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和韩国、日本及香港地区之间工业互补与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日本论文,香港论文,中国大陆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及香港地区融入世界经济的开放系统及其外向型经济的加速发展，这不仅给他们带来了发展机遇与有利条件，同时，也使他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已是一个现实。1997年从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在亚洲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且使全世界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区域范围及程度而言，亚洲各国所蒙受的灾难是巨大的，但对欧美国家的影响却不很大。究其原因：（1 ）世界经济一体化使亚洲经济面临严峻的考验，金融危机暴发表明亚洲经济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2 ）所谓的“东亚奇迹”即从属和服务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追赶美欧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驱使下的经济增长方式值得反思；（3）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日益暴露出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严重地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如利率的计划刚性、汇率的计划刚性及对稀缺资源的计划分配，特别是对资金的分配等使经济主体越来越发挥着被动的作用；（4 ）在现实经济得不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虚拟经济却超前发展，即产业空洞化演变为金融空洞化，使金融危机深化；（5）供给与需求脱节。 由于现实经济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形成亚洲各国生产率与工资的同比例下降，而世界经济一体化仅能增加亚洲市场的供给，而却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所有这些均是我们应该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大陆和韩国、日本及香港地区工业互补与合作的出发点。
世界各国经济在发展中越来越多地形成了有利于自己分工水平与越来越多地依赖外来资源来发展自己的态势。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第一、只有扬长避短、发挥自己优势，使自己的分工功能得以充分体现，才能使自己的比较优势得以有效实现；第二，选择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适时定势，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建立在稳固的现实经济价值基础之上；第三，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体现及其不可逾越的过程，因此，区域经济功能互补与合作是极为重要的；第四，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市场一体化发展的结果，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不可能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第五，政府推动市场经济的职能应有所改变，从更多地介入变为服务。从这个角度反思亚洲金融危机，研究中国大陆和韩国、日本及香港地区之间工业互补与三边合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三国及香港地区工业现状和外向型发展态势
二战以来至90年代中期，在亚太地区中，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曾一度被誉为“东亚奇迹”。关于东亚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其工业的迅速发展，存在着各种解释，但总的看是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大陆和韩国、日本及香港地区经济之间具有极强的互补性。日本属于经济发达国家，韩国、香港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而中国则是一个资源与市场大国，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依赖与互补关系。
（一）三国及香港地区工业发展状况
以中国大陆和韩国、日本及香港地区为代表的东亚四方是一个由地缘上非常接近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组成的有机的经济群体。他们在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等方面既有相近之处，又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有一个快速与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基础是制造业的迅速扩张；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实施以制造业产品为主的出口导向战略。
1.三国及香港地区的基本指标比较。中国大陆和韩国、日本及香港地区工业发展程度有一定的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韩国、香港和日本分属于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地区）。1997年三国及香港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中国672美元；韩国9621 美元；香港24485美元；日本33346美元。
