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风遗响 工部精神——清初关中诗人李念慈及其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中论文,工部论文,清初论文,诗人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3)06-0033-07
清初诗坛百派争流，群星璀璨，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又一个繁盛时期。而关中诗坛创作之兴盛亦名闻海内，颇为时人称道。计东《西松馆诗集序》云：“明则空同崛起，主持一代之诗教，诗之系于秦久矣。今昭代诗人林立，而秦中为盛。”[1](P105)朱彝尊《王崇安诗序》亦云：“予求友于关中，先后得五人：三原孙枝蔚豹人、泾阳李念慈屺瞻、华阴王弘撰无异、富平李因笃子德、郃阳王又旦幼华。五人者，其诗歌平险或殊，然与予议论未尝不合也。”[2](卷三十六)学界对孙枝蔚、王弘撰、李因笃、王又旦的诗歌创作已经有了初步探讨，但是对于李念慈诗歌的研究却极为薄弱，至今未有成果问世。
李念慈(1628—1699)字屺瞻，号劬庵，陕西泾阳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曾任河间司理，因平反冤案被仇家诬陷下狱，会京师地震，朝廷大赦天下而脱罗网。康熙六年(1667)补官廉州，刚到任即裁缺免官，困居广州一年。后改任新城知县，未二年又因催科不力罢官。“三藩之乱”时入绥远将军蔡毓荣幕，在湖南转送粮饷有功，再授竟陵知县。康熙十八年(1679)，与孙枝蔚同举博学鸿辞，未能入选，遂辞官。入杨素蕴幕府，杨素蕴卒，李念慈为董理其丧。晚年归乡终老。
李念慈一生喜游览，从关中至京师，又南游吴越、岭南，晚年行迹至荆楚、蜀中，交游极为广泛，其友人中既有孤忠守节之遗民如顾梦游、徐夜、孙枝蔚、吴嘉纪、方文、邓汉仪等，也有国朝名士钱谦益、王士禛、施闰章、周亮工、李楷、高士奇等。李念慈一生仕途坎坷，但对国家命运极为关心，对下层百姓至为关怀。他的诗歌继承了杜诗的精神，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清初风云变幻而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堪称“诗史”。李念慈诗也很好地继承了“秦风”的传统，使得关中诗坛独特的地域风格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著有《谷口山房诗集》三十四卷，《文集》六卷。
一、工部精神：李念慈诗歌的思想内容
李念慈和杜甫一样，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文化世族，这样的出身背景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李念慈祖上最著名者为李世达，是明万历间名臣。李世达为官清廉，为人刚正不阿，敢于和黑恶势力斗争。万历二十一年(1593)，“与吏部尚书孙鑨同主京察，斥政府私人殆尽”[3](P5795)，又为赵南星等正人鸣冤，为东林人士推重。卒赠太子太保，谥敏肃。念慈父李绍荫虽未有功名，但宅心仁厚，“不为町畦崕绝之行，尤重然诺，急人患难”[4](卷十六，《李太公墓志铭》)，赢得了乡人的敬重。李念慈正是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志向远大，刻苦读书，希望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他在《答主人》诗中曾说：“圣贤有至理，典籍森昭垂。淑身及济物，其道咸在兹。……入官欲行道，岂为好爵縻。我本廉吏后，幼攻书与诗。颇亲名理趣，敬业日孜孜。”[5](文中所引李念慈诗，均见《谷口山房诗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为避免繁复，以下只注篇名)其《谦儿》诗中又谆谆教导其子：“家贫世方乱，儒术不谋生。服贾近市侩，何如习躬耕。古人带经锄，岂为世上名。幼学先孝弟，本不出户庭。苟能立而身，亦足嗣家声。”
