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英国妇女参政运动中的宣传策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妇女论文,策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英国妇女参政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取得了空前的成效。这与其中的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著名组织“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以下简称“同盟”)采取的宣传策略有很大的关系。该同盟是1903年由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及其长女克里斯特贝尔(Christabe Pankhurst)领导创立的，其著名口号是“要行动，不要言辞”。1905—1914年期间，为了扩大妇女参政运动的社会影响，给政府制造压力以争取议会选举权，同盟通过过激行动、戏剧性行动、创立报刊等一系列举措，制造了有效的宣传效应，广泛地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使妇女的政治诉求首次从边缘冲向了中心，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欧美一些学者已经日渐关注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研究，尤其是有关妇女运动中的媒体研究更成为一个新的热点①。但是，他们对妇女参政运动的宣传策略还缺少深入的研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多地理解20世纪早期英国妇女政治地位有所提高的具体原因；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分析斗争策略在群众运动中的重要性。本文拟抛砖引玉，为英国妇女参政运动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不当之处，敬请同仁指正。
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斗争可溯至1850年。主要形式有示威请愿、散发小册子、演说以及游说议员等，但收效甚微。20世纪初，妇女参政运动处于低潮，媒体的相关报道寥若晨星，公众态度平淡，政府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缺乏诚意，有意拖延。针对妇女参政，英国议会在1870年至1904年间共进行了14次辩论，均无果而终，其中只有1870年、1886年和1897年的提案通过二读②。1886年以后，议员中的绝大多数声言支持妇女参政，但口惠而实不至。1905年自由党上台，继续漠视女性选举权，首相阿思奎斯(Henry Asquith)更是强硬反对妇女参政，自由党的普通成员也担心：中上层女性一向倾向于保守党，让她们参政有可能增加保守党的选民，加强政敌选举实力。当时，政府高层还面临工人罢工、爱尔兰冲突、社会福利改革以及英德矛盾加剧等棘手问题，为此，对于女性选举权问题更无暇顾及。而此时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妇女已获得了议会选举权③。这一切使得英国妇女渴望获得选举权的心情变得更为急迫。因此，同盟决心改变以往的斗争策略。潘克赫斯特夫人提醒大家的话证明了这一点：“到了1903年……我已经得出结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旧方法是绝对失败了，已经不可能达到什么目标；必须想出新的方法才行。”④
新策略的核心就是通过强大的宣传来制造声势，吸引公众和政府的注意力，形成对政府的压力。
一、过激的和常规的抗议活动产生宣传效应
1.过激行动
公众对过激行动一向是非常关注和担心的，以维护稳定为职责的政府，更是特别害怕社会出现过度的过激行为。公众和政府的这一心理，给民间政治运动提供了机会。英国男子在争取议会选举权的斗争中，就充分利用了暴力手段。比如，1831年5月，选民要求改革的方案遭到上院否决后，各地频发骚动，对上院贵族集团造成很大压力，最终迫使上院托利党贵族让步，改革议案通过。宪章运动中，各地工人一再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第二次议会改革前，伦敦工人计划在海德公园举行大会，因遭当局阻挠，群众拆毁了半英里长的铁栅栏。集会持续数日，激发各地大规模示威游行，迫使一贯保守的德比政府提出了比较激进的方案，扩大了选举权。新世纪开启后，失业工人组织大规模抗议斗争，保守党政府再作让步，于1905年通过了《失业工人法》。爱尔兰人通过多年暴力骚动，终于在1885年获得了80个议会席位。
这一切，激励着同盟把过激行动作为制造政治声势的策略之一。潘克赫斯特夫人坦言：“虽然我厌恶暴力、不喜欢过激的行动、不愿意打破法律，但我们找不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⑤这句话充分说明，妇女运动本意并不喜欢过激的行动，而是寄希望于通过这样非常规的过激斗争方式来制造声势、宣传和展示女性自身政治权利的诉求。
