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183;埃吕尔的技术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克论文,哲学论文,技术论文,埃吕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著名学者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1921～1994)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技术哲学家之一，他一生写了43部著作和1000多篇文章，其中《技术社会》(1954)、《技术秩序》(1963)、《宣传》(1965)、《政治的幻觉》(1967)、《技术系统》(1977)等著作在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伊德(Don Ihde)把埃吕尔学派与马克思学派、杜威学派、海德格尔学派并称为四大技术哲学学派。（注：Ihde,Don,1995,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1975～1995,Techne.）我国著名技术哲学家陈昌曙认为：“对于这位学者提出的观点，不论我们是否赞同，都应当认真对待”。（注：陈昌曙，1999年，《技术哲学引论》，科学出版社，第216页。）
一、技术系统论
埃吕尔分析了贝尔的“后工业社会”、麦克卢汉的“大众媒介社会”、布热津斯基的“电子社会”，认为在他们描述的社会中归根结底的因素是技术，现代社会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技术社会。埃吕尔“技术社会”概念中的“技术”有两层含义：一是把技术作为社会的“作用因子”来使用，也就是“以技术为决定因素的社会”；二是把“技术化”作为对社会的作用效果来使用，即“技术化的社会”。埃吕尔把技术看成是以设计为中心的控制事物和人的方法，与整个人类的活动有关，并作用于工业、商业、政治、教育等所有领域。他用效率来定义技术：“在我们的技术社会，技术是指所有人类活动领域合理得到并具有绝对效率的方法的总体。”（注：Ellul,Jacques,1964,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Trans.by John Wilkinson,New York,Vintage Books,p.XXV.）于是哪里有以效率为准则的手段的研究和应用，哪里就有技术。所以，埃吕尔的技术概念既包含社会技术，如心理技术、管理技术、宣传技术，也包括抽象的技术，如速读技术。由此他认为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都是构成现代技术的成分。
埃吕尔认为，从工业革命一开始，各种技术就相互连接起来，“所有技术都是互相作用的，它们互相渗透，互相吸收，互为条件，如果没有高速交通，城市化、工业增长、大众消费都将不可能”。（注：Ellul,Jacques,1980,The 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by Jou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n.）获得一项技术需要一定数量的另外的技术（有时看起来离得很远并不相关）。技术进步的最大问题是技术的相互关系和信息，“对许多最好的技术社会学家来说，发明并不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头等重要的是结合多种技术的能力。发明的原型总是有缺陷的。据分析，美国的领先是由于它有能力去产生一系列把外面技术的元素结合进来并作巨大改进的东西，因而能作出更大的绩效”。（注：Ellul,Jacques,1980,The 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by Jou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n.）埃吕尔认为现在对技术系统这一现象的解释比马克思对商品现象的解释更为重要，“商品是以资本系统来定义的，而今天，资本系统已被技术系统所吞食”。（注：Ellul,Jacques,1980,The 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by Jou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n,p.12.）埃吕尔强调计算机在形成现代技术系统中的作用：“数据处理器是一个连接因素、协调巨量的技术，正如它自己是巨量技术的产物。这样人们有了技术的新概念：作为环境的技术和作为系统的技术”。（注：Ellul,Jacques,1980,p.26.）
埃吕尔把技术系统看成是客观普遍的，而且技术系统已扩展重叠到所有领域和所有国家。据此他认为中国“大跃进”的失败就与不理解技术现象的客观普遍性和系统性有关，认为“文革”后中国开始接受和适应普遍的技术系统。关于技术系统本身，它由现存的技术现象和技术进步所形成，但不是完成。它包含大量的机会和可能性，无法预言技术创新，因为预言只能在对整个系统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技术系统比具有重复性的物理和生态系统更复杂。“工业系统是封闭的、重复的，呈线性增长，而技术系统是不可避免地开放、不重复，以多元方式进化的”。（注：Ellul,Jacques,1980,p.4.）他认为，技术方面可能减缓发展，但另外一些方面则会快速发展，没有一种技术普遍停滞的趋势，且在计算机大力发挥作用时，诸如政治、管理、经济、社会工程这些非物质领域的技术可能会加速发展。
