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绝学”的伟大“复兴”——墨学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绝学论文,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墨学的“现代复活”，重新成为“显学”，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意义至为重大的事件。回顾一个世纪墨学“复活”的历史行程，挖掘其中所积淀的丰厚文化珍藏，对于墨学的跨世纪发展十分必要。在湮灭了2000年之后重新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显学”之一，这种现象本身说明了墨子的理论与主张一定“有当而不可易者也”，也说明了20世纪中国社会一定产生了对这些理论与主张的巨大需要。因此，回顾墨学复活的历史行程，除了有学术史自身的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对墨学继续存在的合理性所作出的历史说明。这就是墨学对现代中国的意义。21世纪初叶的墨学向何处去？如何向纵深挺进？这也是思想史界、特别是广大墨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十分关心的问题。本文力图对上述问题谈一点概括性意见，不当之处，敬请海内外宿学鸿儒有以教我。
墨学研究的世纪回眸
一种在先前兴盛一时的学说，在经过历史的千年沉埋之后，又重见天日，在西方仅有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学术，这就是所谓“文艺复兴”；在中国也仅有梁启超所说的墨学的“现代复活”。
墨子生当战国之初，其弟子徒属至战国时代终结前夕，仍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世之显学，儒墨也”（注：《韩非子·显学》。），“孔子墨翟二氏，……从属弥丰，充满天下”（注：《吕氏春秋·当染》。）。从孟子所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话来判断（注：《孟子·滕文公下》。），在儒墨这两大“显学”的角逐对抗中，墨学似还略占优势。但是，随着战国的终结，墨学突然从“显学”沦为“绝学”，从呼啸澎湃的思想洪流顿变为不绝如缕的山涧小溪。在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重重挤压之下，墨学几近失传。但时来运转，墨学却在20世纪大放异彩，被学界惊呼为“墨学的复活”！墨学从中古时代的几近失传到20世纪的复活再生，再至90年代墨学研究的高潮迭起，其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乾嘉至晚清：《墨子》文本的重新发现与整理
所谓《墨子》文本的重新发现，这里主要是指：在充分认识《墨子》一书巨大思想价值的前提下，对该书所进行的校注和识读，校墨、注墨、读墨和解墨，从清中叶开始，好像突然形成一种颇具声势的文化运动，这一运动所结出的最大果实，就是孙诒让的《墨子间诂》。
儒学独断地位的削弱，是《墨子》文本重获世人注意的历史前提。以“非儒”著称的墨学，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实施之后销声匿迹，实在是势所必至。后来，当《孟子》成为“四书”之一，被朝廷规定为科举致仕的标准教本而为读书识字者朝夕诵习时，被孟子骂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墨子（注：《孟子·滕文公下》。），几近陷入万劫不复、无人问津的地步。这一局面在明代有了很大改观，明末，大胆的李贽竟然敢于斥孟崇墨。这与当时在新的经济因素背景之下出现的新的文化思潮、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及这一时期出现的“六经皆史”等议论有极大关系。把经学还原为史学、把儒学还原为子学倾向在明代的出现，说明传统意识形态内部，正处于变革的前夜。而继之而来的有清三百年，学术文化领域的总趋势，是儒学的逐步陆沉与边缘化，子学渐渐走向繁盛，而墨子则从历史深处的漫漫长夜中浮出地面。到了明清，这一趋势更加强化和明朗，这就是前贤所指出的：“清代末造，异族交侵，有识者渐谂儒术不足以拯危亡，乃转而游心于诸子群言与夫西方学术，墨子由晦而稍显，时使然也。”（注：王焕镳：《墨子校释商兑·前言》，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在墨子文本的发现与整理史上，明末清初的傅山有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他的《墨经·大取篇释义》，开后来乾嘉子学研究的先河，也为四百年来的《墨辩》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墨学研究的真正复兴，开始于乾嘉盛世。被称为“名教罪人”的“墨者汪中”，是这一时期，也是整个墨学史上全面校勘《墨子》全书的第一人，但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校陆稳刊本墨子》惜已失传。虽然如此，但其历史价值依然不可忽视：汪中不仅是整理《墨子》全书的第一人，也是针对孟子对墨子的诋毁，试图为墨子全面“翻案”的第一人。他对墨学的高度推许，在当时不可不谓石破天惊之论。汪中之后或同时，系统为《墨子》作注的是当时的大儒、《续资治通鉴》的作者毕沅及其助手卢文弨、孙星衍等人。毕沅的《墨子校注》十六卷是留传下来的最早的《墨子》注本。在疏通全书疑难字句之外，毕沅为最终顺利解读《墨辩》作出的一个决定性贡献是：发现了《墨辩》原始文本的写法，从而推动了对《墨辩》错简的整理。在《墨子》错简的整理上，苏时学的《墨子刊误》一书作出了一定贡献，其书“正讹误，改错简”，使《墨子》书中许多疑滞之处，“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这一时期随着西学东渐，还使中国学者能够首次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重新审视墨学。邹伯奇的贡献就是一例。他在1845年撰写的《学计一得》中明确指出：“《墨子·经上》云‘圆，一中同长也。’即几何言圆面惟一心，圆界距心皆等之意。”此类发现不仅是墨学研究史上破天荒的事件，而且对后来墨家自然科学内容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而这一时期整理、校注《墨子》文本的集大成之作，则是晚清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孙氏此书的衡估最为得当：“孙仲容（诒让）‘覃思十年’，集诸家说，断以己所心得，成《墨子间诂》十四卷；……俞荫甫（樾）序之。