用于扩大宣传效应的过激行动形式多样。1908年7月，当首相阿思奎斯拒绝接受已经通过二读的妇女选举权法案时，两名同盟成员将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的玻璃窗砸碎。1911年11月21日清晨，外交部、内政部、贸易部、地方政府以及《每日镜报》、《每日新闻》等杂志社的窗户统统被砸⑥。继而，反抗变成纵火、破坏艺术品、制造爆炸事件等行为。仅纵火行动就导致了25万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⑦。
这些行为获得了政治造势效果。大众媒体把妇女的过激行为视为极佳的新闻题材，对每次过激行动都进行狂热的报导和评论。如《每日镜报》以“妇女的战斗行动”为总标题，对运动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导。一时，各报开办的“战斗妇女参政者专栏”成为最受欢迎的栏目。
2.集会、游行
同盟在伦敦组织了几次规模宏大的示威集会，吸引了媒体和围观者的关注。1906年2月19日向议会进发的游行虽然仅有200名伦敦女工参加，但有众多的围观者。游行者向毗邻议会的卡克斯顿大厅进发。当时议会正在开会，潘克赫斯特夫人得知国王在演讲中没有提及妇女选举权，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我下决心一定要向议会进发，力劝议会成员提出妇女参政的解决办法。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成员急促地奔向议会的入口。”⑧警察阻拦，双方僵持，最后20名同盟成员被允许进入议会，其余的人在雨中等候。同盟组织的第一次集会活动虽然未能改变投票结果，但集会者对政府采取的强硬态度，吸引了媒体的极大关注和广泛报道。《每日邮报》在头版刊载了5篇评论和报道，其他报纸也纷纷刊发报道，消息在英国迅速传播。在所有大型集会中，以1908年6月21日的海德公园集会最为引人注目，在同盟的组织下，来自全国各地的3万多名妇女穿着带有同盟标志的白色衣服，佩带“给妇女投票权”的缎带，兵分7路，在40支乐队的引导下，向海德公园进发。会场布置了20个演讲台，吸引了25万名参与者和围观者⑨。1913年6月14日，同盟为其骨干成员埃米莉·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⑩举行葬礼。隆重场景吸引了各大媒体的密切关注，各报刊均以头版头条新闻对此进行了报导。此次葬礼事前未向警察局申请，未禀告游行路线，实是借葬礼之名行大规模游行之实。
3.戏剧性的抗议活动
大众偏好猎奇，媒体自然投其所好。伦敦新闻街(11)总是对过激的行动和戏剧性的新闻有兴趣的。妇女运动便充分利用大众的这一心理，在抗议活动中制造了许多此类新闻。起初，同盟成员采取突然打断政治家的演说的方式来表达妇女要求选举权的呼声。如1905年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的自由党政治会议上，旁听的同盟成员安妮·肯尼(Annie Kenne)和克里斯托贝尔·潘克赫斯特，按预定计划数度发言，向主持人质问：若自由党再度当政，是否给女性选举权？该党将对妇女解放有哪些举措？会议主持人爱德华·格瑞(Edward Grey)不予答复，要警察将她们赶出会场。于是，她们便故意袭警来制造冲突和被捕机会，进而拒交罚款，通过被判入狱来扩大事态，这是激进斗争的序幕(12)。为抗议政府，一些同盟中坚分子把自己锁在唐宁街的栅栏上，引来众人围观和诸多记者摄影。她们在人行道上写满了“给妇女投票”的文字，画满了有关的漫画。她们在绿色的高尔夫球场用硫酸洒出“给妇女投票”的字样。她们把1689年《权利法案》的内容摘要印在英国下院的外墙上。她们还通过邮政机构把所谓“人体信件”(将自己装在大包裹里)邮寄到唐宁街10号，以便向首相直接游说。此类行为花样翻新，不胜枚举，公众讶然。入狱妇女的绝食事件更有震撼力。1909年9月，政府对绝食妇女强行喂食的事件被媒体曝光，引发了全国及国际舆论的密切关注和同情，内阁要员颇为尴尬。
二、浩大的自我宣传效应
同盟非常重视通过自我宣传来制造政治声势。同盟的宣传手段包括集会演讲、横幅、传单、鼓乐队和话剧演出，以及在公共汽车、轮船演讲和散发、粘贴宣传品等。凡有重要行动，同盟都预先进行宣传、布告。如1908年6月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盛大集会，从1月就开始造舆论。同盟的报刊《给妇女投票权》的第1期和2月的《年度报告》上宣布：“政府给予的是对我们的挑战，我们将应对这种挑战，我们将带领来自全国的成千上万的妇女于6月在海德公园举行示威……一个巨大的示威运动将创造妇女运动的历史。”(13)会议筹备期间，为了造势，同盟到各地募集了大量资金。5月，宣传造势更是达到高潮：集会的巨幅宣传海报在全国随处可见；海德公园树立了高10米、宽13米的巨幅图海报，展示出20名集会主持演讲者的照片，并附上集会者抵达海德公园的行进路线图(14)。充分的宣传和准备，使媒体和大众充满了对集会的期待。
