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选择——重读胡真《我的出版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已年过花甲的湖南出版界老前辈胡真先生，是众多不甘寂寞的老同志中最不甘寂寞的一个。虽说主持湖南出版工作不过数年时间，但其在岗之时留下的好作风，却永远不会过时。耳闻目睹出版的现实，先生时时有坐不住的感觉，于是去年先生整理出版了《我的出版观》一书，作为对于数年出版行政管理工作的回顾，自然其中不乏可资借鉴的经验。今年，胡先生认真从事，精心修整，又出了修订版，增加了三数万字的新内容。老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老同志们在这些方面作出的努力，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再学习。
胡真先生，1921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4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上海创办《动荡月刊》，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宣传拉丁化新文化。1936年秋冬又创办了《少年人》杂志，请当时的文化名人宋之的、张庚等撰稿，深受青年人欢迎。后又任《冀东日报》编辑，兼任新华社冀东分杜的特约记者。延安时期，他在当时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作研究生，可以说，胡真先生学历不高但求学认真，一生都在为党的宣传文教新闻事业工作。在他任职湖南出版局长期间，正是地方出版改革的关键时期，以一个学有专长的行政长官的身分，胡真同志敏感地把握了出版的真谛，他提出地方出版社应该“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图书市场”，这一思想，后来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成为我们迄今为止地方出版工作的一个努力方向。可以说，我们后来的许多工作，许多出版方面的成绩，都是在这一指导方针下实现的。胡真同志还从实际工作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发展专业出版社的方针，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专业出版社因为专业分工的明确，而有了各自长足的发展。主持工作期间，胡真同志还主张地方出版社应突破过去的出版禁区，主张出版翻译作品，倡导出版古籍著作，我们现在见到的《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魏源全集》、《船山全书》等，都是在他的决策下开始着手出版的。经他提议，在当时的湖南人民出版社设立了译文、鲁迅研究、古籍整理等编辑室，出版了一批有较高价值的中外文学和学术著作。这几种贡献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作为出版局长的政绩骄人自骄，我们今天提出这些成绩，并不单纯是为了再现老同志的光辉，我们更多地着眼的是，怎样去做一个称职的优秀的出版管理工作者，而非大喊大叫急功近利不出真绩的高音喇叭。
先从管理者本身素质来讲。胡真同志有过相当的业余写作实践，他发表过小说、诗歌、小品，后来又写过大量的杂文、随笔、散文、通讯、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学术论文、翻译作品。我们可以说他不是一个专家，但他的学识与写作之杂，足以使他担当出版管理者的重任。多年的修习，他懂得书，懂得读书人与写书人，心理上的沟通，胜过大喊大叫百倍。《我的出版观》中有这样一篇文章，名为《大家都来做作者的调查工作——给编辑部负责同志的一封信》，此文写作时间是1978年7月10日。在这篇文章中，作为局长的胡真同志对于胡本昱同志的一封信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因为就在这封信中，胡本昱同志表现了一个出版工作者高度的职业责任感，他响应胡局长的号召，对于湖南境内的作者情况作了认真的调查与总结。从附信来看，胡本昱同志提出了八位作者的基本情况与他们待出版的书稿共17种，有两个作者人已去世，但作品还在，还有出版价值；还有一两个作者，有相当的潜力，却因动乱的影响而不能得到基本的写作条件。提出这些调查报告，通过组织关系改进作者的工作条件，对于恢复中辍多年的出版工作，有很重大的意义。一人之出，一书之出，在当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胡真同志作出了号召，也对响应号召的胡昱同志奖勉有加，他更从政治的高度，切实地实施着党的双百方针，切切实实地繁荣文化事业。没有高度的敬业与知业，谁能做得这样的细致与扎实？联想到我们今天出版中那些唯利是图、唯名是图、追风赶浪、大轰大嗡的虚浮做法及其已经带来的恶果，重读胡真同志的这篇文章，更有感同身受之慨——出版，原来不是牟名取利者的跑马场。那些或多或少出了问题的地方，在扎扎实实开展工作方面，都有相当的欠缺；那些地方的领导同志，难道只有训斥下属的本事，更无别的切实的新招数了吗？
时间过了一个月，胡真同志在《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一文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地方出版社的发展方向。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着眼于湖南省五千万人口对更高一层精神食粮追切需要的现实，胡真同志提出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这一方针后来在1979年12月全国出版工作长沙会议上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1983年被正式确立为全国地方出版社的出书方针，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胡真同志说：“一个地方出版社拥有了全国的读者，它自身也就能壮大发展。要拥有全国的读者，地方出版社要有一批有学识的、有经验的、有作者朋友的、具有识别书稿全国价值能力的优秀编辑。”在他的主持和同事们的力争与共同努力下，湖南出版界迅速汇集了一批优秀人才，并带头进行了分社。这些专业出版社的蜂起，可能带来一些管理上的不便，但想想出版机构的扩大对于生产力的解放，对于竞争对于出好书的意义，我们便不能不向胡真同志三致其礼。历史选择了胡真同志的高明的建议，我们的出版才有今天的兴旺与发达。
细读胡真同志的文集，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为什么湖南人能吃辣椒会出书。又过了一年的1979年9月，胡真同志在一次谈话中，立足于他心目中的地方出版面向全国的原则——此时这一方针尚未得到出版署的肯定，但认准了的胡真同志是不会歇手的——明确地提出，《要加强竞争意识》。在这篇文章中，胡真同志历数了湖南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提出要围绕着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做出版的文章，要出丛书套书，要出全集文集选集，要出革命家丛书，多头并进，做足文章，只有这样，才是出版地方特色的具体体现。“中央一级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上下之分，在出版事业中彼此是平等的。中央一级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之间，要有所分工，同时地方出版社可以作为中央一级出版社的一个补充，互相之间应该有所竞争。”胡真同志的这些观点，已经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国出版的现实。事实是，竞争大大繁荣了我们的出版事业，繁荣了我们的图书市场，使我们的图书业较之其他行业来不太逊色。领导者开放的眼光，高卓的识见，前瞻的能力，加以督促落实的细致，这一切，使湖南出版在新时期之初就比其他兄弟省市先走了一步。他们率先在全国涉足中高级学术水准的专著的出版，又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译文编辑室，软件超前，硬件紧随，哪有不成功的道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信夫！
如瘟疫一样四下蔓延的浮躁之风、急功近利、不学无术、争名夺利正在损害我们学人心目中十分神圣的出版事业，当此之际，重读细读胡真同志的出版文集，认真体味胡真同志对于出版事业的一片苦心，绝不仅仅是我们普通出版工作者的责任。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提高我们的业务能力，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扎实地进行我们的事业，最每一个出版工作者不可回避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