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选择：比较文论视野中的中国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困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开始批判激进主义思潮，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又急剧升温。反省西学，回归国学，把80年代中国思想潮流说成是对西方话语的无条件从属和对现代性的狂热迷恋，——正是在这样的当下文化语境中，中国文论界展开了对近百年中国文论的历史总结。
经过讨论与争鸣，大致就如下几点达成学界共识：一、近百年中国文论追随和模仿西方，缺乏自己的民族特色，在世界文论格局中无足轻重，未能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二、中国古代文论在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和中国现当代文论产生了严重断裂，因而当务之急是回归传统，重新接上中国古代文论的血脉，使之本土化，这是跨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方向。如果说前者是关于近百年中国文论状况与成就的评估，那么后者就是原因的探索及解决的答案。这构成了当前中国文论界的思想主流，它和整个中国知识界文化保守主义的总体氛围及其运作是完全合拍的。
以中国文论在当今世界文论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来衡量近百年中国文论的成就，这种价值标准本身并不完善。它只是横向的而没有包括纵向的，只具备共时性而缺乏历时性，因而这种比较本身尚存在着缺陷，并不足以准确和科学地阐明近百年中国文论的状况与成就。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论一直在世界文论体系中享有崇高地位并发挥着重大影响，那么近百年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格局中无足轻重，就确实是它自身的缺陷。实际上，中国古代文论的辐射范围，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从未逾出东亚，仅限于朝鲜、日本、越南等数国。由于当时物质条件和通讯水平的限制，除了印度文化随着佛学东渐曾经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之外，中国、印度、西方三大文论体系，大体上是在彼此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文明向全世界扩张，近百年中国文论才被勉强拖入了世界文论体系之中，并且由于政治等非文学因素的强大干扰，本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论曾经一度隔绝于世界文论体系之外。因而，作为衡量近百年中国文论成就的理论前提是虚构的，其结论自然也就缺乏说服力。
文学和非文学常常交织在一起，文学当然应当首先从文学因素加以解释，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因素来加以解释，文论也是这样。一个显著的但又往往被忽略的事实是，包括西方文论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是在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支持下逐步向全球扩张的。西方的军事占领、殖民体系可以崩溃并走向终结，但是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发达的高科技、富裕的物质生活的诱惑却是难以抵御的，它们比任何语言都更为雄辩地阐述着西方文明的强大和优越。正是由于有着雄悍的经济、政治、军事及由此而来的文化强势的支撑，西方文论才可以牢牢地雄踞当今世界文论舞台的中心，任何非西方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即使像日本这样的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也不例外。近百年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体系中的地位，正是中国在世界秩序中所占位置的投影，舍弃这些非文学的但是又至关重要的相关因素，来衡量近百年中国文论的成就，是极为片面和不公正的。
世界是复杂的。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学说。列宁认为，“世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这个联系只是片面地、断续地、不完全地由因果性表现出来……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注：列宁《哲学笔记》，第176-178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即使是在因果联系内，也广泛存在着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果多因，而决不仅仅是存在着一因一果。近百年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格局中的这种状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仅仅从它与中国本土文论传统的关系上去考察，而不是广泛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侧面加以探索，这实质上是把多种复杂因素高度简约化了，明显地带有线性思维的简单化痕迹。而这一学术取向在当今中国文论界达到广泛共识，不同的理论见解仅能发出微弱的呼声，这更像是某种“思想统一”、“一元化”的理论景观，而不是复调式、多声部的“众声喧哗”，带有我们习惯化了的“运动式”、“一哄而上”的特征。