谓其‘……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诚哉然也！大抵毕注仅据善本雠正，略释古训；苏氏始大胆刊正错简；仲容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其《附录》及《后语》，考订流别，精密宏括，尤为后来读子书者所未有。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 ～360页。）孙诒让自己说，“先秦诸子之伪舛不可读， 未有甚于”《墨子》书者。而他“覃思十年，略通其谊；凡所发正，咸具于注。世有成学治古文者，倘更宣究其旨，俾二千年古子，厘然复其旧观”（注：《墨子间诂·序》，见上海书店《诸子集成》本。）。可以说，经过150 多年的努力，在孙诒让手中，被尘埋了近2000年的《墨子》文本的本来面目已基本上“厘然复其旧观”、“尽还旧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墨子》文本的重新发现”。
二、民初至五四时期：《墨子》价值的重新发现与诠释
前曾指出，清初至乾嘉，众多学者之所以争相治墨学，主要是出于对墨学的价值重估。其实，国人对墨学价值与意义的真正发现与体认，是从西学传入中国之后的晚清开始的。在“西学”特别是其中的自然科学的映照下，墨学的价值与意义，特别是从未有人读懂过的“墨经”的价值与意义显示出来了。栾调甫对这一过程作了精彩、透辟的分析：“道咸以降，西学东来，声光化电，皆为时务。学人征古，经传蔑如。墨子书多论光重几何之理，足以颉颃西学。……光宣之交，博爱之教，逻辑之学，大张于世。而孔门言语之科，不闻论辩之术。孟轲剧口之谈，亦多不坚可破之论。加以儒先克己慎修为教，更无舍身救世之慨。惟墨子主兼爱则杀身以利天下，出言谈则持辩以立三表，事伟理圆，足与相当，此其由微而得以大显于世者。”（注：《二十年来之墨学》（1932年作）， 引文见《墨子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页。除此之外，在写作过程中还参考过谭家健《墨子研究》、秦彦士《墨子新论》等书的有关部分和张斌峰《近代〈墨辩〉“复兴”的历史过程》（载张知寒主编《墨子研究论丛》〈三〉）、孙中原《否极泰来，绝学再兴——论四百年来的墨学研究》（载张知寒主编《墨子研究论丛》〈二〉）等文。）
清末民初，出现了“国人家传户诵，人人言墨”的盛况。墨学在这时的繁盛，绝非偶发因素所致。如果说，春秋战国之际中国从宗法贵族社会向官僚士农社会的深刻转型造就了墨子的话，那末，20世纪中国从士农社会向工商社会的伟大过渡又一次选择了墨子，墨学又一次担当了“振世救弊”的巨任。俞樾在《墨子间诂·序》中评论天下大势时说：“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其论虽未必确切，但战国与近代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两次可以相提并论的剧烈转型则可以断言。它们均由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由一种社会政治体制转变为另一个判然两分的社会政治体制。在这种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一切现象几乎均与相沿成习的传统精神相悖，而固有文化学术几乎皆不足以应对这种沧桑巨变。这样，清末民初，儒学衰落，在举国欢迎“新知”的同时，人们也以全新的目光重新打量原来一直被视为“异端”的学说。孔孟儒学看来已不可能再据以治国平天下，墨学再一次应运而出。当中国社会历史、中国学术文化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需要重新定向的时候，墨学以其自身迥异于儒学的特殊价值，为中国未来路向的重新选择适时地提供了参照，尤其是适时地填补了由于儒学的被遗弃所产生的精神和心理空白。在这种背景下，在《墨子间诂》使得《墨子》一书“人人可读”的基础上，民国时期墨学研究的重点，是《墨子》一书义理、价值、意义和精神的发现、开掘与诠释，这也就是时人所说的：“清儒治墨子者，不过校注而已，初无事乎其学也。逮至近二十年来（1912～1932，引者注），述学之作，云合雾集，而墨学之深义，亦日有启扬矣。”（注：《二十年来之墨学》（1932年作），引文见《墨子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除此之外， 在写作过程中还参考过谭家健《墨子研究》、秦彦士《墨子新论》等书的有关部分和张斌峰《近代〈墨辩〉“复兴”的历史过程》（载张知寒主编《墨子研究论丛》〈三〉）、孙中原《否极泰来，绝学再兴——论四百年来的墨学研究》（载张知寒主编《墨子研究论丛》〈二〉）等文。）
这一时期，人们对“墨学之深义”有一系列发现，其中堪称重大发现者有以下三端：其一，墨学的平民性质的发现。这是包括汪中、毕沅、孙诒让等在内的囿于士大夫立场的清儒们所无法企及的，这一点只有到“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的口号和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流行之后才能被人们发掘出来。从梁启超到方授楚，都为这一发现作出了贡献。现在看来，墨子的理想、要求和愿望，是对下层百姓、庶人贱民、“农与工肆之人”，即弱势者、被压迫被剥削者等劳苦大众的理想、要求和愿望的集中的古典表达。准此而言，墨学平民性质的发现，是迄今为止最具有革命意义，能全面刷新对墨学认识的发现。其二，墨学的科学价值的发现。这也是在传统的知识框架和学术天地里所无法想像的。在两千多年前的《墨子》一书中，人们竟然能看到埋藏着如此之多、如此之深刻的数学、几何学、光学、力学、物理学、天体学等“西学”即自然科学的重要内容，这不能不令中国知识界感到无比欣慰，也改变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品格的判断：中国传统文化在源头上不仅具有人文品格，也具有科学品格。这种科学品格在后来的丧失，是历史上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少数巨大不幸之一。其三，墨学的逻辑内容的发现。这一发现与墨学的科学内容的发现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如果说科学内容的发现主要是指光学、力学等科学知识的发现的话，那末，这里所说的逻辑内容的发现则主要是指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发现。梁启超最先在墨子的背后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身影，在《墨辩》中掘发出“三段论”那样的从公设出发的推理过程。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则借助西方的科学方法全面而深入地诠释出《墨辩》的逻辑学意义，从而奠定了墨子在世界逻辑学史上的地位。上述三大发现表明，民初的墨学，适应时代的需要，已从以校注为主的考据之学转变为以诠释为主的义理之学。
