第19页。
〔6〕〔7〕见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第525页；第131页。
〔8〕〔9〕见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前言，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1〕程乃珊《海派文化和香港的繁荣——沪港双城记（一）》，见1996年6月5日《文汇报》。
〔12〕〔13〕〔14〕〔15〕周介人、杨晓晖《为文学寻找新的“生长点”》；周介人《当代文学的第三“范式”》；同介人《让文学吸引市民》；任仲伦等《世俗形象与市民理想》；见杨炳华编《几度风雨海上花》，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34、111、114、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