李念慈的人生理想是“入官欲行道”，也就是施行儒家的“仁政”，这也是杜甫毕生孜孜以求的理想。可是李念慈生不逢时，在明清之际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儒家的仁政是很难实现的，因此他坎坷终身。儒家主张“华夷之辨”，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6](P2466)孟子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7](P125)但是，在正统儒家看来，清初正是以夷变夏，“披发左衽”的时代。清朝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后要求汉族人剃头发、易服饰，引起了汉族士人普遍的抵抗。许多士人宁愿杀头捐躯、剃发逃禅，也不愿为清朝统治者服务。但是李念慈为了家族不得不参加科考，这和很多清初士人如王士禛、施闰章一样为无奈的选择。
儒家仁政的另一个含义是“爱人”，让人民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孟子曾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7](P162)他的理想是让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7](P17)。杜甫也希望“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8](《蚕谷行》，文中所引杜甫诗，均见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为避免繁复，以下只注篇名)。但是李念慈生活的那个时代，战乱频仍，灾荒不断，加上统治者的苛政和地方官吏的贪婪，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在任地方官时，勤政廉洁，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人民减少苦难，“虽复百里内，亦欲苏黎元”(《应辟去竟陵作》)正是他美好愿望的自白，但是壮志难酬，处处碰壁，诗人不得不慨叹“举动见肘製，有志安能伸”(《应辟去竟陵作》)。康熙三年(1664)，他被任命为河间司理，当地曾出现旗人野蛮圈地并借“逃人法”敲诈百姓的现象，李念慈极力阻止，因此被仇家中伤而拘于狱中。其《答主人》写道：“前年任瀛海，其郡号冲疲。十田九被圈，百姓绝生资。……窝逃与匿盗，任意成飞辞。狱吏畏其锋，贬法相诡随。善良那得直，忍创独含悲。我性太迂梗，按法悉绳治。穷民稍安堵，我身乃转危。竟被含沙射，经年逐拘提。”康熙七年(1668)，李念慈任新城知县，当时此地水患频仍，居民大多逃亡，但朝廷强制十二年积欠并征，历任官员因催科不力而受惩处，李念慈也因此报罢。其《出新城作》有句云：“民艰终愧图难尽，政拙犹惭补未遑。郑谷有田堪送老，齐门无计为除荒。”可见他的无奈和感伤。
李念慈和杜甫一样，在童年时期也有过一段安定幸福的生活，所以这种太平时代成了他们终身追求的理想目标。杜甫《忆昔》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纶鲁缟皆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李念慈生于崇祯年间，虽然当时社会已经矛盾重重，但他的家乡还未受侵扰，过了一段幸福的童年生活。其《感述》云：“伊我初生时，不知平世乐。仰承祖宗泽，饱食颜沃若。鲜衣骄同辈，踊跃逐群嬉。吹箫与图绘，抚桐兼围棋。是时家虽落，冻馁未侵迫。正赋亦易完，出入多闲适。”正是由于他们都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太平日子，看到过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所以对儒家的政治理想深信不疑，总是希望那样的太平时代能够再度降临人间。同时，他们也对破坏人民安定幸福生活的乱臣贼子深为痛恨。
