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和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论文,关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系统探讨了人和自然关系演进的历史过程，指出在早期社会，原始人屈从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原始的统一；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对自然的认识逐渐深化，并从自然的压迫和束缚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表现为一种迂回的统一；科学的发展加速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增强了人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产生了人是自然的主人的观念，出现了人和自然的思辩的辩证统一。研究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有助于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人和自然关系的产生同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一样久远，“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①人类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过程。
一、人和自然的原始统一
就象儿子对母亲的崇敬一样，早期人类对自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膜拜心态，刚刚脱离动物界的原始人与他的自然襁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始人无论在行动上，还是观念上，都表现出主客不分，混沌不清的特点。由于生产能力低下，生产活动非常单纯，生产范围极其狭窄，原始人只是本能地依赖自然而生，其思维还不可能达到把自己从自然界区分出来的程度，也没有认识到周围的自然现象对人类生活的价值。在人们的意识中，没有把自己和自然分开。人、神和自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劳动是人和自然发生的最初的关系，在劳动中产生并在劳动中不断发展的语言，促进了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
随着人的思维能力的提高，原始人逐渐萌发了人和自然有所区别的观念。盘古传说中天地混为一体，天地之间，不分你我，盘古与天地的俱变，导致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盘古与天地的分离，“神于天，圣于地。”②原始人以自己的形象设想在人之外的自然，自然也是人：日月为双目，四极五岳为四肢五体，江河为血液，地理为筋脉，田地为肌肉，星辰为发鬓，雨泽为汗流，风云为气，雷霆为声。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人们经过无数次的生产实践，逐渐认识到自然现象和日常生活的联系，开始考虑人和自然的关系。
原始人以现成的自然物为生活资料，意识到人对自然的依赖。人类受外部自然的驱使，处于屈从、被支配的状况。即使在畜牧业和农业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人类也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甚至没有可能提出对自然的支配问题。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这种异己的力量逐渐演化成了图腾崇拜的对象和自然神灵观，世界各民族的袒先在图腾崇拜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不是偶然的。
图腾崇拜是古代人的哲学思考，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信仰。图腾崇拜是与原始时代相适应的最古老的宗教形式。当劳动分工还取决于血亲关系和年龄的区别时，人和图腾之间的联系也只能是宗教崇拜形式。“在自然和集体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的原始人，把自己跟他的动物祖先，跟自己的图腾等同起来，通过复杂的并经常是备受折磨的仪式，归根到底扩大着他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依赖。”③
原始人具有社会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充满了“集体表象”，所谓“集体表象”是在该集体中世代相传，在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印象，引起对一定客体尊敬、恐惧、崇拜的现象。图腾、宗教、风俗都属于集体表象。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是根据人和自然之间神秘的“互渗律”联系起来的，支配集体表象的“互渗”是指在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自然现象以不可思义的方式与自身等同，原始思维也以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在自身之外的神秘力量。原始思维认为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互渗是极其容易的，图腾集团和图腾对象是同一个东西。“互渗”的实质抹煞了同一的两重性，主体违反矛盾律，既是主体自身，同时又是与主体自身互渗的存在物。
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都是原始人和自然关系的折射。在原始意识中，不乏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中国古代就有“神农之禁”和“禹禁”的传说。其传说见于《六韬·虎韬》。“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谨修地理，以成万物。无夺民之所利，而农顺之时矣”。④在《禹禁》中，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六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⑤在一定时期内，禁止摧毁捕捉成长中的生物，以保护生物的生长。这表明中国古代的原始部落意识到采集、捕捉生物幼体是对大地所提供的资源的践踏和浪费，会造成日后财用匮乏，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影响人们的生活。当原始人开始食用处于胚胎状态的生物时，不仅中断了生物的繁衍，而且使自己陷于无以可食的境地。无数次教训使原始人意识到采集和捕捉生物幼体对人的不利，因此，制订了保护生物生长的法令，来抑制人的索取本能，这就是“神农之禁”和“禹禁”传说产生的原因。在这一时期，原始人还没有真正将自身和自然分开，人和自然的统一是缺乏分化的原始统一。
二、人和自然的迂回统一