二、技术自主论
埃吕尔认为技术系统似乎由其内在的力量推动，以几何级数不可逆地加速自我增长，外部因素对技术系统的干涉只会引起技术系统的扭曲并导致灾难。“自主技术意味着技术最终依赖于自己，它制定自己的路径，它是首要的而不是第二位的因素，它必须被当作‘有机体’，倾向于封闭和自我决定：它本身就是目的”。（注：Ellul,Jacques,1980,p.125.）技术系统不承认除了技术法则之外的任何法则。埃吕尔说：“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依然狂妄自大地认为他们的头脑能控制技术，他们能把价值、意义强加给技术，哲学家跑在这种自负的最前列。”（注：Ellul,Jacques,1980,p.145.）但是，“一种对技术进步的精确的研究导致我们认为人类的决定、选择、希望和恐惧几乎不对这种进步起作用”。（注：Ellul,Jacques,1980,p.233.）
埃吕尔说，人们通常自动地认为技术发展是因为人类要技术达到一定目标，技术只是手段，它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我们追求的目标。埃吕尔相信这个观念是关于技术进步和技术现象的一个最严重的决定性的错误，实际上人们设想出来的所谓“终极目标”都与技术进步无关。一方面技术人员只追求也只能追求已有的技术允许他做的事，而不考虑技术可能性之外的任何目标；另一方面，技术更多地产生人们预料不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一旦产生就变得必不可少。埃吕尔批判了几个通行的人们所设立的终极目标，如“技术进步是为了人类幸福”。埃吕尔认为“幸福”的含义有极大的模糊性，而且随着技术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声称技术进步将带来社会主义恰恰是同样含糊、有害和不确定的。没有人能准确告诉我们什么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却随着每一种技术的跃进在方向和内容上都常常被改变”。（注：Ellul,Jacques,1980,p.265.）至于当代，他更认为社会主义政体和资本主义政体由于技术的原因正在趋同。可见，技术“按自己特有的感觉来折射人类利用它的意志和人类为它计划的目标。事实上，不管人类为任何给定的技术手段所定的目标是什么，它总是将必然的结局隐藏在自身之中，并且在技术这种固有的结局与人类为之计划的非固有的目标之间的竞争中，总是前者获胜。如果技术与人类的目标不太相符，如果一个人企图让技术去适合自己的目标的话，一般可以立刻看到，修改的只是目标，而不是技术”。（注：埃吕尔，1983年，“技术的社会”，《科学与哲学》，pp.46～47。）
这样，“技术已变成自主的事实给了它一个至上的地位：没有什么在它之上能评判它的东西，它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超级权威，任何事物都要以技术标准来评判，任何事只要是为了技术就可据此得到肯定”。（注：Ellul,Jacques,1980,p.151.）技术系统具有其本身合法的技术力量，广告既是一种与技术进步不可分割的技术，又为该系统提供合法性。“任何可能被做的事都被人做了，任何技术设备一旦被发明或将被发明，就必须被使用，在任何时间人们都不会放弃使用技术设备”。（注：Ellul,Jacques,1980,p.234.）所有人对技术抱有如此热情，如此完全地被技术塑造，如此确认技术的至上性，以至于人们都朝向技术进步的方向，每个人都尽力完善其手段、工具、设备等。这样，技术进步是所有人努力的结果，因为所有人都朝技术发展方向努力，所在技术进步不是个人行为的结果。
三、技术决定论
埃吕尔虽然认为把整个社会的复杂现象和问题归结为单个决定因素具有巨大的危险，但又认为要阐释某群因素的集合，不可能不去辨别出某个因素是更有效、更具强制力的。他说：“技术化超过一定程度之后，我们超过了一个由自然因素决定的社会而进入了一个由技术因素决定的社会”，（注：Ellul,Jacques,1980,The 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by Jou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n,p.65.）并就此论点展开全方位的论证。
埃吕尔认为现在是技术决定科学而不是科学决定技术，即使科学在一定时期内不进步，技术进步却能持续进行。基础研究还在进行，但已不是兴趣的中心，科学问题实际上是先进技术进步的成果，而且这些问题也只能用新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因为实验科学依赖技术。现在科学的目标绝不是首要的，技术不再是附属的，更确切地说，技术使科学合法化。科学研究越来越以技术为中心，科学知识越来越被看作有效用的商品，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方法。