同盟的自我宣传，一方面是主动的，同时也是被迫的。前面已经指出，妇女运动吸引了媒体的关注。但是，媒体的报道除了正面的、客观的之外，也有负面的和不符合事实的。有些报刊经常刊登批评妇女参政者的文章、信件。新闻报道多用“震惊”(astonishment)、“失控”(disorder)、“疯子”(mad)、“野蛮”(wild)、“罪犯”(criminals)、“流氓”(hooligan)、“阴谋者”(plotters)、“同性恋者”(Lesbian)等词汇来丑化这些妇女(15)。它们用大量的文字、照片、漫画塑造出了“战斗妇女参政者”(16)的形象：狂热，非理性，男性化，暴力倾向，没有家庭观念。认为她们的行为破坏了19世纪维多利亚社会理想女性的温和、纯洁、依赖和顺从男性、乐于居家的形象。《笨拙》杂志在运动早期刊登的许多“战斗妇女参政者”的漫画中，最典型的一副名为《尖叫的妇女》(The Shrieking Sister)(17)。画中两位女子的形象有鲜明反差：一位面目狰狞，歇斯底里，衣饰过时，挥舞着雨伞对人大声叫嚣着要投票权；另一女子衣着华丽，温文尔雅，举止得体。于是，狂热，野蛮，手执长柄黑伞，就成了典型的“战斗妇女参政者”的形象。当时，《笨拙》等报刊不仅深受英国人的喜爱，且在国外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它们所塑造的妇女参政者形象无疑会影响大众对参政运动的认识。“战斗妇女参政者”在有些媒体眼中，成为不可理喻、不受欢迎的人的代名词。一些读者受负面报导的影响，也认为争取女权的妇女“情绪失控”，“精神失常”，是些“多余的妇女”(18)。正如潘克赫斯特夫人感叹：“我们受尽了嘲笑，报纸上称这些野蛮的妇女不应该获得选举权。”(19)
面对大众媒体对“战斗妇女参政者”的“误读”和对她们形象的丑化，回应媒体的指责，重塑妇女参政者形象无疑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同盟在1907年度的报告中指出：必须为战斗妇女提供一个讲坛，反击有些媒体对同盟行为的偏见和谴责，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解释和说明(20)。
同盟成立初期，大多使用传单和小册子进行宣传。仅在1907年同盟就出售了约10万便士的小册子和散发了50万份的免费传单(21)。这些宣传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游击”式的宣传办法与大型报刊相比，宣传效果相差甚远。面对来自社会媒体的严峻挑战，同盟必须有自己响亮的喉舌。有鉴于此，同盟于1907年创立了自己的报刊——《给妇女投票权》。事实证明，该刊成为同盟有效的宣传阵地(22)：由于《给妇女投票权》吸收了专业媒体的经验，注重版面和内容的编排，加上由妇女们直接上街推销发行的做法，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发行量逐年增加。该报最初销量仅2000份，到1909年达1.6万份，1910年达到4万份(23)。据该报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佩西克·劳伦斯(Frederick Pethick—Lawrence)的估计，其读者达10万(24)。
此外，同盟还通过其他各种形式来增加宣传力度。如创作反映战斗妇女参政的歌曲、小说、戏剧；同盟领导层在全国各地甚至远赴美国进行演说宣传，等等。就这样，战斗妇女参政者通过自己的刊物和其他方式，向公众塑造出了一个个坚定勇敢而又美丽端庄的妇女战士形象，驳斥了某些媒体对战斗妇女参政者的诋毁。如1912年《给妇女投票权》的一期封面上是一个骑在战马上犹如圣女贞德的战斗参政者的形象；1913年的《战斗参政者》中题为《剑和精神》的妇女形象，也是一个手持长剑、高举火炬的战斗者(25)。
同盟不仅在报刊上重塑女性参政者的形象，更注重对自身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积极的辩护，解释采取激进斗争方式的必要性和原因。宣传文章大多刊登在社论栏目中，其稿件主要来源于同盟领导人、报刊编辑以及支持妇女选举权事业的著名作家的演说和撰文。文章告知民众：这是一场争取平等权利的正义之战，表达了她们为了争取合法权利誓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从根本上为自身的行动“正名”，争取公众的支持。
塑造正面形象的另一策略，是充分展示妇女受害者形象，控诉自由党政府的迫害，求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其中两幅海报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一幅题为“猫和老鼠”，画面上一位没有生命表征的战斗妇女参政者在巨猫的大嘴中被咬死；旁边写着“‘自由党之猫’！反对自由党！自由党出局！”另一幅海报的标题是“在自由党政府之下的政治囚徒”。一名绝食的妇女参政者被四五名狱警按住，医生通过导管把液体强制灌入她的鼻孔(26)。通过这些图文，形象生动地谴责自由党的行径，博得了公众对妇女参政者的同情和支持。
三、借助社会媒体扩大宣传效应
扩大宣传效应离不开社会媒体的参与或者支持。因此，同盟特别重视利用报纸等社会媒体来扩大社会影响。