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发展，人和自然的关系超越了远古时期原始统一的阶段。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们所引起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们的智力是按照如何学会改造自然界而发展的。”⑥古希腊时期，人类社会的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不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冶金、航海、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酿造术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这一切标志着人对自然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人从自然的压迫和束缚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这是人对自然的第一次巨大胜利，并且将人对自然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
在古希腊哲学中，包含着丰富的合乎科学的内容。普罗泰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⑦的唯心主义观点，其积极意义在于孕育着人本主义的萌芽，提高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苏格拉底认为应该把认识自然看作崇高的事情，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哲学命题。在这个过程中，人应该使用理智，借用推理去寻找事物秩序的真正原因。许多古希腊哲学家都以研究自然为己任，他们的许多著作都冠以“论自然”的名称。
古希腊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部分地反映在哲学思维中，但是，更主要的是通过神话——哲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古希腊对诸神的崇拜，实质上是对自然力的崇拜，是用神话的形式折射着人们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一方面表明人和自然之间产生了局部分化，人得以从自然本体中挣脱出来，审视自身，观察自身；另一方面，人和自然的分化尚属初步，自然仍处于优势地位，人类以自然神论的形式保持着对自然的崇敬。由此可见，宗教在人类对待自然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社会的动荡和战争的纷乱，人丧失了对自身力量的信心，充满了幻想与神合一的向往，认为人既然从神“流溢”出来，又可以复归于神。在这种意义上，人和神具有等同的含义。当然，神人合一具有幻想色彩，并且导致了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长期统治，但是，神人合一反映了人和自然和谐关系的愿望。
在中世纪，上帝出现在人和自然之间，人间扭曲了的社会关系幻化为上天的神力。一神教取代了多神教，超自然的上帝取代了自然神，神力取代了自然力。由于宗教神学在中世纪欧洲的绝对统治，任何违背圣经教义的思想都横遭禁绝，圣经被认为是自然知识的来源。一神论将人从自然中抽出来，赋予人格化的神以超自然的力量，把对自然的崇拜转变为对神的崇拜，将人和自然统一于神力，神的意志高于一切，这就助长了人对自然的不负责的态度，也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但是，对中世纪人和自然关系的迂回特征，不应当持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中世纪一神教承认人从自然分化的事实，与史前人类执拗于“集体表象”相比，毕竟是历史的进步。
人和自然的协调统一不仅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东方文明的主旋律。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天人一体”论、“道”、“气”等哲学命题，都体现了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是纵驰中国历史几千年，横贯中国学术思想各流派的共同观念。天和人的关系有三种表现形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论”，以庄子为代表的“天人交融论”，以荀子为代表的“天人相分论。”
“天人合一论”以天命观为基础，是殷商时期的统治思想，经孔孟升华为哲理性的天人观。孔子力主维护“天”的至上威严，主张以“天意”建立人间尊卑秩序，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⑧“天”具有外在必然性，是和蔼可亲的大自然。这种意义上的知天达命，包含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意思。孟子的天人观带有浓厚的主观伦理色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⑨这种“天”与人性、内心的统一，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以求接近与天和谐的境界。
汉代董仲舒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宇宙模式，肯定了“天人合一”。他认为人事与自然规律有类别的同形和序列的同构，因此，二者才能感应。“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秋冬夏也。”⑩“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应四时，时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11)“天人合一”在西汉被系统化了，这一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过于注重社会人事，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完全淹没在天道王权的论证之中。
宋明理学继承了秦汉以来由董仲舒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论，程朱、陆王则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天理”与“心性”相结合，人性成为联结天和人的纽带，从而把“天人合一”改造为心性之学。在宋明理学中，“理”是感性的自然与伦理本体的统一物，是天人合一的基础，天和人都体现了自然和伦理的二重性。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其中心思想是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内心道德要求，使人们致力于向内修身养性，而不是向外探索自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儒家的思想不但无助于建立人和自然的正常关系，而且是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与儒家的“天人合一”相比，老底的天人交融论的思想内涵更为深刻。“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2)“道生之，德蓄之……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13)天、地、人效法于道、统一于道，而道却是自然而然的，道生万物，德养万物。老子建立的天人关系是基于无为状态的与天和谐的理想。庄子论天人的区别时，认为“何谓天？何谓人？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14)自然而然的是天，对自然加以改造的是人，这完全否认了人为的价值，要求回到原始的自然。庄子的人和自然交融的观念是对人和自然默契关系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要求人无条件地顺从自然。