三、30至60年代：墨学研究的全面展开与成就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进步使墨学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栾调甫即指出：“民国肇造，政体更张。学术亦因之尽脱专制之羁绊，入于放任自由之途，是以二十年来：士治旧业已无经子之界， 理趋大同悉泯中西之见。”（注： 《二十年来之墨学》（1932年作），引文见《墨子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第141页。除此之外，在写作过程中还参考过谭家健《墨子研究》、 秦彦士《墨子新论》等书的有关部分和张斌峰《近代〈墨辩〉“复兴”的历史过程》（载张知寒主编《墨子研究论丛》〈三〉）、孙中原《否极泰来，绝学再兴——论四百年来的墨学研究》（载张知寒主编《墨子研究论丛》〈二〉）等文。）中国的学术界此时已经走出了“五四”时期的开辟草创阶段，与世界学术大势接轨的现代学术范型基本形成，前一时期学者的那种浮躁、轻率、粗疏和对待外来学理上的生吞活剥、牵强附会，已为更专业化、更精细审慎、更踏实沉稳的学风所取代。受这种学风的范导，墨学研究也呈现出一种清新的气象：研究在更大范围内、更多的学理层面上展开了，晚清以来的那种认为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的虚骄心态消失了，乾嘉汉学考据与微言大义解读等不同的学术路数分途推进，《墨子》一书中的政治学、伦理学、科学、逻辑学、军事学等广泛内容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研究，围绕着墨辩逻辑与墨子国籍的论战此起彼伏，墨学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这种墨学研究上的全面繁荣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而在一些领域里（如《墨经》研究）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墨学研究的主要创获具体说来有以下诸端：
在《墨子间诂》的基础上，对《墨子》文本的朴学工作仍在继续。《墨子间诂》，上接千年，下推百世，承前启后，功德无量。但是，《间诂》一书并未一举解决所有问题，而遗留下相当多的空白，而且当时认为已被解决的一些问题其实仍包含着错误。尤其是奥义难解的《墨辩》，在梁启超看来，孙诒让留待后人的空白更多：“孙仲容著《墨子间诂》，全书疑滞，剖抉略尽，独此四篇，用力虽勤，所阐仍寡。即以校勘论，其犁然而有当者，亦未知得半。”这样，前修未逮，后学踵继，一时注家蜂起。《墨子间诂校勘》（杨嘉，1921）、《墨子间诂笺》（张纯一，1922）、《墨子集释》（张纯一，1931）、《定本墨子间诂校补》（李笠，1922）、《续墨子间诂）（刘昶，1925）、《墨子刊误》（陈柱，1926）、《墨子新笺》（高亨，1961）、《墨子举正》（孙人和，1930）、《墨子新证》（于省吾，1938）、《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岑仲勉，1948）、《墨子校注》（吴毓江，1944）、《墨子校释商兑》（王焕镳，1986）等著作，纷纷问世。其中，张纯一的《墨子集释》和吴毓江的《墨子校注》，被认为是1949年前发现最多的两部书，吴著尤被称许为“孙诒让以后最完备的《墨子》注本”（注：谭家健：《墨子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页。）； 岑仲勉的《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在专家看来亦属于填补空白之作（注：秦彦士：《墨子新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而王焕镳的《墨子校释商兑》，则直接匡正《墨子间诂》140 多条疏略失误之处，成就空前。
继梁启超之后，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理来诠释、开掘《墨子》意义的工作向纵深拓展。民初至五四时期，中国墨学史上成就、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他的《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墨子学案》和《墨经校释》，以“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魔力，把《墨子》一书的要义普及于国中，尤其是他首次采用西方现代学术分类方法，从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和伦理学诸方面对《墨子》学说的初次阐释，别开生面，影响至巨。沿着梁启超开辟的这一学术理路继续前进，是三四十年代墨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墨子政治哲学》（陈顾远，1922）、《儒墨之异同》（王桐龄，1922）、《墨子分科》（张纯一，1923）、《墨子哲学》（郎擎霄，1924）、《墨子学说》（胡韫玉，1924）、《墨学十论》（陈柱，1926）、《杨墨哲学》（蒋维乔，1927）等，均是这一方向上的重要著作。而《墨学源流》（方授楚，1936）一书，最为出色，“为三十年代墨学研究著作中资料最丰富、论述最详密的一种”（注：谭家健：《墨子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页。）。 在梁启超的基础上，该书更从容、更深入地展开解说了“墨学之渊源”、“墨子学说之体系”、“墨子之根本精神”、“墨子之政治思想”、“墨子之经济学说”、“墨子之宗教信仰”、墨子之“知识论与辩学”和墨子之“实用科学”。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作者对墨子学说平民立场的有力论证。与方授楚相反，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墨学予以彻底否定，认为墨子是代当时的王公大人立言。此一看法，在现代墨学史上另起一波。
