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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作院是设置于各地制造军器和各类军需物资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始建于宋代。都作院是由遍布各州的作院发展而来的。
一、作院名称的出现
中国古代早已存在制造军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但多以“署”、“冶”、“作”、“坊”命名。以“作院”命名的现象，出现得较晚，最早见于五代十国时期。例如，前蜀（907—925）帝王王建，性俭素，喜整洁，不好奇形怪状，曾“于作院见匠人裹小朵帽子，前如鹰嘴，后露脑枕，怪而截其嘴也。又登楼见行人戴褴
席帽，云：破头烂额是何好事？”① 又如，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五月，昭义奏：“旧有铜鞮等五县收拾到甲仗兵共六千七十副，已勒作院添修……”。② 后周太祖在广顺二年（952）十月庚寅下诏：“诸州罢任或朝觐，并不以器械进贡。”其缘由：“先是，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月课造军器，逐季搬送京师进纳。其逐州每年占留系省钱帛不少，谓之‘甲料’。仍更于部内广配土产物，征敛数倍，民甚苦之。除上供军器外，节度使、刺史又私造器甲，以进贡为名，功费又倍，悉取之于民”。周太祖“以诸州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属省物用过当，乃令罢之。仍选择诸道作工赴京作坊，以备役使。”③ 从以上3例记载看，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后晋、后周政权都在地方州、府所在地设置过作院。依此上溯，作院极有可能早在唐朝后期地方割据势力拥有兵权时就已出现了。
宋朝立国之初，致力于完成统一大业，南征北伐，军器制造不可或缺，故“京师有作坊，诸州有作院，皆有常课。”④ 此后，两宋政权先后长期与辽、西夏、金、蒙元等北方政权对峙，各州作院一直存在，其主要任务仍然是制造军器和各类军需物资。
都作院是在宋代作院的基础上产生的。“都”之意，即为“大也”、“聚也”⑤。与宋代遍布各州的作院相比，都作院是指聚集工匠人数多、军器生产规模大的作院，只能在指定的地点设置，北宋前期数量极少，宋神宗以后推广开来。
二、都作院的产生与推广
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宋夏交战之时，宋朝廷下令于陕西的鄜延、环庆、泾原、秦凤4路设置都作院。⑥ 此为宋代设置都作院之最早记载。之后，庆历四年（1044），在欧阳修的建议下，宋政府又在河北西路的磁州、相州各设置了一个都作院。欧阳修在上《乞置弓弩都作院》奏章中提到这一情况：
当司勘会，近曾擘画乞于磁、相州置都作院，打造兵器。已蒙朝廷依奏，及差到监官等见催促磁、相州盖造营房、作院，及抽柬工匠打造一色精好器械。次窃缘磁、相二州只是铁作院，所有弓弩元未曾别有擘画，当司今相度得西山一带所产弓弩良材甚多，自来系相州盘阳务采斫，应副诸处使用。今欲乞就近于邢州置都作院一所，专打造一色好弓弩，久远甚为利便……⑦
从欧阳修的奏章中可知，当时磁州、相州已得到朝廷的批准各设置一个都作院，打造铁兵器。欧阳修还请求在邢州再设置一所专门打造弓弩的都作院。但是，这一建议未见获得批准。
宋仁宗时期之所以设置都作院，是为了加强对西夏、辽朝的应战能力，及时解决宋朝边境地区的军器供给问题。因此，这一时期都作院的设置仅限于宋朝对外交战和备战地区，即陕西和河北西路，其他路尚未出现。
宋神宗时期，以王安石为核心的执政集团开始对旧政进行全面的变革。由于军器制造和管理长期以来弊端不少，“国朝军器，旧领于三司胄案，三司事丛，判案者又数易，仅能谨簿账而已。”如何有效地管理军器制造部门，为军队提供精良的军备和作战物资，此时也成为政府需要解决的议题之一。
大约在熙宁六年，王雱针对中央和地方军器制造的弊端，提出改制的要求。王雱奏言曰：
