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2-2003年_新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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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3)01-0013-06

一、2002—200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我国经济从1995年起就进入了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并且从1998年起呈现出通货紧缩态势。在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体的扩大国内需求政策措施的拉动下,我国经济景气从1999年下半年起开始复苏,到2000年重新进入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而波谷年度1999年构成本次经济周期的起点。2001年我国经济景气回升相对乏力,特别是受世界经济低迷的负面影响,净出口需求萎缩,在增长型经济周期的位势上与2000年持平。

我国已经确立通过扩大国内需求支持经济增长的长期政策方针,在2002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并且适当强化稳健货币政策的扩张倾向。随着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累积和世界经济形势好转,虽然通货紧缩惯性仍然存在,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2002 年我国GDP预计增长7.86%以上,将明显高于2001年。我国经济景气能够在2003年延续2002年扩张趋势,进而实现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转换,全年GDP增长速度将接近我国潜在的GDP增长率。

对于2002—2003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 其中2003年预测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1)2003 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为3000亿元;(2)2003年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做适度扩张操作;(3)2003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兑换率为8.3∶1。

表1 2002—200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预测指标 2002年 2003年

1.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7.86

8.42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73.0

第二产业增加值9.7

10.2

第三产业增加值7.48.0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42620 4901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41050 45360

3.出口(亿美元) 3100

3540

进口(亿美元) 2830

3220

4.狭义货币供应(M1)增长率(%)17.2

17.9

广义货币供应(M2)增长率(%)16.4

16.8

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

-0.60.7

GDP平减指数上涨率(%) -0.10.5

说明:预测日期:2002年11月。

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前景

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经济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 从有限的对外开放走向全面的对外开放,即将全面融入世界经济。西方发达国家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新经济部门将大规模进入我国,使我国面临着发展新经济的巨大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我国需要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新经济部门;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新经济部门的进入,将催生我国新经济部门的形成和发展。由于新经济部门的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将从二元经济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转向三元经济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必须在三元经济结构框架中审视和设计我国的经济发展政策。

在三元经济结构框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流程和市场实现机制将发生以下基本变化。

(1)劳动力流动机制。在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 由于工业化创造的就业岗位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不高,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是相对顺畅的。在三元经济发展模式下,新经济部门对劳动力的素质有较高的要求,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农民转向新经济部门都需要经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和培训,教育产业和人力资本作用极其突出,人力资本的报酬制度安排成为提升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2)资本流动机制。在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 由于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投资收益率,资本被引导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只有待工业部门得到充分发展后再反哺农业,资本流动基本是单向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基本取向是集中资源推进工业化。在三元经济发展模式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推进工业化和发展新经济的双重任务,必须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工业经济与新经济的交流互动,资本流动将是双向的。

(3)市场实现机制。在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 工业化发展依赖于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自然扩张。在三元经济发展模式下,由于新经济部门的产品主要是技术和知识,不可能在自身部门中创造出市场,其产品市场主要在于对传统部门的应用,取决于传统部门即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需求,必须建立新经济部门与传统经济部门的共生关系。

在三元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重新定位,即从“全面追赶”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转变,这些转变包括:(1 )充分利用比较成本优势,全面参与国际分工。(2)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3)充分利用潜在优势, 吸引国外投资,加快产业发展和完善产业组织。(4)充分利用政府保护优势, 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扶持和保护国内产业发展,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5)充分利用本土文化优势,形成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和价值观。

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我国经济发展在国内需求拉动的同时必须继续整合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从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制度供给三方面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首先,我国加入WTO,国外资本、技术、 管理等生产要素和资源将以不同形式大规模进入我国,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其次,国外高新技术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国外先进技术改造我国的传统产业以及跨国公司兼并收购我国企业等,都将加速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最后,我国经济体制在加入WTO 后将与世界规则全面接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必须按照WTO 谈判确定的时间表有序进行。作为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与WTO 规则接轨所形成的制度供给将有力促进我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GDP年均增长率相对减缓, 从“八五”计划时期12.0%下降到“九五”计划时期8.3%。不过,21世纪初, 我国经济处于从重化工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过渡的工业化中后期,不仅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获得加入WTO 和西部大开发的推动力量,面临着相当广阔的国内市场和较为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而且能够利用信息化的拉动作用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经济仍然具有乐观的经济增长前景,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区域增长极。同时,由消费函数生命周期假说预测的低龄高成长经济消费行为,能够说明我国经济的高储蓄行为。我国经济的支出结构必须向投资需求倾斜,通过有效的储蓄—投资机制实现高储蓄向高投资的转化,在“十五”计划时期和“十一五”计划时期保持持续快速经济增长,以积累充足的资本存量与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互补支持即将来临的老龄低成长经济。

对我国潜在GDP增长的核算表明, “十五”计划时期乃至“十一五”计划时期我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相对快速增长。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支持下和均衡化的经济政策维护下,2001—2010年我国实际GDP 年均增长速度有可能接近8%(见表2)。