《墨辩》复兴是近代墨学复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和胡适起了关键的作用。《墨经校释》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可以说是《墨辩》复兴史上的两座里程碑。这两位学界领袖登高一呼，应者云从，遂使《墨辩》研究成为二三十年代之后《墨子》研究的中心议题，导致“附庸蔚成大国”墨学格局的出现。《墨辩》研究集中反映了2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整个墨子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所获致的成就。《墨辩解故》（伍非百，1923）、《墨子大取篇释义》（张之锐，1923）、《墨经新释》（邓高镜，1931）、《墨经通解》（张其煌，1931）、《先秦辩学史》（郭湛波，1932）、《墨辩讨论》（栾调甫，1926）、《墨辩新注》（鲁大东，1933）、《墨经哲学》（杨宽，1942）、《墨子辩经讲疏》（顾实，1936）、《墨家的形式逻辑》（詹剑峰，1956）、《墨子研究论文集》（栾调甫，1957）、《墨辩发微》（谭戒甫，1958）、《墨经校诠》（高亨，1958）、《墨辩的逻辑科学思想分析》（汪奠基，1961）等著作，是梁启超、胡适之后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栾调甫有关墨经的部分见解被梁启超誉为“石破天惊”的“发明”，并引起一场墨经论战；伍非百的《墨辩解诂》被认为“是对中国逻辑史的巨大贡献”（注：见沈有鼎为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一书所作“序”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谭戒甫的《墨辩发微》甚受学术界重视；而高亨先生的《墨经校诠》在专家看来，则是“近几十年来研究墨经最有成就的书”，是孙诒让之后的“第二个集大成者”（注：《杨向奎教授的讲话》，见《墨子研究论丛》（一），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4页。）。
1949年后，墨经研究在墨学领域之所以一枝独秀，原因非常复杂，这和墨经研究属纯学术问题、知识论问题，基本不涉及当时比较敏感的阶级定位和社会政治评价问题有关，所以承二三十年代的讨论余绪，持续下来。但到“文革”突发，从清末开始“复活”了近一个世纪的墨学遂整体上陷入十多年的沉寂之中。此前的50年代，唯一的一部全面研究墨学的专书是任继愈先生的《墨子》。此书虽仅为墨子生平思想之简介，但仍具有独特价值，仅书中对墨子生平之考辨即足以成一家之言。后来任先生对墨学研究的许多指导性见解，亦由本书引发。
四、80至90年代：墨学研究的重新启动与深化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大陆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学术的春天，墨学研究也在这种春天的阳光雨露滋润之下，重又走向全面繁荣的新时期。墨学研究的这个新时期，大体上可划分为80年代和90年代前后两个段落。
前一个10年，从最基本的趋势看，学界对墨学的探讨，仍然延续了30年代以来的学术传统：将更多的精力、注意力倾注在对墨经的考索上，而对墨学其他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而且，这时的墨学研究远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更未引起社会的关注。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学术的连读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是整个80年代，“全盘西化”的潮流影响了人们对传统思想学术的正面观察。墨学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被有意无意地锁闭在象牙塔内。即将过去的后一个10年，其大势则又是儒学的强劲上扬与墨学的二次复活齐头并进。尽管上述背景限制了80年代墨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但由于长期的学术积累，学术界在墨经研究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沈有鼎在《墨经的逻辑学》（1982）一书中，以其逻辑学大家的眼光，对《墨经》的特点、价值作了独到精深的阐发，所附“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论，更是发二千年墨学所未发。此外，陈梦麟的《墨辩逻辑学》（1983）、方孝博的《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1983）、杨向奎先生的《墨经数理研究》（1993）、谭戒甫的《墨经分类译注》（1981）、周云之的《墨经校勘、注释、今译及研究——墨经逻辑学》（1992）和姜宝昌的《墨经训释》（1993）等著作，共同把对墨经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特别是一批有理工专业背景的学者更把对墨经中所蓄含的自然科学成果的开掘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杨向奎先生可以说是这批学者中的卓越代表。先生既是历史学家、思想史专家，又有深厚的经学、小学功底，还有对理论物理学的深入钻研，这些别人所不同时具备的优势的组合，使得先生的《墨经数理研究》在许多方面能独步一时。
即将过去的90年代，是墨学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短短的10年内，可以说有许多大事值得永远载入未来的墨学编年史中。这些大事的起点，是对墨子具体出生地望的考定；接着是1990年山东大学与滕州市政府联合组建的“墨子研究中心”的成立；此后则是“中国墨子学会”和“墨子基金会”的创设。在这些机构的运作下，中外学者得以汇聚一堂，使得首届墨学研讨会成为中国墨学研究史上的划时代重大事件。加上本次会议，我们在10年之内连续召开了五次大型国际和国内墨学研讨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学术反响。四辑《墨子研究论丛》的相继出版，尤其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墨子纪念馆”的建筑落成，更给我们的墨子研究的进行提供了依托。上述这些共同创造了墨学研究的十年辉煌！在谈到墨学研究的十年辉煌时，我们不能不提到去年故去的张知寒教授。张知寒教授把墨子考定为滕州市人，不但解决了一个千古悬案，而且奠定了山东大学与滕州市十年合作研究墨子的基础。没有他对上述墨学活动的惨淡经营，90年代的墨学研究绝不会是这种局面。他是近10年来墨学研究长足进步的最大动力。张知寒教授直到离开人世时，仍心系他所呕心沥血的墨学事业，仍心系我们这次会议。倘若他地下有知，听到这次会议如期顺利举行的消息，一定会含笑于九泉！