三国及香港地区工业发展的核心是制造业，1980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分别为：中国41%、香港地区24%、日本29%、韩国28%；到1997年该相指标有所变化，其中香港地区制造业所占比例下降幅度较大（参见表1）。
2.三国及香港工业增长速度。80年代以来，三国及香港地区的工业增长基本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势头，其中中国的工业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韩国，日本工业增长在1980～1990年期间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而1990～1997年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从表2 可以看出，国内投资与工业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二）三国及香港之间的工业互补与合作
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展开与贸易条件的改善，中国大陆和韩国、日本及香港地区之间的贸易与合作迅速发展。1980年中国大陆的进出口贸易额仅有381亿美元，其中，与日本贸易额为86亿美元， 与韩国的贸易额为1.83亿美元，与香港贸易额为53.8亿美元；到1998年中国大陆进出口贸易额增长为3239亿美元，其中，与日本贸易额为578.9亿美元，增长了6倍多，与韩国贸易额为212.6亿美元，增长了约100 多倍，与香港贸易额为454.1亿美元，增长了8倍多。中国大陆和韩国、日本及香港地区之间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因此，研究三国及香港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与合作往来，特别是研究对占其贸易绝对额的工业贸易与合作显得更为重要。
表1三国及香港地区经济发展基本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
(百万美元) 总值(美元)
1980 1997 1980 1997
中国大陆 201688825020 206
672
香港28495171401 5699 24485
日本 1059254
4201636 9054 33346
韩国62803442543 1653 9621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工业 其中制造业
1980 1997 1980 1997
中国大陆
49514140
香港 321524 7
日本 42382925
韩国 40432826
资料来源：根据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有关数据推算。
表2 三国及香港地区工业增长速度（%）
国内生产总值 工业增加值
1980～19901980～19901980～19901980～1990
中国大陆 10.2 11.9 11.1 16.3
香港6.9
5.3
——
日本4.0
1.4
4.2
0.2
韩国9.5
7.2 12.1
7.5
服务亚洲增加值 国内投资
1980～19901980～19901980～19901980～1990
中国大陆 13.6
9.5 11.0 14.1
香港——4.0 11.1
日本3.9
2.0
5.7
0.2
韩国9.0
7.8 11.9 12.7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发展报告（1996、1998、1999）》推算。
从区域投资与贸易互补的角度看，我们首先选择三国及香港地区的电子、纺织与汽车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三国及香港地区之间的工业互补与合作作以比较（为了从发展的角度分析问题，这里我们选用的数据一般为80年代以后的数据）。
1.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工业互补与合作。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凭借与中国内地毗邻位置，积极发展与内地的经贸关系，成为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对外窗口与桥梁。合作领域从贸易发展到金融业、制造业、房地产业等。
（1）工业上的互补关系。香港工业以制造业为主， 主要包括金属制品、食品加工、棉纺毛纺、漂染制衣、纸品印刷、电子电器、玩具制造、钟表制造、家具制造、造船业等。从60年代起，香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外向型经济，制造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工业已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在香港地区生产总值中， 制造业产值所占份额接近30%；在香港总就业人口中，有1／3以上人口从事制造业；在为香港赚取外汇的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产品几乎占了90%以上。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陆海空运输、商业、旅游业以及金融保险等业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造业。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为香港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其成为东亚地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
表4 香港制造业内部构成情况
行业 企业数
从业人员
(个)(%) (人)(%)
服装制品(鞋类除外)
374511.7104620
24.1
纺织品(包括针织) 346610.8 68149
15.7
电子电气产品 175 0.6 195394.5
(含家用电器电子电气机械配件)
塑料产品 2041 6.3 155033.6
金属制品、基本金属等 438313.7 291726.7
所有制造业 31988 100433672100
行业总产出
亿港元(%)
服装制品(鞋类除外) 480.316.2
纺织品(包括针织)458.515.5
电子电气产品197.3 6.7
(含家用电器电子电气机械配件)
塑料产品 84.6 2.9
金属制品、基本金属等 55.9 1.9
所有制造业 2961.9 100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推算。
