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冤案论文,体系论文,科学论文,安子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月来，耐着性子，一字一句地读完《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一书（以下简称《冤案》），使我对一百多年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从正反两方面重新思考。
一、历史的巧合：1994年
《冤案》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于1994年，作者李敏生、李涛（注：为行文方便，并求一致，本文对提到的人名包括平素极敬重的先生，均直书其名，望有关先生及读者谅解。）。赵朴初题写书名，钱伟长、任继愈作序。据序及后记，知作者之一“早年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攻辩证逻辑”，“近年来研究文字，有创造性的见解”；而另一位作者“长期在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对汉字拉丁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有深入的研究”。二位作者一面为汉字呼冤，一面向读者宣传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奇怪的是，书中见不到什么马克思主义和辩证逻辑的影子，倒尽是些横式思维、横式记忆（想必尚有竖式思维、竖式记忆）、太极宇宙观、哲学化、观念化的进程的科学逻辑之类只有作者或极少数圈内人士参得透弄得清的东西。书中“见解”倒有不少，凡属创造性者一般超出读者常识范围（详下文），足以令清醒者糊涂，糊涂者更糊涂。
也就在1994年，也是在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了《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一书（以下简称《评价》）。这是一本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信息理论等不同角度研究和讨论汉语汉字的学术论文集，选编者为尹斌庸、苏培成。卷首有王均撰写的前言。计收文章28篇，作者为吕叔湘、张志公、周有光、文武、聂鸿音、邢公畹、蒋仲仁、伍铁平、苏培成、任珍、王开扬、吴振国、陈满华、郑林曦、彭树楷、殷焕先、尹斌庸、高家莺、孙剑艺、范可育、张立青、PAUL ROZIN、曾志朗、冯志伟共24位。
《冤案》与《评价》是针锋相对的两本书。《冤案》所喊的“冤”，提出的一些观点，诸如汉字好学好用、汉字是拼形文字、汉字能见形知义、汉字有科学性、汉字创词之类，《评价》中的有关文章实际上已经作了透彻的分析和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评价》是对《冤案》的学术回应。
也就在1994年，还是在北京，经国务院民政部批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于10月18日至20日举行成立大会并召开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吕叔湘、周有光任学会名誉会长，张志公任会长，王均为常务副会长。学会以语文现代化为旗帜。会后编印《语文现代化论丛》（以下简称《论丛》），向全社会郑重宣告：为语文现代化事业献身的当代学者，正在沿着前辈学者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后继有人，大有希望。《论丛》至今已出三辑。学会的成立与《论丛》的出版发行，是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继往开来，蓬勃发展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冤案》的实践回应。
二、耸人听闻的“百年冤案”
初看书名，不明真相的读者难免吓一跳：汉字也有“冤案”，而且沉冤“百年”！
但综观全书，不难看出，所谓“百年冤案”，乃是耸人听闻，虚张声势的夸大不实之词。
关于“百年”的起迄年限，《冤案》有过解释：“汉字难学，拼音字母易学，所以汉字要改用拼音文字，实行汉字拉丁化或汉语拉丁化。照此行事，前后用去了一百年（1892～1992），……”（页309 （注：此指《冤案》一书的页码，下同。））在另一处则说：“公元1892年，福建人卢戆章在厦门刊印一本学习字母拼音的书《一目了然初阶》，与正在兴起的废除汉字思潮相汇合（炜按：此说无据），逐步形成一个波澜壮阔、汹涌澎湃、长达一百年的文字改革运动。”（页310 ）这两处明确百年起迄年限的文字，都是讲文字改革运动的一百年，比较合乎事实。但在另一些地方，《冤案》作者便含糊其词，乃至概乎言之了。如：