埃吕尔承认技术的发明依赖于经济投资的可能性，技术发明的应用也依赖于经济的可能性，但他认为经济不会决定、引起或控制技术进步。“不是经济法则把自己强加于技术现象，而是技术法则命令、定向和修正经济”。（注：Ellul,Jacques,1980,The 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byJou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n,p.141.）因为：一方面，技术研究与开发和经济获利性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直接的了，估计技术的经济获利性尤其是基础研究的经济获利性越来越难。因而对技术研究的投资不是从直接经济获利性出发，而是从这种研究是必需的，它终归要获利的这一信念出发，因此技术世界将自己组织技术研究、应用方向、资金分配；另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技术的应用，技术在尖端部门发展得最为迅速，也正是在这里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假如干涉技术系统并使技术进步停滞而导致社会经济倒退，人们是绝不会接受的。
埃吕尔进而认为国家不是决定技术进步的自主因素，而是服务于自主性技术的工具，是技术进步的代理人，技术系统则决定着国家的职能、形式和发展方向。任何国家想存在下去都必须走技术化的道路，许多技术落后国家要开发它们的资源只有求助于技术先进的国家。效率已渗透到国家组织中，现在政府部门为了能有效合理地处理技术问题，不仅装备了拥有巨大能力的技术装置，而且更重要的是利用了组织技术，而这些技术的利用必将改变官僚体制的结果。因此，正是技术系统才使现代国家变成为它现在的样子，国家已被整合入技术系统，由技术系统的要求所决定。
埃吕尔认为政治家正经历着贬值过程，而这也是由政治的技术化引起的。现代国家处理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政治家高度依赖于研究部门。现在政治家依赖于三种人：专家、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今天任何事情都依赖于执行，政治家扮演了一个出头露面的角色，他们装出对某个问题负责，实际上还是技术人员位于政治决定的开端。
哈贝马斯曾提出依赖公众舆论和民主选择来解决技术问题。埃吕尔认为由于哈贝马斯的技术观是不准确的，所以他纠正、改善技术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公民必须得到充分的信息并拥有完整的实际知识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才可能运用民主，而这是做不到的！公民只能依赖使选择变得容易的“宣传”作出判断，而这些宣传被各个党派、团体所把持。所以他认为人民没有时间跟上时代，人们落后于现实有半个世纪！埃吕尔认为技术社会由专家领导，他们是新贵族，但他们又与大众一样，完全臣服于技术。“技术人员自己能够控制技术吗？这里的麻烦是技术人员总是一名专家，除了他自己的技术外，丝毫不能声称已控制了任何别的技术”。（注：Ellul,Jacques,1983,The Technological Order,in C.Mitcham(ed.),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The Fress Press,p.89.）技术人员将很难发现他们所做事情的价值，他们甚至不寻求它们。他们能做的惟一事情是应用他们的技术专长，在原则上他们不能控制技术问题的总体。
埃吕尔认为技术系统在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发挥着同样的功能，技术系统胜利之时，就是民主失落之日。现代技术使全球性国家的出现不可避免，而这种国家将具有集权性质。民族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被技术力量所放弃。“如果国家正扩展其权限，那么这不是教条（干涉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结果，而是一种技术本身推动的需要”。（注：Ellul,Jacques,1980,The 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by Jou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n,p.57.）因此，政治问题也越来越成为技术问题，当政治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不一致时，前者必须使自己适应于后者，反对技术命令的政治决策，最终会导致政治本身的破坏。
四、技术环境论
人们通常把技术当作手段，埃吕尔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手段’当作人和他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中介，这个中介既可以是消极的又可能是积极的（衣服、住宅、技术产品是人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屏障）”。（注：Ellul,Jacques,1980,The 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by Jou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n,p.34.）