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新装》中的人物为什么没有个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装论文,皇帝论文,人物论文,个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篇童话，但又不是一般的童话，其主要形象已经走出童话，进入了日常语言，即使没有读过《皇帝的新装》的人，也会懂得这个典故的意思是：心照不宣的谎言。按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一个文学形象成为口头或者书面交往中某一精神现象的代名，就意味着其形象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典故，这是文学作品成功的标志。在中国文学经典中，类似的还有“画皮”（《聊斋志异》），东郭先生（《中山狼传》），诸葛亮、张飞（《三国演义》），李逵（《水浒传》），贾宝玉、林黛玉（《红楼梦》），等等。
《皇帝的新装》是一篇外国人的作品，却有这样大的影响，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这篇童话有某种寓言的性质。它不仅仅是一个童话故事，而且超越了一般童话想象和道德教化的价值，揭示了人类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在权势者面前，人们——包括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对显而易见的谎言都是随声附和的。
因为要揭示的是具有普遍性的、跨越时代历史的社会心理，所以童话故事一般并不强调具体的地点和时代：
许多年前，有一位皇帝，为了穿得漂亮，不惜把所有的钱都花掉。
不但时间、地点是不具体的，连皇帝的名字、年龄，也都是含糊的。这样写的好处，是便于突出某种普遍性。这是寓言的特殊功能，它讽喻的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皇帝，也不限于某一个时代的大臣，而是人类生活中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
《皇帝的新装》的故事，是荒诞的，这自然是作者虚构的。读者和作者有一种默契：这样的情节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在想象世界中才可能发生。但是，这种想象的虚构，却必须是可信的。不但讽喻的内容要可信，情节的发展也要可信。而要让这个荒诞的故事情节发展的每一环都可信，难度是很大的。不仅要让皇帝，而且要让大臣都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一个例外，普遍地视而不见，大家心照不宣，必须有一个心理根据。在我国古典文言小说中，有过《崂山道士》那样以视而不见作为故事情节核心的作品，但那是道术，可以说是接近神话的（超越现实的）想象：修炼不到家，是要碰钉子、闹笑话的。在梁释慧皎撰的《高僧传·晋长安鸠摩罗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10月）中也有过类似的想象：
如昔狂人，令绩师绩线，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织师，师亦效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
这是一个寓言，说明大乘佛教“有法皆空”的精义。从性质上说，这是宗教哲理。孤立地看，故事里视而不见的原因是心理的迷狂。首先，狂人自己要求太高，明明是极细之织物，却嫌织得不够精细。后来什么也没有，却又盲目相信“良匠”。起初由于自大而盲目，后来由自卑而迷信，皆以不见为见。从性质上来看，这就是一种心理变态现象。从这一点来说，这个故事和《崂山道士》与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有相近之处。但是，在安徒生的作品中，视而不见，并不是由于道术。它不像道术那样有超越现实的利害，一旦有了非分的功利之心，道术就不灵了；也不像《高僧传》中的狂人那样完全是由于心理的迷狂。
在安徒生这里，首先是由权力决定的利害，造成了皇帝、大臣、世俗人等明明没有看见任何新衣，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利，却随大流说皇帝的新衣如何美好。除了孩子以外，没有一个人敢讲真话。如果光有这样一个原因就来构成故事情节，显然还比较勉强。安徒生作为一个艺术家，还特地为整个情节的因果性提供了一个更为深邃的心理基础，他让两个骗子提出，他们缝制出来的最漂亮的衣服有一个特点是：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骗子骗人，骗一个人是容易的，要骗许多人是困难的。但是，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使得许多人一起顺理成章地自我欺骗并相互欺骗。和《高僧传》相比，二者都有心理的性质；但是，《高僧传》的欺骗是单个狂人自我迷狂，是一次性的自我蒙蔽，不是很自觉的，而安徒生笔下的自我欺骗是带有连锁性的，陈陈相因，个人在这个欺骗的罗网之中失去了自主和自由。如果没有这样因果的连锁性，从形式上来说，不但情节难以构成，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即使构成了，也缺乏荒诞性。没有荒诞性，也就没有安徒生式童话的寓言艺术的风格可言了。
这种荒诞性不同于一般的荒诞性。第一，其荒诞性是层层强化的，从大臣到国王，从国王到群众，都按照同样的荒诞逻辑行事。当皇帝光着躯体在街上游行的时候，“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裙是多么美丽！这件衣服真合他的身材！’”社会身份是不同的，但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心理动机却是同样的：“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这样就会显出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第二，在这种愈演愈烈的荒诞性怪圈中，同时却暗示着一种清醒的批判。安徒生一次又一次向读者揭示，每一个人都陷入了矛盾的选择：要么承认自己愚蠢或者不称职，要么就用谎言来掩饰。整个社会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谎言来自欺欺人。这充分说明，这不仅是个人的心理迷狂，而且是社会风习的黑暗。自欺欺人不单纯是一个人的心术不正，而是一种社会心理的恶性循环。人们不分良莠，都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在这里，读者不难感到安徒生严酷、忧伤的眼神。