表2 2001—2010年中国潜在GDP增长速度预测(%)

项目 2001-2005年2006-2010年

年均增长率 贡献率 年均增长率贡献率

潜在GDP8.48

100.00

7.76100.00

按生产要素分解

劳动

1.2 5.661.1 5.67

资本 10.070.759.7 75.00

技术

2.023.581.5 19.33

三、2002—2003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一)财政政策

2002年我国财政政策在坚持扩张取向的前提下逐步完善,不仅进一步强化国债投资质量管理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使用国债专项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补充社会保障基金,而且调整政策手段组合,继续增加出口退税,对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业实行税收减免,全面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无论在总量扩展方面还是在结构调整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2年国债投资主要启动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投资需求,对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并不理想,其乘数效应依然有限。国债发行并未抬升(bid-up)利率而通过常规的利率途径挤出有利率弹性的非政府部门支出。2 月份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水平和贷款利率水平,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差距有所缩小。不过,国债发行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非市场经营收入源泉,削弱了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市场开拓动机,从非常规的信贷配给途径挤出有贷款需求的非政府部门支出。

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直接成本就是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巨额化和长期化,国家债务负担率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迅猛上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至2002年接近国际警戒线水平3%,孕育着未来财政发展和财政平衡的潜在风险。2003年中央财政预算应该在保证反周期操作和国债偿付需要的前提下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优化国债投资结构,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且尝试建立财政发展和财政平衡的长期规划。

我国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和公共支出的持续增长,而在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国家财政收入因放弃国有企业所有权或者直接经营权而有所减少,结构性财政赤字以及相应累积的国家债务有其历史必然性。供给主义性质的长期性税收刺激措施是不可行的,短期的税收减免措施与增加税收收入的长期目标是相违背的,将损害税收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通货紧缩时期并不存在减少税收收入的同时保持既有财政支出水平的现实可能性,当期税收调整将通过国家债务余额跨期转移途径而制约后期财政支出,减税政策的最终效应是紧缩性的。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就是为日益增长的公共支出建立可靠的税收收入来源,维护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相适应,我国财政预算管理思想正在从年度平衡原则发展到周期平衡原则,逐步承认财政预算管理的经济稳定职能和周期性财政赤字的合理性,并且将最终接受功能财政的预算管理思想和资本预算(capital budgeting)的国家债务观念。表3描述的财政政策反周期操作政策手段组合模式,只是面向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尚待经验检验的理论假说,然而对正确理解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内容有重要的启示。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政策手段组合,不仅仅由政府支出手段与税收收入手段的比较政策效率机械决定,而且必然受经济政策当局有关经济理论倾向和政治态度的影响。

表3 财政政策手段组合的政治经济学

财政政策反周期操作 财政预算规

决策者类型: 通货膨胀环境 通货紧缩环境 模长期趋势

理论倾向/政府目标

可行空间 实际偏好 可行空间 实际偏好

凯恩斯主义/大政府 T↑ G↑ 扩大

经济自由主义/小政府

G↓,T↑ G↓ G↑,T↓ T↓ 缩小

(二)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交易方程MV=PY的支持下规划货币供应目标,其货币政策规则gM=gY[E]+π[E]-gV[E]是顺周期性质的, 具有紧缩货币供应的内在偏误。1998年以来,实际的(从而预测的)经济增长率(gY)和通货膨胀率(π)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gY[*] )和核心通货膨胀率(π[*]), 并且由于谨慎性与投机性的货币需求因悲观经济景气预期而增加,货币持有机会成本因名义利率水平下调而降低,实际货币流通速度(gV)必然加速下降。货币供应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的差距指标(gM-gY-π)只是对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率(-gV)的事后度量,鉴于货币流通速度的逆周期波动性质,实际百分点差距的扩大不仅指示经济景气恶化从而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增加货币供应,而且反映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供应不足已经导致经济景气恶化。

人民币尚未在资本项目上实现可自由兑换,然而,在联系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制度下,国内货币供应已经部分外生化。人民币对外价值在1998年已经高估,由于人民币不贬值的政府承诺,人民币实际汇率通过通货紧缩途径而持续贬值,199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紧缩倾向正是部分来源于在固定名义汇率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均衡化的调整。至2001年,非均衡汇率政策对国内货币供应增加的外部约束已经缓和,2002年以来,各月度M1货币供应开始加速增长,并且滞后拉动M2货币供应相应扩张。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高度流动的国际资本市场构成我国政府行为的外部约束,将通过国际投机资本的负面冲击强制校正汇率政策的非均衡倾向,不仅汇率均衡化调整过程中存在着国内通货紧缩与名义汇率贬值的替代关系,而且在本外币利率政策的协调中也存在独立本币利率政策与均衡汇率政策的互补关系。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遵循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均衡原则,为拥有相机抉择的人民币利率政策,必须在强化资本管制而反国际投机资本套利的同时维持均衡的人民币汇率。

