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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变化趋势分析
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已经发生了三次转变:2003年-2006年为高增长、低通胀阶段,这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11%,而CPI年上涨率平均仅为2.1%,这是第一阶段;2007年,经济增长率为11.9%,通胀率上升到4.8%,开始出现高增长、高通胀的趋势,这是第二阶段:2008年初以来,CPI月度最高达8.7%,经济增长率则出现了走低的趋势,一季度同比回落了1.1个百分点,贸易顺差负增长,实际投资从2003年-2006年的平均增长25.3%下降到15.9%,开始显露出低增长、高通胀的趋势,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从经济增长与物价运行的轨迹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是一条由高到低的曲线,而物价上涨则是一条由低到高的曲线。
西方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在经济高增长时期,一般都会伴随着高通胀。为什么在我国会出现高增长、低通胀的现象?这是因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深入到产权改革阶段后,经济增长中较大地释放了改革效率,也显著改变了分配关系,从而促使社会财富向少数高收入阶层集中,形成了强大的资本积累机制,为投资提供了来源。强大的投资实力不仅可以满足国内投资需求,还有剩余产品可供出口。这集中表现在2002年我国净出口比重从25%上升到8.9%。同时,由于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消费需求受到抑制,社会总供求从短缺向过剩转变,从而压抑了物价上涨,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
2006年的第四季度,我国开始出现通胀苗头,主要是由食品短缺和输入型通胀所推动的。首先,2006年与2007年消费率仍在持续下降,说明分配关系仍然压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其次,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的政策,农业生产也出现了连年丰收,但粮食总产量直到去年仍低于9年前的水平,而人口却净增了7300万,人均食品消费水平也大幅度提升,导致食品涨价成为消费品涨价的主要原因。第三,自2006年以来,国际石油、铁矿石等价格上涨愈加猛烈。2007年7月以后,随着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国际热钱从金融市场大量涌向大宗产品市场,导致国际初级产品与原材料市场价格全面上涨,从而对我国形成较大的成本推升力量。输入型通胀主要表现在PPI(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上升,2006年,我国PPI为3%,2007年12月上升到5.4%,到今年4月份已上升到8.1%。2003年-2006年,工业生产下游的加工产业物价上涨率平均为PPI总水平的1/4,去年已上升到645%,到今年4月份又进一步提升到74%,说明生产领域内成本推动物价上升的因素已开始向消费领域传导。
从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动力来看,由于目前已接近本轮投资周期的末尾,新上项目的投资已呈现负增长,投资完成额也明显回落,由投资所贡献的需求动力正在逐步减弱。从出口看,受美国次债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我国出口增长的放缓和贸易顺差的缩减也不可避免。因此,今、明两年,由出口贡献的需求增长会有所减缓,甚至会出现负值;而消费仍会是投资和出口的应变量,即会随投资与出口回落而下降,从而会造成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率会有所降低。
从物价走势看,国内食品供求仍是推动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力。今年,我国将进入“十一五”时期的人口增长高峰期。2007年,我国人口净增681万人,今年预计将增加1800万人,而且明、后两年仍将维持在1700万人左右的水平。但今年的粮食播种面积却比去年减少了0.4%,主要减少的是秋粮面积。虽然今年夏粮喜获丰收,但全年粮食总产量却只能维持在去年的水平或略有增长。因此,粮食产量持平而人口增加这一状况,将是从目前到2010年推动食品价格与消费物价总水平持续走高的主要原因。从国际因素看,由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资本容量是数十万亿美元级,而国际期货市场的资本容量目前仅是万亿美元级。故美国次债危机所导致的国际资本从金融市场向大宗产品期货市场转移的浪潮,将继续推动石油、粮食等大宗产品价格走高,推动输入型通胀继续发展。根据有关资料,目前输入性因素在我国物价涨幅中仅占15%左右,今后这个比重将会继续上升。
二、下一步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综合以上分析,目前已经开始露头的低增长、高通胀格局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下降到8%,而通胀率可能上升到8%或8%以上。因此,宏观调控方针必须根据增长与通胀格局的转变进行必要的调整。高增长、低通胀是最理想的经济增长格局,宏观调控方针应当保持“双稳健”,即既不扩张,又不放松。高增长、高通胀格局预示着有过热的可能,应实行从紧的方针,适度加息和提升存款准备率。在从高增长、高通胀,转向低增长、高通胀的拐点时期,应在宏观调控的操作上做适当调整。
第一,由于通胀的原因,使主要经济指标的名义增长率越来越多地受物价上涨所推动。因此,当实际需求水平已开始下降时,名义需求增长率仍会维持在较高水平,从而形成了需求增长率仍然较高的假象。今年前4个月,名义投资增长率虽然比上年同期高出0.2个百分点,但扣除投资品价格指数后的实际增长率只有15.7%,下降了7个百分点以上,而同期新上项目投资已经下降了5.1%,扣除价格指数后为12.4%,这预示未来投资增长率可能会出现大幅度下滑。再看出口需求,今年前4个月,我国出口增长率虽然仍保持在215%的较高水平,但同期出口价格指数为9.4%。因此,扣除价格指数后的实物出口增长率只有13.2%,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0.9个百分点。由于出口企业最终获得的是人民币,如果考虑到同期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今年前4个月,以人民币计算的出口增长率只有09%。