汉宣帝号称中兴之贤主，而史之所叙，独以为技巧工匠皆精于元、成之时。然则此虽有司之事，而上系于朝廷之政，为政者所宜留意也。方今外御两边之患，而内虞剽盗之变，征伐擒捕之策，未尝不以为首务，而至于戎器则独不为之恤。盖今天下岁课弓弩、甲胄之类，入充武库之积以千万数，而无坚完轻利真可为武备者。臣尝观于诸州将作院，至有兵匠乏缺而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既具，则精窳之实一切无所问。武库吏亦惟计多寡之数以藏，而未有责其实用者，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不可复举。夫为政如此，而犹用抗威决胜，外摄邻敌之强犷，内沮奸凶之窃发，臣愚未见其可也。倘欲废弛武备，观天下以无事，则金木、丝枲、筋角、胶漆、竹羽之材，一出于民力，而无故聚工以毁之，此可惜也。臣私计其便，莫若更制其法度，敛数州之所作而聚以为一处，若今钱监之比，而每监择知工事之臣，使专于其职；且募天下之良工，散为匠师于诸监。而朝廷亦当内置工官以总制其事，然后察其精窳之实，而重为赏罚，则人人各求胜，不饬而皆精矣。或闻今武库，太祖时所为弓尚有弓弦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审如此，则又有以见法禁之张弛也。⑧
王雱的奏言强调从以下几点进行改革：一、从中央到地方要加强管理力度，改变以往只重视军器制造数量，不重视质量的做法。二、各地仿照设置钱监的办法，将数州作院聚为一处，置懂行的官员专门管理，募民间技艺高超工匠为匠师制造军器。三、中央应设置专职机构和官员统一管理各地的军器制造，加强对军器质量的检查验收，针对责任人制定相应的奖惩条例。王雱认为，按照这一套制度来运行，才可以减少物力、人力的浪费，提高军器质量，进而“抗威决胜”。
宋神宗颇为赞赏王雱的建议。熙宁六年（1073）六月，当宋神宗获知“河北兵械皆不可用”时，深切地感受到军器生产的弊病必须马上革除，随即命令商讨改革军器管理之事。很快，改革方案出台：在中央设置军器监，总管内外军器之政。吕惠卿、曾孝宽为第一任判监，其下设置丞、主簿、勾当公事等官员。废掉原管辖军器之事的三司胄案。⑨
军器监一经设立，即向各地发布命令：凡产材州，并置都作院；天下知军器利害者，听诣监陈述；新献军器须经中央机构查验合格，才可以制造。其后，军器监又规定：中央确定军器型制后，将样品发送到诸路作院，作院按样式制造；制成的军器按质量分为三等，视其质量之良窳而黜陟当职官吏。⑩
随着命令的发布，都作院开始在诸路推广开来。据南宋人梁克家的记载，“熙宁六年，诏诸路置都作院凡四十一所，十七处系上供军器，二十四处系应副本路及缓急泛抛军器。”当时，即在福建路的福州、建州各设置了一个都作院。（11） 罗濬也有“熙宁六年，诏诸路置都作院凡四十一所”之记载，并提到当年明州亦为设置都作院之地。（12） 熙宁七年至元丰年间，河北东路的沧州，永兴军路的永兴军，江南东路的饶州，荆湖北路的鄂州，京东路的徐州、青州、郓州等地也都出现了都作院的记载（见下页表），这些都作院都应是在熙宁六年设置的。
伴随着都作院的推广，各地的军器配备工作得以落实。熙宁九年（1076）五月丙辰，宋神宗批语中提到：“出榜晓谕诸路地接蛮夷州军及外城寨，应有合措置事，逐路选委监司一员案视……器甲如不精利及有少数，於要便州军差官简选，以备移用。或本处难得，即于逐路都作院渐次制造”。（13） 熙宁十年（1077）十月丙辰，军器监言：“天下军器，五路已编排修完，其余诸路欲令随州郡大小次第编排，以五千人至千人为额，从本监量定年限，于都作院修选，委监司或提举司官一员提举点检。”（14） 从上述两条记载看，军器监负责统筹管理各地的军器修造配备任务，规定各路按州郡的大小排序、以军队员额 1000—5000人应配备的军器数量交付都作院渐次修造。至熙宁十年，已有5路完成本路军器的修造配备任务。估计这5路中，与西夏、辽朝接境的陕西、河北、河东诸路应在首列。
由于宋神宗时期在军器制造及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军器“无不精致”，军事装备面貌一新。直到宋哲宗时期，吕陶仍对此赞不绝口：“国家自庆历罢兵以来，武库百备废坏几尽。神宗皇帝以常德立武事，震耀威、灵。治兵制器，宪度详谨。内置军器监，外创都作院，日程其功，月阅其课，戈矛、弧矢、甲胄、刀剑之具，皆极完具，等数之积，殆不胜计。苟有灵旗之伐，可足数十年之用”（15）。上述措施，对加强宋朝的国防力量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设置都作院的地点及数额
