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核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美国论文,道德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想主义死亡了吗？推行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民主、人权和法治应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吗？一直以来，如何在理想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是个永恒的话题。“9·11”事件后，这个问题的探讨更为激烈，也更有争议。
来自左派的怀疑
强调在国际上推行自由主义价值观已在传统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内引起了与日俱增的反感。那些曾经接受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肯尼迪自由主义传统的人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认为这些价值观很重要的自由主义者也开始减少。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2006年6月作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5％的民主党人说美国应该“帮助其他国家建立民主”，而共和党人中持这一观点的人有64％。①
这种怀疑背后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建立民主”与布什总统及其政策紧密挂钩。“9·11”事件后，布什利用两党的一些共同主题，强调美国价值观的恒久重要性，但是他的观点却充满了宗教式的狂热。很多自由主义者非常钦佩2003年11月他在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发表的演讲，但发现他采取的手段，比如伊拉克战争，证明只是劳民伤财。因此对于许多左派来说，植根于价值观的政策，尤其是推行民主，已经声誉扫地，而且在政治上人气大减。
第二，目前政治环境的结构性动因。不受欢迎的总统已经将其政策认同于价值观的推行，这种领导风格并没有给自由主义者带来任何好处。所以，布什赞成的就必定是他们反对的，即使这意味着违背他们一向持有的信仰和传统，即使布什有时做的是对的。
但是自由主义内部也看法不一。过去七年的历史对于许多参与外交政策的左派来讲无疑是一副清醒剂。这些人曾支持克林顿对萨达姆的制裁；他们出于同样理由支持了伊拉克战争。但是现在，这些政策耗费了太大的代价：政治资本，美国的全球声誉，血泪和金钱，因此很多外交精英变得小心翼翼，收回了雄心壮志，接受了更为现实的目标。
在外交政策以及美国力量的目的与用途方面，自由主义权势人物与草根阶层在认识上和政治上也渐行渐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左派出现了从70年代起从未有过的分歧，新一代自由主义活动家不仅对布什极其不满，也对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核心人物不满，认为他们支持和鼓励了布什的政策。如果这种分歧加剧，民主党领导人就会难以采取明显的以价值观为中心的政策。
来自右派的警惕
对推行美国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保守派也逐渐产生顾虑。由于布什政府属于保守主义政治，右翼人士还比较认同这个外交议程。但是他们发现最近现实主义者们走红起来，比如国防部和驻联合国大使发生了人事变动，国务院更趋务实，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等人回归前台。这些变化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布什在任的头四年意识形态被捧过了头，现在需要重新找到平衡。
保守派的挫败感跟左派在几个方面类似。首先是现实问题：美国民众对布什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幻灭感，这提高了支持布什的政治代价，没人愿意为支持布什而失去选票。于是如果总统的政策可行，大家就会一哄而上摇旗呐喊；一旦发现是个失败，他们就会乐得让总统自己铤而走险。
同时，保守派也面临着结构性挑战。随着2008年大选的临近，这个挑战也日益严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把布什当作前车之鉴，急于跟他划清界线，而他们标榜自己的方法就是强调现实主义。
另外，过去几年的经历，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已经让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当权派信心尽失。同自由主义当权派一样，朝野内外的保守主义者不仅质疑是否有能力去推行价值观，甚至在质疑这种政策本身是否正确。尤其许多与之干系重大的官员都被罢官免职，所以这种自我怀疑尤其强烈。
新保守主义者们一手炮制了这种外交政策，为此他们遭到来自左右的强烈批评。在保守阵营内部，关于何为理想的分歧是引起人们警惕的第四个因素。“9·11”事件后的几年，新保守主义注重传播美国的价值观的主张对布什政府的政策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在他们发现，共和党主流正在回归2000年布什在总统选举中的政策主张：要谦恭，要对美国的“国家重建”的兴趣持怀疑态度，也要审视美国价值观对中东地区的适用性。在这种变化面前，他们只能靠边站。