仅凭汉字难学的简单片面之说，就要改革取代汉字，汉字冤枉，冤枉了一百年。（页309）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接受苏联马尔语言文字有阶级性理论的指导，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十分错误的口号，铸成汉字冤案，昭雪无日。（页310，着重点为引者所加）若据此而论，则“汉字冤案”是在20世纪30年代“铸成”的，因为那时提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十分错误的口号。10年之间一个“错误的口号”便铸成一宗“冤案”，而且上溯30年，下延60年，凑足百年之数，遂成“百年冤案”！即便依《冤案》作者的逻辑，从卢戆章开始的文字改革运动即汉字拉丁化运动以废除汉字为目的，故“冤案”虽然“铸成”于30年代，故须上溯下延，那又有何理由要延到1992年？新中国成立后，有哪位党政领导人说过要废除汉字？有哪位学者提出过废除汉字？没有，一个也没有！客观事实是，1952年7月， 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上，吴玉章首先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检讨了过去对文字改革的认识上两方面的错误：（一）认为文字是上层建筑，并认为文字是有阶级性的；（二）没有估计到民族特点和习惯，而把它抛弃了。（注：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版，第90页。）3年后，1955年4月，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会上，吴玉章又针对一部分人对中国文字拼音化的一些顾虑或误解，特别郑重指出：“在新旧文字并用的过渡时期（炜按：这是指一旦实行拼音文字之后的过渡时期），汉字的使用范围虽然将要相应缩小，但是仍将作为一种古典文字永久地保存下去，供高等学校、科学机关和专门书刊使用。埋在地下几千年的甲骨文，我们尚且要发掘出来研究。对于发生了伟大作用的现行的汉字决没有把它消灭的道理。”（注：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版， 第96 页。 ）1956年8月，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扩大）上作《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报告时，又再次指出：“我们主张改革汉字，但是并不主张废除汉字。汉字是会永远存在的，永远有人学习，永远有人使用，即使将来实行拼音文字之后，汉字也还是存在的，还要有人学习，有人使用。估计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学生，那怕是中学生，也还得有汉字的课程，正像现在英国法国的学生要学拉丁文一样。”（注：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版，第125页。）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著名报告里，还就汉字前途问题作了明确的说明：“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代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忙作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证明。”（注：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版。）此后以至1992年的34年间， 又有谁提出过废除汉字的主张？同样是一个也没有。
1986年11月，笔者有幸出席了在北京西山举行的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上涉及汉字问题的各个方面，与会学者不同的学术观点也有交锋，但谁也没有提出过废除汉字。
自新中国成立以至今日，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从事文字改革研究的专家学者，都是主张改革汉字而对废除汉字的观点持否定的态度。30年代出现的“错误口号”，只是30年代的事。人们不禁要问：《冤案》作者置事实于不顾，编造出所谓“汉字百年冤案”，目的究竟何在？
三、《冤案》喊冤的实质
“昭雪汉字百年冤案”与反对和否定文字改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证明了汉字好学好用，无比优越，就昭雪了汉字被改革之“冤”，同时也就证明了汉字不能改革，也无须改革。谁说汉字难学难用，便是说汉字落后，便是使汉字蒙冤受屈。汉字落后论导致汉字改革论，以至废除汉字论，废除汉字即等于葬送历史文化。这便是《冤案》作者的推论方式。
语文现代化运动从1892年卢戆章著《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一书开始，《冤案》认为，这便是“汉字百年冤案”之始。其实，在本书中卢戆章只是认为“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汉语拼音是普及教育的最有效办法。他并非想废除汉字，而是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可以利用它学习汉字，也可用它来代替汉字。（注：转引自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1995）》，语文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页。 本文所引语文现代化史料而未加注者，均取自此书。）他万万想不到，百年之后，竟成了制造汉字冤案的罪魁祸首。
