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改革的文化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史论文,中国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4)01-00012-06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运用自由市场手段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形容为“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其具体表现为：“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当中呢?”[1]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描述用之于20多年来中国改革进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奇迹，不是同样十分形象、十分贴切吗?当然，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接下来断言：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运作规则——市场化与自由竞争，由于其内在的不协调性而“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这种不协调性表现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产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1]他们的结论是：必须变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一种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全新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取而代之。可是遗憾的是，100多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尽管曾经取得过非常辉煌的成功(比如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却也遭到了相当惨痛的失败，其结果就是苏联的消亡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另一方面，100年来，尤其是近50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被它已经包容不下的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所窒息；相反，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强力驱动下，它的市场体制日臻完善，不仅在质上获得了超乎寻常的稳定性，而且在量上也开辟了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发展空间；科学技术已成为保证那个体制长盛不衰的决定性因素，成了创造一切新的经济和社会奇迹的强有力杠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的发生，也包含了借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关于通过政府的宏观干预来克服经济危机、抑制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调控社会等级和贫富悬殊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百年来振兴中华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吸取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后，得出了一个郑重的结论：市场化是国家综合国力得以腾飞的基本要素，科学技术是首要的生产力(而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之所以能裂变出极大的物质力量，除了它内在的创造性以外，还在于它具有极其诱人的商业价值)。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邓小平的这个结论已经具有了全球意义，换言之，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市场化之路，是每一个国家在壮大自身物质力量的过程中绕不开的必由之路。其实对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有了十分清楚的认识。他们曾预言：人类文明的发展一定要经历以资本主义为制度特征的自由市场阶段，这个阶段最突出的经济现象，就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那种“生产力像魔法般地被从地下呼唤出来”，从而在短短的几十年、上百年里创造出比以往时代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的物质财富。因此，一切前工业化国家(即马、恩所讲的“前资本主义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或现代化，就不能不经历这个阶段，尽管这个阶段本身充满了痛苦和不幸(指雇佣劳动制度必然带来的负效应)。
正是为了消除这些痛苦与不幸，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要找到一条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与自由市场经济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超过它的经济发展道路，同时又能消除市场经济给人的肉体特别是心灵带来的损害(经济的剥削与精神的异化)。一句话，马克思和恩格斯要为人类找到一条既能实现经济效率的持续增长，又能实现社会公正的稳步发展的新兴文明之路。这条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一设想的崇高性与合理性仍然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最终价值取向。因为毕竟，一方面人类必须在生活质量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从而必须不断地壮大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同时，人类又希望这种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不只发生在少数人当中而且发生在绝大多数人当中，这种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相互协调、匹配，无疑是最合理的安排，因为它符合人类的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是具有历史的归宿性的，即终究会得到实现，尽管在实现的过程中仍将遇到无数的艰辛与坎坷。