近10年来的墨学研究成果，与前10年相比，与前90年相比，有着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概括性、通论性和全面性的大型研究著述集中出现，这是以往10年和以往90年所没有的。以往的成果多是专题性的，集中研究墨学的某一个侧面。这种作业方式有它不容低估的优越性：便于进行窄而深的专题追索，而它的短处是，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便于在更大面积上普及。近10年来出现的这批成果多是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既具通识又不乏专精。其中，孙中原先生的《墨学通论》（1993），以对墨子论述的系统性和对墨家逻辑分析的深刻性为人称道，此书对墨家军事理论的清理也付出了许多辛劳。谭家健先生的《墨子研究》（1995），规模宏大，被认为是“这类著作中成就最卓著的一部”（注：见林徐典（新加坡）为《墨子研究》所作“序”文。），该书前10多章的最后一节，都是关于墨子学说与先秦诸子及后世思想家相关论述的比较，学术价值甚高，而本书所汇集的古今中外墨家研究资料非常详备。杨俊光先生的《墨子新论》（1992），也是这一方面的引人注目之作，被专家推许为“是目前对墨子作比较全面细致论述的专著”（注：谭家健：《墨子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此书对二三十年代墨学诸说的驳辩，深入而周详，值得参考。水渭松先生的《墨子导读》（1991）不仅对普及墨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诸多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提出了独到深刻的见解。秦彦士先生的《墨子新论》（1994），别出蹊径，较多触及了一些前人、时人很少提出的问题，结论精湛，具有较高的信息含量。
更加突出地挖掘、阐发、诠释、强调墨学的现代价值，构成近10年墨学研究的又一个特点。在先秦诸子中，最具有入世精神、救世情怀的是墨子、墨家。反战争、反特权、反等级、反腐败、倡和平、主兼爱、尚廉洁、贵平等、重生产，是墨子思想中带有永恒价值和普世价值的部分。把这些具有永恒和普世价值的思想开发出来，诠释出来，解读出来，无论对于“拜金主义”现象抬头的当下中国，还是对于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当下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我们欣慰地看到，近10年来，有许许多多的学者在做这种传统资源的开发和转换工作。《墨子研究论丛》前3辑，共收学术论文145篇，其中，直接阐释墨学的现代价值或以致用为宗旨的论文占一半左右，而以《贵义、兼爱与企业最高目标》为代表的一批论文，把墨子的古典价值观念诠释为当代工商社会的管理操作准则，相当成功。在从事“传统的现代转换”方面，我们认为‘墨学与当今世界丛书”（张知寒主编，1997）和《墨学与现代文化》（孙中原主编，1998）一书堪称典范。前者尤值得注意。这套丛书共10本，囊括了墨学的方方面面，而且与当代社会需要全面对应。作者们既有对墨学本身的准确把握，也有对现代社会的深刻理解，真正做到了古今呼应。可以说，这是一套淋漓尽致地展现墨学现代价值的精彩之作。
近10年墨学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与海外墨学专家的对话与交流大大加强。如上所说，墨学本身具有普世价值，墨子的一系列理论与主张反映了整个人类的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是对人类普遍本性的把握。墨子在当时提出他的兼爱非攻反战的一系列政治纲领时，既不是面对“鲁国”、“齐国”，也不是面对“楚国”与“宋国”，而是面对当时的“天下”。尽管当时的“天下”与今天的“世界”不可同日而语，但墨子当年的主张以对人性理解的深刻依然为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欢迎，并很早就为他们所接受。还在本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内墨学热的激励下，《墨子》一书就几乎被同时译成日文、英文和德文，在世界各地出版。一批有远见卓识的汉学家也开始了对墨学的艰苦探索，如英国的李约瑟在他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辟出两个专章，专门讨论墨学的自然科学内容，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而使墨学的价值广为国际学术界认识。而英国的汤因比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关于墨子价值的对话更是为人们所熟知。把世界各地和海峡对岸的墨学专家请到大陆来，共同切磋和对话的创举，始于1992年10月在滕州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墨学研讨会。这是本世纪前90年从未有过的事情。不同国家和地区墨学专家的到来，给中国大陆的墨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视角，海外的墨学专家们提供了他们对墨子的独特观察与心得，发现了一些从未发现的思想，提出了一些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大陆的墨学研究。在这些海外学人中，美国的李绍昆教授被誉为“近30年来在美国研究墨子最有成就”的学者（注：谭家健：《墨子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页。）， 台湾地区的王赞源教授以他专深精到的《墨子》（1996）一书为广大的墨学同道所知。另外，台湾李渔叔、史墨卿等教授的墨学成果亦为大陆学者所重，而严灵峰先生编辑的《墨子集成》（1975），则属巨型的墨学文库，为人们从事墨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墨学研究的跨国界、跨地区的学术对话将会永久持续下去，这是墨学在21世纪继续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由上可知，墨学从“绝学”变为“显学”的复兴历程是漫长的、曲折的，而这一历程所给我们提供的下述启示也是深刻的：1.墨学命运的大起大落与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变迁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墨学的流传曲线与中国文化的起伏轨迹惊人地吻合。