从制造业内部的构成可以看出，尽管作为香港传统制造业的纺织业与成衣业产值仍居制造业之首，但他们在制造业中的所占份额却在下降，而新兴产业电子业却发展迅速（制造业发展情况参见表3， 制造业内部的构成情况参见表4）。
由于香港的资源约束与经济条件决定，10多年来，香港制造业通过“三来一补”、合资与独资办厂等形式，利用内地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把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东以至华南地区，建成其生产基地。根据香港工业署估计，香港已有75%的厂商到内地设厂。现在香港电子、玩具、制革、制鞋和钟表业80%均转移到内地，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局面。这些厂商把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转移到内地，有关资金的筹措、市场营销、产品设计等仍留在香港，把香港有限的人力和土地资源集中在高增值与高附加值产品及高技术水平工序上。
随香港与内地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香港对内地经济的依存度大大加强，内地因素成为推动香港经济的一个重要力量。
表3 香港工业生产指数（1985～1995）
（1986＝100）
行业1985 1990 1995
服装制品(鞋类除外)
84113
115
纺织品(包括针织) 80115
111
电子电气产品等
89164
179
家用电子 86133
116
电子电气机械及配件 941 49
274
塑料产品 87 7638
金属制品、基本金属等 8911394
所有制造业
87123
12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
从表5可以看出，香港对内地出口依存度逐年增长， 使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更加密切地粘合在一起。第一，香港制造业大量内迁使香港经济结构发生了有利的变化。使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向内地迁移，调整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降低了成本，提高了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使具有竞争力的第三产业得到加强。第二，内地成为香港制造业的生产基地与依托，港商在内地加工生产的制成品的80%以上经香港转口到海外市场。总之，内地与香港的产业结构相互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内地的资源优势与香港的技术、贸易优势可以获得有机结合。
（2）贸易往来与投资取向。 香港是中国大陆的最大的出口通道与转口基地，也是内地进口原料与引进技术设备的主要渠道。10多年来，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发展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0%，而内地经香港转口贸易增长更为迅速，1980～1990年均递增40%左右。
香港成为中国大陆吸引境外资金最大的来源与融资基地。据有关统计，从1979～1994年，港商在中国大陆投资设立的企业已达13.9万家，实际投入金额高达600亿美元， 约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与实际投资额的60%多。同时，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投资也在急剧增长，中资公司在香港的迅速发展成为带动内地对香港投资的重要力量。据估计，到1993年底，中资在香港的投资累计达200亿美元，开设公司1500家。 中资已超过美、日等国际资本而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中国与韩国经贸往来及工业利用。中韩两国是近邻，1992年两国建交，开始了两国间的经济合作。
表5香港出口依存度（%）
年份对大陆 对美国 对日本 对欧洲
1986 11.741.74.0 24.0
1989 25.725.36.2 18.3
1990 24.824.15.7 20.6
1991 27.321.15.3 23.0
资料来源：《现代香港经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页。
中韩两国经贸关系可分为四个时期：1979～1984年初级阶段，贸易方式为间接贸易，贸易额较小。1985～1989年贸易扩大阶段，间接贸易向直接贸易过渡，贸易量明显增加。1989～1991年第三阶段，直接贸易幅度加大，贸易额急剧增加。1992至今为第四阶段，贸易方式基本为直接贸易，90年代，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参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韩国对中国的出口，80年代初数额较小，90 年代开始急剧增长。进口也具有同样的态势。中韩贸易额由建交前的50多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212.64亿美元。
虽然中韩两国贸易规模迅速增长，但双方的结构仍比较单一。韩国向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纤维、化工产品，钢铁与金属制品以及机电产品，他们占出口总额的90%以上。近年来，韩国对中国出口的机电类产品，特别是汽车增长很快，这种结构正在打破。
中国向韩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有农产品、矿产品、纤维类以及化工产品，它们占出口总额的85%以上。在中国向韩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中，纺织品出口额占韩国同类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较高，1991年为23.5%，到1992年增加到28.5%；农产品、水产品占出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排第二位。玩具、鞋类传统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韩国的市场占有率也很高。
