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西学思想的再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评价论文,思想论文,洪仁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利用西方近代文明以资国政的洪仁玕，是历史学界公认的改革家和中国近代化的前驱。对其吸收和引进西学的贡献，已有不少文章进行过探讨，并充分肯定。但对其提倡引进西方宗教的主张，则一向非议较多，认为是其学西方的一个误区。笔者认为，洪仁玕对西方宗教的吸收和利用，并不统统是消极的，须根据实际内容，结合历史条件加以具体分析，不宜简单笼统地下断语。恰当评价洪仁玕对西方宗教的态度，是恰当估计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的关节点。有感于此，特提出如下看法，以供讨论。
一、基督教是洪仁玕认识西方文化之媒
我们只要浏览一下洪仁玕的个人简历，便不难看出，他的西学知识来源于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
洪仁玕1843年开始与洪秀全一起“拜上帝”。1847年，他和洪秀全前往广州投美国传教士罗孝全门下学道。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外国传教士。他学习了《圣经》的汉译本，阅读了传教士写的劝世文，又参加了礼拜，学习了基督教的组织、仪式。当洪秀全在广西发动起义并首次占领城市的时候，曾派人回广东召洪、冯两姓族人参加他的队伍，于是洪仁玕带领族人前往。但到达约会地点时，队伍已经转移。洪仁玕只好跟随一个中国基督徒到了香港。1852年4月他见到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要求学习基督教并受洗礼。不久洪仁玕回到广东，1853年11月又第二次赴香港，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以后，洪仁玕与传教士接触渐多，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1854年春，他想取道上海赴天京，因交通阻梗，未能如愿，便在上海逗留了5个多月。其间他向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等学习天文历算，并帮助传教士工作以维持生活。他在传教士麦都思的指导下，写了一本注解新约的书，并与好些传教士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折回香港后，因韩山文已故，洪仁玕为伦敦会接受，任伦敦会布道师。从1854年到1858年，洪仁玕与伦敦会著名传教士理雅各共事约3年，与湛马士共事约1年。他除从事传教事务外，还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据《洪仁玕自述别录之一》载：其时，他在“洋人馆内教书、学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尽皆通晓”。他从广泛接触到的西方书籍中接受了西方政治、军事、科技、经济、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知识。
洪仁玕与西方人的交往很广，据《资政新篇》所记，与他“相善”的英、德、美、瑞典等国传教士就有理雅各、湛马士、米士威、合信、慕维廉、艾约瑟、韦律、罗孝全、俾治文、花兰芷、黎力居、叶纳清、韩士伯、韩山文等22人。可见，洪仁玕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很深，他的西方知识也主要得力于他们的传授。
洪仁玕是从接触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宗教开始，进而学习其他西方知识的。基督教是洪仁玕认识西方文化之媒，而基督教本身也是西方文化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洪仁玕是不可能把宗教从西方文化中分离出来的。他对西方文明有这样的认识：“夫所谓上宝者，以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圣神爷之风，三位一体为宝。一敬信间，声色不形，肃然有律，诚以此能格其邪心，宝其灵魂，化其愚蒙，宝其才德也。中宝者，以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①]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洪仁玕认为，西方文明是一个先进的、高于中国的文明。他不但把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完整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接受下来，而且把它列为“上宝”，这便是洪仁玕的“西方文化观”。洪仁玕还认为，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基督教新教是西方强国的意识形态，凡是信仰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其国力必强。他说，英吉利为最强之邦，花旗邦（美国）礼义富足，两邦皆以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立教，另外，德国、法国亦是信上帝、基督之邦，邦势亦强；而土耳其邦不信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仍执摩西律法，不知变通，故邦势不振，俄罗斯邦百余年前亦未信天兄，受人欺侮，后来大兴政教，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也。他又列举了亚洲的一些落后国家如波斯、马来西亚、蒙古、新加坡、印度等，因为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拜偶像，故其邦多衰弱不振。实际上，基督教新教确实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而基督教本身也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中得到了改造。洪仁玕并没有对基督教与西方富强的关系作出理论上的研究，只是从归纳法上直觉地感知基督教与西方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对西方文化的整体接受是洪仁玕学西方的特征