自卢戆章以下，百年之中凡“冤枉”了汉字的知名人士，《冤案》一个也不放过，逐个点名，予以批评，或美其名曰“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书中被点名批评乃至清算者除卢氏外，还有钱玄同、鲁迅、瞿秋白、吴玉章、郭沫若、吕叔湘、倪海曙、王均、林伯渠、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茅盾、傅斯年。其中瞿秋白的一句话竟被先后引用并批评10次之多（页22，107，112，141，152，192，233，243，260， 277）。此外，还有暗指的，如“权威的汉字理论家”、“语文界的权威理论家”，也竭力加以指摘和嘲讽。即便是对周恩来总理的著名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冤案》也要“从当时的具体条件”出发进行“评价”，把周总理对文字改革工作的亲切关怀与具体指导说成“实质上是对作为当时的潮流的汉字拉丁化思潮的有力的批评。”（页93），这显然是对周总理报告的歪曲。
全面、彻底否定语文现代化运动（或曰“汉字拉丁化运动”），从根本上否定百年来（自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字改革工作，这便是《冤案》一书喊“冤”的实质。它强调汉字有“科学性”，“好学好用”，且“依哲学化观念化进程逻辑化发展”，强调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根”，宣称“撼山易，撼汉字难”，“靠汉字统一中国”，其实只有一句话，汉字毋须改，汉字不能改，“文字改革”从根本上说便是在全盘西化思潮下引发出来的错误主张。所以，198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易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文字改革》杂志易名为《语文建设》，在他们看来，似乎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运动”）也就宣告结束了。请看：
……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汉字是世界上寿命最长长生不老能够与时并进，因而不会被历史淘汰的科学的文字。在思想解放的洪流中，刘导生同志主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期间，提出了新时期的语文政策，放弃汉字拼音化道路的政策方针。一百年的中外社会实践为历史作出检验，汉字拉丁化运动终于落下帷幕，画上了句号。（页310）看来《冤案》作者并不懂得何为新时期的语文政策，并不了解国家语委成立时国务院给它规定的主要职责，其中就有“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他们连1986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万里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所作的讲话、刘导生的题为《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的报告以及胡乔木的讲话都没有仔细读过，就匆忙地在那里“画”“句号”，真是可笑复可悲！
四、安子介的汉字教学实践与“汉字科学体系”
对于香港爱国知名人士安子介，笔者一向怀有敬意。他是香港的实业家，政治家，为香港的繁荣，为香港回归祖国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汉字教学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经过多年研究，出版了不少关于教学汉字的书籍，为外国人学汉字，为扫除文盲，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奉献。尤其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开始撰写《解开汉字之谜》时（1979年）已年近古希，利用清晨及夜晚时间从事写作。《解开汉字之迷》出版后，以至年逾八旬，仍孜孜以求，笔耕不辍。这种敬业精神与献身精神值得后学者学习。
为了解决汉字进入电脑的问题，安子介经多年钻研，创造了安氏汉字六位数电脑输入法，并试制成功了汉字中文电脑安子介写字机，这些同样是值得称道的。