韩国对华投资，1985～1990年韩国对华投资共66项，总金额为0.8亿美元，从1991～1995年韩国对中国投资达24.8亿美元，占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54%。1993年以前，韩国对华投资是以中小企业的轻纺领域为重点的小规模投资，1993年以后，现代、大宇、三星一些大的财团开始对中国的汽车、电子机械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一些韩国的公司制定了与中国合作的长期目标，并已初步实施。据统计中国已成为韩国近年来的第一大投资对象。
表6 韩国与中国贸易统计（1980～1993）单位：亿美元
1980 1984 1985 1989
韩国对中国出口(A)
1.10 2.09 6.83 14.38
韩国对世界出口(B) 150.6 292.5 347.1 643.9
A/B(%) 0.03 0.71 1.97 2.23
韩国从中国出口(C)
0.73 2.33 6.07 17.10
韩国从世界出口(D) 222.9 306.3 315.8 692.4
C/D(%) 0.33 0.76 1.92 2.46
韩中贸易总额(E) 1.83 4.42 12.90 31.43
韩与世界贸易额(F) 353.9 598.8 663.01336.4
中与世界贸易额(G) 381.4 440.2 696.01116.6
中韩贸易平衡
-0.11 -0.24 0.76 -2.67
1990 1991 1993
韩国对中国出口(A) 15.53 23.70 72.00
韩国对世界出口(B) 650.2 718.9 850.0
A/B(%) 2.39 3.30 8.47
韩国从中国出口(C) 22.68 33.95 54.00
韩国从世界出口(D) 698.4 815.6 870.0
C/D(%) 3.25 4.10 6.21
韩中贸易总额(E)38.21 57.65 126.0
韩与世界贸易额(F) 1348.61534.51720.0
中与世界贸易额(G) 1154.41356.31880.5
中韩贸易平衡
-7.15-10.25 18.00
资料来源：据《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概论》第485页整理。
3.中国与日本工业贸易及合作前景。中国与日本战后贸易基本分为三个阶段：1952～1972年主要通过民间“友好贸易”与半官方备忘录贸易展开；1972～1978年中日贸易迅速展开，但合作尚未开展；1979年以后中日贸易迅速发展，合作领域拓宽。
80年代以来，中日贸易出现急剧增长的势头。198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86亿美元，到1997年贸易额高达608亿美元，10余年增长了7倍多。到1998年中日贸易略有下降，但日本仍是中国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
随出口的增长，日本市场在中国出口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整个80年代，中国对日本的出口结构没有多大的变化，初级产品占绝对多数，其中石油占了很大比例。在为数不多的制成品中，具有半成品性质的“纺纱、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占有重要地位。1991年是中日贸易的转折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长的同时，中国对日出口的制成品和初级产品比重持平（见表7）。
90年代初期，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中国进口压缩、出口增长较快，结构进一步改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日本出口能力有了巨大的发展，改变了过去以初级产品出口的模式，到1993年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加上当年日本对中国的大量出口，中国成了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随着对中国贸易的快速增长，日本对华投资急剧加大。从1979年到1997年日本对华投资额实际为240.6亿美元；投资项目达1万多个。从增长速度看，90年代以前，投资年均增长较慢，从1991年之后，投资项目急剧扩大，数额剧增。日本对华的投资具有明显的产业倾向，80年代以来，其对华投资结构表现出三个为主：第一，投资动因中，以利用廉价劳动力与扩张市场相结合为主。80年代日本对华投资第一目标是利用廉价劳动力，第二目标是占领市场份额。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华投资第一目标转为占据市场份额，即大力发展自己的生产据点。第二，在投资产业结构中，以制造业为主，在制造业中以纺织、电机为主，第三，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日本对华投资的制造业企业中，制造业占了74%，其中纺织与机电占了很大份额。纺织与机电不仅是日对华投资集中的行业，而且中国也是日本这些行业在世界投资中集中的地方。
二、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及香港地区互补与合作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80年代以来，中国、香港地区、韩国与日本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目前，三国及香港面临着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区域内各国既有合作的客观基础，又有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
（一）三国及香港地区工业互补因素与合作机遇
随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区域一体化与区域竞争力成为一个地区或国家参与世界分工的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亚太地区的发展引起世界的关注。三国及香港地区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增长最快的国家（地区）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区域贸易与经济合作的相互促进、相互推动。
表7 80年代中国对日本主要出口项目单位：亿美元
年份 初级产品 0① 26② 32③ 35④
198138.15 4.70 1.18 1.80 27.42
198548.25 7.90 2.96 1.62 31.60
198845.96 13.20 5.02 1.67 18.64
198947.43 14.73 4.70 1.88 18.21
199052.04 52.04 3.00 2.27 24.61