同时国外也有很多人无不持有这种怀疑态度。首先，他们越来越不相信美国人能兑现自己的豪言壮语。这些词藻对他们来讲，无非是美国炫耀武力的遮羞布。有些国家领导人听到“推行民主”之类的言论就严阵以待，认为这是对自己领导地位合法性的威胁。他们当中有的讨厌别人威胁到自己的权力，有的虽倾向自由化，但害怕草率的改革会导致社会的分裂。
推行美国价值观还会让人谴责美国的虚伪，人们不禁质问：美国的行为达到了自己提倡的标准吗？比如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美国与巴基斯坦和沙特王朝的关系。因此他们会敦促美国首先检点自己，先在国内实现自己的价值观。
“坚利美”的世界
如果外交政策问题出在推行美国的价值观，那么如何解决呢？如果去除“价值观”，美国的外交政策会是什么样呢？这种想象很值得试一下，因为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快地看到为什么这个政策不适用于美国。
首先来看一下关于国际体系的假设，这是“新现实主义”学派推崇备至的概念。他们假设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即没有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威，每个国家都希望对本国事务做出自己的判断。每个国家的最高利益是自我生存，而获得安全的唯一手段就是自我帮助，而国家为了追求自我安全和利益所采取的行动往往会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国际体系的有些结构配置会带来和平稳定，但结构不能免于国内压力的影响，因为国内压力可能会导致国际体系的崩溃，或国家利益的不断变化会使国际体系发生突变。
那么对于美利坚现在所处的地位来讲，这种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的这种抽象描述意味着什么政策选择呢？为了研究方便，我们把美利坚叫做“坚利美”，也就是美利坚的反写。原因有二：首先，这个“无价值观”设想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政策选择。第二，它会让我们看到无价值观政策会让美国的重点和传统发生多么激进的改变。
首先，“坚利美”是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布什政府的《2002国家安全战略》曾发誓不让任何军事“竞争者”出现，并说此举是为了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因为美国的超强力量会防止国家间的冲突，比如武力征服。但这个说法并非没有价值判断：为什么“坚利美”要坚持国家间的和平相处，并认为武力战争或征服是不合法的？
“坚利美”要追求一种整体战略来保持其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欢迎并鼓励现代化、经济增长和全球化，这不仅可以让美国人过富裕生活，而且符合以下理论：更大的贸易流动和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会创造更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其实后面这种解释对“坚利美”并不重要。
“坚利美”鼓励他国繁荣富裕的政策是不无危险的：财富会转化为军事能力，结果这个国家会挑战美国，或资助别人来挑战美国。在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中，“坚利美”的决策者要寻求经济利益与这种挑战之间的平衡。亚洲的经济危机或许是件坏事，但也可能是件好事。中国的现代化降低了商品价格，但如果代价是对美国构成强大的军事挑战，这个代价也未免太高了。对付中国自己所谓的“和平崛起”的最佳办法是抛弃和平言论而采取措施阻止其崛起。“坚利美”也许想找到中国经济潜在的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悄悄破坏其经济增长。中国中央权威的倒台将会造成动荡——但这首先会影响到中国人，他们到时会忙于处理国内混乱而不再构成威胁。
简单来讲，“坚利美”所寻求的稳定将是它自身地位的稳定。另外，保持优势的一个辅助战略就是使国际体系保持脆弱的稳定，在这种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都人人自危，但这个国际体系又不会真的陷入动荡，对“坚利美”产生不利影响。
在这种前景下，除了保证“坚利美”的能源需求，一定要拒绝与中东地区接触，因为支持以色列会引起其邻国的敌意。然而，中东地区某些人的敌意不光是因为“坚利美”支持以色列，这些人还得到了那些石油富国的支持，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夺取这些政府的石油收入。如果这种行动引起的后果代价太大，那么就对该地区撒手不管，条件是警告那些国家不许资助恐怖分子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政权灭亡。
“坚利美”对以色列的政策是个具体的案例，它说明了结盟的主要条件是“坚利美”的安全程度提高。“坚利美”不会对合作和多边主义有任何质疑，但不会把盟国的合作当作万能钥匙。“坚利美”不会跟那些没有资质提高美国安全的伙伴结盟，也不会给别人“搭便车”的机会。
毋庸置疑，“坚利美”提供给他国的协助会与它所得的可见利益紧密相关，尤其是经济利益或安全利益。对于没有道德成分的外交政策，任何“人道”援助或“人道”干涉都毫无意义。“坚利美”或许会关心难民流向自身的问题，但只要海外行动的代价超出遣返难民的代价，它都会无动于衷。因此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争端和平民死亡也与“坚利美”不相干；相反，那些陷于内战的国家因此不会有余力去威胁“坚利美”的国家利益。