但是回过头去看，当初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设计的具体行动方案，在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的俄国和1978年以前的中国)的社会实践当中却未能取得令人信服的成功(尽管曾经取得过伟大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以国家计划来配置资源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并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那样极大而又健康、持续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在很多时候，这种体制却是阻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如苏联60年代以后的停滞、中国1957年以后的动荡，更不用说北朝鲜建国以后从未改变过的贫穷面貌等)。这也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实施改革的内在动因；而改革的手段，说到底就是学习、借鉴甚至移植资本主义那些已被证明为有效(当然未必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历史已经证明：要想超越市场经济这个阶段去实现国民经济的腾飞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
这个结论，正是邓小平在总结了建国后正反两方面的多次经验教训后得出来的。于是他决心在中国实施一种渐进的然而又是真正彻底和全面的改革，这种改革的核心内容正是使国家经济生活的市场化。这样一来，他就把中国带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
二
但是，改革所造成的更为深刻而长远的变化却发生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国人在这场改革中逐渐地使自己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人的一个最普遍的精神症侯，无疑就是俗话所说的“活得累”了。生活的压力从来也不像现在这样大：工人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保住自己的工作岗位而奋斗；农民为自己的产品能卖个好价钱而在种什么作物、怎么把作物种好等问题上操透了心；商人为强化自己的营销术，以便自己在商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而绞尽脑汁；学生为提高自己的成绩，以便自己以后能在社会上有个较好的机会而奋力拼搏；官员们为找到一条晋级的捷径而处心积虑；甚至退休者也为自己在晚年有一种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而奔走。所有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状况，可以用“焦虑”二字来概括，那正是工业化、商业化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对此，有的人愤愤不平、抱怨不已，批评改革把他们原有的恬静、无忧的生活给毁了，把他们推向了残酷的竞争之中。直到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怀念20世纪50、60年代甚至70年代那样的生活，理由是：当初人们不必为自己的生存而操那么多的心；当初，一个人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这样的问题是不会由个人提出来的，因为计划体制已经事先或最终做出了安排。但是这样的问题在今天却是每一个人首先面对并且必须立即予以解答的。于是人们感到了生活的不确定和竞争的压力，感到了空前的“累”。今天，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竟有日益增多的人们皈依宗教和信奉各种神秘功法、巫术，这每每使官员们和科学工作者们感到既不可理解，又没有办法。其实原因十分简单：无非是对那日益捉摸不定的现实世界的一种逃避，或想要在日益不堪重负的生活压力下寻求某种解脱。
其实，所有这一切，应视为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是改革开放给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心理造成的一次革命性的解构，表明中国人从此获得了真正的精神解放。的确，如果我们把“自由”简单地定义为人们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权利的话，那么可以说，直到20几年前，中国人千百年来是很少享受到过这种权利的；在一个等级森严、职业单一、思想怠惰、缺乏活力的结构性社会里，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都很难对自己的未来做出真正的自主抉择。改革改变了这一切。人们第一次有了选择的自由，有了个人的成就感和价值体验，有了使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标准；当然，这同时也就有了焦虑、烦恼和规避。埃里希·弗洛姆曾描述过西方人在拥有了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之后所产生的那种难以排解的焦虑，以及人们普遍存在的想要“逃避自由”、重新回归稳定而受必然性约束的生活的心理。他的描述用之于今天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同样十分贴切。但是，历史是不可能回复的，中国人一旦走出了那历史性的一步，就不可能再回到几十年(更不用说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那样的生存状态当中去。焦虑固然令人不快，但焦虑的前提恰恰是人的自由；自由必然导致个性的张扬；个性张扬的结果是不断的创新与发明，从而导致文明的不断进步。邓小平在重塑中国人的国民性方面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尽管这种被重塑出来的健康而富于进取性的国民性与原来中国人身上的许多品质(如圆融、宽厚、守序、忍耐等)已有了极大的不同。但总体来看，其正面效应还是大大地胜过了其负面效应，归根结底在于：今天中国人的创造力比以往所有时代人们的创造力的总和还要强大得多。
改革带给中国人的巨大精神变化，还表现为中国人从此拥有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胸襟。中国千百年来是一个伦理本位的国度，对任何事情都习惯于从道德的高度加以评判，上至国家政治生活，下至百姓个人行为，无一不能付诸善恶的裁定。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人对任何行为(尤其是个人行为)抱有一种挑剔的眼光：要从中发现善的意志或恶的动机：如果发现了前者，便予以褒扬，如果发现了后者，则予以讨伐。由于孔子以来无数的道学家把善恶、义利、理欲、君子小人等等标准一再予以程式化和普遍化，便使得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具有了普遍的道德涵义，每一个人的生活必需符合公共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行为除了必须为公众负责外，就没有了任何其他涵义(尤其不能有个人价值的涵义)。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下面，人人都成了道德行为的实践者，同时成了道德行为的判官。