为了便于教学，特别是使外国人能理解、辨认、熟悉现行汉字的结构，提起学习的兴趣，安子介想了许多办法，包括将形声字当作会意字来“解”，对数以千计的汉字作了解释。尽管许多解释属于解“谜”式的、带有主观猜度的性质，甚至是杜撰，与所解之字的实际意义相去甚远，只要有利于识字教学，也就无可厚非，不必深究。不过，安子介的实践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汉字之难：难认、难记、难写、难查。如非有此诸难，还用费尽心机，去搞什么劈文切字、部首切除法么？还有必要把几千个汉字当作“谜”来“解开”么？安子介着力宣传汉字好学好用，但他的实践却使人得出相反的结论，这恐怕是安氏所始料未及的吧。
作为汉字教学的一种手段，根据楷书结构分析字义，如说愁是农夫秋天的忧愁心情，说沁是心觉如水流入心中，军是在小范围内有大量车子活动，诸如此类，犹如依据隶书说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以及民间群众常说的耳东陈（陈），四维罗（羅），日勿易，丘八兵之类，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但若以为这样说便揭示了该字的本义，那就错了。如果以为这样的解释便是科学，更是大错特错。
作为一名爱国人士，出于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热爱汉字的感情，尽力挖掘汉字的优点，加以赞美，这种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按文字学的讲义来说话，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支持文字改革。即便讲过了头（如说汉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字之类），作为一种见解存在，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不必大惊小怪。但若说这些“理论”便是“汉字科学体系”（页6）， 持此论者便是著名语言学家、汉字学家，那就不免令人有所保留，要想一想它是否真有道理了。
《冤案》作者把安子介为想学中文的外国读者编写的讲解汉字的教材《解开汉字之谜》，说成“一部使读者精通汉字的百科全书”（页13）；把安子介关于汉字的观点归纳为一个“全面的、崭新的汉字科学体系”（页3～20）。这就无异于把安子介捧到炉子上受烤， 让他处于受科学“烤”验的位置，处于接受中外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检验的境地。因为凡称“科学体系”者必须经得起“科学”的检验，具有可验证性。
鉴于在《冤案》出版前后安子介关于汉字的若干见解（有些见解与袁晓园、徐德江大同小异），如汉字90%是会意字，21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汉字是中国第五大发明，汉字能使人联想等等，已有不少学者著文予以批评，作了较详细的分析（注：就笔者所见，直接或简接批评安子介关于汉字的见解的，举其要，有下列诸文：吕叔湘：《由笔误所想到的》；邢公畹：《汉字没有特异功能》；蒋仲仁：《神奇的汉字，神奇的理论》；苏培成：《〈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剖析》；王开扬：《汉字优越诸说献疑》；王开扬：《论研究汉字的立场、方法与学风》；郑林曦：《没有汉语汉字的“科学性”，只有科学地研究汉字》；孙剑艺：《“汉字创字说”说》（以上诸文收入《评价》）；吕叔湘：《剪不断，理还乱——汉字汉文里的糊涂账》（《读书》1990年第11期）；刘涌泉：《 21世纪是汉语拼音充分发挥威力的时代》（《论从》第1辑，1995年）；孙剑艺：《汉字的性质功用问题辩证》；刘泽先：《最容易学的拼音方案——汉语拼音》；张育泉：《略谈汉语拼音的继续完善与发展》；王开扬：《正确理解拼音化》（以上诸文收入《论从》第2辑，1996年）；王开扬：《王力先生对文字改革理论的贡献》； 孙剑艺：《汉字不应该这样“再认识”》（以上二文收入《论丛》第3 辑，1997年）。），故对于《冤案》所阐述、发挥的“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实际上已无逐条加以辨析批评的必要（如那样做，必然会重复一些众所周知的事、理，令人厌烦），只须指出如下几点便足够了：
1.方块汉字难学难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笔者对此也深有体会（注：详见拙文：《我对汉字前途问题的一些看法》，《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编， 语文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对繁难的汉字加以改革，以便学习和运用， 乃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清末以来的百年文字改革运动即语文现代化运动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方向完全正确，无可非议。
2.一百多年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个别人士提出的“废除汉字论”并不代表主流。新中国成立后，语文现代化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整理、归并异体字，公布并推行简化汉字，制订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是其荦荦大者。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是时代对语言文字提出的要求，任何人也阻挡不了。
