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地历史地理解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的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描述我们生存环境的最重要术语，中国理论界也开始广泛地使用它来讨论各种问题。但是，正如萨伊德在“东方学”研究上曾经提醒的那样，当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源自西方的术语时，我们也就可能戴上了贴着“西方制造”标签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全球化”理论隐含一种危险：其内置的基本价值将可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术界产生误导。事实上，全球化思潮在中国的登陆也绝非一次简单的学术移植，其深层包括了它所推崇的价值的扩张。历史地看，全球化理论以“全球”视野转移和遮蔽了已经遭到批判的西方价值，并基于抽象的全球价值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散进行辩护。本文认为，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实际反对资本主义在全球扩散这一历史进程一致，我国学者必须反对抽象的非历史的“全球化”理论，独立地解释和说明“全球化”现象。
一、抽象的非历史的全球化理论是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历史延续和最新的意识形态
在西方学术界，用全球化在全球尺度上对社会关系进行定位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是，“全球化”一词被普遍使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复杂而有影响、甚至时髦的理论景观，却是90年代初的事情。然而，“90年代”并不只是一个不含价值的断代史称，毕竟，按照西方政要的说法，它是和“共产主义的大溃败”联系在一起的（布热津斯基）。虽然西方左派学者也疾呼“社会主义的失败并非意味资本主义的胜利”，但用“如释重负”来形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乐观心态也并不为过，因为乐观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打出了“历史终结”的旗帜（福山）。因此，将这一背景与全球化思潮在全球的扩散联系起来更能说明问题。
从规范的角度看，冷战结束后，冲突和敌对状态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全球问题、全球价值以及全球共同体的观念更容易成为全球认同和行动的基本准则。但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些价值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为什么直到90年代以这些价值为核心的全球化理论才成为世界学术界的时髦？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全球问题是由谁提出来的，又是由谁造成的，全球化理论提出了什么克服方案，它所推行的全球价值核心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它与过去的西方霸权主义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准确地定位全球化理论所必须回答的，不过在回答之前首先得清理一下目前全球化理论是如何表述的。
从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化的定义看，不同学科、不同立场的研究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争论。由于观察视点的差异、依赖的历史起点不同以及解释工具的多元性，全球化理论在当前应该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既包括内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一体化思潮、基于西方价值的“人权帝国主义”政治理论，也包括对这两者的批判思潮，以及所谓人道主义全球化方案。撇开具体的结论，种种全球化理论的冲突集中在以下三个基本问题上：（1）全球化是一种全球既成的状态， 还是向一个可能的图景变化的过程？（2 ）支持全球化进程的价值或必然图景是什么？（3）全球化的实现途径或方式是什么？ 本文将从这三个基本问题出发，透过西方文化研究和经济研究来考察西方全球化理论主流的性质。
经验上看，到目前为止，并非存在着一种真实的全球同质的秩序和全球同质的文化。因此，我们认为“全球化”并非一种既成状态。但是，复杂性在于西方文化研究并没有简单地将全球化就视为状态或过程，而是不加区分地作为结构性术语来使用它。作为结构性术语，全球化在两个层面上被揭示：一是基于全球问题（环境、人权等）而逐步形成的所谓全球共同价值和实践；二是基于现实物质条件和技术可能而对全球复杂多样的联结的描述和说明，并将全球化视为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在这一结构上，全球化文化研究形成两个视角：同质化结构和多元化结构，并与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这两种思潮直接相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两个问题上两种结构差异并不太大，事实上，它们都诉诸于多元价值立场，并且也都不能回避现实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性以及资本主义文化扩散的事实。
从90年代西方文化研究前沿看，文化实际是一种“社会想象”，它承担着社会整合最基础的功能。在这一意义上，全球文化提供着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最高级的社会想象，也处于全球性社会想象的中心。但是，全球化文化的形成必须依赖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1 ）使“全球”经验成为现实的全球“自然空间”的形成（实为人类交流在全球自然空间内的实现）。西方全球化理论所涉及的正是这样的时空经验（特别是这种经验在当代的被压缩，如哈维等）。（2 ）在纷繁芜杂的差异性之中进行对话所依赖的共同性的产生，也就是说，尽管全球化是多维度的，但必须用一种大家都听得懂的“声音”说话。（参阅汤林森：《文化与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两个事实，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前者提供了交换得以顺利进行的市场基础，后者则是交换能够实现所必需的一般等价物。在整体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市场本身催生出人类交往的空间同时又同质化这种空间。这种紧张关系直接造成全球化话语的历史演变与全球化经验的历史演变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为解构全球化话语中的霸权并将之引入批判的知识领域提供了前提。当然，这里可能会隐含一个矛盾：当我们提出“全球化经验的历史演变”时，它也许是与全球化权力话语所内含的对这种经验认识相对立的重组。因此在锤击和颠覆全球化权力话语时，必须首先获得这种重组的合法性。这也就提出了全球化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论问题：离开经济，是否可能说清楚全球化的实质。在西方文化研究中，不同理论家之间的无意识争论恰好反映出全球化理论的这一缺失。