在这样的环境中，实际上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生活和个人价值体现的：一个人读书是为了做官，而做官仅仅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一个人结婚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不是获得男女之间的情感或性感愉悦；一个人做学问是为了明辨普遍的伦理道德，而与个人的爱好、志趣、自我赏析无关。这样的生活样式在中国不间断地持续了几千年，其间所发生的变化只不过是具体的道德教化内涵罢了。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大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心胸。市场化的推行导致了人们对“竞争求生存”的认同，从而造成了生活的多元化，即人们不得不进行自主的选择来达到自己认为是最优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可供选择的目标多了，另一方面，对“最优生活”的判断标准多了(即不同的人对什么是幸福生活的理解不同了)。这就促使人们一方面无顾虑或少顾虑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对别人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抱以宽容、理解的态度。于是，人们愈来愈关心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那些事情，而对别人的行为则不再予以过分的道德追究。此外，现代化给人们的生活平添了日益增多的关注点，比如各种媒体以立体化的方式把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种种大事和小事快速地、一股脑地塞给人们，以至于他们对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还有，生活的自主性、快节奏、高效率以及钢筋水泥结构的单元式住房等等也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得不但人们之间的关心、同情、帮助看不见了，同时他们之间的反感、争执、敌视也看不见了。总之，中国人正以一种越来越宽容(当然也越来越无所谓)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同胞。这无论如何也应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因为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人已经拥有了独立判断、独立选择、独立生活的能力，他们不再需要生活在一种父权制的环境之中了，不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背负“原罪”的十字架了。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千百年里，中国传统文化在面临外来文化的威胁时，总的来说是满不在乎的，这是自信心的表现。纵观中国历史，来自异族的入侵——不论是军事上的还是文化上的入侵——都相当频繁。中原大地曾多次被外敌的铁骑所践踏，中国人沦为亡国奴的次数实在不少。但是，入侵者最终总是被中国文化那无形而强大的渗透力所征服，在不知不觉当中实现了自我的“和平演变”。历史上最骠悍的两个游牧民族——蒙古人和满人，在军事上都实现了最为辉煌的征服，即占据了中原王朝的全部领土；然而这两个民族被中原文化同化的程度也是最高的(尤其是满族)，它们先后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在外来意识形态的入侵方面，历史上最典型的当属佛教的东渐。直到今天，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仍然是其他宗教所不能比的。但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是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学、道学等的相互交融来实现的，其最高表现就是禅宗这一具有强烈中国世俗特色的佛教流派。这件事再次充分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包容性和开放性。
然而从鸦片战争起，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坚船利炮”把中国的国门打开之后，中华文化面对的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即西方文化。它通过市场竞争、公平贸易、互通有无、促进经济，一句话，通过与中国人做生意，使中国人领略到了西方世界的物质充裕和生活便捷，领略到了西方人手中科学与技术的威力，领略到了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以及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奇迹。这不能不对中国人造成空前的震撼。于是，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想要通过这种学习赶上并超过西方人。但是，由于中国人是在受够了列强的欺侮的情况下了解到西方文化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要拒斥西方文化中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悖的那些内容，如竞争、进取、功利主义、理性主义以及民主、自由、怀疑、批判的精神等等。这些东西被认为是过于张牙舞爪和太富于进攻性的，与中国文化当中的圆融、中庸、守序等等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想只利用西方文化中的“有用”、“有效”成分。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就是这样提出来的。这个主张在历史实践中一再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任何文化的“体”和“用”总是高度凝聚在一起的，因而要么全盘予以拒斥，要么全盘予以吸纳。但是“中体西用”的思路却从来没有被放弃过。不管是鲁迅的“拿来主义”，还是毛泽东的“洋为中用”，实际上并没有超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体用”之间关系的争辩范围及其结论。那就是说，西方文化之“体”是不允许移植到中国来的；而应当加以坚持的中国文化的本体，却仍然是正统的权威主义和泛道德主义。
只是在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人这种拒斥外来文化的心态才逐渐改变了，并最终恢复了中国文化曾经有过的那种自信心和开放的姿态。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人真正开始了学习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内核的过程。这个合理内核，除了科学、民主、市场化等可操作的东西之外，还有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理念，如终极关怀、主体性意识、对象化意识、博爱、批判与怀疑的理性主义精神等等“形而上”的东西。这一点，其实正是邓小平一再呼吁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个真正深远的涵义。结果，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与外面的世界实现了交融。中国人大量地走向世界，外国人也大量地走进中国；中国人在与外国人交往时不再愤愤不平、忧心忡忡了。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表现出了文化上的自卑，但这种情况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少。总的来说，与以往那种盲目的、不顾一切的自负和自傲相比，中国人的对外心态平和、务实得多了。