“这些中介是如此一般化、扩展、复合，它们已构成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已目击了‘技术环境’的产生。这意味着人类已不再生存于原始的‘自然环境’（通俗意义上的‘自然’，如乡野、森林、高山、大海等），人类现在生活在一个新的、人造的环境中”。（注：Ellul,Jacques,1980,The 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by Jou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n,p.38.）“一个人仅通过一套技术与自然打交道……他实际上是与这些技术本身在打交道，自然环境本身消失了。我们明显地只能与城市相伴，城市本质上是技术的一个产品”。（注：Ellul,Jacques,1980,The 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by Jou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n,p.39.）“工人不再懂得他的劳动对象，他仅需懂得机器操作的必要运作”。（注：Ellul,Jacques,1980,The 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by Jou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n,p.39.）
一旦技术被置入自然和社会中，就产生一个“人为”的世界，“这个技术环境，强迫我们把任何问题都看成技术的问题，同时，把我们关起来锁在已变成系统的环境中”。（注：Ellul,Jacques,1980,The 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by Jou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n,p.48.）人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自主的技术环境，技术环境给人类一个枯燥无味的宇宙。“技术环境本质上是以提取和控制的增长为特征。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技术环境很少喜欢人们的自主性、创造性”。（注：Ellul,Jacques,1980,The 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by Jou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n,p.47.）不仅如此，由于“媒介即是讯息”（埃吕尔同意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技术的这个观点），所以，今天社会和个人的意识直接由技术的存在所形成。
埃吕尔认为，就像中世纪任何事情都限制在基督教体系中那样，现在任何事情都以技术的标准解释、理解和获得，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也技术化了（应用心理技术、教育技术、人际关系学技术）。人们越来越通过技术工具（电话等）与异地的人相接触。这些技术手段使人们能够进行远距离的联系，这种远距离联系本质上有别于带有传统文化特征的短距离联系，“这个技术介质化的人类关系产生了一个令我们惊异的现象：在一个普世联系的世界中不断增长的个人孤独感”。（注：Ellul,Jacques,1980,The 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by Jou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n,p.38.）
现代人从一出生起就被技术环境所包围，而且他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某些技术的对象。由此埃吕尔认为人只能在技术系统内为了技术系统的进步，按照技术的规律选择和定向，使人的本性被技术过程所改变，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能自由地进行判断和选择了，人的选择只有第二位的性质。“使用技术的人实际上服务于技术，并且只有服务技术的人才能够真正使用它”。（注：Ellul,Jacques,1980,The Technological System,Trans.by Jouchim Neugroschel,New York,Continuun,p.325.）此外，虽然我们的自然的基本需求是衣食住行，但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无穷的“人工欲望”，而这些“人工欲望”因为有了技术而变得迫切了。现代技术通过创造集体的需求愿望，使个人残存的批判态度被窒息了。
至此，埃吕尔所刻画的现代技术特征（如不可遏制性，对人性和自然的侵蚀、剥夺等）已经类似于毒品的特征了，现代技术系统变成了无所不包的怪物。由于技术系统已产生了毁灭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技术手段，人类第一次面临灭种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随着技术手段的增长将日益变成一种绝对的可能性。埃吕尔告诫人们：“技术不是中立的，无论它是怎样被使用的，它本身有一系列积极的和消极的后果。这不是一个意愿的问题。”（注：Ellul,Jacques,1990,The Technological Bluff,Trans.by Geoffrey W.Bromiley,Michigan:Wm.B.Eerdmans,p.35.）技术环境的自主发展比原子弹更危险，因为它们并不特定地投向某处，还因为它们给人们一种安全、确定、幸福的感觉，好像技术发展将克服其附带的后果。
