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尚和与正义
——墨子“非攻”思想研究
盖立涛
(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摘 要]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兵连祸结。对此，墨子提出了非攻思想。墨子从人性的自私自利、贪伐胜之名、以战争为义等方面分析了战争的根源。墨家还从战争影响到农业生产、伤害了人民的生命、导致很多国家的灭亡等方面阐发了战争的危害。最后，墨子分析了攻与诛的区别。墨子认为攻为不义，诛为义，诛是出于道义的，是顺应了天理和民意的正义行为。墨子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墨子对人民生命的尊重，对战争的厌恶。墨子的非攻思想被后世的很多思想家继承，也影响到国人对战争的看法。
[关键词] 非攻；战争；兼爱；和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频繁的时代。刘向云：“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1](P726)司马迁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P4003)此时各个诸侯国都忙于争夺霸主，都把富国强兵，兼并土地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墨子看到了战争的破坏性和残酷性，看到战争对人民的伤害，墨子提出了非攻思想。墨子从人性的自私自利、贪伐胜之名、以战争为义等几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战争发生的根源。墨子还阐发了战争的危害，认为战争是百害而无一利，造成了大量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人民也因此流离失所，墨家正是通过揭露战争的危害，唤起人们对战争的厌恶感，唤醒人们对战争的憎恶。墨子非攻，又肯定了诛的意义，肯定了“以义伐不义”的正当性。墨子认为攻为不义，诛为义，诛是出于道义的，是顺应了天理和民意的救民于水火的正义行为。墨子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对人民生命的尊重，对战争的厌恶。墨子的非攻思想被后世的思想家所继承，也影响到国人对战争的看法。
一、战争之根源
墨子要宣传自己的非攻理论，首先要阐明战争发生的原因。伍非百先生认为墨子认识到战争发生的根源有三种，“墨子析之约有三种：1.贪伐胜之名；2.贪得之利；3.以义名立下。”[3](P89)舒大刚教授指出，墨子认为战争的原因有四种：“以战争为义；以战争谋利；战争成名；战争扩张。”[4](P57)墨子对战争发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一)人性的自私自利
墨子主张“兼爱”，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①在墨子看来，战争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人们自爱其国，而不爱他人之国，不能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可以说，自私自利是战争的根源之一。“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非攻上》)有人跑进别人家的果园，偷窃了别人家的桃李。大家听闻后都会指责他，在上位的执政者也会处罚他。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损人利己。墨子又列举了盗窃别人的鸡犬和牲猪，盗窃别人的鸡犬和牲猪的不义又超过了偷窃桃李。因为盗窃别人的鸡犬和牲猪让别人损失更多，如果让别人损失更多，他的不仁也更甚，罪过也更重。如果偷走别人的牛马，他的不仁不义又超过盗窃别人鸡犬和牲猪了。至于杀害无辜之人，夺取他人的衣服和戈剑，这种不义的行为又超过盗取别人牛马的行为。“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非攻上》)最大的不义是攻打别人的国家，人们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反而赞誉这种行为是“义”，这可以说是明白义与不义的区别吗？墨子把“亏人自利”作为偷盗的原因。大规模地攻伐别人的国家，也可以说是盗取其他国家的财物，亏人之国而利自己的国家。在这里，墨家的非攻也表现了墨家对人民财产权的尊重，对人民生命权的尊重。盗取他人财物，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伤害他人生命，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统治者出于自私自利发动战争，而战争造成很多人的伤亡，所以是最大的不义。
①准备工作：出水管高度为1.1m，出水管周围0.5m2地面内要夯实、水平，预留的排水管道距离出水桩位置约30cm。准备5kg混凝土。
(二)贪伐胜之名
当别人问那些发动战争的王公大人们，发动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无穷的苦难，剥夺了百姓的财用，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也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战争有这么多危害，为什么还要发动战争呢？“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非攻中》)当别人问在上位的执政者为什么发动战争时，他们回答道，就是为了求得伐胜之名和利益。求名逐利是执政者发动战争的重要原因，执政者发动战争也是为了扩张领土，增加本国的国力。但也伤害到百姓的生命，剥夺了百姓的财用，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墨家非攻，就要破除这种求名逐利的观念。