三
与任何开辟了一种全新时代的杰出历史人物一样，邓小平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也主要是解构旧体制，同时为建构一种新兴的文化开辟出最大的可能空间。他的八字箴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后来江泽民又创造性地增加了“与时俱进”这四个字)正是通向这片广阔空间的钥匙。正因为如此，当人们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估价的时候，20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迁呈现出十分复杂和极其多样的方式、造成了众多截然相反的影响，就是毫不奇怪的。
20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出现的最大消极面，就是随着物质、经济、现实生活价值的大幅度实现，精神、社会和理想生活价值发生了急剧的跌落。邓小平在1989年曾指出，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这个“教育”是广义的，指思想、道德、社会风气等等，而“失误”则是指这些方面的恶化。邓小平当时及以后曾多次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多次要求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中国正在经历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在经济原始积累时期发生的道德沉沦、价值失范、社会无序的情况；他希望对这种情况进行扼制，至少使之有所缓解。后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比邓小平更加重视，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构建中国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
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改革在中国实现的是一种文化的转型，即人们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彻底变革，因此，对于眼下中国人当中普遍存在的金钱拜物心理和一味追逐经济实惠、眼前利益、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现象来说，传统的理想感召，或正统的理论说教都是不足以对之造成实质性的改观的。有一点是必须面对的：对于相当多数的中国人来说，精神价值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再成为首要的追求了。如果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仍然要以改变这一现实为目标，那么这种建设就很难获得成功。应当加以改变的倒是这样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甚至已不再把精神价值作为必要的追求了。人不能只靠精神来活着，但人却绝不能没有精神。中国的改革解决了前一个问题，但尚未解决后一个问题。换句话说，中国人不再把精神价值作为唯一追求，这一点应视为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一部分中国人不再把精神价值作为必要的追求，这一点则是改革过程中的最大失误之处。
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都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而不可能在今日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而西方文化却由于其固有的重商主义、个人主义，也不可能或不应该作为今后中国人的精神支柱。笔者认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读，从中找到一种使物质利益与精神价值、现实追求与超越关怀、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文化因子，应当是中国新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这样的因子是的确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当中的，那就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或一种经济决定论。否认这一点，必将陷于传统的“内圣”与“外王”之间的隔离，也将陷于改革开放以前那种“精神胜利法”的困境。因此，必须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不仅仅是一种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它同时还是一种对理想生活境界的热切憧憬和合理阐释，是一种道德关怀。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业社会的直接产物，它既对这种社会的物质创造力进行了讴歌(主要体现为历史唯物论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部分的强调)，又对这个社会由于物质力量的过分强大而造成的人的精神损害进行了抨击与警告。这后一点，对当前中国社会中种种不堪的社会道德状况有特别现实的针对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持久不衰的价值(特别是当前的现实价值)，正是它可以解救处于精神危机、价值失范、道德困惑状态下的中国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现实功能，已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这里只想提出一个结论性的断言：马克思主义自从约100年前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100年后的今天，它的历史价值肯定主要不再是经济方面的了，但其文化方面的地位却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上升。马克思主义不再可能成为终极真理体系，更不可能成为教条(不管这种教条是“原汁原味”的，还是与中国政治文化相结合的)，而将成为一种思想的方法和生活的启示。马克思主义将融合西方及东方文化中的各种有生命力的和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因素，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并且继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我们期待，经过重新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的现实有机结合之后，将像100年前一样，再一次引发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
收稿日期：2003-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