评价近百年中国文论的标准是什么？讨论中没有见到明确界说。但是通过仔细阅读有关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刊载于《文学评论》1998年1-6期“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专栏），并透过关于“失语症”的指责，不难看出，其内在价值标准主要是凸显了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问题。讨论者普遍认为，近百年中国文论之所以缺乏成就，正在于缺乏民族特色，而未来中国文论欲有所收获，则必在民族特色方面取得收获。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学理论必然具有鲜明的民族个体性特征，尤其是在古代物质生产条件低下、交通与通讯联系极为不便、各民族国家之间较为隔绝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民族特征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评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论成就的主要依据。正如辫子、缠足曾经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一样，政教中心、观诗知政、“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把文艺视为政治的晴雨表，同样是中国文论的民族特征。必须澄清这样一种认识误区，即把民族特征视为一个民族对世界的独特贡献，事实上，民族特征并不总是必然地和优秀的民族文论或文化传统相联系，也并非必然地代表着该民族的文论成就，相反，它有可能夹杂和混合着陈腐、僵死的东西。
真正优秀的东西不仅是属于过去的，更是属于现在和将来的，不仅是属于民族的，更是属于世界和全人类的。真正优秀的民族文论必然是超越了民族文学经验的狭隘范围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因而当我们评价近百年中国文论乃至任何民族国家及时代的文论时，首先应当使用的标准不是民族特色，而应当是在世界文学经验及其理论中具有共同和普遍意义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是在中国本土文论的基础上，更应当是在世界文论已有资源的基础上，在创新中保持有效的衔接，在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和延伸，质言之，就是文论知识的有序增长。
文学理论是一种知识体系，应当把文学理论作为认知科学的客观知识体系和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信仰体系明确地加以区分，进而关注文学理论中的知识增长概念，关注我国文论研究在世界文论视野中的前沿性和开拓性，这才应当是评价文学理论成就的权威性标尺。文学理论不是静态的逻辑整体，而是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过程的关键在于文学知识的不断积累，即在关于文学经验的阐释中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是理论的增多和知识的增加，这才是文学理论学科的不断进步。这种积累和增加的实质，即在于理论的创新，理论创新当然和理论个性有联系，但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个性，认为一个民族在文论方面的成就和独创就是民族个性，这是一种认识误区，因为真正的文论创新必然是越出了某一地域、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文学经验的狭小范围，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世界文学的内在规律，具有普遍适用的理论范式意义，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理论创新，也就无法实现文论知识的有序增长，这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世界正日益缩小成为“地球村”的时代尤其如此。
近年来，对近百年中国文论的指责与否定声一浪高过一浪，“失语症”论就是这种观点的集中表述。这种观点主要是斥责近百年中国文论对西方文论的附庸地位，强调中国文论必须从西学中心实现到中华本位的回归。它反对以西方文论的理论、观点与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认为这样做淹没了中华本土的学术传统，建议凸现中国文学及其文论的独特性，主张弥合中国文论在近现代之交所出现的“断裂带”而重新接上中国本土的古代文论学术之根。
这种观点当然是把握与阐释近百年中国文论的理论视角之一，但这决不是唯一的视角，甚至也不是最好的视角。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当一事物从量的连续积累而达到质的改变，在这种质变的转折点上就必然会出现连续性的中断而发生断裂。近年来，准确地说是自80年代末以来，在反对激进主义的思潮中，保守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体现在哲学观上就是强调量变而否认质变，只承认连续而拒绝断裂，认为只有一点一滴的温和变动才是绝对必要的，在对近百年中国文论的评估中同样未能逾出这样一个思想框架。这正如我们过去只承认断裂而拒绝延续，只强调疾风暴雨式的剧变而否认一点一滴的温和变动一样，其实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理论片面性。
近现代之交的中国文论断裂，首先是它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中国文论经过先秦的发萌与奠基时期，再经两汉魏晋的继承与弘扬时期，到隋唐两宋兴起大规模的文学复古浪潮，已逐渐趋于成熟。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作为中国历代文学样式正宗的诗文创作逐渐衰退，和作为通俗文学存在着的小说戏曲创作取得长足进展，整个文论的格局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古代诗文理论得到了系统的学术总结，标志着它已经走向终结，小说戏曲理论勃然兴起并日趋成熟，“非名教之所能羁络”、“掀翻天地”（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的思想解放浪潮波澜迭起，成复旺先生认为，这已经不再是中国古代文论内部“同一体系的不断丰富与完善”，而是“一种体系代替另一种体系的根本性变革”（注：成复旺、蔡钟翔、黄保真《中国文学理论史》，第3卷，第272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这昭示着中国文论已经走到了一个靠近质变的临界点，西方文论的输入和示范则大大加速了这一运动进程。