19世纪后期，以报业为主体的英国新闻业迅速进入繁荣期。以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为读者对象的“廉价报纸”，如《每日邮报》、《每日快报》、《星期日快报》、《每日新闻》、《每日镜报》、《每日记录报》、《维斯敏斯特公报》、《泰晤士报》接连创办。报纸发行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数千份增加到几万份、十几万份、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读者范围由过去的政界、工商界等社会上层人士拓展到中下层民众。新闻真正进入广大民众的生活，报刊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媒体。同时，随着英国大众政治崛起，选民范围急剧扩大，媒体自由和独立性越来越强，言论出版自由使报纸成为“社会公器”，起到了有力的舆论监督作用。大众传媒所形成的公众舆论，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对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也变得显著起来，使同盟的领导人敏感地意识到大众媒体力量的重要性。她们积极主动地利用了媒体进行宣传造势。从1905年起，潘克赫斯特夫人等领导人就要求英国有影响的报纸发表关于妇女参政问题的社论，积极借助媒体的力量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妇女参政问题(27)。在同盟的努力下，许多报纸更加关注妇女的政治运动。《每日邮报》、《每日快递》、《每日镜报》等大众化报纸处于报道的领先地位。一些历史悠久、注重报道品位、面向社会中上层的严肃报纸，也加入了报道行列。如《泰晤士报》1905年仅刊登了两则关于妇女参政运动的新闻，但在1908年的最后3个月里，几乎每天都有妇女参政问题的报道(28)。1905—1914年，著名漫画杂志《笨拙》的重要主题，就是刊载关于战斗妇女参政者的漫画。大量图片增强了新闻的视觉冲击力，让读者对战斗妇女参政者有更直观的感受。《每日镜报》上，有关抗议妇女所制造的奇观景象的图片占据了其大部分版面(29)。其他很多大报也纷纷设立新闻专栏刊登这些妇女的照片。大众媒体很快使同盟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家喻户晓。英国妇女的过激行为也震动了欧美国家以及英联邦各国的媒体，《纽约时报》等著名报纸不断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英国妇女斗争的报道。中国报刊，如《东方杂志》、《世界》、《妇女时报》、《妇女杂志》等(30)，用图片专题介绍英国的妇女运动和行为。随着媒体传输技术的提高，各国报刊都刊登了有关照片，使国外读者对这场妇女运动有了比较直观的感受。
通过媒体的宣传，英国妇女的政治运动在国内和国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国内形成了浩大的声势。对此，潘克赫斯特夫人感叹：“这次掀起的争取选举权运动和过去完全不一样。”(31)
为了更好地借助媒体的力量，同盟专门设立了新闻处，随时和伦敦新闻界保持密切联系。新闻处的主要职责，一是提前向媒体告知同盟的行动计划，保证各大报纸的记者最先赶到现场，防止报道遗漏；二是监控媒体的报道，然后按日期汇编摘要，建立索引档案，提交同盟领导层作为参考，以便及时采取新的策略调整行动(32)；三是向伦敦新闻界提供表达自己观点的文章、评论以及信件等等。此等做法，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媒体的力量为其服务，使同盟在舆论界的影响日隆。
同盟充分利用媒体的大众化和公共性，使妇女参政的政治诉求通过媒体进入公共领域的讨论范畴，大量的报道使英国政府看到社会冲突的存在，认识到必须正视和解决妇女选举权问题。大众媒体为妇女要求投票权的政治主张制造了有利的社会声势和舆论支持，使妇女要求选举权的主张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
20世纪初期英国妇女参政运动之所以在整个妇女运动史上格外引人注目，并给后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原因在于其崭新的斗争策略和宣传策略导致运动形成了巨大的声势。妇女参政运动的目的决不是夺取政权，而只是增加平等的权利。因此，它最需要的是来自男性社会和大部分未觉醒的女性社会的理解和认同。而没有巨大的声势，妇女参政的声音就不足以进入这两个社会，震撼它们，唤醒它们，威慑它们。这是妇女政治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同盟在英国妇女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首先，它在英国妇女运动史上开启了妇女运动利用新闻媒体扩大运动声势、推动运动发展的先河。此前英国的妇女参政运动，尚未意识到宣传和媒体的重要性，未主动建立自己的宣传阵地。同盟的领导者敏锐地注意到了大众媒体在吸引社会关注、扩大宣传影响中的巨大社会效应。