“坚利美”也不会提出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因为这样做会牺牲对弱国更为实用的要求，又会引起与强国不必要的麻烦。在脆弱的稳定这个大战略指导下，在强国内挑拨纷争和叛乱会带来好处，“人权”只能当作挑拨工具，“坚利美”是决不会与它所鼓励的帮派建立感情的。
“坚利美”必须对那些拥有核武库的国家保持警惕，但对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和以色列采取行动要因国而异；对于那些寻求核技术的国家，“坚利美”也要有选择地保持缄默。要是某个核国家胆大妄为，威胁“坚利美”的国家利益，“坚利美”就首先发动核攻击。反击对“坚利美”只是小问题，而它的对手则会因此灭亡。
显然，这种前景非常可怕，简直难以想象它的发生。为什么？首先，无论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都很难想象美国会选出一个凡事“‘坚利美’优先”的总统。过去的几次选举已证明这是不可能的。真的要解散北约，抛弃以色列，制造中国的动荡，欢迎对自己有利的战争，无视种族屠杀，先发制人动用核武器？谢天谢地，只有小部分政客持这种观点。从“美利坚”到“坚利美”似乎无路可通。
有些人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是相辅相成的。这种论调巧妙回避了孰先孰后的问题。“失败国家”会带来程度不同的危险，② 美国必须采取行动提防。但是如果没有道德标准作参考，如何想象去讨论一个国家崩溃、陷入内战、军阀混战和种族屠杀对美国是好是坏呢？
而且，脱离道德考虑的强权政治只是设想也已。即使“争当头号强国”的想法也有道德成分，因为你赋予了“第一”以价值，并且认为它能带来道德上的好处。从建国开始，美国就不是一个“无价值观”的国家，而是身负某些价值观和原则。无论对错，美国人都要求在内政外交中考虑这些原则，不仅因为它属于“我们”，而且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
建立共识
美国外交政策中价值观的地位依然存在，问题是如何实施这种政策，如何达到现实与理想的平衡。知识分子和政策分析家提供了很多宏大的战略来纠正布什的政策，要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找到平衡。他们往往把两个词并置：弗朗西斯·福山的“现实的威尔逊主义”，罗伯特·赖特的“进步现实主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我们不想再给这种混合体再加上宏大的战略口号，只是相信应该提出一套原则和议程顺序来引导美国处理今后外交事务中的挑战。我们提出了六条原则，每条都植根于美国的理想，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这个清单并非包罗万象，但说明还是有可能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建立一个共识，这个共识牢牢地基于我们所坚持和推广的价值观。
反对以武力征服领土。美国必须继续坚持国家关系的一条基本标准：防止以武力占领他国领土。这条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是世界上这个最重要的安全组织的潜在规则，同时也是美国必须捍卫的核心价值观，因为我们相信防止武力侵犯领土仍然是国际体系的支柱，是保持国际体系长期稳定的动力。
这种承诺意味着担当全球责任，其根本方法是干涉主义外交政策——最好是通过国际组织采取积极行动，但在必要情况下要单独行动。所需手段依赖于具体情况和美国的切身利益，外交、制裁、政治孤立和军事力量都是可能的。比如美国近年来积极采取外交措施努力缓解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在另一些情况下，需要美国牵头进行谈判结束冲突。比如，1995年克林顿政府推出《代顿和平协议》，阻止了米洛塞维奇对刚独立的波斯尼亚的侵略。在少数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诉诸武力来击退侵略，比如1991年老布什创建了由联合国授权的国际联军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今后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可能会比较少，但捍卫领土完整的承诺是防止诸如伊朗这种邻国入侵的重要保证。
当然，保护领土完整也就是捍卫主权。但我们要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价值观会被其他价值观所压倒，比如我们有责任保护他国人民的生命和权利。美国不应该让任何领导人利用一种价值观（不被侵略的权利）来侵犯另一种价值观（他的人民有权不被残酷对待）。
捍卫自由政权。美国应该愿意帮助所有民主政府应对来自国内外反民主势力的挑战，帮助维护自由政治和社会秩序以及法治。这是民主团结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当其他民主政府遭到威胁、有待于巩固和成熟，或受到国内不稳定势力的影响时，美国作为最稳固的自由民主国家，应该承担起帮助它们的责任。
应该承认，选择了自由民主的人们的利益不仅止于自己国内的政治体系，而是延伸到国界之外。一个民主国家遭到威胁就是所有民主政体遭到威胁，任何民主国家都应尽其所能应对这个威胁。所以，当非民主国家试图破坏或推翻民主国家或脆弱的自由化国家时，美国一定不能袖手旁观，应该挺身而出，与其他民主国家一起来提供尽可能的支持和帮助。