儒家极其重视“修身”，这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要条件。曾参曾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6](P2487)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7](P141)杜甫青年时即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远大理想，即使后来饱经丧乱，他也没有改变初衷：“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伟大的人格造就伟大的诗人。这种“伟大的人格”，不仅包含正直、善良的品性，而且必须拥有阔大的胸襟和刚毅的精神。沈德潜曾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9](《说诗晬语》，P524)薛雪也说：“诗文与书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欬、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9](《一瓢诗话》，P679)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圣”，正因为他有正直刚毅的人格精神。
清人贺瑞麟有言：“关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质直，而其士风亦多尚气节而励廉耻，顾有志为圣贤之学者，大率以是为根本。”[10](P125)李念慈是清代关陇士人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继承了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虽然看到清初社会的黑暗，但还是不愿改变初衷，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殉道精神。《思归行》云：“生不逢怀葛与羲皇，谁能饱食无忧伤。长安贵游多年少，自惭罄折形仓皇。文章未可裨缓急，安能趋走空踉跄。……饥来驱我思变策，还顾肮脏复不可。”他在《答方田伯书》中还说：“念今世仕宦，舍道则进，守道则退。既不能行其道，犹可为明道之言，以俟后世。”[5](P810)他也看到了社会上许多斗智弄巧之人要么飞黄腾达，要么身败名裂的现实，曾感慨说：“捷者固可羡，覆者亦可怜。毋宁守轨辙，循分得所安。”(《驱车行》)李沂曾说：“劬庵凡述怀作，自道生平梗概，辄洒洒数百言，如大江东注，不可止遏，何其富于才而啬于遇耶?然迹其诗中，自讼自遣处，盖实有见于道而确然能守，则其不偶也，盖未可以世俗得失论之矣。”[5](《谷口山房诗集评》，P519)深刻地揭示了李念慈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他对人生信念的执著。
儒家谴责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孟子曾说：“厨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7](P9)杜甫也谴责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而李念慈所处的清初社会，贫富悬殊更为严重。其《盛筵》云：“达官一夕燕，贫家终岁食。同室叠主宾，约计千金值。觥筹连旬日，中人产可则。”《思归行》更云：“权贵门前多长裾，鱼肉满堂食客坐。”他还看到了朝廷横征暴敛、社会贫富悬殊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其《闻滇、闽、粤三藩告老各允归安插》云：“诸王拥兵过百万，南北协饷尚骚然。四方水旱亦时有，老弱岂尽免颠连。搜刮利孔无遗剩，锱铢亦入公家编。蠲租之诏虽屡下，天下百姓无一钱。”康熙十八年(1679)，京师地震，皇帝下诏罪己，李念慈认为天灾无法预测，但人祸可以消除，他说：“弭灾在本根，应天当以实。民生久不聊，公私罄搜括。遂使天下财，万流汇一窟。四海尽寒心，东南正卼臲。大法小乃廉，源清流自洁。”(《纪异》)所有这些，无不表现出诗人关怀民生、不满苛政的仁者情怀。