3.若谓“撼山易，撼汉字难”，则撼简化汉字与《汉语拼音方案》尤难，撼语文现代化事业难于上青天。
4.说汉字90%以上是会意字，有悖事实，实属欺人之谈。把形声字当作会意字解释，以致笑话连篇者，始于王安石，并非安子介的首创。只是安子介比王安石走得更远而已。说形声字声中有义（声符兼义），有一定的道理，但非普遍现象。（注：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265页“右文”条。）
5.有统一的国家方有统一的文字，国家分裂，“文字异形”的现象也就难免。古今皆然。所谓“我们靠汉字统一中国”云云，恰恰把谁靠谁统一的问题说颠倒了。
6.关于汉字前途，可以讨论，但是“不忙作出结论”。关于汉字拼音化问题，重要的是扎实的研究与实验，而非争论。把一段时间内不宣传拼音化的观点看作“放弃汉字拉丁化道路”，于是肆意攻击，大张挞伐之辞，皆因错误估计了形势。
7.21世纪是否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是想象，是预言，与对汉字的“科学研究”无关。任何一位爱国人士都可想象、都可预言中国的某一种宝贝将在21世纪发挥威力，从而说21世纪是某一宝贝发挥威力的时代。其实，这种想象和预言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五、超越常识的见解
《冤案》作者一面“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全面、彻底否定百年文字改革运动，一面颂扬安氏“汉字科学体系”，并将“一百多年来汉字学研究”贬为西方语言学的婢女与附庸，笔锋所至，遍及古今中外，大有踏倒一切，称雄天下之慨。但是，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浩大的声威下，作者的许多“见解”，却与人们的常识相左，雅而言之，曰“超越常识的见解”可也。为省篇幅，不必尽述，兹略举数例，以飨同道及尚未拜读此书之读者。
1.关于《说文》部首。《说文》部首，始一终亥，凡五百四十，“翻”过《说文》者岂有不知之理？可《冤案》却别有一说：
《说文》以小篆为主，并采录见于秦国所使用的籀文和六国古文，按514个标目（部首）编排。（页32）540为何减少到514？是笔误抑另有所据？通观全书，知并非一时笔误，“514”之数还屡有所见：
公元100年，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以小篆为主体， 分析字形结构，提出了514个标目即今日的部首……（页83）
《说文》是中国第一部字典，将所收集的字“分别部居”归类排列，共分五百十四个’标目”，是为部首之原。（页316）
中国著名汉字书法学家康殷先生研究《说文》部首，……一九九一年出版的《说文部首铨释》有514个部首篆字的书法，……（页317）
中国的汉字检字法从公元100 年许填在《说文解字》中创造五百十四标目发展为后世的部首检字法以来，近代又创造了音序检字法，……（页331）《冤案》作者一口咬定《说文》“标目”为514个， 确实大大超出常识之外！但是，根据在哪里？莫非他们手上真有一部中外古今唯一的“标目”为514个的《说文》不成？否则， 便只能认为高喊“昭雪汉字冤案”的专家们执笔之时竟然还没有“翻”过《说文》了。
2.许慎见过金文否？《冤案》说：
但《说文》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当时还没有发现甲骨文、金文，因此许慎不能全面、深入地说明汉字的历史发展。（32）言下之意，许慎连金文也没见到过。但是，汉代发现金文，《史记》、《汉书》皆有记载。《说文序》也写得分明：“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说可得略说也。”如未见过鼎彝之铭，又何来“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的认识。说当时金文发现还不多，倒是事实，说当时还没有发现金文——许君未见到过，则又超越读者现有的知识水平了。
3.关于“字”的说解。《冤案》说：
安子介指出：“公元100年， 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于‘字’的解释只有寥寥十三个字：‘字’，乳也。从子在宀下，也声疾置切。’意思是，是吃奶的，坐在屋里的‘子’。……”（页37）说许慎对“字”的解释“只有寥寥十三个字”，真不知从何“说”起！在另一处，《冤案》又说：