洪仁玕是当时最为了解西方的少数几个中国人之一，他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认识比之一般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高出一个层次。那时，即使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开明分子，也只是从某个角度去观察西方世界。他们误认为西方文明这个整体是可以切割的，而且各部分可以孤立地存在，只要把它们逐个地从资本主义肌体上切割下来，简单地移植到中国的肌体上便成了。因此，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和感受，便循着“器物——制度——精神”这三个不同层次递进。洋务派对西方的认识和学习，先从器物入手，提倡中体西用，反对改变中国中世纪的政治传统和精神信仰；维新派虽提倡改革中国政治但固守孔子学说。而洪仁玕对西方文化的总体认识，使他提倡学习西方的时候，一入手便体用并进，器道并学，学习的范围比当时很多学人所提倡的要多出很多，表现了他以更开阔的眼光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开放心态。从这点上说，洪仁玕较之同时代的改革人士走得更快更远。
另外，洪仁玕否定儒家正统礼教，肯定西方的精神道德，表现出他立足于取代清王朝和封建名教等意识形态的革命立场，这与中国士大夫中的改革派也是截然不同的。他是在否定和抛弃了孔子的儒家道统之后再去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在固守中国儒家道统的同时去批判接受西方意识形态。
如何看待洪仁玕这种对西方文化的整体认识和全盘接受？我认为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积极方面看，第一，洪仁玕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探索中，作出了大胆的尝试。自从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便面临着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西会通”等主张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人在争论和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使之达到最佳的结合。无论是洪仁玕的尊耶反儒，还是康有为的尊儒反耶，都是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时的一种选择。他们各有侧重、各有依据、各有成功，也各有失败。洪仁玕提出的不但在“器”方面，而且在“道”方面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扩大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范围，启发了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新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新精神、新道德的起点。在近代中国人探索新路的过程中，这种取为天下先的精神，十分可贵。
第二，洪仁玕尊耶教的动机和效果有可取之处。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洪仁玕尊耶的出发点。由于洪仁玕看到西方富强之邦皆信耶稣基督，便认为立耶教与致国强有必然的联系，既要学西方就必须把宗教也学到手。所以他的第一个出发点是向西方学习强国之道，这个良好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他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知道了耶教是劝人向善、提高道德水准、安定社会人心的思想工具，认为不妨吸收利用以改造中国人的素质。可见，第二个出发点与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和精神状态有关。
他分析了中国的情况，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风俗浇薄，需要一种宗教提高人民的精神道德。但是，他又认为中国原有的儒、释、道三教是不能指导中国前进的，必须寻找新的宗教信仰，于是他提出了以基督教作为提高人民精神道德的法宝。他说：“释聃尚虚无，尤为诞妄之甚；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也就是说，洪仁玕把信仰基督教作为挽救人心风俗败坏的法宝，富国强兵的捷径。希望借此振奋人民的精神，推动中国的前进。
如果说洪秀全对西方宗教的吸收主要是“唯一真神”的观念和“平均平等”的思想，那么洪仁玕对西方宗教的吸收便主要偏重于宗教的价值观念和教化作用，把宗教作为开民智新民德的工具。洪仁玕说：“此理（基督教之理）足以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则理明欲去，而万事理矣。非基督之弟徒，天父之肖子乎，究亦非人力所能强，必得神圣感化而然也。”[②]虽然基督教不是西方文化最先进和优秀的部分，而且带有浓厚的神学说教，但在资产阶级科学和民主思想还没有传入的情况下，洪仁玕注意到宗教对人的精神意识的重大影响，从而产生了利用它改造中国风俗人心的愿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洪仁玕把人的精神道德，即所谓国民性的改造提到首要地位，并认为可以通过吸收西方的精神道德优点进行改造，这比士大夫阶级坚持三纲五常的中国封建伦理道德要勇敢得多，革命得多。这种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可以说既是对魏源提出的要去除“人心之寐患”和“人材之虚患”，使中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③]的目标，作出了有力的回应，也是对40年后梁启超“新民说”的提出，作出了前期的探索。他们对提升中国人的民智和民德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