儒家反对“不义”战争，孟子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7](P175)杜甫也讽刺唐玄宗穷兵黩武：“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明末清初战乱频繁，农民起义，清军入关，反清斗争，三藩之乱，无不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人间惨剧。由于李念慈出仕清廷，故对农民起义和抗清力量多有歧视，统以“盗”“贼”称之，这是他的历史局限。但在“三藩之乱”时，他坚定地支持清朝政府的统一战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也是出于他的仁政思想，因为战争必然给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其《纪事口号》其四云：“小釜游魂且自尊，八闽那可抗中原。青丝白马终当灭，厦岛铜山岂假存。”表现了对国家统一的渴望。而他对战乱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尤为关切。其《军中纪事》云：“振策经辰溪，不复见居人。远望有墟落，既至但空村。闾巷洞一视，夕日照危垣。破柱犹撑立，其半砍为薪。雌雉伏灶间，猛虎嗥后门。干戈无时歇，寇退兵复屯。牧马遍原野，寸草安得蕃。欲播罂无种，欲耕皁无犍。民困亦已极，苍天胡不仁?”他还频频感叹“何时偃兵戈，天下少饥寒”(《秋夜》)，“但愿世难平，敛薄苏疮痍”(《出门》)，均表现了他向往太平、痛恨战乱的仁爱精神。
众所周知，杜甫不但反对不义战争，也反对滥杀性命，他曾说：“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表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恻隐之心。李念慈也反对滥杀无辜的行为。其《秋风》云：“东南列战垒，金鼓日夜惊。彼此矜杀伤，孰非天地生?阴阳有和气，燮理无乖睽。”在平定三藩之乱时，诗人更严厉地谴责了清兵对滇黔人民的杀戮和抢掠。《军中纪事》其十云：“转斗荡群寇，禁军亦踵至。昨报复沅州，弹压资精锐。……蔡人即吾人，朝廷岂异视。不知何营卒，旁掠敢纵恣。”这种悲天悯人的精神都渗透在《谷口山房诗集》的字里行间。
李念慈的从军诗不但真切地反映了百姓在战乱中的苦难生活，而且真实地记述了战争的发展状况，堪称“诗史”。其《军中纪事》、《杂诗》、《军中口号》等多有小序，展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爱憎态度，可印证史籍所载，补史料之阙失。如《杂兴十首》其一“序”云：“先是安亲王夺茶陵，抵长沙，以调吉安府，守将从征，府遂为别寇侵据，而沅州亦多草寇妨运，平南王薨，其子之信遂叛粤东梗化。”证之《清史列传》、《清史稿》等史籍，纤毫不差。其五云：“婺水新安富丽乡，寇来邻郡岂周防。千村扫地连舂磨，万室飞烟起盖藏。夜半月明空燕垒，春风雉雊旧鱼梁。荒残碧树茶村冷，谁辨山源七盌香。”“小序”云：“徽州为饶州乱民杀掠，至掘地剥梁碓磨无遗存者。”这和杜诗《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一样为当时战争的真实载录，可以以诗补史，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难怪顾景星说：“空同《秋兴》乃悬虚而说，劬翁此诗乃摭实得之，忠悃殷忧，才力识力俱在其中。”[5](《谷口山房诗集评》，P518)
二、秦风遗响：李念慈诗歌的艺术渊源
