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基本到位“适度从紧”趋于灵活——1996—1997中国金融形势的分析与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中国金融论文,形势论文,灵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的读者朋友：你们好！
应读者之邀，谈谈对1996—1997年金融形势的看法。
从中国金融业自身的运行看，1996年金融总体形势有以下四大特征：
1、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继续贯彻，货币供应大体适度，稳定物价的目标基本实现。
中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既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率，又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1995年经济增长10.2%的基础上，1996年1—9月，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3575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12.9%；国内生产总值（GDP ）增长9.6%；1996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仍然会维持在10%左右。 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快速的发展。
1996年是贯彻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第二年，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得明显成效，货币供应量大体适度。根据中央银行公布的数据，到1996年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72042.7亿元，增长26.8%，比年初回 落2.7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3.3个百分点，逐步接近25%的调控目标；狭义货币M[,1]余额为26336亿元，增长17.1%，增幅比年初增加0.3 个百分点，基本接近18%的计划目标；现金投放有所加快，1—9月累计投放现金523.7亿元，比去年同期多投443.3亿元。9月末市场货币流通量为8409亿元，增长14.1%，增幅比上年末增加5.9个百分点。
1996年物价能够被控制在7%以下， 超过了国内外有关人士最乐观的估计。
2、中央银行在间接调控上迈出重要步伐， 金融改革持续深化。
去年是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方法改革出台措施最多的一年。央行注意更多地运用间接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对1996年金融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去年初开始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规范化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4月9日开始办理国债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公开市场操作的启动，确立了货币政策全新的日常操作机制。1996年1—8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已经取得初步效果。其次，央行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新的贷款规模管理办法，并加强了再贷款回收工作。年初央行开始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为基础的限额管理，向完全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对其他银行和城市信用社全面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对农村信用社取消了贷款规模管理。第三，央行基础货币的新增长源头得到有效控制。在外汇储备占用人民币大量增加的同时，中央银行继续采取“对冲”操作，及时对中央银行的资产状况进行调整，适时收回商业银行再贷款1052.4亿元，同时发行金融债券608.4亿元，办理国债回购18.8亿元，以控制基础货币的过快增长。 这是1994年以来针对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国外因素第一次采取相应的“对冲”措施，这标志着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操作日趋成熟，并开始向国际通行作法靠拢。9月末，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余额为22526.2亿元，比去年初增加1449.3亿元，增长20.3亿元，增长幅度基本适度。第四，利率杠杆得到良分地驼用。4月1日停办保值储蓄，5月1日调低存贷款利率，取得预期效果；8月23日中央银行同志次调低存贷款利率。 中央银行及时停办新的保值储蓄业务，两次调低了存贷款利率，运用利率杠杆，既维护了存款人的利益，又减轻了企业负担，并调整了货币供应量的结构，此举在各方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去年上半年，央行还出台了改善国有大中型企业金融服务十条措施，正式颁发了《贷款通则》。自8月1日起，正式实施《贷款通则》。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依法自主经营信贷业务，同时对贷款承担责任。除国务院确定的特种贷款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银行贷款和担保，中央银行随之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在50个大城市和7 个城市试行主办银行制度，密切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在1000户重点企业中，第一批300户企业明确了主办银行，并落实了生产经营资金。
与此同时，金融改革稳步推进。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保险市场的垄断地位被初步打破，除新批准的10多家保险公司外，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本身也以集团的形式组建了人寿、财产和再保险三大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强化了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和管理；中国农业银行不再领导管理农村信用社；按合作制原则重新规范已经商业化经营的农村信用社，经整顿后可合并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城市合作银行目前已有23家开业、筹建，另有72家准备组建。
金融开放进一步加快。 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从7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 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改革也进一步改善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环境。到8月底， 我国共批准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代表处527家，外资营业性金融机构149家。其中外资银行137家。