这一现象昭告世人，民族兴则墨学兴；墨学远比适应稳定的农耕社会文化的儒学具有更为超越时代的价值。随着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崛起，一个墨学繁荣的崭新局面也肯定不可避免。2.思想的价值不能由思想自身来决定，归根结底，思想必须由时代来取舍和选择。传统思想学说中某些原来一直被遮蔽被埋没的价值可能由于时代的交替和社会的转型突然显露出来，从而使后人在传统学说中看到前人所无法想像的内容，墨子思想的平民性质、科学价值和逻辑内涵就是借助时代之光发现的。可以相信，墨家学说中仍蕴藏着一些我们今天尚未完全认识的东西。换句话说，博大精深、玄奥无比的墨学在21世纪肯定会有着广阔的研究前景。3.墨学的价值重估与“西学”的传入有着不解之缘。墨子是一位最合乎西方标准的思想家，他的渊博的自然科学修养使他可与最杰出的古希腊哲学家并驾齐驱。墨学因而有着超越民族、地域的普遍意义。假如，中国的某些传统学说的某些成分可能会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逐渐淡出的话，那末，全球化真正到来之日，肯定会是墨学最为辉煌、墨学的价值彻底彰显之时。我们期待着并将努力促成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21世纪墨学前景展望
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20世纪的墨学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其中最深刻的启示是：任何理论思想的价值都是由其本身的内涵与时代的需要二个方面的互动决定的。墨学之所以会在20世纪由“绝学”走向复兴，是由其自身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与20世纪科学与民主成为时代主旋律这一现实决定的。在未来的21世纪，墨学肯定将以其自身独有的价值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一、墨学的定位
2000多年来，墨学由兴到衰，再到兴，特别是近百年来，墨学研究被不断深化、拓宽。对于墨学，赞之者众，贬之者也众。有称之为“圣人”者，也有斥之为“禽兽”者。直到现在，对墨学的评价仍呈两极之势。像墨学这样的理论体系，历经这样多的坎坷，实属罕见。但在这样的沉浮褒贬中墨学也比其他理论体系经历了更多的考验，而其价值意义也更加显明。在新世纪即将来到之际，回顾百年墨学研究的历程，特别是总结海内外各位著名学者的高见，应该给墨子与墨学以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定位。我们认为：墨子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最集中、最系统反映下层劳动人民利益的伟大的平民思想家，墨子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完全站在弱国小国立场上提出了一系列反战理论与防御战略的伟大军事家，墨子也是世界历史上足以同古希腊诸多科学家比肩的第一个东亚的伟大科学家。这三个“第一”既决定了墨子与墨学的历史价值，也决定了它的当代价值。
这样的历史定位，首先是从墨学本身出发，同时也是同其他思想理论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他的以“兼爱”为出发点的“十论”，集中反映了他的伟大的平民思想家的风貌。他所谓的“兼”，正是针对贵族统治者的“别”，要求无区别地热爱救助苦难中的劳动人民。他说：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犹有不慈者乎？犹有盗贼乎？（注：《墨子·兼爱上》。）他认为“兼爱”即爱人如己，超越等级与血缘；相反，有区别的爱则是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他的“兼爱”论既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要求，批判了贵族等级观念，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进步性，同时也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因为“兼爱”在贵族统治的社会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在“非乐”篇中提出了著名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评价，这就是所谓“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注：《墨子·非乐上》。）这实在是发自下层劳动人民心底的呼声，成为所有剥削社会劳动人民现状的生动写照。而他的“兼爱”论同孔子的“仁学”截然不同。孔子尽管主张“仁者爱人”，但他的爱是有区别的，是以“亲亲”、“尊尊”为基础，“克己复礼”为前提，而将奴隶与劳动人民排除在外，这就是所谓“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注：《论语·阳货》。）。因此，孔子的“爱”是统治阶级范围内部的爱，孔子的人道主义是一种贵族阶级的人道主义。而墨子的人道主义则是一种平民的下层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两者是大相径庭的。与孔墨时间大体相同的古希腊的柏拉图，作为思想家提出了著名的《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中处于最高位置的是哲学王，其次是城邦保卫者，统治作为农工士商的自由民，而奴隶则完全处于被奴役状态。很明显，柏拉图是贵族阶级的思想代表。再从墨学被儒家学者的攻击来看，孟子将其视为“禽兽”，也能说明这一点。而西汉以后，在“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中墨学逐渐走向湮没。这都同其反映平民阶级要求的鲜明思想倾向有着直接的关系。墨学作为古代世界历史上仅存的全面而系统反映下层劳动人民思想政治要求的理论体系，在封建统治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语境中的确难有立锥之地，最后被罢黜而几成绝学。