她们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首份名为《给妇女投票权》的具有新闻专业水平的女性刊物。该刊物的创办，不仅使此次运动的组织者有了自己的舆论宣传阵地，在宣传运动目的、指导行动策略、团结妇女大众、扩大运动影响以及推动运动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该刊物的创办，改变了英国女性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为妇女提供了一个话语平台，从此结束了英国妇女没有自己的新闻媒体的历史。此外该组织在1912年又创办新的报刊《战斗妇女参政者》(The Suffragette)。在它的影响下全国妇女参政协会(NUWSS)和妇女自由联盟(WFL)两个全国性妇女政治组织也分别拥有了自己的报刊(33)。可以说，《给妇女投票权》刊物的创办在英国妇女运动史上和英国传媒史上均具有里程碑意义。同盟积极主动利用大众媒体推动斗争的策略，在英国妇女运动史上也是首创。虽然从这场运动要获得妇女选举权的目标来看，她们的努力似乎失败了，但通过大众媒体将官方、男性、女性、支持和反对的种种不同的声音汇聚在对妇女激进运动的反应上，客观上使妇女参政运动成了一个公共性的舆论话题，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女性话语权的缺失，这为以后妇女最终获得选举权铺平了道路。此外众多新闻报道的文字记载和图片的留存，也使她们的行动没有像以往那样被历史遗忘，而是永久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可以说此次妇女参政运动主动利用新闻媒体的策略，不仅掀开了英国妇女斗争史上新的一页，对以后的妇女争取权利运动也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运动中有组织地采取激进的过激手段，在英国妇女斗争史上也是第一次。以前的英国妇女大都采用递交请愿书、游行、集会、散发传单等温和的方式进行斗争。可20世纪初的妇女参政运动，除继续采用游行、集会传统的斗争方式外，还积极效法男性，主动采取暴力策略，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实现。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场运动的成果未能及时兑现。但学界有人认为，正是这场运动最终促使了1918年包含妇女选举权条款的《人民代表法案》的通过(34)。学者们认为，这场运动并非是一群“歇斯底里”女性发起的丧失理性的战斗行为，而是一场为平等的公民权这一自由的理念，个人与国家之间展开的一场用暴力作为筹码的协商斗争。同时这场运动使同盟的政治要求第一次凸现在公共领域。(35)过去的妇女参政运动从未成为国家的一个中心话题，但同盟做到了。它对日后的妇女运动产生了有利影响。
当然，这次运动的宣传策略，也存在着后人不应忽视的问题。一是同盟对大众媒体两重性认识不充分。大众媒体即有猎奇的偏好，也有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当一种行为与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相背离时，大众媒体就会站在行为者的对立面，对行为者的行为从反面进行描述，从而对行为者所要实现的目标形成负面的影响。从1911年开始大众媒体对同盟的冷嘲热讽就随处可见了。大众媒体以其固有的广大的读者覆盖面，把这种扭曲了战斗妇女参政者的形象传播到读者的心目中，使公众对妇女获得选举权运动的支持出现下降的局面。二是同盟的报刊《给妇女投票权》的名称，使报纸的兼容性不够，限制了受众群体的范围。尽管其最高的发行量达到4万份，但无法与发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份的其他报刊相比。三是无节制性的过激手段导致行为出格，造成了不少不良的后果，影响社会安定和他人利益。最新研究统计显示，过激的行动至少造成高达70万至75万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36)。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目。
值得反思的还有，同盟为了保持大众媒体和社会公众对运动的持久性关注，为了自己的媒体真正实现大众化，其权利争取不能迷信于某种单一的行为方式和行动策略，而应转向注重自身追求目的的真正实现。事实上，媒体话语权的获得同妇女参政权的获得一样，并非是简单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及诉求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获得这些权利最终目的是需要他者(政府、社团、民众等)的支持与承认。这种谋求“承认”的努力内在地决定了争取平等权利者不应简单地把他者与自己敌对起来，而应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地改变行为方式，调整行动策略以取得他者的理解与承认。这可能是20世纪初英国妇女参政运动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所昭示的深层意蕴。