最有意义的是拼形会意的汉字字形，容易引起人的联想，例如文字这个“字”，公元100年时，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只解释为：“字，乳也。从子在门下，也声疾置切。”意思是，吃奶的，坐在屋里的“子”。“字”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呢？现代人，尤其是外国人不易理解。（页336～337）把“宀下”改成“门下”，再附以“也声疾置切”，休说现代人、外国人不易理解，恐怕连古代人也难理解，许君也会感到奇怪：难道老夫是如此解释的吗？众所周知，《说文》本身并无反切，因为许慎时代尚无反切，故偶注音读，亦仅云“读若某”而已。宋徐铉校定《说文》（世称大徐本），始据孙愐《唐韵》加注反切于每字之下，以便读者。据大徐本，许君原文应是：“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段玉裁注：“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
。引申之为抚字，亦引申之为文字。”）是《说文》对“字”的解释实际上才“寥寥”十字！《冤案》将反切（“疾置切”）纳入正文，而且把“乳也”歪曲成“吃奶的”，把“子亦声”篡改成“也声”，一并算在许君头上，许君地下有知，亦当连声呼“冤”！
4.甲骨文“亡”的字义。《冤案》说：
“亡”在甲骨文已多见，其义和现代用法相同。（页160）甲骨文“亡”是常用字，大量卜辞文例说明，“亡”均读为“无”，如称亡雨、亡得、亡它、亡尤、往来亡灾、旬亡祸皆是。其“义”与现代的伤亡、死亡、亡国、亡命、逃亡等等的“亡”“用法”大不相同。
5.关于韦编。《冤案》说：
编“简”成“策”，用丝绳编的，称“丝编”，用皮编的称“韦编”。关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记载，说明在孔子时代书写还处于应用竹片、木板的阶段。（页68）近几十年来战国秦汉竹简出土不少，谁见过“用皮编”的简策？称韦编为“用皮编的”，实系误解韦字所致。其实，“韦编”之韦，为纬的初字。在纬字产生以前，凡纬皆用韦，读为横线的纬，不读兽皮之韦（围音）。简为直的经，编绳是横的纬，这就把竹简编联在一起，故曰“韦编”。直白言之，韦编就是编竹简的横线，实与兽皮无涉。（注：关于“韦编三绝”，先师商承祚先生有专文详论，见所著《“韦编三绝”中的韦字音义必须明确》，载《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05～108页。）
6.曹雪芹是哪个民族的文学家？《冤案》的说法也是石破天惊：
我国名扬中外的文学巨著《红楼梦》是汉字文化的颠峰之作，它的作者曹雪芹是清代满族文学家。（页186）这也超出我辈常识之外。好在我的同事曾扬华是当代红学家之一，蒙他见告：曹雪芹祖籍是河北还是辽宁，红学家意见尚不一致，但曹雪芹生于南京，是汉人，则红学家们无异辞。曾氏所著《红楼梦引论》曰：“曹家先世本为汉人，其远祖在明与后金（清朝入关前的国号）交战中降了后金，据《清实录》提供的材料，曹家的上祖曹振彦早在后金天聪时期已是多尔衮所率正白旗的属下。”（注：曾扬华：《红楼梦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27页。）曹家与清皇室虽然关系贴近，但“曹家先世本为汉人”，曹雪芹属于汉族，乃是毋庸讨论之事，怎么变成了满族文学家？其实征诸当代，满族文学家以及书法家，尚有健在者，何必硬拉着雪芹公充当“满族文学家”！
7.关于江苏国、广东国。《冤案》为“汉字拉丁化”描绘了极其可怖的结果——国家分裂：
他（炜按：指安子介）说：“西方字母的形式，根据历史说也是由象形而来，后来变成拼音，结果把欧洲分成大小十数个国家，各国文字不同，相互联结的纽带断了。如果中国早年也走这条路，早已出现了江苏国、广东国了。”（页17）
安子介指出，中国是方言很多的国家。方言由于其历史性、继承性和社会心理、方言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是不会被消灭的。如果汉字拉丁化，那就必将形成浙江文，广东文，四川文，江苏文等不同的文字。……汉字以形表义的特性使它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与作用，传五洲，达古今。……安子介指出：“西方字母的形成，根据历史说也是由象形而来，后来变成拼音，结果把欧洲分成大小不下十数国，各国文字不同，如果中国走了这条道路，早已出现了江苏国、广东国了。”（页159）
（两处引用安说，大同小异，是否不同文本，不得而知。）欧洲为何分成大小“十数国”，这是世界史学者们讨论的课题，离我们太远，姑且不论罢。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没有“走了这条道路”，所以没有出现江苏国，广东国。但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虽然没有走“这条道路”，仍出现过春秋战国、三国鼎立、南北朝、五代十国。而江苏古为吴国，后为越国所灭，不然何来《吴越春秋》！广东在战国时为受楚文化影响的地区，秦末汉初叫南越国（赵佗所建）。语言不统一，贸然使用拼音文字，当然会出现所谓江苏文、广东文之类，彼此看不懂。但若用“神奇的”汉字记录方言，又是如何？也能“超越时空”，“传五洲，达古今”否？传世典籍记有《越人歌》一首，凡三十二字：“滥兮抃草滥予昌