(1)控制网布设原则。尽量联测较多已知高级水准点，点数不能少于选用计算模型中未知参数的个数，点位应均匀分布于测区范围，以达到整体控制测区的要求。
那些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辩饰其说：“我欲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也。”(《非攻下》)喜好攻伐的国君狡辩地说道我并不是以为金玉、人民、土地不够，而是想要用仁义的名声立于天下，以德行让诸侯服从。“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非攻下》)墨子认为如果真能以仁义的名声立于天下，以德行让诸侯服从，那么天下的归附就指日可待了。墨家主张统一，但主张以德服人，行仁义之道才能让天下归附。而发动战争，不是仁义的行为，也不可能以仁义的名声立于天下，也不可能以德行让诸侯服从。
(三)以战争为义
在墨子看来，杀人侵犯了人的生命权，是最不义的行为。杀死一个人，人们都知道这是不义的行为，杀死十个人，就有十重不义，杀死一百人，就有百重不义，对于这种杀人的行为，人们都知道这是不义的。战争造成了更多人的伤亡，但人们却不知道这是不义的行为。“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非攻上》)墨子认为当今的君主，判断义与不义是多么混乱啊！由于士君子们不能判定何为义，何为不义，不知道攻战为不义，所以行攻伐之事。墨家主张兼爱，兼爱为义，而攻战为不义。“故兼爱之义大，攻战之不义亦大。”[5](P88)墨家的非攻是出于对人生命权的尊重，而战争往往造成很多人的伤亡，所以是最不义的行为。
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辩饰其说，非难墨子说：“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非攻下》)喜好攻伐的国君说到：您以攻伐为不义，难道不是有利的事情吗？大禹曾经征伐过有苗氏，商汤曾经征伐过夏桀，武王曾经征伐过商纣，他们都被立为圣王，这是什么缘故呢？喜好攻伐的国君想通过三代圣王的征伐事件来论证战争的合理性。在墨子看来，喜好攻伐的国君混淆了“攻”与“诛”的区别。“彼非所谓攻，谓诛也。”(《非攻下》)墨子认为大禹、商汤、周武王讨伐有苗氏、夏桀、商纣，是“诛”，而不是“攻”。三苗氏大乱，扰乱了天下安定的秩序，是上天命令大禹诛杀了他们。墨子认为大禹讨伐有苗氏不是攻，而是顺应天意的正义之战，并得到了神人相助，最后天下安定。墨子又讨论了商汤讨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夏桀和商纣无德，导致日月失时，寒暑无节，五谷枯死，于是上天命令商汤讨伐桀，命令周武王讨伐商纣，于是天下诸侯都归附了商汤和周武王。墨子认为桀和纣失德，导致天下混乱，上天授予商汤和周武王以新命，命令商汤和周武王去讨伐他们。墨子认为“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非攻下》)从三位圣王来看，他们的行为是“诛”，而不是攻，是顺天应人的正义之战。“就积极主动的攻战而言，墨子的‘攻’‘诛’之辨表明墨子原则上承认有正义的攻伐战争，赞同有义可以征伐无义。然而，在墨子所列举的正义战争中，只有古代圣王和天鬼两种情形。”[11]墨子认可古代圣王以义伐不义的正义战争，但反对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
冯友兰先生认为：“墨翟反对兼并战争，但他不是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他只主张非攻，而不主张非战。”[9](P219)任继愈先生也认为：“墨子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攻’，支持正义的战争——‘诛’。上古汤放桀，武王伐纣。是‘诛’不是‘攻’。”[10](P2)墨家“非攻”，反对大国欺凌小国、强国欺凌弱国的侵略战争，但墨子不反对正义的战争。墨子分判了攻与诛的分别，攻为不义，诛为义。诛是出于道义的，是顺应了天理和民意的正义行为。
进气压力和进气温度影响压缩终点压力和温度，进而影响柴油机发火性能和燃烧性能；其压力大小影响缸内扫气效率和新鲜空气进气量，从而影响燃烧效率。进气工况参数可作为参考依据，协同排除故障。[10]
二、攻伐之恶
墨子认为战争是最不义的行为。“非其义而取之”与杀人都是不义的行为。不可伤人害人是社会的底线，也是义政的基本要求。墨子从仁义价值出发，认为战争是最大的不义。墨子非攻也是源于战争对社会、对人民造成的危害。非攻也说明了当时战争越来越频繁，而且出现了主战思想，出现奖励耕战的主张。“‘死命为上，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桡乎哉，罪死无赦！’以譂其众。”(《非攻下》)墨家通过对战争之恶的揭露，否定了攻伐的合法性。徐希燕认为：“‘非攻’的实质是让他人生存，体现了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种对他人生命的深切爱护和关怀。”[6](P238)墨家的非攻思想也表现了墨家对人民生命权的尊重，对战争危害的揭露，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
墨子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是最不义的行为，老百姓因战争贻误农时，攻战也伤害了人民的生命，而执政者发动战争，正是因为他们以战争为义，而不知道战争为最大的不义。