注释：
①主要成果有：加拿大罗里尔大学玛丽亚·迪森佐(Maria DiCenzo)博士的论文：《战斗的发行：给妇女投票权和公共领域》(Militant Distribution:Votes for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见《媒介史》(Media History)2000年第6期；《缝隙中的政治：妇女新闻与参政出版社》(Gutter Politics:women newsies and the suffrage press),见《妇女历史评论》(Women ' s History Review)2003年第12期。美国内华达大学米歇尔·图萨(Michelle Tusan)博士2005年出版专著《妇女制造新闻——近代英国的性别和新闻业》(Women Making News:Gender and Journalism in Modern Britain),探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整个英国新闻文化与性别政治的关系。英国朴次茅斯大学约翰·马什(John Mercer)博士的《制造新闻》(Making the News)，见《媒介史》2004年第3期；《媒体和战斗》(Media and Militancy),见《妇女历史评论》2005年第3--4期合刊。
②马丁·布斯：《妇女进军：关于1866—1914年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修正分析》(Martin Pugh,A Revisionist Analysis of the Campaign for Women's Suffrage,1866-1914)，牛津2000年版，第16页。
③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妇女获得议会投票权的时间如下：新西兰1893年；澳大利亚1902年；芬兰1906年；挪威1907年。
④马库斯·简主编：《妇女参政运动与潘克赫斯特家族》(Jane Marcus ,ed.,Suffrage and the Pankhursts),伦敦1987年版，第142页。
⑤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在纽约的演讲：《战斗妇女参政者》(The Suffragette)1913年第11期，第99页。
⑥安德鲁·罗森：《妇女崛起！ 1903--1914年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战斗运动》(Andrew Rosen,Rise Up,Women ！ The Militant Campaign of 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1903--1914),伦敦1974年版，第107、154页。
⑦《泰晤士报》1914年4月21日。
⑧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我的故事》(Emmeline Pankhurst,My Own Story),伦敦1993年版，第55页。
⑨蒂克纳·利萨：《妇女奇观：1907—1914年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像》(Lisa Ticker,The Spectacle of Women:Imagery of the Suffrage Campaign 1907-1914),伦敦1987年版，第91页。
⑩著名的同盟妇女参政战斗者，1913年在伦敦附近的德伯赛马会上，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妇女参政事业，为了让政府不再漠视妇女要求投票权的呼声，她手里挥动着WSPU的旗帜，冲向国王的坐骑，并抓住缰绳，阻止国王坐骑前行，结果不幸葬身马蹄之下。
(11)新闻街又称舰队街(Fleet Street)，从18、19世纪开始，英国各大报社和小报馆纷纷搬进了这条街，高峰时计有100多家。
(12)安德鲁·罗森：《妇女崛起！ 1903--1914年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战斗运动》，第50-52页。
(13)《1908年2月29日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全国报告》(The (N)WSPU Report,29 February 1908),伦敦博物馆藏。
(14)蒂克纳·利萨：《妇女奇观：1907--1914年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像》，第91页。
(15)见《每日速递》1913年1月1日—6月30日有关报道内容。
(16)1906年1月，《每日邮报》将这些采取过激行动的参政妇女(mililtant suffragist)称为“战斗妇女参政者”(suffragettes)，含有贬义，但后被同盟成员欣然接受，成为她们的代名词。
(17)伯纳德·帕特里奇：《尖叫的妇女》，《笨拙》1906年1月17日。