“秦风”本指《诗经》十五国风中的十篇秦地民歌。其内容以描写从军战斗生活为主，诗风刚劲质朴，慷慨激昂，在《诗经》中较为独特。因为当时秦国地近边陲，常受西戎骚扰，大敌当前，使秦人养成“好义急公”、“修习战备”、“尚武勇”、“尚气概”之风尚[11](P14)。当然，秦陇地域诗风正式形成并产生广泛影响，要到明代中期以后。明代文学复古派巨子李梦阳、康海、王九思均为秦陇人士，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正是对地域文化的高度重视和自觉继承。李梦阳是当时诗坛领袖，“才力富健，实足以笼罩一时”[12](P1497)。陈子龙《皇明诗选》云：“献吉志意高迈，才气沉雄，有笼罩群俊之怀。其诗自汉魏以至开元，各体见长，然峥嵘清壮，不掩本色，其源盖出于秦风。”[13](P45)后来学者论秦陇诗人之创作，多以“秦风”、“秦声”标的。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胡缵宗诗“激昂悲壮，颇近秦声”[12](P1571)，评孙枝蔚“诗本秦声，多激壮之词”[12](P1636)。
但李念慈诗在清代多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他继承了“秦风”传统，也有人认为他的诗歌并非“秦声”。如施闰章《李屺瞻诗序》云：“屺瞻，秦人也，余见之孙豹人坐上。其雄爽之气勃勃眉宇，自秦之晋，南游江淮，所遇山川风物，寄兴属怀，情随境移，蔚焉蒸变，观其羇旅无聊不平之作，盖秦风而兼乎吴、楚者。”[5](P509)计东《观屺瞻射猎八韵》亦云：“归来吟《驷驖》，豪宕发秦声。”[1](P105)他们均认为李念慈诗有秦风传统。不过，钱谦益却说：“余观秦人诗，自李空同以逮文太青，莫不伉厉用壮，有《车辚》、《驷驖》之遗声，屺瞻独不然，行安节和，一唱三叹，殆有蒹葭白露，美人一方之旨意，未可谓之秦声也。”[5](P512)后人多剿袭钱说，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李念慈即说：“其诗吐属浑雅，无秦人亢厉之气。”[12](P1650)
钱谦益认为李念慈诗非“秦声”，与其诗学批评观有密切联系。钱谦益在明末清初要主盟诗坛，分析历史，自选路径，即力排李梦阳等复古派和钟惺等竟陵派诗人。他认为，李梦阳“生休明之代，负雄鸳之才”，“一旦崛起，侈谈复古，攻窜窃剿贼之学，诋諆先正，以劫持一世。”[14](P311)钱谦益既对复古派激烈攻击，又对“秦风”进行批评，更失公允。他认为李梦阳等人诗歌“亢厉用壮”为秦声，而李念慈诗“未可谓之秦声”，其实犯了逻辑的错误。因为《车辚》、《驷驖》、《蒹葭》在《诗经》中都属《秦风》。他这样说，目的还是为了批评李梦阳等复古派。其《王元昌北游诗序》明确说：“秦之诗莫先于秦风，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谓‘秦声’也。自班孟坚叙秦诗，取‘王于兴师’及《车辚》、《驷驖》、《小戎》之篇，世遂以尚气力，习战斗，激昂噍杀者为秦声。至于近代之学杜者，以其杜诗为杜诗，因以其杜诗为秦声，而秦声遂为天下诟病，甚矣，世之不知秦声也。”接着他又批评李梦阳等人“不知原本，猥以其浮筋怒骨，龃齿畔牙者号为杜诗，使后之横民以杜氏为质的而集矢焉，且以秦声为诟病”。[15](P931)“秦声”被钱谦益等人诟病的原因，主要由于李梦阳等人“以其杜诗为杜诗，因以其杜诗为秦声”。钱谦益把矛头指向李梦阳，致使“秦声”也受牵连。
客观地说，钱谦益对明清时期学杜诗者的弊端认识比较清楚，自有其诗学贡献，但他褊狭的性格和为我所用的目的导致其论诗多有矛盾。为了批评复古派，甚至要一笔抹杀“秦风”中独有的慷慨激昂之气，则更为偏激。不过，钱谦益关注关陇诗歌渊源，其论述极有创见：“秦之诗莫先于秦风，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谓‘秦声’也”。他又强调，“自汉以来，善言秦风，莫如班孟坚。而善为秦声者，莫如杜子美。”[16](《学古堂诗序》，P841)清初关中诗人多有学杜诗者，钱谦益也没有全部否定，他曾评关中诗人韩诗：“圣秋，秦人也，而工为杜诗。生斯世也，为斯诗也。《癸甲》之篇，拟于《北征》，可以兴，可以怨矣。论圣秋之诗者，谓之秦声可也，谓之楚哭可也。”[16](《学古堂诗序》，P841)