墨子从多个方面阐述了战争的危害。“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非攻中》)现在假如军队出征，冬天行军害怕寒冷，夏天行军害怕暑热，在冬、夏二季是不适合行军的。如果是春天出征，就会影响到人们播种；如果是秋天出征，就会耽误人们收获。如果荒废了一季，那么百姓因为饥饿寒冷而死亡的，就多得无法计算。墨子还统计了战争多方面的危害：出兵时所用的竹箭、帐幕、铠甲和刀柄，发出去以后用坏腐烂而收不回来，多得无法计算；再加上戈矛、剑戟、兵车，发出去以后用坏腐烂而收不回来，多得无法计算；因为路途遥远，粮食的供应不及时，百姓因此而死亡的，也多得无法计算；战争时人民居住不得安定，吃饭不按时，饥饱没有节制，百姓在道路上生病而死的，多得无法计算；伤亡的士兵多得无法计算；全军覆没的更是无法计算；鬼神因此丧失后代祭祀的，也多得无法计算。在这里，墨子从战争影响到农业生产、伤害了人民的生命、浪费了大量的物资、鬼神失去祭祀等多个方面阐释了战争的危害。
有的君主发动战争是为了贪图战胜的声名和所获得的利益，“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非攻中》)在墨子看来，发动战争所获得的利益，比损失的还要多。君主们自己管辖的虚邑数以千计，都管理不过来；有广延万里的土地，开辟不过来。土地是有余的，而人民是不足的。现在为了夺取他国的城邑，让百姓们去送死，这就增加了本来就多余的土地，减少了本来就不足的人口。在墨子看来，战争的伤亡损失远远超过所获得的一点利益，为了获得那点利益而发动战争是得不偿失的。
在墨子看来，“诛”为善而“攻”为恶，“诛”是顺承天命，合乎道义的行为。“诛”具有正义性，面对暴政，儒墨都主张人民有革命的权利，都认同了革命的合法性。革命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义的基础之上，是以义伐不义的正义行为。“所以放弃了禅让以后，小康社会又肯定了‘革命’的合法性，以作为对‘大人世及(世袭)’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的制度性防范。”[12](P163)麦基文也认为“革命似乎是防止暴政的唯一办法。”[13](P15)儒家把“诛”发展为革命说，把商汤讨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称之为汤武革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彖辞》)儒家把汤武革命作为一个很重大的政治事件，墨家同样如此，不过在墨家的叙事中，带有了历史叙事和神话叙事的双重性。“禹亲把天之瑞令”“有神人面鸟身”“河出绿图，地出乘黄。”(《非攻下》)墨子加入了大量的神话叙事，到了孟子荀子之时，慢慢把神话剔除出去，恢复为一套历史叙事和政治叙事。墨子否定了攻伐的合法性，同时肯定了革命的正义性，非攻思想是建立在义的基础之上，攻为不义，是杀人害人的不义行为；诛为义，是以义伐不义的正义行为。墨子反对战争，但支持诛不义之君，在这一点上，墨子与孟荀的观点是相同的。
梁启超先生认为：“墨家非攻，义不义问题之外，还有个利不利的问题。《非攻上》是说攻的不义，《非攻下》是说攻的不利。”[7](P161)黄朴民教授认为：“儒家主要是基于‘仁义’‘爱人’的立场，对当时的战争予以否定性的回答；道家则本于‘天道’自然无为、厚生好德的理念，否定和反对违背自然本性的战争活动；至于墨家，乃是侧重于价值尺度的衡量，在功利性的层面上，提出自己的‘非攻’主张。”[8]墨家从多个方面阐发了战争的危害，影响到基本的农业生产、伤害了人民的生命、浪费了大量的物资、导致很多国家的灭亡。可以说，战争是百害而无一利，造成了大量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人民也因此流离失所，墨家正是通过揭露战争的危害，唤起人们的罪恶感，唤起人们对战争的厌恶感，唤醒人们对不义行为的憎恶，走向国与国相爱相利，走向和平与和谐之路。
战争可谓是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覆社稷，攘杀其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非攻下》)在墨子看来，天下之人，皆是天之民；天下之城邑，皆是天之邑。发动战争，夺取了天之民，攻占上天的城邑，毁坏了神的灵位，倾覆了宗庙社稷，夺取牛羊祭品，那么这就对上不符合上天的利益。发动战争灭绝了鬼神的祭主，废弃了对先王的祭祀，也不符合鬼神的利益。计算那些战争的费用，危害了民生之本，浪费了国家的财用，也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了。可以说，攻伐是三不利，是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战争也必然会带来天鬼的厌恶，人民的反对。
三、以义伐不义
记录两种诊断方式的检查结果，并与最终手术治疗结果进行对比，统计两种方式的误诊、漏诊人数，以此计算各诊断方式的诊断准确率；记录两种诊断方式检查得出的突出征象，并与最终手术治疗结果进行对比，统计具体病因诊断的准确率。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并非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一种本体论的诠释学。应用在这里绝不是理解的一种方法，通过运用此种方法才可以达到理解。上文所考察的各种理解的实际情况，其目的也并非是对理解做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提示大家该如何去做才能获得理解(虽然会有此种效果)，而仅仅是描述理解现象本身。在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之中已然包含了对于该文本的应用，而对该文本的应用就是对此文本的理解和解释。