比如，当俄罗斯威胁乌克兰，尤其是威胁格鲁吉亚时，我们不能出于对俄罗斯的惧怕而妥协，而应该义正词严加以干涉。袖手旁观或推行“绥靖”政策都会使那些反民主势力更加胆大妄为。有些人说，北约东扩至波罗的海沿岸是种愚蠢的行为，因为这加大了保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军事负担，而且这种直达前苏联领土的扩展会不必要地惹怒俄罗斯。而我们认为自由民主政府的建立本身就已经赋予了美国和北约国家这些义务，加入北约是以法律形式确立这种义务。但是民主团结不是军事协定，它主要是一种政治、外交和社会同盟。
在一些情况下，民主团结的产生是有条件的。比如，美国保护台湾免受中国内地袭击，但条件是台北放弃宣布独立的挑衅行为，因为北京会根据法律政策采取军事回应。这也是根据当地的情况所作的合理补充。
推行自由治理。民主团结原则同样适用于美国与那些争取自由民主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欧洲的民意调查就表明，大部人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推行民主。③ 所以美国应该尽可能给那些追寻民主和自由的人们提供帮助，还应该鼓励其他民主国家给予支持。
我们主张建立平衡审慎原则。不能光看到沙特的油田，就因此宣布沙特不应因其强权政府而受到批评。同样，我们必须承认和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强大，但是也必须面对它是非民主国家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和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所说，④ 美国能够也必须采取双轨政策，一方面处理危急状况，一方面坚持道德价值。
在道德方面，我们不能推广适用于所有人的民主模式，而是提供一个方法，一种思维模式。我们的目标是为民主尚未扎根或未稳固的国家确定以后的路线。美国应该步步为营，给独裁势力施加压力，同时给民主力量提供帮助。取得阶段性成功后，应进一步加强这种压力与帮助以巩固成果。比如在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决定让其他党派参与总统选举的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民主在尼罗河畔的诞生。我们欢迎穆巴拉克的行动，但应该继而要求他采取下一步措施来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
承担“保护责任”。在自由民主国家中，人们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美国在帮助他们取得伟大目标的同时，要提防和处理它们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缺点。因为对他们来说，巩固民主体制是重要政治任务，而且事关生死。塞尔维亚改革派总理佐兰·金吉奇的遇刺，乌克兰橙色革命领导人尤先科的中毒事件给了我们警示。
在2005年联合国世界蜂会上，领导人第一次接受了“保护责任”的信条，认为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保护自己的人民。如果政府不能或不愿防止将要发生的种族屠杀、大规模屠杀和种族清洗，甚至参与这些犯罪，国际社会要担负起保护的责任。
保护的责任往往通过军事干预实现，在某些情况下，阻止种族屠杀者的唯一途径就是武力。但武力不是唯一的方法，国际社会还需要使用制裁、外交孤立、谈判等手段。
当然，对于“国际社会”如何行动人们仍有争议。我们赞同联合国安理会是最好的场所，这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联合国是唯一的合法途径，而是因为许多其他国家这么认为，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愿望。然而，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不能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人权灾难的发生，美国就不能袖手旁观。在科索沃事件中，当安理会受阻时，是北约挺身而出采取了果断行动。
处理全球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几十亿人面临的挑战：贫困、饥饿、疾病和机会的缺乏。在这些地区担任领导职责不仅是美国能够做的，而且是应该做的。
以前这些问题只是被当作“人道主义”救援或“软”力量的一部分，现在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关注它们。我们必须认识到，来自贫弱或失败国家的威胁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帮助这些国家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这是个釜底抽薪的解决办法，通过扶贫和教育，激进圣战分子和其他极端分子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实际上，这些行动也彰显了美国使用自己力量的目的和它所维护的价值观。为了我们的安全，这样做既是聪明的，也是道德上正确的表现。