在经济方面，全球化理论也远没有形成统一的面貌。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全球化已经被接受为一个经济上的事实，而这个经济事实则暗示着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占据了全球统治地位。基于这个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全球化提出了“最好”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应该说，这个定义虽然并没有能够揭示经济全球化的全部方面，但它却陈述了全球化的核心方面和主宰力量，因此无论是自由派的理论家还是左派理论家都以此为前提展开自己的全球化理论。我们认为，经济为解开全球化之结提供了合理的前提，但是现有的理论并没有能够说明当代世界的“经济依赖性”与15世纪以来随着市场扩大而形成的“全球经济联系”有什么不同，因此，在正确地看到资本作为全球实际推动力量的同时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个问题在90年代才真正成为“新”的全球问题。
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布莱尔指出：“世界贸易和市场开放已经进行了几百年。这种意义的全球化并不是全新的概念，所谓新概念是指其步伐和范围。”（《新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版， 第143 页）这个论断一方面道出了西方资本主义推动下市场扩张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它也正好恰当地说明了90年代全球化理论崛起的深刻所指，即共产主义威胁消除了，资本主义已经不满足于已有的成果，要实际地扩大其在全球的“范围”并不断加快它在全球扩张的“步伐”。
这样看来，全球化作为一种政治口号实际在90年代的大声提出并非偶然，它代表着没有对手后的资本主义的嚣张。当然，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支撑的全球化理论也不意外。然而，在这种理论上讨论“全球化”，我们将会落入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所设置的数字陷阱，这些数字通过将它的公布者装扮成最终促进全球公平与正义的救世主而掩盖了这些组织的历史起源以及它实际行动的权力指向。这就引出全球化理论必须关注的第二个核心问题：离开历史，是否可能说清楚全球化的实质。
事实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极力地推广全球化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这就是：在逻辑上，这种全球化理论也正是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的替代方案。通过表面中立的全球化理论来消除具有明显“西方中心主义”特征的现代化理论，资本主义再一次对自己的历史解释进行了提升。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研究的深入，历史已经重新成为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学者争论的焦点。
现代化理论，从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的学者对第三世界的慈善事业，它为后者提供发展的目标与手段。但是，这种慈善事业60年代开始就带有不纯的动机。迪恩·C.蒂普斯指出：“现代化的观念主要是美国的观念，是由美国社会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内提出并在六十年代中期进入鼎盛时期的”，而美国的决策者“实际是把‘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看作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不稳定和防止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办法”。（〔美〕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09页）因此，这种理论旨在将西方历史经验普遍化，也因此将资本主义永恒化。出于这种背景，它所提供的方法和道路绝不可能让第三世界进入“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70年代，在事实上，正是拉美地区的经验彻底粉碎了现代化理论的幼稚。而现代化理论自身则在种种批判下不断的改进和变形，最后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它没有真正放弃过其历史解释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在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出路之前它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而90年代机会来了，冷战的结束，西方中心已是既成事实，再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即使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也来自西方立场，全球化成为没有任何理论反对的一股思潮。
从根本上说，全球化理论只是陈述一个已经结成一体的世界。而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全新的“大餐”。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在全世界的受注目，不仅反映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意识形态空虚，而且证明是世界性的失衡。因为这些浅薄的做法，恰恰忽视了真正的历史研究。事实上，80年代初，中西学术界都公认的最具全球眼光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就指出：“20世纪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是一个非殖民化与新殖民主义两者含混难分的世纪”。正是二战以后“复兴和扩大了的殖民主义”“利用新技术将外缘地区更彻底地结合在国际市场经济之中”，“使第三世界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体系”，因而发达与不发达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参阅《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化最终表达的并不是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在所谓共同利益下的自动趋同，而是走向更深刻的分裂过程。