199151.37 51.37 3.26 2.50 19.32
年份 工业制成品
65⑤ 84⑥
198110.49 2.09 2.21
198512.84 3.84 3.69
198833.06 7.71 8.62
198936.52 8.08 11.81
199038.07 6.56 11.72
199151.15 7.64 15.45
注：①0食品等；②26纺织纤维等；③32煤焦炭；④35石油及原料产品；⑤65纺织、织物及制成品；⑥84服装及衣着用品。
资料来源：朱文晖著《中国出口增长奇迹》，第200页。
1.双边合作发展迅速，多边经济合作进展顺利。在80年代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三国及香港地区双边经济合作发展迅速，相互依赖性增强。中韩、中日、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超过所有其他地区的发展，多边合作的条件越来越成熟。
2.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及香港地区经济合作加强的内在必然性。“东北亚经济圈”及“环黄渤海经济圈”的设想越来越引起有关各方关注，各国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具有客观必然性，居于经济核心地位的三个国家经济关联性更强。第一，三国及香港之间经济上的层次性和互补性要求加强合作。以日本、中国、韩国为核心的东北亚各国在产业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互补性（三国及香港地区分工情况参见表8）。 第二，经济合作会给四方带来很多收益。由于四方在经济发展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所以，其合作必然带来规模效益，经济合作不仅会使其交换范围扩大，形成大的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又必然会促使生产规模扩大和生产分工细化，推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合作，优势互补，必然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合作同时会促进技术进步，最终形成区域竞争力。第三，三国及香港地区的开发、开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资本、技术、劳动力在区域内的转移。
3.汽车、电子、纺织行业的合作潜力很大。第一，在亚洲，随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购买力的提高，汽车需求量正在不断增加。目前，日本在亚洲汽车市场的占有率超过70%，韩国也有一定的竞争力，而欧美企业也正在与日本、韩国争夺亚洲市场。亚洲汽车市场正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00年将达950万辆，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日本为稳住中国市场，在原来与中国合作的基础上，正积极谋取与中国的进一步合作。1993年，日本的丰田、本田、马自达、日产、铃木、五十铃等均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与设立经销点。据日本汽车工业协会调查，上述汽车公司在近6年中，在海外的汽车生产量年均增长155%，而在亚洲地区却增长了320%，其中，在中国的企业生产增长速度更快。韩国的大宇、 现代大型公司也纷纷与中国在汽车行业进行了合作，其中，1992年，仅现代企业集团就在中国投资1亿美元建立汽车装配厂，大宇与一汽， 共同投资15亿美元建立汽车零配件合资企业。第二，在纺织工业方面， 50～60年代，日本纺织行业已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到70～80 年代纺织工业在香港、韩国等得到发展之后，80年代末，纺织工业多数已由香港、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转移到中国内地。中国的纺织行业一方面在迎接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正在提高水平，获得竞争力。第三，电子行业作为新兴产业在中国具有广阔前景。日本的一些大企业如松下，海外生产量中，亚洲占了61%，生产厂家有52个，其中有7 家在中国。从1993年起JVC公司、 日立公司和索尼公司均先后在中国开办了生产摄像机的工厂，伊藤忠商事已在中国境内成立合资公司达50余家。韩国的大企业三星、金星、现代等主要电子生产厂家，积极推进在中国建立合资厂家，1992年之后，三星等先后在天津建立60万台录像机厂，在广东建立音响厂，在山东建立半导体装配厂等，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海外电子生产基地。
4.亚洲金融危机尽管使东亚经济发展受阻，但同时也给各国提供了一个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经济增长方式的机会，在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一，危机迫使各国调整产业结构，重视产业结构多元化与高级化。危机的根源在于亚洲各国经济结构存在严重问题，因此，调整结构势在必然。第二，东亚各国货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挤去了经济中的泡沫成份，使各国充分了解自己的实际状况，同时有利于出口。第三，危机使东亚各国普遍整治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管理水平。第四，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其之间经济的关联性，促使其一体化进程。
表8三国及香港的分工阶梯
项目 第Ⅰ阶梯(日) 第Ⅱ阶梯(韩国、香港)
主要生产部门 技术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
主要出口部门 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
主要进口部门 劳动密集型劳动、技术密集型
对外投资部门 资本、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接受外资部门——资本密集型
项目 第Ⅲ阶梯(中国)
主要生产部门 劳动、资本密集型
主要出口部门 劳动密集型
主要进口部门 资本密集型
主要投资部门 ——
主要外资部门 劳动密集型