荀子提出“天人相分”，一方面将天解释为自然界及其变化规律，另一方面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5)“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16)天道自然不能干预人事，人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荀子区别天和人，否定了自然变化和社会治乱的联系，确立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把人从天命主宰之下解放出来，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所作为的，“制天命而用之”(17)这一哲学命题包含着人要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在荀子的“天人相分”哲学命题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天人观突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论，是既承认客观规律的作用，又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天人观。
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自然归宿”（亚里士多德语）一样，都倡导人和自然的和谐，同时，没有忽视人对自然的积极行为。从以上西方和中国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可以看出，在摆脱了原始人类屈从于自然的奴隶地位之后，人类对自然有所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自然，大胆地展望人类有可能逐步征服自然而处于主人的地位；同时，也曾经幻想与自然合二为一，消除彼此间的对立，人和自然的统一表现出迂回的特征。
三、人和自然的关系走向思辩的统一
欧洲文艺复兴作为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其批判锋芒指向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在人和神、人和自然的关系上，高扬人的尊严。人们终于不是在神和自然面前俯首听命，而是敢于正视自然。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是人从神学迷雾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的运动。
培根深感中世纪经院哲学不能增进人认识自然的能力，于是，致力于创立一种新的实验方法。培根认为不但应当总结实践经验，而且应当用实验的方法，通过改造自然的有目的的实验活动，揭示自然规律，“自然的奥秘也是在技术的干扰之下比在其自然活动时容易表露出来。”(18)培根所提倡的经验加工，对掌握自然提供了新的认识方法。
笛卡尔强调人的理性的力量和地位，一切已经确立的“权威”、“信仰”等在未经受理性的检验之前，不能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一切都要在“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的基础上，根据理性的审查结果，重新建立。这表明在人和神、人和神化了的自然的关系上，人处于支配地位。笛卡尔认为只有人的理性是真实的，因此，“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19)“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出世界来。”(20)笛卡尔用数学的演绎方法，表达自然的一切特征。虽然这种演绎法有其片面性，但是，作为认识自然的科学方法，对正确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了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建立起审判一切的理性法庭。
以培根和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流派，虽然在人的认识源泉、认识能力、认识进程、认识方法上各执一端，但是，在强调人能认识和控制自然的问题上，两大流派表现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
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生产技术有了很大发展，不仅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了新手段，而且也为科学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许多问题。在方法论上，牛顿综合了培根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分析了培根的归纳法，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演绎法。牛顿在开普勒和伽利略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学说，创立了经典力学。经典力学向人们展示了自然的特性，人们习惯于用力学的观点解释一切，于是，产生了形而上学自然观。对自然界的各种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但是，这种方法应用亍哲学领域时，“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21)
在17-18世纪，虽然形而上学自然观导致了哲学上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片面认识，但是，一批法国的自然神论者和机械唯物论者，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作了许多有价值的猜测。
狄德罗意识到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请记着你是尘土做的，你也是要复归尘土的。”(22)唯理论者斯宾诺莎从伦理的角度论证了人和自然的统一，认为“至善”是“对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认识。”(23)自然神论者孟德斯鸠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前提下，分析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气候、土壤、土地面积等自然因素对这个国家的人的性格、情感、风俗、法律以及政治制度都有直接影响，甚至起决定作用。毫无疑问，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孟德斯鸠夸大了地理环境对人的决定性影响。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向自然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积累了丰富的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各个自然科学领域走向理论综合。各门自然科学的系统化、理论化，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结束了形而上学自然观影响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人和自然关系的时代，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自然观。