埃吕尔认为无论何时，如果人们想要逃避技术系统，技术系统都会拒绝他们的反抗和逃避。由于技术系统的总体性和稳定性，“去技术化”是不可能的，整个系统不可能倒退。由于技术的自主性，现代人不能选择他们的手段，就像不能选择他们的命运。他认为，在社会中技术活动越多，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就越少，技术把人降为技术动物。技术的普遍威力驱逐了自由，在自由被逐走的地方，真正的文明就没有机会，人类陷入技术困境。埃吕尔对人类是否能摆脱技术困境并无信心。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注意超越物质现实的精神世界，用他的基督教宗教反对那种把技术作为上帝的宗教，指望上帝来拯救人类。
五、对埃吕尔技术哲学的评论
今天，我们把麦克卢汉看成预言“地球村”的先知。同样，我们也可以把埃吕尔看成预言“技术社会”的先知。应当说，过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经济学家除外）常把社会看成是能自动地决定技术发展的母体，大多忽视技术的重要作用。在这样的传统气氛中，埃吕尔的技术哲学把技术的重要作用突现出来不仅是一种冲击，甚至还有着某种启蒙的价值。他的技术决定论对于生产力决定论也存在着某种深化的方面。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命题而言，或许技术系统的发展状况和水平比一般科学知识，比个别的创新设计等等更能起决定作用，我们也应更注意技术全球化趋势；此外，我们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可能更应当注意对该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系统状况和水平的评估，甚至我们也不能忽视技术进步对不合理的人治的摧毁作用。作为一种模型，埃吕尔的理论是有价值的，他确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现实：技术是调整人类行为和促进社会变革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埃吕尔的技术哲学能帮助我们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并把注意力投向一个普遍的事实，认识到以前被忽略的联系。埃吕尔的技术哲学是一种片面的深刻，人类知识的进步需要这种片面的深刻！
剖析埃吕尔的技术哲学，首先应注意到埃吕尔对芒福德关于时钟是我们文明的最重要和最危险的机器的观点的认同。一方面是时钟的自行运行，另一方面是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屈从于时钟的僵死节奏，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见，他关于技术自主性的思想植根于机械的自动性。他给出的世界模型，是一只由技术发条带动的机械钟模型。埃吕尔强调技术自主性时又让机械决定论伴随自己的哲学体系，机械自动性是其灵魂所在，“撞球关系”的机械决定论是其表现形式。虽然机械决定论似乎已经遭到铺天盖地的抨击，但为什么机械决定论像阳光下人的影子一样抹之不去呢？究其根源在于，机械决定论植根于还原论，而还原论来自数百年的实证科学，是一种有依据的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问题在于还原方法只是认识特定对象的必要方法之一，它不是充分的；还原主义也只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不能否定整体论。但整体论往往不能满足人类追求普遍性和彻底性的本能要求，并且对于实现的规律，也并不是不能运用还原方法说明之，这就使得穿着分析外衣的机械思维和推理总有市场。
一种技术系统既可以塑造社会，也可以被社会所塑造。人类倾向于控制年轻的技术系统，不很稳固的技术更易于受社会建构。当技术系统成熟并变得很复杂时，它更倾向于塑造社会而难以被社会所塑造。一旦技术系统中赋予了人类价值，而且这些价值被物理固化，就很难改变这个系统，尽管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我们涉及到电力系统、高速公路系统、电话系统、洲际运输系统、卫星通信系统，并把这些系统看成是整个技术系统的不同部分，则我们面临的确实是强大坚固的技术系统。因此，可以说当代技术系统有其自我增长的内在逻辑和相对自主性，但自主性不是孤立性和惟一性，这正如我们虽不知道某物种的演化目标，也不知道该物种群体内基因将发生何种突变，却可以断言该物种的存在必须是它所处生态环境的适者一样，技术的自我增长也不例外，它必须经受社会选择和建构。并且正如讲自然选择并不否认各物种演化有其内在逻辑的道理一样，讲技术进步的定向和社会人类需求作用也没有否定技术的“自我增长”。众所周知，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造出火枪；黄道婆的纺纱机技术也根本不能同珍妮纺纱机技术的发展同日而语；盆景艺术家能够让盆中的植物按自己的意愿生长，呈现出其预想的形态。