墨子还列举了喜爱攻伐的后果，攻伐其他国家往往也导致了自己国家的灭亡。“昔者吴王东伐越，栖诸会稽；西伐楚，葆昭王于随；北伐齐，取国子以归于吴。诸侯报其雠，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戾，身为刑戮也。”(《鲁问》)从前吴王向东攻打越国，迫使越王勾践退守在会稽；向西攻打楚国，迫使楚国人退守在随地；向北攻打齐国，俘虏齐将押回吴国。后来诸侯来报仇，百姓苦于劳役，不肯为吴王效力，因此国家变成废墟，吴王也被杀死。随后墨子又列举了智伯攻打范氏和中行氏的例子，结果诸侯来报仇，百姓苦于劳役而不肯效力，导致了国家的灭亡，智伯也被杀死。墨子认为大国攻打小国，是互相残害，灾祸一定反过来殃及自己的国家。
(2)选煤技术的进步和新型装备的研制成功，带动和促进选煤快速发展。通过前10 a的攻关开发，我国在全重介旋流器选煤工艺方面，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发的快速压滤机、加压过滤机、大型浮选柱以及一些筛分、磁选、破碎、脱水设备都取代了进口设备，或者迫使进口设备降低销售价格，减少了大量外汇消耗，使大型、特大型选煤厂建设步骤加快。目前我国大型选煤厂的主要关键设备还有约50%需要整机进口，国产设备的可靠性还不能满足现场生产的要求，直接影响了选煤厂的建设成本和生产运行成本。要进一步加强选煤技术的研究开发。
“墨子非攻。有三个特点，一是反对侵略战争；……二是支持正义战争；……三是主张积极防御。”[4](P66)墨子还主张积极防御，这是墨家“非攻”思想的保障，通过积极防御，来制止不义的战争。可以说，墨家的非攻有着一套完善的思想体系和一套措施。非攻也是墨家兼爱理想的具体落实，墨子正是在诸侯混战的时代，践行了自己兼爱天下的理想。墨子行十日十夜救宋的故事也是墨子非攻和积极防御的体现，“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公输》)墨子通过与公输盘和楚王的论辩，阻止了楚国攻宋，也践行了自己“兼爱”“非攻”的理想。“正是通过兼爱之道，才能建立人与人相爱相利，家与家相爱相利、国与国相爱相利的正义社会。”[14]当小国遇到大国攻伐之时，墨子主张积极救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非攻下》)这种积极救助小国的行为，保护了弱小国家的生存，也维护了人民的利益。
四、结语
“墨子贵兼、尚利而非攻，以解民倒悬为己任，希望‘兼爱’之光普照人间，攻伐之心不起，攻伐战争不兴，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15]墨子积极探索救世之道，追问如何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秩序，追问如何建立符合人民利益的政治秩序。墨子有着强烈的平民立场与功利诉求，主张倾听民之诉求，体察民之疾苦。墨子鉴于春秋战国之时战争对人民生活的伤害，从平民立场出发，提出了“非攻”思想，是主张和平的哲学家。“墨子言非攻，所以保人民生命之生存中之义道，言节用节葬非乐，乃所以成人民之经济生活中义道，固皆非儒者之所能废者也。”[5](P70)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掠夺性的战争频繁不已，为了实现兴利除害的兼爱理想，墨子游说各诸侯国，宣传自己的“非攻”思想。墨家的非攻思想也是墨家仁义思想在战争中的落实，体现了对人民生命的尊重，对战争的厌恶。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也可以看出，墨子的非攻思想被孟子所继承。
当前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了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了每个国家的责任。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爱好和平，这些主张契合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理念。“哲学家有关公共和平可能性的条件的那些准则，应该被准备进行战争的国家引为忠告。”[16](P128)墨子主张兼爱，以爱来缓解矛盾；反对战争，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化解冲突。墨子的兼爱与和平理念，体现了其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维护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墨子的非攻思想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传统美德。墨子的兼爱非攻主张也唤醒了人类的仁爱精神和宽容精神，唤醒人们对战争的厌恶感。墨子的非攻思想对当今和平伦理的构建，对维护国际和平的秩序也具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文中《墨子》引文皆引自孙诒让撰《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以下《墨子》引文只标注篇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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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收稿日期] 2019-07-15
[作者简介] 盖立涛(1984-)，男，山东东营人，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墨子哲学与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077( 2019) 06-0057-05
[责任编辑：董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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