西方文论的涌入是中国文论思想资源的巨大变动。每一时代思想资源的版图与轮廓对该时代思想有着重大影响，因为人们正是依据这些既有的思想资源解释过去、思考现在并设计未来，人们既受惠于斯，也局限于斯。当思想资源发生大幅度变化时，从前的思想有可能随之变化，摆脱原有的思想囚笼而开出一片新天地。自有史以来，中国文论的思想资源不出儒释道三家，由于“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影响，中国文论家往往采用笺注式的方式，没有既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去阐述电光石火般闪现的精辟见解，不重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虽然中国也有钟嵘《诗品序》、刘勰《文心雕龙》、叶燮《原诗》这样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著作，但更多的是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随感而发，不成体系，诗话就是中国文论这种表述方式的典型代表。中国文论中虽然也存在着“踵事增华”的文学观念，但文学复古主义不断涌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始终是文学正宗与最高典范。杂文学观念一直是中国文学观念的主导方面，纯文学观始终未能孕育成熟。
近代以来西方文论的输入使这种状况有了重大改观。作为19世纪人类科学最重大成就之一的进化论的输入，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退化论与历史循环论，确立了“今胜于古”、“后胜于今”的文学进步观。纯文学观念挣脱了杂文学观念的羁绊而迅速发育成熟。形式逻辑的输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学理论的明晰性与系统性得到空前重视。更为重要的是问题框架的根本性转变，中国文论的现代化问题凸现出来，近百年中国文论所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与方向上受着这个核心问题的制约，这才是时代向中国文论提出的真正问题，中国的文论家们开始在一个全新的问题框架中确立自己的理论活动，试图建立与世界文论体系相适应的中国现代文论。近年来在《学术月刊》和《文艺研究》上展开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近代性的讨论，说明这一问题迄今仍未解决。只有中国文论的现代化，才是近百年中国文论的真正主题。而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的理论，都严重地偏离乃至背离了这一世纪主题。
一般地讲，不同区域、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是对等的，其主要流向总是从先进流入落后，其流向与流量大小与两个区域、民族与国家之间先进和落后的程度成正比例关系，落后被先进所支配，因为落后除了师法先进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
近现代以来，随着交通工具与通讯联络的便捷，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空前频繁，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人类已经彻底摆脱了在史前相互隔绝的状态下，一种文明在不同区域重复发明的现象，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表现为起源于某处，然后逐渐推广、扩展到更大范围乃至全球的过程，这样，一种文明便不再从属于某个特定的区域、民族和国家，而是作为全世界的共同财富而为人类所共享。
西方文论之所以能够为近百年中国文论起到示范作用，之所以能够征服中国文论，就其文论本身来讲，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强制力量。它的真正力量只能在于，由于它与中国文论之间存在着的巨大时代落差，这赋予它不可抵御的强大理论魅力。因而近百年来，不管它在中国如何受到批判与抵挡，甚至在当代中国一度被完全驱逐，但是始终改变不了它在中国的理论扩张。现在“失语”与“重建”论又掀起了新的一轮否定与抵御西方文论的浪潮，尽管它无视中西文论时代落差，但是却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中国文论的现代化是近现代世界文论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以自己的丰厚文学经验及其理论叙述融入并有效地充实了世界文论体系，为世界文论展示了一个辽阔深邃的新大陆，进而为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跨越和包容了东西方文学经验的世界文论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这一过程远未充分展开和完成，但其世界意义已经日渐显示出来。而展开和完成这一理论运动过程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就是按照世界文论的现有规则来叙述和改造中国文论。而“失语”论者恰恰抹杀了这一点。