5.从大趋势看，经济全球化乃是大势所趋。第一，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居于主导地位，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第二，市场体制已在各国已被广泛采用，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跨国公司发展与跨国投资的增长，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载体。第四，科学技术与信息化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界限等等，这些都成为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经济合作的良好机遇。
（二）合作中的障碍与面临的挑战
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各自存在着一些难于实现各国之间经济合作的障碍。
1.中国、韩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别，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差别，价值观与消费观念的区别。由于这些差别决定了他们适应经济一体化与市场化的水平的差异。
2.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上存在很大差距。
3.各国间的贸易不平衡引起的摩擦将长期存在，这将对中国、韩国、日本之间贸易与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日本基本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对国内市场实行强烈的保护，这必然产生中国、韩国与香港地区的贸易差距。日本对中国、韩国出口的产品往往是附加值高的产品，而进口的产品则是附加值低的原料产品。贸易结果是：日本贸易顺差。
4.日本、韩国与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贸易战略重心有所区别。发展重心与开放战略有所不同，这是影响其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过去的经济政治利益在西方，因此，其发展与开放的重心在西方，虽然近年来这种倾向有所调整，但其贸易与投资的重心一直在欧洲、美国。为维持与欧美的三极关系，日本只关注在组建“雁型分工”中更多地获得自己的利益，因此，其对以中国、韩国等形成的东北亚经济圈重视不够。韩国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亚太经济格局中面临着与日本竞争市场的挑战；为谋取利益，正努力设计打破亚太地区日本垄断的分工体系，积极开拓市场，促进进出口市场多元化，但开拓新市场的重点在美国。中国是东北亚的重要国家，其面临着引进外资、技术及开拓国际市场的竞争与挑战。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外向型经济，目标是建立多层次、全方位、多边的开放格局。中国对与日本、韩国经贸关系与投资往来非常重视，但其财力有限，在这个地区的投资将受到一定的制约。
5.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生机勃勃的亚洲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打击。第一，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各国经济增长率下跌、失业率上升。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韩国、日本经济增长率均有所下降。第二，日本、韩国的货币均有所贬值，通货膨胀率上升，金融危机加剧了日本经济危机，日本与亚洲国家贸易占有很大的比例，由于亚洲多数国家货币贬值，日本出口受到很大影响，1998年日本对东盟国出口减少12%，另外，日本对外投资收益大减，如其1996年跨国公司在亚洲的利润占海外市场40%。危机爆发使其收益大减，中国虽然没有爆发危机，但受害也在所难免，1997年中国出口商品中服装、织物、鞋类和玩具占30%多，而这些出口主要在东亚各国，1998年中国出口因此下降近4%。 第三，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亚洲市场信心问题，使国际资本投资大幅度减少，资本开始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1997年韩国、泰国等外流资金大约1000亿美元。总之，金融危机导致东亚经济在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上双重受损。
由于日本、韩国、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在政治、意识形态、市场化程度、经济战略角度的选择及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上的差别，造成其合作的不协调，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使他们必然面临着重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压力与挑战，这从一个新的方位为其提出了只有在竞争中分工合作、相互促进、提高区域竞争水平，才是其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
三、经济合作的政策措施与政府支持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仅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配置，而且促使各国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方面做出积极的响应。对此，日、韩、中国大陆和香港不但在推进经济一体化中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在寻找区域合作方面制定了有利的措施与政策。
（一）经济合作：宏观政策调整
本着有利于三国经济合作与促进次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均采取了积极的政策。