上述改革措施的出台，极大地促进了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的改进和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也加快了全国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统和一深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改革和开放稳步推进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建设对行政手段的依赖仍然没有根本的改观。
3、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1996年我国深化外汇体制改革，年底之前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提前达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款的要求。
在经常项目可兑换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国家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均表现正常，没有出现大的波动。7月1日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后，银行结汇量上升，外汇市场交易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国际收支状况良好，10月份累计贸易顺差已实现102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已由年初的736亿美元上升到10月末的988多亿美元，年底超过1000亿美元已成定局。 中国吸引的外资在连续三年保持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的基础上，1996年1—7月利用外资协议额达到535.2亿美元，比1995年同期增长35.2%，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485.2亿美元，增长31.7%；实际使用外资268.1亿美元，增长4%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220.4亿美元，增长13.2%。
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是我国货币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这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将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金融当局和外汇主管部门而言，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将在诸多方面向现行的管理模式和监管办法提出挑战。比如怎样在实际中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收付汇，如何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行区别管理，如何实施对银行外汇业务的有效监管、有效监督银行依据外汇管理规定和有关凭证对企业经常项目下的用汇进行真实性审核，等等。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对资本流入的管理。
在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对资本项目管理的程度会进一步加大，如何防止资本项目混入经常项目流出流入，继续保持对资本项目管理力度，是货币当局和外汇主管部门在1996年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1997年乃至以后几年金融开放所面临的关键难题之一。
4、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和金融空洞化问题“浮出海面 ”。
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并不是在1996年开始出现的，但是真正由政府和中央银行提出来并作为当年开始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重头戏”，则是始于1996年。
1996年国有商业银行在推进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强化风险管理等方面步伐的加快，各大银行通过建立行内备付金制度等均强化了在全行内资金的调度能力，新增贷款全部实行风险管理。总体上讲，与步履维艰的国有企业改革相比，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化进程方面迈出的步伐要踏实得多。
概括地说， 面对1997 年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的召开， 我们对1997 年的金融形势持十分乐观态度， 但是， 不能过分地乐观。 展望1997年的宏观金融形势，我个人对金融形势的看法有四：
1、货币政策仍不得不适度从紧， 但在回归之年“适度从紧”将偏向事实上的“紧”中求“松”，货币政策的手段更趋于灵活。
货币政策继续贯彻适度从紧的方针，是基于以下两个关键事实：第一，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强大。 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虽然在经历1994 年10月左右最高的物价上涨之后在1995年有显著回落、在1996年又进一步被控制在10%以下，但是考虑到中国物价指数的特点——即月度物价指数是相对于1年前的同期比，而那个时期恰恰是物价上涨的高峰期。 因此，即使1996年底实现了全年低于10%的控制目标，整个物价指数仍然在不低的价位上运行。这还没有把1996年1—8月实际高于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和农业等其它非货币性因素考虑进去。第二，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指数的上涨压力依然存在，并且完全有可能再度成为导致通货膨胀重新抬头的关键因素。从1985—1995年中国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的关系来看，M[,0]、M[,1]的增长率与物价指数上涨之间在过去10多年内极为密切的关系，已经越来越让位于M[,2]与物价指数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过去两年中M[,0]、M[,1]的持续走低与物价的持续高速上涨表明，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不只由现金流通量(M[,0])和活期存款(M[,1] 即为这两项之和）所推动，它更多地与中央银行和政府更难于控制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发生着联系。虽然控制货币供应量依然离不开 对M[,0]和M[,1]的控制，但是仅仅局限于以往关注的传统指标，显然容易忽略主要威胁。