康德的星云假说打开了17、18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以新的视角，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康德认为人是“绝对价值”、“客观目的”，“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24)康德哲学的特点是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是自然的立法者，“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在我们的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25)“理智的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规定的。”(26)但是，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认为自然界仅仅是人的认识活动所建立起来的现象界，而不是“物自身”。在康德看来，“物自身”属于“本体界”，是人力所不及的。这样，康德限制了人的知识，为信仰留下了地盘。
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绝对精神”是一切发展的归宿，人和自然被统一于精神的不断上升的历史阶梯中，强调把认识自然的理论和改造自然的实践结合起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提出了著名的命题：人是环境的产物。按照这个观点，环境决定人的观念；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的理性决定环境，爱尔维修陷入了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与此不同，黑格尔认为人的活动不仅是接受自然于自身的过程，而且也是能动地改造自然的过程。人在环境面前不是消极的直观者，而是要通过实践使环境“人化”，即在环境中实现自己，使环境满足人的需要。“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他显出那环境可以使他得到满足，对他不能保持任何独立自在的力量。”(27)黑格尔关于“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一方面，人通过实践把人的能力、意志、理想对象化于外在世界，在外在世界刻下人的烙印；另一方面，人又通过实践改变外在世界，使其满足人的需要。这样，黑格尔把主体——人，客体——自然统一于人的活动。列宁认为按照黑格尔“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的思想，“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28)
费尔巴哈恢复了感性的权威，将黑格尔在绝对理念基础上实现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改造成为以人类学本体论为根据的人和自然的感性统一。费尔巴哈哲学的核心是人，而人的基础是自然界。费尔巴哈认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的人，仍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自然界处于不可分离的联系之中，离开了自然界，人就无法生存。针对唯心主义鄙视自然的观点，费尔巴哈写道：“我憎恶那种把人同自然界分割开来的唯心主义，我并不以我依赖于自然为可耻。”(29)费尔巴哈认为不仅人的肉体是自然界的产物，而且人的认识器官和认识能力也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不仅建立了不凡的肠胃工场，也建立了头脑的庙堂。”(30)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的意义，只看到自然对人的制约性，因此，“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31)
文艺复兴驱散了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的阴云，与此相应的是人类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加速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恢复了人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产生了人是自然的主人的积极进取观念。作为对形而上学自然观对人和自然割裂的批判，出现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和自然的思辩的辩证统一，形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分裂——和谐的圆圈。
人类脱离动物界经历了数千万年的漫长岁月。人类的历史，一方面是人和自然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人类历尽千辛万苦，饱尝酸甜苦辣；另一方面，人类的发展也是不断摆脱自然的制约，向真正符合人的理性的自由国度发展的历史。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61页。
②徐整：《三五历纪》。
③A·泰纳谢：《文化与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④⑤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⑥(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第60页。
⑦《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4页。
⑧孔子：《论语·为政》。
⑨孟子：《尽心》。
⑩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11)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12)(13)《老子》第25章、第51章。
(14)庄子：《齐物论》。
(15)(16)(17)荀子：《天论》。
(18)(23)《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2页、第153页。
(19)(20)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6页、第26页。
(22)《狄德罗哲学选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3页。
(2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6页。
(25)(26)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6页、第38页。
(27)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第1卷，第326页。
(28)《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页。
(29)(30)《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下卷，第537页、第8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