1.中国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第一，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根据APEC协议，中国将加快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进一步降低关税，减少贸易限制，稳定人民币汇率，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发展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往来。第二，政府正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积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将大大吸引民间合作往来，促进中国全方位、多层次开放。第三，中国政府将扩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吸引外资创造条件， 政府积极鼓励外资以BOT的方式进入。第四，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将积极推行科技兴国战略，积极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特别对支持中国发展高科技合作的项目给予政策支持与保障，中国政府正在制定产业优惠政策，对地区优惠政策已经作出调整。
2.日本在国际经济中贸易地位的变化决定了其对亚洲贸易政策的调整。第一，日本与亚洲各国的贸易比例越来越大，特别是日本与中国、韩国贸易额的不断增加，使得日本在对华、对韩贸易政策上出现好的势头，日本贸易适度向亚洲倾斜。第二，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的分工地位决定日本只有对东亚开放市场，它才可能获得东亚的市场。第三，日本支持民间贸易与跨国公司对华、对韩直接投资，这将使三国贸易在多层次上取得进展。
3.韩国一贯倡导贸易自由化与贸易立国的政策。第一，韩国的关税税率已经很低，特别是其在初级产品方面的税率远远低于制成品的税率，这将有利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第二，在出口方面韩国政府经常通过政策性融资控制银行信贷，以弹性利率来引导资金流向，为重点产业与企业提供银行优惠贷款；以差别税率与关税减免等手段，抑制消费、扩大积累，鼓励出口，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对韩元的贬值来降低出口价格，降低国内外通货膨胀差额。当然韩国的这一系列政策均是有利于出口的政策，随着韩国与中国、日本的贸易增大，其贸易政策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第三，韩国正在推进对中国、日本各国的直接投资，特别是韩国企业看好中国市场。韩国政府对海外企业业务实行低息贷款、提供支付保证及减免营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引导民间企业在对海外投资的技术人员提供培训，并提供咨询；制定海外建设促进法。
（二）政府支持产业国际分工的措施
根据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各国均采取了有利于工业发展与提高工业竞争力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实行工业产品出口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三国均制定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
1.政府产业政策均以有利于符合产品竞争的需求结构为目标，体现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使汽车工业获得规模经济，并通过关税政策即整车与散件进口区别税率的政策，即限制整车的进口，大力扶持汽车零配件企业，特别是那些关键零配件，使其向大批量、专业化，对与外方的合资、合作，放宽条件，降低中资的比例，允许外方独资。既保护中国汽车工业国产化率，又积极推动汽车工业与国外企业进行技术、资金、人才方面的合作。日、中、韩三国的产业政策既体现了一个有利于自己产业发展需求的目标，又体现了相互之间产业转移衔接的需要。
2.经济技术合作必须有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各国的合作不仅要体现合作的态度，而且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合作的经济发展环境。第一，合作双方必须消除制度障碍，投资者要有同等的国民待遇或更优惠的条件；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所以一个透明的法律体系是必要的。第二，贸易必须本着“互惠互补”的原则，使各自的比较优势得以体现，产生区域协调效益或范围经济最大化。第三，建立有效的市场规则是实现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方面，而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各国政府所必须对其市场环境建设所做的基本工作。各国开发银行在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上应起积极作用，亚洲开发银行目标之一是帮助政府部门组建和培养有利的环境，从而使得在市政基础建设供应中能为私人性投资提供更大的参与空间。同时采用BOT 投资方式吸引民间投资向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是必要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金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一个切实可行的市政基础设施发展战略必须有大量的私人部门的进入。
3.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与金融体系的完善是极为重要的。东亚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考验了东亚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能力，因此，改革金融体制，完善金融监管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四、三国发展区域合作的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中国（包括香港）、日本、韩国为核心的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三个特点：（1 ）经济增长速度均快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特别是60～80年代之间。（2 ）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分割性。根据三国3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他们具有时空上的连续性，并由此形成区域发展的整体性。（3 ）经济发展上均处于不同的阶梯上，其相互间经济互补十分突出。因此，找到三国利益的结合点，实现共同受益。寻求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建立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是重要的。