李念慈也专学杜诗，并继承李梦阳等倡导的秦中诗歌传统，这是当时学者都承认的事实。李楷曾说：“吾弟屺瞻氏生平学杜陵。”[5](《谷口山房诗集序》，P507)顾景星评李念慈诗，也多与杜诗相提并论。他曾说：“《军中》十四首，虽起杜陵老子亦不能过，胸次高深，老笔盘诘，有此巨篇，谁敢争坐?”又说：“蜀道诗状景写情，自然高爽，老杜本宗康乐而变其狭涩，是以千古，劬翁岂后来独步欤?”[5](《谷口山房诗集评》，P518)魏宪《百名家诗选》评李念慈诗：“此率真诗也。汰昌谷之险涩，敛太白之粗豪，去辋川、彭泽之萧淡，骎骎乎其进于少陵者乎。曩空同以诗鸣北地，议者谓得杜之神，劬庵固地灵所钟也。”[17](P339)后来许多学者注意到李念慈诗与李梦阳倡导的关陇诗歌之渊源关系。如施闰章《答关西李屺瞻进士(有登华岳诗)》即云：“有美西秦客，清歌正始存。雄心侵北地，侧目向中原。”[18](卷四十三)王岱《都门赠李屺瞻》亦云：“崆峒崛起后，斯道遂中微。赖有泾阳出，方能大雅归。”[19](P241)他们都认为李念慈继承了秦风传统，追步李梦阳，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正如学界所公认，大诗人的风格都不是单一的，杜甫诗虽以“沉郁顿挫”为主，但也不乏《水槛遣心》、《江畔独步寻花》等清新明丽之作。而李梦阳诗虽被人们认为“峥嵘清壮”，但也有如《圣泽泉》、《莺晓》等清丽和婉并富幽默感的诗歌，李雯曾说：“此老亦解作闺中语。”[13](P859)即以《秦风》来说，既有《车辚》、《驷驖》、《小戎》等慷慨激昂的战斗诗歌，也有《蒹葭》、《晨风》等清新缠绵之作。另外，清初关中诗人的活动范围并不囿于关中一地，不少人曾周游全国各地，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交流与碰撞中，形成了多元化的创作风格。李念慈长期宦游南北，深受各地文化浸染，所以施闰章评其诗“秦风而兼吴、楚者”，都可看出多元文化融合对诗人创作的影响，其诗歌风尚必然呈现出多元化倾向。
李念慈继承“秦风”传统和学习杜诗的成就非常明显，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在清初诗坛较为突出。
首先，李念慈诗歌具有“秦风”刚健质朴之气。《诗经·秦风》多写从军战斗之事，慷慨激壮，语言质朴。后来的秦陇诗人大多继承了这个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李念慈不但学问渊博，也极具武勇精神，大有辛弃疾之风。其《小猎答王筑夫见赠》云：“雕弓初燥紫骝肥，雪尽平原好合围。狐兔成擒聊复纵，豺狼若在未应归。”计东《观屺瞻射猎八韵》称赞其：“襜褕貂半臂，结束爱身轻。马作飘风势，弓调礔礰鸣。合围张阵脚，列骑偃长城。俊骨联拳疾，饥鹰独爪明。”[1](P54)李念慈《将返荆州军中别汪舟次文学》也大有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他的诗中也多写从军战斗生活，多激昂劲健之作。如《军中口号》其六写道：“火炮谁为定绝昆，洞函落鸟倒城垣。阵前全倚排枪力，射虎穿杨总不论。”激烈的战斗场面用简练的语言描写出来，使人如临其境。
其次，李念慈诗歌也有杜诗“沉郁顿挫”之致。杜甫在《进雕赋表》中曾说其诗“沉郁顿挫，随时敏捷”[8](P2172)，而后世也大多承认其诗的主导风格为“沉郁顿挫”。“沉郁”主要指思想感情深厚；“顿挫”主要指诗歌语言、声调、结构等富于变化。而“沉郁顿挫”就是诗人将深沉广阔的思想感情用富于变化且结构严密的诗歌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一种整体的美学风格。李念慈对杜诗这种典型的审美范式心向往之，他的许多诗歌也有“沉郁顿挫”之致。