(18)同盟成员60％是未婚妇女或寡妇，维多利亚时期及爱德华时期的英国，大龄的未婚的女性被视为多余的人，受到社会普遍的歧视。
(19)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我的故事》，第72页。
(20)《1907年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年度报告》(The(N)WSPU Report 1907)，伦敦博物馆藏。
(21)《1907年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年度报告》。
(22)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妇女战斗参政者》(Sylvia Pankhurst ,The Suffragette),伦敦1911年版，前言第1页。
(23)安德鲁·罗森：《妇女崛起！ 1903-1914年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战斗运动》，第153页。
(24)《给妇女投票权》，1909年5月28日。
(25)图片见谢丽尔·左根森-易尔普：《理想之剑：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正义之战》(Cheryl R.Jorgensen-Earp,The Transfiguring Sword:The Just War of 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土斯卡鲁沙1997年版，第90、93页。
(26) 两幅海报图片见于大卫·唐宁：《埃米琳·潘克赫斯特》(David Downing,Emmeline Pankhurst),伦敦2002年版，第35、41页。
(27)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解开枷锁》(Christabel Pankhurst,Unshackled),伦敦1959年版，第55页。
(28)约翰·马什：《制造新闻》(John Mercer,Making the News),《媒介历史》(Media History)第10卷，2004年第3期，第191页。
(29)希尔维亚·潘克赫斯特：《战斗参政者》(Sylvia Pankhurst,The Suffragette),伦敦1911年版，第62页。
(30)刘慧英编著：《遭遇解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284页。
(31)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我的故事》，第62页。
(32)乔安妮·施埃托克和迈克尔·沃尔夫编：《维多利亚时期的期刊出版》(Joanne Shattock and Michael Wolff,ed.,The Victorian Periodical Press ; samplings and soundings),莱斯特1982年版，第267页。
(33)全国妇女参政协会(The 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是成立于1897年，是英国妇女参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组织，坚持宪政和和平的改革方式追求妇女议会投票权，在WSPU的影响下1909年创办周刊报纸《共同的事业》(The Common Cause)妇女自由联盟(The Women's Freedom League)是成立于1889年的激进的妇女参政组织，主张无投票权不纳税，1909年创办报纸《投票权》(The Vote)。
(34)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获得议会通过，规定30岁以上的女性公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获得选举权：一是女户主或户主之妻；二是拥有年收入5镑以上；三是大学毕业生。尽管是个有限制条件的选举权法案，但标志着妇女选举权运动获得胜利.1928年英国21岁以上的女性公民获得普选权.
(35)劳拉·梅郝尔：《战斗妇女参政运动；1860—1930年英国的公民和反抗》(Laura E.Nym Mayhall,The Militant Suffrage Movement.Citizenship and Resistance in Britain 1860—1930),纽约2003年版，第17页。
(36)C.J.贝尔曼：《反思战斗妇女参政者的暴力行动》(C.J.Bearman,An Examination of Suffragette Violence),《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第120卷，总第486期,2005年4月，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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