如前所述，宋仁宗时期最早在陕西诸路、河北西路设置了6个都作院；宋神宗熙宁六年在中央设置军器监统管军器修造工作，始将都作院推广到全国各路，设置了41个都作院。下面还将谈到，北宋徽宗以后，东南地区都作院的数量又有增加。但是，全部都作院具体分布于何路何州，因史料缺乏记载，已不能查找出来。目前，只能根据宋人留下的零散记述，尽可能地再现两宋时期设置都作院的地点和数量。
现将宋代都作院设置情况，包括设置地点、设置时间或见于记载的时间、工作情况等，按路别逐一排列制成下表：
列入上表的都作院共34个，其中，设于临安府的殿前司都作院始设于宋孝宗淳熙六年正月，到淳熙十四年九月，因军器供应宽裕，遂采纳步军司梁师雄的建议，将殿前司都作院缩小规模，降为作院，“‘都’字除落，仍旧止作本司作院，应副日后续有阙用军器，随宜置造使用。”（17） 因此，殿前司都作院只存在了8年。其余33处都作院，应该是长期设置的。
这33处长期设置的都作院中，30处均有都作院的明确记载，庐州1处虽没有提到都作院，却提到有都作头。另有江南西路的洪州和荆湖南路的邵州2处，史料中虽缺乏直接证据，但下述旁证材料却可以提供佐证，故将这2处列入表中。
先看江南西路的洪州。绍兴五年，李纲除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18） 据李纲奏言，当时洪州有“两作院”：
大使司元降画一，拨兵二万人，自近年以来并拨付都督行府及岳飞下。去年春乃无一人一骑留者，并与器甲、军须一切席卷而去。某去岁到官，检视甲仗库空空如也，因奏朝廷，乞降告敕，以渐制造。督责两作院严其课程，又分委诸州制造，逮今已积三千余副，金鼓、旗帜、弓弩、刀枪之类，率皆新置，又以格式造战船、战车三胜，弓、合、弹、弩等皆有名色。数目在工房，愿泰发因暇日试阅视之。（19）
李纲到任后，因洪州军兵及所造武器已拨付到都督行府及岳飞军中，甲仗库为之一空，故“督责两作院严其课程”，制造军器。这说明，早在李纲上任之前，洪州已设置有作院并制造出军器。
按照宋朝的惯例，每州一般只设置一个作院，如果出现两个作院，其中之一应是都作院，另一则为作院（或称“小作院”）。例如，临安府有两个作院。“都作院指挥额管四百八十人，小作院指挥额管一百人”；“都作院在涌金门之北，小作院附之”。（20）
此外，由于都作院与作院性质相同，宋人常常将“都作院”称为“作院”。例如：北宋后期，李新在《跨鳌集》卷13《乞诏州郡置架阁军器库札子》中明确提到，“梓州一路，遂宁府、叙州有都作院，岁课不少”。而绍兴三十二年，四川宣抚使兼陕西河东路招讨使吴璘却将四川诸路包括遂宁府在内的13州府制造军器之处统称之为作院：
自休兵，有旨令成都、潼川、遂宁府、嘉、邛、资、渠州七作院日造甲，兴元府、[兴]、阆、成州、大安军、仙人关六作院日造神臂弓、马甲、披毡。至是二十年，器械山积。（21）
又如扬州。建炎元年八月戊午，朝议大夫知通州郭凝上言提到：“乞下扬州都作院支降神臂弓”，（22） 可知扬州设置的是都作院。而同一时期人马永卿却将扬州都作院称之为“作院”：
女真犯阙，东南起勤王之师。仆时为江都丞，帅臣翁彦国令扬州作院造神臂弓，限一月成，皆不可用。当时识者以为，国初之弓限一年成，而今成于旬日之间，宜乎美恶之相绝也。仆考《考工记》，然后知弓非一年不可用也。（23）
明州设置的都作院，被称之为“作院”：
（靖康元年）七月九日诏，闻明州造船场及作院所用木、竹、铁、炭应干物料等，近来官吏为奸，更不和价，并系敷配于六县人户，逐等第强取于民。监司守令纵使掊克，廉察使者坐视，并不按刻，未欲重作行遣。可下本路，如尚敢依前抑配，取于民产不还价钱，官并当远窜岭外，人吏配海岛。廉访使者常加觉察以闻。（24）
在罗濬的记述中，对明州（庆元府）的都作院也是以两种称呼混用的：
熙宁六年诏诸路置都作院凡四十一所，明州居其一……本府作院，营子城南二里，嘉定十三年火，移建威果三十指挥营侧。（25）
江宁府（建康府）都作院，在沿江制置大使司干办公事家之巽于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撰写的《都作院记》中，两种称呼亦同时并存：
《都作院记》：戎器为战守要务，尚矣。金陵，国家陪都，襟江带淮，虎视京洛，常宿重兵，根本三边。有警，水行陆骛，百道并出，戈矛剑甲，累钜万计，率顷刻立具。用广数伙，以故缮治益急。作院旧在郡治之东南……（26）
从上述遂宁府、扬州、明州、江宁府等地的记载来看，当时，人们并不重视都作院与作院两种名称上的区别，常以“作院”统称之。据此推断，洪州两作院之中应有一个是都作院。
荆湖南路的邵州是否设置了都作院，可从宋徽宗时期在南方增设都作院的举措中窥其端倪。
自熙宁六年设置了41处都作院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十一月对设置都作院的地点又有了新的规定：