如前所述，李念慈和杜甫一样具有儒家“兼善天下”的仁者情怀，对国家和人民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不管自己穷达利害，都对国家命运和百姓生活至为关怀。苏轼《王定国诗集叙》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20](P368)杜甫“一饭未尝忘君”，更何尝忘民，其在穷困潦倒、幼子饿死的情况下，还说“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李念慈在屡遭打击，仕宦坎坷的时候，也未尝忘记国家和人民。其《荆州述怀》云：“四海半兵戈，民生更凋敝。那堪数州氓，供给众多税。邦本有崩摧，朽索谁能制。攘外内须安，所贵择良吏。大臣国股肱，宜权轻重势。进贤犹恨晚，私亲岂其利。”其忧国忧民之仁者情怀，体现得尤为深刻。故顾景星说：“荆州六首，须与工部《诸将》五首同读。”[5](《谷口山房诗集评》，P518)他对战乱年间的百姓更为关怀。其《楚警》曰：“滇黔兵罢几经年，又报新烽照楚天。甲卒冲炎趋夏口，将军逆浪进楼船。即愁师旅骚多郡，却恐供输竭逝川。民力东南犹未复，庙堂何幸计安全。”
李念慈富有深沉广阔的情思，他的诗歌也极有纵横变化之致。其诗各体兼备，古体苍劲质朴，近体格律严整，全面地吸收了杜诗的艺术养分。顾景星曾说：“劬庵五言古在选体、中唐之间，其光洁不可及，而无一字戾于法。七古充实完畅，激荡洋溢，往往于结句方见笔力，盖古人谓七言古以结处征才，所谓千军万马，寂若无声是也。五七律皆以理气为骨，而音节深浑，尤长于述事肖物，不可挪移，五排开阖铺序，俱极老道。七排才气足以驱使法律，整齐绝无饾凑。五绝本以含蓄为三昧，劬翁于最淡处最有余韵，如空山清磬，一声已足，七绝已入唐人之奥，至妙处不容言赞。”[5](《谷口山房诗集评》，P519)可见李念慈能够“转益多师”，兼收并蓄，并能推陈出新。其《河薪叹》、《出门行》、《偶作》、《驱车行》等苍凉高古，已入汉魏古乐府之堂奥。其《刚成屯》、《林公行》、《鸣锣篇》、《封船行》等即事名篇，纵横开阖，纯从杜甫乐府歌行变化而来。如《刚成屯》云：
夜宿刚成屯，一老负其孙。两面俱菜色，手持树叶餐。苦称穷饿急，乞食活朝昏。为我数邻里，十家九不存。月终雨如啬，尽去空此村。亦有好室庐，捐弃随人奔。民生习危乱，岁饥有变翻。居恐逢迫胁，相随遭戮冤。不如之他方，展转草树根。饿死免恶名，犹幸为良魂。听此讵忍尽，感叹莫为言。
诗中描写百姓在战乱年间背井离乡、病饿死亡的惨剧，字字血泪，不忍卒读。而百姓宁愿远走他乡，也不愿为乱兵和暴民胁迫，“饿死免恶名，犹幸为良魂”，更是清初特殊年代人民无所适从的真实写照。诗歌苍凉悲愤，沉痛感伤，读之让人涕下。
儒家强调诗歌要“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可是诗人在感情激愤之时，很难做到怨而不怒，往往怒形于色。例如《诗经》中《硕鼠》、《相鼠》、《巷伯》等就可谓愤激之诗。《巷伯》诅咒进谗言的人：“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21](P415)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孔子并没有将其删掉，因为它“无邪”，真实地表现了诗人的内心情感。杜甫诗中也有这种怨而且怒的诗句，如“炙手可热势绝伦”(《丽人行》)、“哀哀寡妇诛求尽”(《白帝》)等，后人多有批评，认为不合温柔敦厚的诗教。其实这些杜诗正合于《诗经》“无邪”的传统。李念慈也主动追求这样的真诗境界。其《计甫草甲辰草题词》云：“夫诗本性情，非可诡焉为之，人不能无所求于世而遭遇殊，则悲愁喜悦各积于中而不能已于言，故有欢乐怨怒之音，皆性情也。……故《诗》三百篇亦多幽愁忧思悲愤激切之作，而其教要于温柔敦厚。”[5](P865)虽然他承认诗要归于“温柔敦厚”，但也肯定了《诗经》中的“幽愁忧思悲愤激切”之作，因为这些诗作都出于“性情”，是“真诗”。李念慈也有许多悲愤激切之作，如《异时》、《盗贼》、《荆州杂兴六首》、《纪事口号七首》等揭露军队腐败，谴责横征暴敛，言辞尤为激愤。其《荆州杂兴六首》其三云：“军兴中饱固营私，核实宁堪较粒丝。昨日城边开玉帐，移时市上卖金羁。偏裨粱肉粗能给，甲卒瓶罌罄不支。啮膝追风多饿死，徒行愁杀荷戈儿。”他听说户部尚书米斯翰死了以后，更是发出了“搜刮民生尽”、“祸本为先除”(《闻户部尚书米斯翰死》)的愤怒呼喊，完全掀掉了“温柔敦厚”的虚假面具。