第三，在所有的人之中，唯一的例外却是一个小孩子。保持理性的居然是一个童稚未开的孩子。由此可见人们陷于疯狂之中的程度。字里行间，成人的愚昧和儿童的纯洁，批判和赞扬，揭露和抒情，反差如此强烈，张力如此强大，但是又如此和谐地处于水乳交融之中。第四，这篇童话的精彩，还在于其结构，情节层次相当丰富，但是并不像小说那样曲折多变，不像小说那样让每一个人物都各自遵循着各不相同的逻辑作出选择，显示出各不相同的个性；相反，所有的人几乎都按着同样的逻辑行事，这本来是有可能造成个性的丧失的。但是，诚如前文所述，我们不能忘记，这不是小说，而是童话，而且是寓言性的童话。寓言的寓意性，就是把一种普遍的意念寄托在没有时间、地点、条件特点的环境，没有个性的人物身上。这就构成了寓言式童话的单纯性。环境、人物的普泛性和思想的单纯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是小说，这可能是败笔，但对寓言式的童话而言，却是长处，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身陷如此的社会环境，不相信自己的感觉会如此恶性地循环不已。越是循环，越是荒谬；越是荒谬，越是可笑。
这就构成了这篇童话的喜剧风格。
正是这种喜剧风格在两个方面展示了安徒生的艺术风貌：其一，越是可笑，越是深邃，也就越是动人。其二，自欺欺人的动机是相同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表现都是各有差异的。前后两个大臣，都被皇帝认为是“诚实”的（注意，原文中，在“诚实”两个字上面，连引号都没有加，后面还说他是“善良”的，原文也是没有加上引号的），都一样害怕被认为是愚蠢的或者不称职的，如果一味单纯下去，用同样的语言表现两个人物，读者会厌倦。艺术分寸感极强的安徒生得心应手地用了稍稍不同的文字来表现他们的心理。第一个：
可怜的老大臣眼睛越睁越大，仍然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的确没有东西。
“我的老天爷！”他想，“难道我是愚蠢的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这一点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难道我是不称职的吗？不成！我绝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
“我并不愚蠢呀！”这位官员想，“这大概是我不配有现在这样好的官职吧。这也真够滑稽，但是我绝不能让人看出来。”他就把他完全没看见的布称赞了一番，同时保证说，他对这些美丽的色彩和巧妙的花纹感到很满意。
到了皇帝来的时候，心理逻辑也是一样的，文字上却有明显的差别：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可骇人听闻了。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够资格当皇帝吗？这可是最可怕的事情。”“哎呀，真是美极了！”皇帝说，“我十分满意！”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皇帝的新装》的特殊手法，而是寓意性作品的规律性体现。比如在《中山狼传》中，狼要吃东郭先生，东郭先生提出应该先征询“三老”的意见，结果是“三老”中的二老都认为狼应该吃东郭先生，但二者的表述是各不相同的。又如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老渔夫放走了金鱼，老渔夫的太太却贪得无厌地要求报答，金鱼一连几次都满足了老太婆的要求，老太婆却总是不满足。每次老渔夫向金鱼转达老太婆的新要求时，金鱼都满足了她的要求，但却每次都有差异：第一次要一只木盆时，“大海微微起着波澜”；第二次“要座木房子”时，“蔚蓝的大海翻动起来”；第三次“要做世袭的贵妇人”时，“蔚蓝的大海骚动起来”；第四次“要做自由自在的女皇”时，“蔚蓝的大海变得阴沉昏暗”；第五次“要做海上的女霸王，叫金鱼来侍候她，听她随便使唤”时，“海上起了昏暗的风暴：怒涛汹涌澎湃，不住地奔腾，喧嚷，怒吼”。除了最后一次，金鱼都满足了老太婆的要求，但是大海的反应，每次都有递进性的差异。这在美学上，叫做统一而丰富。统一性不够（故事情节的因果性不一致，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说谎）可能杂乱。艺术要求统一。但是，过分统一可能会单调（大家的反应都一样，都说一样的话）。可是，一味曲折，又可能显得芜杂。比起小说来，童话这种形式更加强调统一，以统一的因果性，达到单纯的效果。因而除了文字上的差异以外，人物的心理并没有多大差别。如果是在小说中，可以肯定，那两个大臣的个性肯定是要有巨大反差的，甚至可能产生矛盾乃至冲突。这是因为，在童话中人物的普遍性比之人物的特殊性更受到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皇帝穿着所谓的“新衣”游行的时候，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并不限于大臣和武士，还有普通的百姓：
这样，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游行起来了。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裙多么美丽！这件衣服真合他的身材！”
自欺欺人的，并不一定是统治阶级，连普通老百姓都一样陷入了这个欺骗的罗网。
这样的讽喻已经相当有警策作用了。如果安徒生仅仅揭露到这个程度上，当然也是相当深刻的。但是，似乎还不够全面。谎言虽然可以被盲目地认同，可是，它毕竟是脆弱的。为什么安徒生最后安排了一个小孩子来揭穿这个谎言？这是说明：首先，谎言并不难识破，只要具备最普通的人的感觉就足以认清。其次，谎言并不拥有特殊的力量，只要小孩子喊一声，它就完蛋了。第三，“所有的老百姓”，也并不顽固，只要有人，哪怕是小孩子，带头振臂一呼，大家就觉醒了。第四，皇帝对真理也没有特别的抵抗的感觉，他立即得知，自己身上没有任何衣服，他甚至“有点儿发抖”。这些都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谎言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这是比之盲从谎言更为深刻的一笔。
但是，这还不是最深刻的，更为深邃的是，安徒生接着揭露：滑稽戏并没有因为百姓和皇帝都意识到而立即结束——
不过他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条并不存在的后裙。
安徒生虽然是在写童话，在幻想世界自由地想象，但他却很现实，意识到虽然自己认识到了荒谬、虚假、欺骗，也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改变。要真正改变现实世界中不合理的事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