大观元年十一月御笔：东南州军军器，以承平日久全不修治，亦多阙数。仰帅府封桩三将军器，望州两将，非军须、盗贼不得支用。仍三年一修讫，申提刑司。帅府、望州未有都作院，各许一处置立。（27）
宋徽宗御笔证明，大观元年以后，凡东南地区帅府、望州（又称“望郡”）所在之地都可以设置都作院。因此，了解帅府、望州的设置，是把握北宋末期至南宋时期都作院设置地点的重要依据。
《宋会要辑稿》中记录了宋徽宗大观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布的在南方设置帅府、望州的诏令，全文如下：
东南久安，兵寡势弱，人轻易摇，或遇水旱，巨盗窃发。当谨不虞之戒，用消奸萌。可以扬、杭、越、江宁、洪、荆南、福、潭、广、桂为帅府，选侍从官或带职人为帅，仍兼总管。真、润、明、江、虔、靖、邵、泉、封、邕为望郡，选曾任监司郎官卿少以上人为守。（28）
又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宋代，东南地区的帅府、望州分布在如下地区：
两浙路：杭州（临安府）、苏州（平江府）、润州（镇江府）、明州（庆元府）、常州。
淮南路：扬州、亳州、真州、庐州、蕲州。
江南东路：江宁府（建康府）。
江南西路：江州、赣州。
荆湖北路：江陵府（荆南府）、靖州。
荆湖南路：潭州、邵州（宝庆府）。
福建路：福州、泉州。
广南东路：广州、封州、端州（肇庆府）、康州（德庆府）。
广南西路：桂州（静江府）、邕州、融州。
以上帅府、望州总计共有26处，已知其中的杭州（临安府）、润州（镇江府）、庐州、扬州、江宁府（建康府）、明州（庆元府）、越州、赣州、潭州、福州、邕州11处帅府、望州设有都作院，其余帅府、望州均未见记载。那么，宋徽宗下达的诏令得到实施了吗？
现以邵州、潭州为例试作探讨。邵州“最处极边，外制溪洞”，潭州“居三江五湖之中，地大物众，”两地均是重要的军事要地，故大观元年十二月，邵、潭两州分别被升为望郡和帅府，潭州帅府同时兼湖南路马步军总管。（29） 此时，这两地均已具备了同年十一月御笔规定设置都作院地点的资格。虽然潭州都作院在南宋嘉定年间才见于记载，（30） 邵州则完全没有记载，但是，据宣和元年（1119）权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郑济所言：“本路惟潭、邵二州各有年额制造军器。今年制造已足，躬亲试验，并依法式，不误施用。诏加旌赏，以为诸路之劝”（31）。这条材料证明：北宋末期，承担了荆湖南路每年制造军器任务的正是规定设有都作院的帅府潭州和望州邵州两地。依此判断，即使潭州、邵州原来尚未设置过都作院，那么在宋徽宗大观元年以后，也应很快地按规定设置了都作院，并履行制造军器的职责。因此，宋徽宗下达的诏令，即使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在部分地区也是得到了实施。这样，加上北方地区的帅府、望州，全国设置的都作院数额应大大超过宋神宗熙宁六年之数额。
仅从表中提供的33处都作院信息可以看出，都作院的分布并不平衡。陕西诸路记载最多，共有 5处，其次为两浙路，有4处，河北路3处，京东路3处，其余诸路多为1—2处，河东路和潼川府路以外的四川诸路缺载。这一现象一方面可能是因记载没有完全保留下来造成的，另一方面不排除因军事原因考虑的布局安排的特性。另外，表中许多地区都作院的设置时间无确切记载，最早只能前推到北宋后期，但是，这并不代表始建之时间，诸如扬州、杭州、越州、江宁府等要地，可能早在宋神宗熙宁六年推广时期就设置了都作院。
分析宋代都作院设置之地，可以发现，有的依附在原材料产地，例如磁州、相州、建州、饶州等地拥有丰富的铁矿原料；有的是大都督府所在地，是兵力集结之所，例如郓州、永兴军、越州；有的则既是原材料产地又是大军驻扎之地，例如徐州；有的则处于交通要会之地。在这些地区设置都作院，是宋政府从既便利资源利用又便利军器供应的角度综合考虑而采取的政策。
综合以上情况，我认为，宋徽宗大观元年以后，都作院数额随着东南地区设置都作院政策的变化和帅府、望州数量的增长，应大大超过宋神宗熙宁六年之数额。南宋时期，因统治区域缩小，都作院数额有所减少，但是，随着宋金、宋蒙（元）之间战争的长期持续，都作院的军器制造任务反而愈益繁重，都作院在南宋军器制造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注释：
①[唐]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2《柳氏子幞头脚》。