还须指出的是,目前的消费高增长可能有物价因素推动的假象。今年前4个月,我国消费增长率高达21%,扣除物价指数后为12.5%,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由于目前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是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增长率指标,而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没有扣除物价的现价增长率指标。自1996年以后的10年中,我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低通胀时期,甚至还经历了1998年、1999年和2002年的通缩。因此,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三大需求现价指标与实际指标间的差距是很小的,由此也使人们习惯于用现价指标来直接判断需求增长的形势。如果没有发生从高增长、高通胀向低增长、高通胀的转折,投资和出口的名义增长率都是“两位数、2打头”,而消费增长率也上升到“两位数、2打头”。这是经济仍处在高增长阶段的标志。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人们仍然沿袭以前的思维方式,往往看不出经济增长的轨迹正在转变,从而把由高通胀所支撑的名义需求高增长,误判为经济仍处在高增长阶段,由此耽误了宏观调控方针从紧到松的宝贵时机。
第二,一直以来,人们习惯把高通胀、高增长看成是不好的经济增长态势,往往喜欢高增长但厌恶高通胀。因此,从宏观层面就会作出把稳定物价放在首位的选择,通过紧缩宏观需求来抑制通胀的发展,并且往往把由宏观紧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看成是治理通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时,极易把经济的内生增长率下降与宏观紧缩所造成的外生性增长率下降混淆起来。
经济增长的格局之所以从高增长、高通胀转入低增长、高通胀,是由国内投资周期低潮和国际经济衰退等原因所导致的,而不是由政府主动进行的宏观紧缩致使需求水平下降的原因所造成的。此时,若仍然实施宏观紧缩政策,其结果往往会使经济增长进入“滞胀”阶段。
当然,由成本推进型通胀所导致的滞胀,是一个国际性的新现象,也是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新课题。在目前这样的国际国内新经济环境下,我国的宏观调控需要有新思维。
——在成本推进型通胀难以抑制的背景下,要把保持增长放在第一位。因为经济增长是创造财富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不动摇,治理通胀才有保障。反过来说,如果为了物价稳定而牺牲了经济增长,导致居民的收入增长显著低于通胀率,其结果就是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这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通胀率在10%以下,经济增长率仍然高于通胀率。反观西方国家,美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0.9%,CPI是4.3%,通胀率是经济增长率的4倍以上:欧元区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是2.2%,通胀率是3.5%,通胀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出60%。通胀率高企而经济增长率缓慢,这是严峻的国际宏观形势。目前,在发展中国家,越南的经济形势不稳定,一季度经济增长率7.4%,但同期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0%,5月份更上升到25.2%,通胀率也已经比增长率高出两倍。因此,要把握好通胀与增长的关系,在高通胀时代构造出一个较为有利的经济增长格局,则应当把增长与通胀的关系控制在经济增长率≥(大于或等于)通胀率。这可能是较理想指标。如果把通胀率控制在比增长率高出25%,即增长率在8%的时候,通胀率为10%,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欧元区目前虽然已感到通胀的压力,但还没有被逼到要加息的地步。
——通胀、增长与汇率的关系应保持在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大于等于零。在全球出现通胀趋势的背景下,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升值,就相当于我国商品和资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升值,尤其对资产价格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但对国际热钱来说,则构成了吸引力。但我国不仅有能力保持长期贸易顺差,更以产业结构向重型制造业升级的强劲势头吸引着全球产业资本的新一轮流入。同时,以美国金融泡沫的破灭为标志,全球货币资本已开始向物质产品回归,我国以庞大的物质资产规模和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正在成为吸引全球货币资本流入的一个中心区域。因此,只要在通胀过程中人民币不贬值,就不必过分担心外资大规模流出而导致经济增长的波动。从这个角度看通胀、增长与汇率的关系,则可以确信:只要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大于或等于零,一定的通胀水平也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较大的威胁。
——宏观调控的转变点应是货币政策。由于GDP对广义货币M[,2]的比率已由去年一季度的1∶7.1下降到了今年一季度的1∶6.9。这意味着货币供给在满足由成本推进型通胀所构成的货币需求后,已较大地压缩了实际经济增长所形成的货币需求,在现行生产流通和资本市场运行中,也已发生了资金供应的全面紧张情况。因此,只要宏观调控得当,从紧的货币政策在执行中增加灵活性,我国就可以在本次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保持“一花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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