洪仁玕对耶教的吸收是否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在中国当时儒家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和中国面临反侵略斗争的背景下，要中国接受基督教确实不易。但是，耶教在太平天国风行一时却是不可抹杀的历史事实。而且，一种新的宗教有时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英国传媒在报道太平军起义时说：
“太平军在1500英里的长途进军中，经过了人烟稠密的富饶地区。在亚洲战争中常见的奸杀虏掠，天平军是用死刑来严加禁止的。他们较之清教徒更为严格地来对自己同胞所珍爱的各种官能享受进行内部战争。他们严守基督教的十诫，并且加以严格的解释。丢邪眼，唱邪歌，以及一般激起淫佚放纵的事物，都被禁止和铲除。饮酒、吸烟、赌博、说谎、咒骂、尤其吸食鸦片，都是以一种丝毫不苟的道德决心予以禁止的。”[④]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猾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⑤]
宗教虽然是一种非科学的东西，但也是中世纪农民的人生哲学和精神寄托。当偶像已经不能让他们得到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时，信仰的崩溃便带来了道德的堕落。这时，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权威和力量鼓舞他们向前，而西方传来的宗教适逢其时地被洪仁玕们顺手拿来充当了这个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上帝成了他们战胜敌人的保护神，天堂的快乐是对他们勇敢无畏的报答，天条成了他们道德的准则和规范，洗礼使他们的精神得到宽松和解脱……。
正如洪仁玕所说的那样，在太平天国的早期，“初以天父真道，蓄万众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句中所说的“奥妙”，是指精神力量对革命事业发挥了巨大作用，军队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消极方面看，第一，洪仁玕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思想不加区别地全盘否定之后，却由于时代的局限，没有给中国人找到一个科学的、合理的、代表西方先进文化的精神力量。基督教的神学理论既背离科学也背离了中国国情，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和中国人对西方入侵者的敌视和反感，使基督教始终不能为国人所接受，破而未立，只能导致旧思想的回潮。全盘地否定中国文化和全盘地吸收西方文化的洪仁玕，无论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存在着片面性的认识。
第二，洪仁玕由于与西方传教士关系密切，又具有离经叛道的反清思想，视西方人士为朋友，为兄弟，导致他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认识不清，对奴役人们思想的工具——基督教入华的侵略性一面，未能觉察，因而不能鲜明地揭橥反侵略的旗帜，有力地指导反侵略斗争。
三、近代中国倡导全面学西方的第一人
魏源之后10多年，中国思想界一度沉寂，师夷长技的主张在清朝保守的思想和僵化的体制之下，得不到有效的实行。洪仁玕作为一个革命者，在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实践中，重新提出学西方的主张，其所具有的革故鼎新的精神和翻天覆地的气概，是地主阶级所不能比拟的。他抛弃旧传统、旧道德、旧体制，全面引进西方观念和西方制度的思想，远远地走在了晚清思想界的前头。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有关外交内政的改革措施，每条都注入了向西方学习的内容，是洪仁玕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来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方案。它不仅是改革思想的先导，商战思想的滥觞，而且是新民思想的首唱。
《资政新篇》开宗明义点出了“审时变通”的改革主题：“夫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预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末之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则自今而至后，自小而至大，自省而至国，自国而至万国，亦无不可行矣。其要在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而已。”[⑥]洪仁玕看到了世界大势和时代的变化，认为中国应该因时制宜，审势而行，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才能保持强国的地位，与番人并雄于天下。这种改革思想，成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思想的先声，我们在30年后康有为的文章里又听到了类似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呐喊。