所以不仅如拉普所说技术在细节上可以被人们精心地选择，出色地规划和理性地塑造，而且特定技术也是与某种特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情景中有很不一样的效果，技术使用的含义也随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背景而定。不同的制度和文化可选择不同的技术。（注：Feenberg,Andrew,1995,Alternative Mordernity: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从现在因特网发展来看，埃吕尔正确地指出了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技术系统整合，但我们也看到这种整合没有导致完全一致，世界各地的技术各有特色。个人对技术的支配和控制是相对的、有限度的，但人类社会是可以控制和支配技术的。技术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的创造物，它不能绝对地脱离主体而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技术发展最终取决于特定时期的人的价值观和目标，所以技术系统不能否定人的主体性。埃吕尔由于把技术的相对独立性夸大成绝对独立性，陷入了片面化。这种片面化描述尽管有其警示作用，但实际上给出了一幅错误的图景，该图景贬低人在技术活动中的主体能力，意味着放弃伦理价值的判断和社会对技术的控制。
反思埃吕尔的技术环境论，令人想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他说：“语言就是存在的家”，“人就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中世界自身展现自身”。伽达默尔的理由是，理解具有语言性，语言不只是工具，并且如果人类存在的开放空间是由作为世界的语言所创造的共同理解的题域，如果世界必须通过语言向我们呈现出来，那么就会有关于是（存在）的理论。我们认为，埃吕尔的论证与伽达默尔的论证在论证方式、论证逻辑上是一致的，但他们的论证都是不完全的。因为这只是论证了“在某种视角下”或“可以”如是观，这个论证并不能排斥“其他视角”或“其他可以”。正如埃吕尔与伽达默尔的视角不同结论也不同，事实上，人类对任何对象乃至对人类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存在着众多的视角和众多的说明方式。伽达默尔也提出了一个“视界的融合”问题，而埃吕尔不讲这个，这就使技术环境论体现了某种机械的基础主义哲学观。
埃吕尔的基础主义遭到了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的批评，他们强调社会机构作为一个内在的相互作用之网，没有一个因素是绝对独立的和基础性的，技术只是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社会基础的外在东西。我们不赞成简单地否定有中心、有基础（在后结构主义中此观点非常突出）的观点，这也是一种走极端的哲学结论。问题在于埃吕尔的技术环境论表现出了另一种极端性。这个极端性也就是他从他的这个“基础”出发，居然消解了所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当他用“环境”一词来概括人与技术的关系时，居然把人类生存和活动的最终环境——自然界的作用也消解了，把“人”和人的精神也消解了。技术甚至导致不同的世界宗教走向消亡，因为技术整合着不同的文化，惟有技术才能像上帝一样被信赖、赞美和惧怕。在他的这种带有强烈技术沙文主义色彩的极端推论中，技术环境已经成了一个异在，一个像禁锢苍蝇那样禁锢着人类的捕蝇瓶，一个醉汉和毒品吸食者感觉中的世界，乃至他竟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宗教”或“技术宗教”的荒唐观点。埃吕尔的技术环境论与人类依然作为万物之灵，人类社会日益进步的现实不符。我们认为，马克思对环境决定论的批评，即“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被看作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5年，人民出版社，第17页。）同样适用于埃吕尔的技术环境论。
技术负荷人类价值，德国技术哲学家基默尔在其所著《技术哲学》(1914)中简明扼要地说，技术是人类的“物质自由”。我国一些学者也提出，技术是人类走向最高自由目标的不可或缺的原动力。（注：乔瑞金、管晓刚：“论技术引导下的人类自由”，《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1期。）埃吕尔看到了技术系统这一现象极富力量，而没有看清技术的本质。埃吕尔的技术哲学有一种反现代性倾向，他的失误在于不相信创造技术的主体——人类。我们认为，种种反现代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奥妙就在于：运用隐蔽的现代乃至近代思维模式，推导出彰显的反现代结论。埃吕尔的技术哲学同样实现了运用近现代思维推导与反现代结论之间的奇特联姻，完成了毁灭人类的“人形恶魔”的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