（一）东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行性
1.中、日、韩三国合作是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一个缩影。日本为发达国家，韩国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且三国分属于两种社会制度。三国间的合作，实际上是整个东北亚地区经济联合的缩影。三国合作的成功，将为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起带动作用。
2.中、日、韩三国合作在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中居于核心地位。中、日、韩在文化、习俗上有许多共同点，历史交流渊源流长，因而三国间比较容易沟通，也容易开展合作，近年来，东北亚地区区内贸易，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占了80%；区内投资，中、日、韩三国占了70%，韩国对东北亚的投资基本在中国。
3.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成功将会推动东北亚的区域合作顺利进行，有利于化解各种矛盾。
4.中、日、韩三方合作使三国产业结构能实现有效互换，达到有机互补。日本具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国拥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韩国及香港则拥有中间产业，因此，三国间贸易与产业互补优势很大、潜力很大。
（二）推进中国（含香港）、日本与韩国三边合作的方式
中国、日本与韩国三边合作具有一定的基础，但三边合作也存在一些难以跨越的障碍。因此，三边合作应采取较为可行的方式予以推进。
1.合作主体的选择上应更多地依靠民间企业的合作形式来进行。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在政治与经济运行各不相同的情况下，其主体不能依靠各国政府、各经济团体的正式合作措施来进行官方的制度性联合，而应更多地以民间企业和地方政府为单位进行功能性的经济合作。
2.在合作方式的选择上，主要应通过直接投资调整产业结构。通过自由贸易的方式来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存在一些问题，如市场壁垒、体制障碍等，同时，在经济运行方式存在差异的东北亚地区，实现贸易自由化，其合作形态只能是基于资源条件表现为垂直分工。这种垂直分工将不利于长远的均衡发展。为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三国及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需要通过不同工业化阶段的技术与资本的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予以调整。在一定的基础上，引进同样水平的技术投资是必要的，经济发达国家日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使后发达国家韩国与发展中的中国通过引进直接投资来进行产业结构水平相近的调整，这样有利于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水平提高。当然结合发达国的产业转移，加强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也是极为重要的。从50～90年代中、日、韩均经历了由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产业转移，再到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的一个过程，但由于各国发展的程度不同，所以其产业转移的速度与产业转换的程度也不同，因此，通过既有利于自己产业转移，同时，又能有效实现与获得先进水平竞争力接近的投资需求是重要的。
3.资源利用及产业互补布局设想。中国（含香港）、日本与韩国三方之间处于东北亚的核心部位，各方的差异正是各方互补优势。
90年代之后，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或已经打破了过去的雁形分工局面，成为一种相对平衡但又具有垂直分工的互补型合作格局。因此，面对这种产业布局与分工体系，三国之间的合作应建立在一种有利于世界分工与竞争格局的基础之上。
第一，在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主要合作手段时，对直接投资结构要与三国之间的分工紧密结合予以选择。随着日本、韩国，包括香港地区产业逐级转移，对于中国内地而言，产业选择与利用自己产业比较优势极为重要。
第二，直接投资有利于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直接投资不仅能促进东北亚地区各种发展层次的国家产业结构的传递与升级，改变区内分工的格局，同时，通过区内投资可促进发达国家技术与管理经验的输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而且直接投资可有效地促进区内相互贸易的迅速发展与扩大，推动后进赶先进，使区内贸易逐渐由垂直贸易向水平贸易发展，日本、韩国在中国扩大投资合作，不仅可使合作生产的中国产品满足其本国市场需要，而且，可以扩大在中国市场销售，并向周边地区出口。同时，日本及韩国可以腾出精力来发展高新技术产品，扩大对中国出口。中、日、韩三边由双边贸易向多边贸易发展，由低层次、非制度化合作向高层次、制度化的合作方面发展。
第三，由于三国的产业合作既是建立在产业转移，又是建立在国际产业竞争基础上的，因此，直接投资方式的合作不仅解决了经费问题，而且解决了技术水准问题。当然作为民间投资的小企业越来越成为投资主体时，各国应更多地予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