因为持续至今的这轮通货膨胀并不是由同样趋势的M[,0]和M[,1]相伴随（它们均有很大幅度的回落），而恰恰是与M[,2]在过去几年中的迅速增长相关联（M[,2]的增长一直几倍高于国内生产总 值的增长，并且与1994年以后的高通货膨胀率在趋势上极为密切）。1996年1—8月M[,2]在M[,1]已有明显下降、M[,0]大体实现计划目标的同 时仍持续走高，并象1995年一样超过计划目标3个百分点以上。这说明 ，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依然对通货膨胀造成威胁，并且如我们在后面所言，在内容上还有新的、更难于调控的变化。中国货币结构的根本变化和对M[,2]增长有效控制措施的缺乏表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依然是 必要的。1996年是对M[,2]控制最好的年份，但是仍然偏离计划目标2个百分点左右（考虑到M[,2]的绝对额很大、2个百分点就相当于1.5万亿 元人民币左右，其总量是非常之大的），中央银行已经初步考虑要在1997年把M[,2]的增幅进一步控制在23—25%左右，这至少是留有余地的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亏损和效益问题、经济结构的优化问题，均非货币供应量放宽所能解决的。放弃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只能是把现在的问题往后推，给未来的调整造成更大的困难。
不过，中央银行会在放弃下达信贷计划等直接控制办法上作进一步的可行性调查，甚至是进行某些尝试，货币政策的手段也会更趋于灵活。
2、全面而非限额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将占有更加突出的位置。
就信贷计划而言，目前的信贷规模管理办法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和全社会的投融资结构的变化。中国金融市场的一大特征是普遍存在的对融资规模的限制。但是，对规模的限制就要走到尽头。主要理由除我们的上述分析外还有三条：首先是贷款限额已经不能覆盖信贷总量。1994年受信贷限额控制的国家银行贷款为5160亿元，占全社会贷款总量的71%，1995年下降到69%，1996年仍然有下降的趋势。贷款限额对信贷总量的作用越来越小。
其次，银行贷款以外的资产比重增大。1994年国有商业银行新增资产中贷款比重仅为54.1%，而在这之前， 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这表明，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就是银行资产的多样化。银行其 它资产也会创造货币供应量，也会扩大需求，仅控制贷款不起作用。
第三，保持贷款限额与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不符。贷款限额打乱了商业银行根据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要求安排的最优资产结构。
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看，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是摆脱银行债务危机和国家银行改革的必经之路。但是，它与贷款限额的做法从根本上是矛盾的。
信贷规模对控制信用总量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又给实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造成了许多障碍，特别是限额与比例的矛盾，使一种新型的自律机制和管理方式在一开始便扭曲变形，后患无穷。因此，不管从宏观金融调控的角度看，还是从银行经营的角度讲，都要求尽快取消对贷款限额的控制。但是，1997年对贷款规模的控制是否能够被彻底放弃，要看中央银行的决心和其他替代措施的有效程度。
3、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和经营安全性问题， 可能要对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直接影响。
中国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足和亏损问题的同时并存，无疑是悬在金融机构尤其是国家银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尤其是亏损问题更威胁着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和安全。
从1996年的情况看，企业依然是困难重重。
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比较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与世界银行业的诸项指标。可以看出在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迅速增长的同时，不仅人均指标与国外大银行相比仍有近乎百倍的差距，而且以核心资本率这项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最关键指标上，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中就有两家低于4%的标准。 从经济的持续增长看，经济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增长的依赖不会减轻，而这反过来又极有可能进一步加大改善银行资产质量的难度。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金融监管的不良资产和经营安全性问题会更为突出。这个问题在1996年没有改善，在1997年也很难加以根本改观。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金融监管的重点将放在加强金融机构自身的安全性上，以减弱突发性事件诱发对国有银行业的信任危机。
4、中国金融业对内开放和市场准入问题愈益突出。
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在金融开放方面所迈出的步伐已经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经过100年左右所走的历程。 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之多、时间之快，即使是正在跨过作为“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门槛的韩国和银行业高度发达的日本也为之不及。但是，在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的同时，我们却严格限制国内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换言之，我们对外资金融机构是开放的，对国内非国有的民族金融业却是不开放的。在整个经济中，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已占国民总收入的50%，然而在金融活动中，民营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仍然微不足道，与整个经济的发展极不相适应。
改变金融业对外开放而对内不开放的局面，允许民营和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以适应非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已占相当地位这一现实，将构成1997年中国金融领域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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