而墨子以“非攻”为代表的一系列反战的篇章则构成了他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位代表弱国小国利益，从守备与防御上提出系统理论的伟大军事家的风貌。他假借天意，反对恃强凌弱。他说：“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注：《墨子·天志中》。）而其出发点，仍是从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他认为，在战争中受到残害的是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他具体描写侵略者带给下层劳动人民的灾难时写道：“入其国家边境，芟刈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注：《墨子·非攻下》。）这说明，他的军事思想是以维护劳动人民利益为其出发点。这在世界古代军事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他总是代表小国利益，提出一系列防御为主的战略战术思想。包括《公输》、《备城门》、《备高临》等10余篇，系统地论述了小国如何胜利自卫抗御强国入侵的理论与实践。具体提出了守城的14个条件，包括外交、动员、武器、装备、布兵、工事、纪律、后勤等各个方面，应有尽有。论述小国、弱国如何胜利抗御大国、强国，其所达到的水平，在古代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与其时代大体相当的《孙子兵法》，的确反映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军事科学的最高成就。但那是反映战争一般规律的著作。而作为集中反映古代劳动人民利益、论述以弱胜强的军事家，墨子则是第一人。
《墨辩》则奠定了墨子作为东方古代第一个伟大科学家的地位。本书涉及天文、地理、数学、几何、逻辑、光学等各个方面，而且达到很高水平。将墨子称为“东方科圣”是当之无愧的。墨子之所以成为当时伟大的科学技术专家，这同他本人出身于劳动人民是密切相关的，古代曾将他与鲁班并称为工匠之祖，应有一定根据。而且，他看到劳动人民当时饱受战争之苦，为避免这些苦难，他身体力行带领弟子四处奔波，帮助弱国小国研究御敌之术，发明防城器械，研究攻守方法。这一切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因此，墨子作为东方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同他作为平民思想家密切相关的。而与他相对立的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就鄙视生产技术，从而远离科技。这正从反面印证了古代科技主要源自生产实践与劳动人民，而为贵族阶级所轻视。由此可见，墨子的三个“第一”，是以其作为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平民思想家为基础前提与出发点的。
二、墨学的当代价值
20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的曙光已在前面。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有着无限美好光明的前景，将逐渐走向以信息科学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将极大改善，生活质量也将全面提高。但人类社会也将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环境问题、贫穷问题、精神危机问题、人口膨胀问题、强权政治问题等等，都威胁着人类。而世界的两极分化，强权政治的发展，贫穷与战争的蔓延，使广大第三世界弱国、小国的贫苦人民存在着基本人权与生存权被威胁的问题尤为突出。这就使未来21世纪弱国贫苦人民为争取基本人权与生存权，抗击强权政治，争取民族复兴与强大的斗争将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之一。在这样的形势下，墨学就显现出了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诸多西方学者曾预言未来的21世纪人类将从东方儒学中寻求拯救人类的药方。事实上，这里应该把儒学扩大为东方传统文化，其中主要包含儒、道、墨的互补，这样才能为人类社会的前行贡献东方特有的智慧财富。而墨学在这种互补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这也就为新世纪墨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一，墨子的“兼爱”思想，对新时代第三世界人民争取基本人权与生存权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墨子作为世界古代第一个伟大的平民思想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强烈要求劳者得息、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这样一些劳动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他坚持不分贵贱与血缘的无区别的“兼爱”，反对讲究贵贱与血缘的“别爱”。根据这一思想就彻底地把第三世界弱国小国人民的生命价值与生存意义同发达国家大国富国人民的生命价值与生存意义放到完全平等的位置之上，从而成为这些国家与人民捍卫自己生存权与基本人权的重要理论根据。
第二，墨子的“非攻”理论，是广大弱国抗击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
墨子提出著名的非攻理论及一系列弱国抗御强国的战略、技术，使其成为世界古代第一个代表弱国小国利益抗御强国大国侵略的伟大军事家。他在著名的《公输》篇中批评楚王伐宋说：“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而为何要“舍文轩”而窃人“敝舆”呢？这样的批评真可谓形象生动，而当今世界自己有了极其豪华的车子还去掠夺别国破旧车子的事实不是屡见不鲜吗？墨子将这样的行径斥之为“不义”，而这种不义的行径直接残害到广大劳动人民。他具体形容道：“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注：《墨子·节用上》。）。因此，他高高举起“非攻”的义旗。他的所谓“非攻”不是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反对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他同时创造了一系列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理论和战略战术。凡此种种都对当前反对强权政治、抗御不义的侵略战争，乃至于鼓舞小国弱国人民在强国欺侮侵略面前树立必胜信心，都有其重要意义。江泽民主席在1991年5月15 日的一次讲话中就引用了墨子“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思想，这集中说明了墨子非攻思想的伟大现实意义。