学术活动的基本前提是经验材料与理论建构之间的对应关系，要求对既有的经验材料提出正确的理论阐释。但是学术理论并不仅仅是依靠经验材料的支撑，它还不可避免地受到信念与价值系统的支配，这构成了学术活动在一定时期内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智力背景和理论框架。近百年来，由于中国进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以及一次次中外战争失败的深刻屈辱，一方面，中国人对自身的认识开始由“天下”转变为“民族国家”，开始客观冷静地思考中国及其文明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念念不忘往昔的强盛与文明，梦想恢复昔日的荣光，这种梦想与憧憬在“多少古国文明早已灭绝，惟有中国文明能延续至今”这一并不完全准确的信念支撑下得到了强化，进而产生了“中国文化将主导二十一世纪”的文化民族主义狂想，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因与“爱国主义”达成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共谋而得到广泛的支持与鼓励，这构成了近百年中国文论发展的基本学术背景。这种学术背景可以简略地描述为中外古今之争，它是近百年中国文化深刻矛盾迷惘心态的外在表露，所谓古乃是未受西方文化浸染的中国本土的古代文化，所谓今乃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因而古今之争其实也就是中外之争，所谓外实际上是指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强劲影响，因而究其实质，中外古今之争也就是中西之争，这是一种二极对立的文化叙事话语。
“失语症”论没有也不可能超越这一思维框架与范围，在非此即彼的二极对立中，它凸现的是中国文论的民族独特性而拒绝对西方文论所提供的普遍准则的认同，在当今中国文论所面临的三个传统即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现当代中国文论传统和西方文论传统中，强调继承中国古代文论传统而拒斥中国现当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传统。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原有的权威被打倒，秩序被瓦解，传统、权威与秩序由一元变成多元，分解成新的旧的，外来文化传统也进入了中国，这就出现了认同危机，文化保守主义顶礼膜拜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学术运作相一致，“失语症”论竭力贬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斥为西方文论霸权的产物，其实作为活着的传统，中国现当代文论的重要性远胜于中国古代文论。
任何否定都必须首先是对事物自身的否定。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由于“征圣”、“宗经”的思想束缚，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否定与批判。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示范与参照下，我们开始了对自身的反思与批判。但是自60年代以来，在“社资之辩”的二极对立思想框架下，西方文化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被等同于资本主义而遭到大规模的彻底扫荡与批判。80年代末以来，随着对“全盘西化”论的批判和国学热的急剧升温，西方文化再次遭到严厉否定与批判。任何批判都首先应该是对批判者自身所处文化语境及其传统的批判，换言之，亦即自我批评。卢梭、马克思、尼采、德里达等人无不如此，都是对西方传统的批判，而我们的批判包括文学理论的“失语症”，矛头所指，首先是对西方的批判，然后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文论现代化方向的否定，同时论证中国古代文论的普遍价值。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之前就否定这种努力方向，这是历史的错位，只批判西方却膜拜自身的本土传统，这不利于中国文论的自我调节、变革与进一步发展。
跨世纪的中国文论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更为充分的世界化。毋庸讳言，世界文论中西方文论居于主导地位，因而拒斥西方文论是无济无事的。实际上，在回归中国本土文论传统的高声疾呼中，中国文论没有也不可能和西方文论分庭抗礼，更不可能同西方文论相分离。实际上，反欧洲中心、凸现民族本位、重估现代性、强调民族差异与文化多元、斥责西方对东方经验的扭曲与杜撰等，这一切正是西方学界的热门话题。强调继承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力图反抗西方文论霸权，这正是西方主流学术话语在当今中国所产生的冲击波。换言之，谈论“失语症”本身就是一种“失语症”，因为它本身就是西方话语的产物，“失语症”论者恰恰陷入了他们自己极力反对的“失语”，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文论进入世界文论体系之后，按照世界文论既有规则来运作已是无法抗拒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这又是近百年中西文化交汇的深刻矛盾在中国文论研究中的投射，显示出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论迄今仍未能走出中西二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所带来的理论困惑。今天，我们站在跨世纪的十字路口，以世界文论的眼光，对近百年中国文论加以重新审视，并力图在此基础上对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走向作出正确的理论选择，这些都是完全必要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近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走向是它自身选择的结果，也是此前中国文论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延伸。我们当然可以对它作出种种不同的评说，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理论的设计不能代替现实的选择，现实的选择比理论的设计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