然而，如果李念慈的诗歌多是这种愤激叫嚣之作，也就失去了诗歌所具有的含蓄深沉之美，而他正是主张诗歌要有含蓄之美的。其《赵秋水近诗序》云：“赵秋水先生生河北，得气之厚而悲歌慷慨之习，又自古为然。况抱才不遇，奄至皓首，则不平积其胸，为诗文宜乎其粗豪亢直凌厉也。今而何其大而非肆，雄而浑，直而壮，伟而能，含蓄蕴藉欤?”[5](P822)可见他是以含蓄蕴藉为诗歌最理想的审美境界。李念慈诗也多有言外之致，含蓄之美。钱谦益评其诗“一唱三叹，有蒹葭白露，美人一方之旨”，徐世昌也认为其诗“绞而婉绰，有弦外之音”[22](P164)。其《新妇》云：“新妇容颜比蕣华，妆成心拟众人夸。阿婆蓝褛无儿女，偷借邻灯夜绩麻。”用新妇之华丽富贵对比阿婆之贫困潦倒，真有“不尽之意，含于言外”。三藩之乱平定后，朝廷派人去云南搜求吴三桂宫女送往北京，李念慈对此进行了委婉的讽刺，《闻特遣中使迎催滇来宫女船已抵武昌》云：“事败身存赂并迁，舞衣不试忽经年。已迷旧梦花辞树，敢望新恩路向天。迎劳星驰中使马，愁思寒压外江船。更怜埋玉沿途在，多少春魂泣杜鹃。”情思沉郁，婉而多讽，颇有含蓄蕴藉之美。顾景星曾云：“作诗必贵乎真。秋水芙蕖，真诗之辞致也。凶年菽粟，真诗之骨骼也。劬翁兼而有之。”[5](《谷口山房诗集评》，P519)准确揭示了李念慈诗歌丰富的艺术内涵。
李念慈也重视对诗歌意境的营造和语言的锤炼。其诗大多意境雄浑，语言凝练，体现出作者深厚的艺术造诣。如《阻风道士洑登西塞山》云：“西塞山前妬女风，杖藜骋望翠微中。楚江忽触危矶转，越舸初看锦缆通。洑溜深藏龙窟黑，茂林高隐寺楼红。故园燧火层云外，目断春天少北鸿。”境界阔大，意象苍茫，深得杜甫“夔州诗”之精髓。而“南纪楼船虚岁月，函关烽火达蓬莱”(《春晴戴鸿烈招饮登大别山》)、“帆开门对武昌出，岸转江吞汉水流”(《汉阳》)，同样雄浑雅健，凝练工稳，是律诗中的上乘之作。顾景星曾评其《巢云亭》诗云：“‘石桥渡马寒林外，木末归鸦返照中’，有能画得寒林，不能画出返照。杜诗‘野桥齐度马’可画，此不可画，虽由劬翁少年能画，从胸中景界得来，然此乃化工矣。”[5](《谷口山房诗集评》，P519)
综上所述，李念慈诗歌继承了杜诗“兼善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心忧黎元”的仁者情怀，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清初复杂的政治矛盾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诗史”，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其诗不但发扬了“秦风”所固有的激昂慷慨之气，而且具有杜诗“沉郁顿挫”之致。在诗人宦游南北，奔走四方之时，受多种文化之熏染，形成了多元并存的诗风特征，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在清初诗坛独树一帜。苏轼曾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23](《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P892)自中唐以后，杜诗几乎家喻户晓，学杜者如过江之鲫，但是真正能理解杜诗之精神，学得杜甫之气骨者为数不多。李念慈的诗歌创作继承了杜诗的真精神，是清代诗学宝贵的精神财富。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云：“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24](P216)李念慈和李、杜一样虽然未得高官显职，但他的诗歌创作为清代诗坛增添了光彩，为百姓发出了真诚的呐喊，值得后人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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