②[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124《帝王部·修武备》。
③[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12《周书第三·太祖纪三》。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太祖开宝九年二月己未。
⑤见《广雅·释诂一》、《广雅·释诂三》。
⑥[宋]王应麟：《玉海》卷151《兵制·杂兵器·元丰兵器图》。
⑦[宋]欧阳修：《文忠集》卷117《河北奉使奏草》。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熙宁六年六月己亥注文。
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熙宁六年六月己亥。
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熙宁六年六月己亥注文。
（11）[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8《兵防类一》。
（12）[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卷7《宋郡志七·叙兵》。
（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丙辰。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5，熙宁十年十月丙辰。
（15）[宋]吕陶：《净德集》卷4《奏乞罢军器冗作状》。
（16）据《宋史》卷89《地理志五·潼川府路》记载，叙州原名戎州，政和四年改为叙州。据《宋会要辑稿》方域五之七记载，遂宁府原名遂州，政和五年升为遂宁府；梓州路于重和元年十一月赐名为潼川府路。从李新“如梓州一路，遂宁府、叙州有都作院，岁课不少”之言推测，所上札子应在政和五年以后至重和元年之间。
（17）《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一三至一四。
（1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4，绍兴五年十月乙卯。
（19）《梁溪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
（20）[宋]周淙：《乾道临安志》卷2《军营》、《仓场库务》。另外，〔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0《禁厢军》中也有都作院、小作院之记载。
（2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9，绍兴三十二年四月甲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兵马》亦有记载，文字稍有不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漏写兴州，依《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内容补入。
（2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戊午。
（23）[宋]马永卿：《
真子》卷3。
（24）《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七。
（25）罗濬：《宝庆四明志》卷7《郡志七·叙兵》。
（26）《景定建康志》卷39《武卫志二·军器》。
（27）《淳熙三山志》卷18《兵防类一》。
（28）《宋会要辑稿》方域六之一○。
（29）《宋会要辑稿》方域六之二八。按：《宋史》卷88《地理志四》中将邵州升望郡的年代误为“大观九年”。
（30）《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四三。
（31）《宋史》卷197《兵志十一·器甲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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