为健全货币政策的反周期经济稳定功能,中国人民银行有必要放弃现行的货币政策规则,采取更为稳健的新古典主义货币政策规则gM=gY[*]+π[E]-gV[E]和更为积极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规则gM=gY[*]+π[*]-gV[E]。相对于经济循环的自然紧缩趋向,只有目标货币供应超过新古典主义货币供应目标gM=gY[*]+π[E]-gV[E]时, 货币政策的实际效应才是扩张性的,否则货币政策将强化经济循环的自然紧缩趋向;相对于经济稳定的充分就业基准,只有当目标货币供应达到凯恩斯主义货币供应目标gM=gY[*]+π[*]-gV[E]时, 货币政策的反周期力度才是充分的,否则货币政策将无法消除经济循环的自然紧缩倾向。

(三)资本市场政策——外资并购上市公司政策

2002年,我国资本市场以崭新的姿态向国际资本开放,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经贸部颁布了一系列鼓励资本市场国际化发展的政策法规,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出台外资并购上市公司政策,向外资开放电信、燃气、热力、给排水、民航领域,允许外资非投资性公司通过受让非流通股的形式收购国内上市公司股权,为控股权向收购方转移的协议收购消除了主要制度障碍。

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主要是看好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潜在市场,以并购方式进入目标企业所在的产业和市场,外资企业可以清除在市场、原材料等方面的竞争对手,迅速扩大市场规模和增加收益。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与跨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也为其带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外资并购将推动上市公司从股权结构上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格局,按照国际规则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转变公司经营机制和规范公司行为,并且借助跨国公司的品牌优势、市场优势和管理机制,迅速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外资在华参与并购上市公司的热点行业主要是汽车制造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业、港口业和金融业,这些板块的上市公司2002年在证券市场上的股价有良好的表现。

由于历史原因,对于外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限制仍然比较严格,对于外资并购的领域、设立合资独资企业的审批程序、合作期限、对外商投资的股权比例、内资和外资并购行为的划分、境外直接收购国内企业及证券投资等都有严格限制。境外投资者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形式主要限于购买海外上市的企业股份,或购买上市公司发行的B股, 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A股仍然禁止外资购买。加入WTO后,逐步放宽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限制和允许有资格的外资进入国内股票市场已是必然趋势,这将是我国证券市场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应该在政策、法律和操作层面上进一步推动外资并购上市公司进程,尤其在证券市场上以推出新交易工具为契机,借助外资力量,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国有股减持,解决我国股市“一股独大”、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等问题,实现我国证券市场的跨越式发展。

(四)贸易政策

200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率逐月上升,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改善,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成为外贸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2002年,我国外贸出口之所以实现较快增长,不仅与美国经济复苏有着密切关系,而且也是由于国内出口鼓励政策的积极作用,特别是:(1 )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的前提下,继续实施出口退税政策。(2 )加强银贸协作,调整信贷投向,扩大出口信用保险。(3 )加快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放开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使大量的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然而,上述出口鼓励政策的具体内容与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不完全一致,其预期政策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依据WTO规则和国际惯例, 许可直接税全额退税和部分间接税退税。我国出口产品的平均退税率为15%,低于一般产品17%的直接税法定税率,仍然存在退税空间。由于采用生产型增值税制度,实际退税额低于已征税额,因此,有必要在2003年提高出口退税率,以至直接税实行全额彻底退税,并且适当扩大出口退税品种,可以考虑将营业税和随同增值税、营业税征收的附加税列入退税范围,增强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与发达国家20%和世界平均水平12%相比,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仅占出口总额的1%左右,明显偏低,投保企业数不足出口企业的8%。除企业风险意识差、投保意识淡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出口信用保险基金自身规模太小和承保技术不强,投保申请周期过长和费用过高,并且缺乏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保障。为使出口信用保险成为外贸出口的保护伞和推动器,应尽快制定《出口信用保险法》等专项法律,明确界定承保、理赔的责任关系,增强财政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力度,简化审批程序,降低投保费用,扩大服务对象范围。

放开企业外贸经营权有利于更多的中小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平等参与竞争,增强外贸出口的效率和活力。应该协调有关部门切实落实已经出台的扩大贸易权改革措施,可以考虑提前兑现加入WTO的承诺,在2003年放开外贸经营权,使所有的中外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有助于规范外贸市场秩序和实现出口稳定快速增长。

2002年,我国外贸出口频频受到国外非关税壁垒限制,国内企业和各级政府却缺乏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作为WTO正式成员,为应对世界经济衰退情况下可能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应该利用WTO规则和机制,积极而稳妥地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尽快在反对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保护主义限制方面积累经验,为出口贸易创造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和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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