泽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注：刘向《说苑》卷十一：《善说》。参阅谭步云《先秦楚语词汇研究》，中山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现代人特别是能“见形知义”的先生们看得懂吗？再如潮州戏文《苏六娘》中林婆唱的“卜算子”：“伞子实恶持，葵扇准葵笠；赤脚好走动，鞋子阁下挟；裙裾榔枘起，行路正斩截。”《荔镜记》中的道白：“是谁力我一身泼得障湿”，“你力荔枝棪我佐乜”，（注：《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第789，446，450页。参阅曾宪通《明本潮州戏文所见潮州方言述略》，《方言》1991年第1期。 ）苏州人当然无法看懂。而苏州评弹中的唱词、说白，凡属方言土语的，拿汉字写下来，广州人、潮州人看了，也难免“一头雾水”，感到不知所云。如著名的《三笑·祝枝山说大话》里的一些句子：
前门勒浪山海关，后门勒浪虎丘山。
当中横里要住客栈。
说我竹枝山屋里厢日朝在翻门槛，他说翻门槛是我竹枝山行出来。
仙菜倷是野野歪歪弄仔仙人肩格浪去，我几个仙人都轧道。（注：《苏州弹词流派唱腔·徐调》，中国音像大百科编辑委员会编，上海音像公司出版发行，1988年11月。）这样的文字，若要“通五洲”，办得到么？若硬要说什么“文”，称之为“江苏文”、或“苏州文”，恐怕倒是可以的。当然，上引潮州戏文也可呼之为“广东文”或“潮州文”了。
六、“罢绌”、“顶背”之类
《冤案》的用词也颇有令人惊讶处。如称“罢绌百家”：
两千年来，汉武帝和董仲舒“独尊儒术，罢绌百家”，在诸多论者眼中似乎已成定论。其实“罢绌百家”不过是班固的评论之辞（《汉书·武帝纪赞》）。（页173）其实，《汉书·武帝纪赞》的原文是：“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黜与绌虽然同音〔chu 〕，有时也可相通，但作为成语，却历来只称“罢黜百家”，而未闻有“罢绌百家”之说。
又如称“顶背”
……王永民先生已经是“登泰山而小天下”，中国的同业难以望其顶背。（页329）背，当然指背心，后背；顶，“颠也”，指人之头顶。顶背连言，可谓古怪。其实，本有现成的“项背”一语。项，“头后也”，即颈的后部。“难以望其项背”，是喻前后相距甚远，后者很难看清先进者之背影（后颈与背心），实与“望尘莫及”意近。与此相关者，则有“项背相望”一语，谓前后相顾。
此外《冤案》一书引《左传》“成功四年”，“成功十一年”（页38），“成功”显系“成公”之误（或系排印之误），所谓“鸿义巨著”（页324）亦当为“鸿篇巨著”或“鸿文巨著”；“亡钟”（页71 ）亦不合语言习惯，当称“丧钟”。
笔者举出上述令人惊讶的用词之例，毫无讥笑之意，只是想借以说明，汉字确实难学难用，要准确无误地使用汉字则尤难，稍一不慎就会弄错。所谓“中文几乎不需要创造新字，只上下左右交换个先后位置，就能在三四千字中打滚”（页344）云云，若是根基不深， 随意“交换”，“打”起“滚”来可真麻烦了，可能一直“滚”而爬不起来了。
七、结语
我愿重复说一句，尽管我对香港爱国知名人士安子介有关汉字的一些见解不敢苟同，但对安氏仍怀有敬意，因为他毕竟为香港的繁荣与回归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有关著作于外国人学习汉字，于汉字教学，也是有贡献的。
《冤案》把安子介关于汉字的研究捧上了天，而且给他戴上“昭雪汉字百年冤案第一人”的桂冠，从而把他推到了百年文字改革运动亦即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对立面。这可能是安氏阅读《冤案》初稿时所未料及者。
《冤案》嘲笑和指摘百年语文现代化运动，从根本上反对文字改革，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仔细看看，书中新货色并不多，“超越”常识者倒有不少。
对语文现代化事业而言，对以语文现代化为自己旗帜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而言，《冤案》的出现，并非坏事。诚如原国家语委党组书记林炎志所言：反对的声音“充分表现也有好处，使人们看清了反对派的底牌。不过如此而已，还有什么新鲜的？”（注：林炎志：《高举语文现代化的旗帜，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论丛》第2辑， 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奉劝《冤案》作者及有关人士一句：做学问，总以认真老实为上，花拳绣腿，成不了气候。要想就汉字问题讲话，反对文字改革，而且从甲骨文讲到简化字，还是先花点气力读几片甲骨文，读几篇铜器铭文，将《说文序》弄明白了，再执笔讨伐不迟。
1998年6月，写于中山大学
附记：本文曾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三次学术会议上宣读（1998.10，昆明），得到许多与会学者的支持与鼓励。会后， 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宝华老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伍铁平先生，中山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王宗炎先生读到本文，先后赐函表示肯定与支持。伍铁平先生并以其《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第二次印刷本赐赠。谨此志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