第三，墨子的“非命”理论成为中华民族在新时期自强不息，争取伟大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墨子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固然有迷信鬼神的一面，但他在束缚古人的“命运”面前却表现出了无畏无惧的精神。这也正是他的下层劳动人民立场所使然。他认为所谓“命”正是统治者束缚劳动人民的手段之一。他说：“命者，暴王作之。”他的《非命》篇集中批判“命富则富，命贫则贫”的统治思想。认为劳动人民只有抗击命运，自强不息才能摆脱贫穷，求得温饱。他说：“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注：《墨子·非命下》。）这种抗击命运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在新的世纪，中华民族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任务光荣，但也特别艰巨。不仅有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重任，而且须克服重重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墨学的非命思想就成为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不同样处于“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的境地吗？！不同样也应像伟大的墨子一样面临存亡发展的危境，而努力奋斗，不敢怠倦吗？！
第四，墨子的科学思想成为新时期增强民族自信心，发展科技，贯彻“科教兴国”方针的精神基础。
墨子作为古代东方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科学技术方面所涉及领域的全面性，理论上所达到的水平以及同生产实际与战争实际联系的紧密性在当时均走在世界的前沿，成为高峰之一。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科技上都曾领世界潮流之先。也说明，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确有其深厚的根基，从而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谬说。但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同社会制度紧密相关。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体制的长期绵延的确束缚了科技的发展。而科技只有同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联，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墨子作为下层劳动人民的代表，充分认识到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的生息紧密相关，因而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重要观点（注：《墨子·非乐上》。），加之帮助弱国提高防御自卫能力的需要，因而其科技水平达到极高的高度。当今世界，科技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我国也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在这样的形势下，古代墨子在科技上的光辉成就无疑是推动中华民族振兴科技的巨大动力。既然在2000多年前我国在科技上曾经走在世界前列，那么，在面向21世纪之际，我国人民经过努力也一定会在科技上赶上世界水平。古代的墨子正是凭借科技武装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取得自卫战争的胜利的。而今天的我国人民要真正走向繁荣富强，也必须认真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凭借科学的武器去创造21世纪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另外，墨子的“节用”思想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尚贤”思想中提出的“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的用人之道等等均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注：《墨子·尚贤中》。），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借鉴。当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墨子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不可避免地有其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他的平民意识仍然反映的是小生产者的要求，而所谓“兼爱”也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其科技思想与军事思想也都是人类社会早期成果，带有诸多草创的痕迹。因此，对墨学也需要批判地继承，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而且我们今天重墨，并不意味着儒道佛其他诸说就没有价值。而只是认为，墨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成分之一，应同其他思想文化一起在互补中共同构成绵延不绝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用以滋润海内外炎黄子孙，建设世界文明的大厦。
回顾过去的百年，墨学由衰到盛，展望未来的百年，墨学必将沐浴着时代的风雨，吸取丰富的营养，在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思想和与西方文化的互补中创造新的辉煌，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