左派和右派对此也有共识。自由主义者一直认为，应对贫困和疾病之类的问题需要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部分。受到许多福音派保守主义者的鼓励，布什政府已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积极步伐，把对非洲援助增加了67％，大大增加了抗击艾滋病的投入。同时，三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谈到与全球贫困作斗争、在发展中国家提高教育水平的重要性。总之，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应该以加强美国在这些领域的领导为核心，共同拥护这些议程。
加强结盟与国际组织。所有以上原则的执行都必须归于一个根本问题：美国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随着冷战结束和美国的优势达到巅峰，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的较量不再只是效率和实用的问题，而是事关美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全球大国，我们应该支持什么样的国际体系。
无论在美国人自己眼中，还是在世界眼中，美国政策的合法性非常重要。⑤ 美国很关心这个问题，但关键是如何最好地维护这个价值观，什么样的组织机构或多边协议是最佳手段？
在单边／多边的争论中，挑战在于如何避免非此即彼的选择。右翼人士不满多边主义的限制，希望保持美国的行动自由。我们赞同如果情况允许，美国随时保留单独行动的权利，但是这不是最佳选择。布什“非敌即友”的言论，先发制人战略已让他国怀疑美国是否真的要让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运行甚至存在。
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多边主义而坚持多边主义。有些人认为，如果美国不受到欢迎，就必定完全是我们的错。左派的问题在于过于头脑简单：随时向国际组织的集体决定屈服。这是混淆了国际组织是舞台，而不是行为体的现实。它们仅仅是其他主权国家的集合，是方便做出决定的平台，却不能替他们做出选择。
最近在关于单边／多边的争论中，出现了更大的微妙差别。比如，在第二任期，布什总统开始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来处理伊朗和达尔富尔问题，还临时组成了联盟就北朝鲜问题进行谈判。甚至他的言辞也软下来了，最近当被问及从欧洲伙伴身上学到了什么时，他说，“我开始意识到其他国家确实依赖联合国，对此我非常尊重。有些事情我已经从盟国和朋友的身上得到了教训”。⑥ 不过，自由主义者当中也有人越来越意识到，多边途径经常挫败而不是促进行动。比如，安理会中关于采取强有力措施结束达尔富尔种族屠杀的分歧拖延时间越长，对北约甚至美国单边军事干涉的呼声越强。
这个事实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即我们能够达成共识，寻求最广泛的联盟来追求美国的外交目标。这意味着与盟国和国际组织合作，也意味着确保这些组织的运行。美国早就该对结盟抱有很高的期望，也应该对盟国抱有高期望。这就要一方面设法使现有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和北约更为强大和有效，另一方面着手建立其他诸如民主国家联盟之类的组织。
我们的结论是：当理想主义外交政策越来越难以为继，建立一个自由主义和保守派都支持的，具有前瞻性并基于价值观的议程是可能的，而且会成为今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些价值观包括了法治为基础、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内容，这也是美国应该期望达到的目标。它不仅关系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还关系到我们是谁的问题。
然而，正如我们一开始所描述的那样，由于反对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政治力量还是非常强大，这样的政策还不会自己出现。哪怕我们要维护和推广的价值观更为清晰，也会出现如何去做这样的难题，总会有关于成本和平衡的讨论。因此，成功需要持续的关注和坚定的领导。有了这两样，美国民众就会迎接这个挑战。
注释：
① Transatlantic Trends 2006,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2006),p.16.
② 林德伯格认为，失败国家主要对直接相关的人有影响，这些人忙于逃离当地的危机。舒洛特更关心危机的溢出效应和边界不稳定问题。
③ Transatlantic Trends 2006,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④ Francis Fukuyama and Michael McFaul,“Should Democracy Be Promoted or Demoted?”.in Derek Chollet,Tod Lindberg,and David Shorr,eds.,Bridging the Foreign Policy Divide (Routledge 2007),Chap.9.
⑤ Ivo Daalder and Robert Kagan,“America and the Use of Force:Sources of Legitimacy,”in Chollet et al.,Bridging the Foreign Policy Divide,Chap.1.
⑥ 参见布什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新闻发布会（2007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