在冲击君主专制方面，洪仁玕通过介绍和赞美美国的民主制度，并通过引进西方的新闻制度“以收民心公议”，说明他已经把眼睛移注外洋，寻找克服专制主义的新药方。他的主张虽然仍较肤浅，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但却向国人指出了君主专制是可以改变和有办法改变的，在反对君主专制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实际的措施。他的主张，比魏源等人仅仅停止在赞美向往和一唱三叹上，显然前进了一大步。
在对外交往方面，洪仁玕提出了“柔远人之法”和“与番人并雄之法”。而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允许对外通商，并通过与外国接触学习先进的西方技艺国法：“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宣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惟许牧师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⑦]除此之外，他还提出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以健康的心态参与国际竞争：“与番人并雄之法，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桂（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况我已有自固之策，若不失信义二字足矣，何必拘拘不与人交接乎？是浅量者之所为也。虽然亦必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致妄生别议。”[⑧]洪仁玕批评了清政府一方面害怕与外人交接，一方面在外人面前又没有适当的章法，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提出以积极的态度，与外人进行商战，从而取得在国际上的地位。可见后来由郑观应明确提出的商战思想在洪仁玕头脑中已经萌发。
在“风风类”条中，洪仁玕把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改革的思想前提和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要取得人民的拥护，则必先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开导，在思想上武装他们，使改革成为他们自觉自愿的行动。洪仁玕说：“革之而民不愿，兴之而民不从，其事多属人心蒙昧，习俗所蔽，难以急移者，不得已以风风之，自上化之也。”[⑨]应该从上而下，提倡表扬美德善举，批评鄙弃可耻之行，培养优良的道德风尚，提高人们改革的自觉性和迫切感，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他认为中国人崇尚虚骄、奢侈的习俗和强烈的物欲，价值观很成问题。他说：“中素以骄奢之习为宝，或诗画美艳，金玉精奇，非一无可取，第是宝之下者也。”[⑩]他提出破除旧的价值观，树立新的价值观，并试图以西方基督教作为改造中国风俗人心、提高道德水准的法宝。
洪仁玕在举国还处于视西方国家为夷狄、为仇敌的时候，最先提出了正确认识西方国家和全面学习西方的新观点。他说，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原因是“法善”也。美国是礼义富足之国，其选举和公议的民主制度亦是善法。承认外国比中国富强，而且知道外国富强的原因是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优越造成的，当时能达到这种认识并大胆说出来的人是不多的。冯桂芬道出中国除军事技术外，还有“四不如夷”，却不敢说中国的纲纪大法不如外国，而且还是把外国称为“夷”。对于如何称呼外国的问题，洪仁玕有一段话说得十分深刻：“（英国）其人多有智力，骄傲成性，不居人下，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知、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即施于枕近之暹罗、交趾、日本、琉球之小邦，亦必不服。实因人类虽下，而志不愿下，即或愿下，亦势迫之耳，非忠诚献曝也。”洪仁玕的这种认识，不但基于他对世界知识的增加，从而摒弃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陈腐观念，而且基于他“国家有大小强弱，但地位一律平等”的现代民主思想。他批判的予头直指清朝统治者盲目无知和以口角取胜的虚骄作风，且甚有力度。在“师长”的问题上，洪仁玕最先提出请外国牧师和教技艺之人进入中国内地教导我民，也就是直接拜外国人做老师，这个主张在当时轻视和敌视外国人的气氛中，有点骇人听闻，但却显示了他善于学习别人和化敌为友的非常胆识。
洪仁玕在如何学西方的问题上，最早提出器道并重，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成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思想的先声。作为传统思想的反叛者，洪仁玕对于儒家思想的激烈否定使他转向西方的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是近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应以它来取代中国古代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如上所说，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亦有较大的个人与时代的局限。
注释：
① ② ⑥ ⑦ ⑧ ⑨ ⑩洪仁玕：《资政新篇》，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版，第30—47页。
③魏源：《筹海篇》一，《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④ ⑤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9、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