如果说现代化理论由于其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预设了历史决定论的前提，而将全球纳入资本主义的历史空间，那么全球化恰恰就是将全球空间差异纳入资本主义当下的历史时间中。因此，德里克将全球化视为替代现代化的“社会想象”。这种社会想象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自觉地消解了传统与现代二分的内在悖结，也回避了其欧洲中心主义，而获得更大的欺骗性。它“掩盖了社会和经济的实际上的不平等”。（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第2页）因此，全球化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恰恰和现代化理论是同构的，并且就是现代化理论在冷战后死亡的新的替代。它通过把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和经济地理学的分析结合起来，完整系统地用“同质化”内涵将现代化理论过于露骨的保持永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图包裹起来，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在全球实现，从而构成“历史终结论”的全部理论基础。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学术话语的全球化与历史终结论始终是同谋的，它们都只是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需要。
可以说，从传播学角度提出的“全球村”，本来是有用的科学概念，但在全球资本主义实现的条件下，它变成了一个极为反动的概念，它意味着美国之外的全球将成为美国资本家可以随便出入的后花园。从现实资本主义种种表现看，多维度的全球化正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千禧福音，一种终结了的历史。而为这种全球化辩护的全球化理论必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历史延续和新的意识形态。
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散是资本逻辑的内在必然
全球化作为对当下历史的一种理论描述，如果欲成为一种科学的描述，就必须与历史发展的线索取得一致，这就要求我们首先确立它的历史起点。全球化确实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上文我们已经从全球化理论讨论中引出全球化实际的推动力量，这个过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散在某种程度上是同质的，并且作为一种现象，多维度的全球化恰恰就是资本逻辑扩张的后果。历史地看，在“朕居之所即为世界中心”的时代，全球化无疑是妄语。所以，那种从历史的起点开始追逐全球化起点的全球化理论是我们所必须摒弃的。虽然很多全球化批判思潮都试图从前资本主义历史中论证一个平等的世界体系，但这种做法无法科学地说明资本逻辑在全球的扩张及其霸权实质，从而对资本主义只能流于道德批判和重复马克思之前的人道主义做法。
正是在资本逻辑推动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进军这一历史进程才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因为90年代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解放”。它在20世纪的扩张障碍“扫除”后，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在全球原野上狂奔，从海湾到科索沃，从墨西哥到俄罗斯，从朝鲜半岛到台湾海峡，以及任何只要它想去的地方。这就说明了全球化思潮为什么在90年代盛行的内在原因。当然，在90年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方式、范围和程度都与以往有了明显的不同，因此它的影响也更为复杂。这也是本文强调全球化研究的90年代背景的根本原因。
表面上看来，集中于90年代来谈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会面临必须解释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将问题复杂化，因为自由主义者从经济上将资本主义解释为永恒的“自然过程”，现实社会主义的挫折似乎证明他们的结论。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多费一些笔墨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做一个简单的历史方法论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简单地将历史解释为“自然过程”或“人为过程”，而是强调历史辩证法，它的核心思想如恩格斯晚年说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坚持将历史看作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主体创造过程。这就是说，一方面历史绝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另一方面也不是一个完全由主体随心所欲设计的过程。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指的是，在人类实践特定的水平上人必须臣服于自己的创造物。（参阅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一意义上，资本逻辑的扩张带有深刻的必然性，对这种扩张的抵制也必须通过经济来完成。现实社会主义的挫折也充分说明了经济基础在社会解放过程中的绝对作用。
但是，如果直接臣服于经济的必然性，社会解放也就没有可能。自由主义者在这里就遇到了深刻的矛盾，他们虽然强调人类自由平等价值，但是由于其直接迎合经济必然性而实际地为全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新的野蛮状态（如作为最新案例的北约对科索沃的罪恶）进行辩护。更为深刻地，这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催生并贯穿其历史的自由主义思潮，从表面上奉行不干预政策，事实上却直接表现为人为地推动资本主义的力量，这一点从其与其它资本主义批判思潮的斗争更能清楚地看到。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一方面直接表现为在自发地按照经济逻辑演化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一进程也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的意识形态以及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实际经济政策竭力推动的结果。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看似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程绝非自然发展过程的结果”（联合国社会发展所编：《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这种观点在全球化批判思潮中得到普遍的反映，如《全球化陷阱》的作者就认为：“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结绝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我们从全球化的灾难性后果上完全可以看出资本逻辑的实际作用。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后果有没有人预见？如果有预见，那为什么还会灾难性地发生？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马克思。我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分析为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因为，全球化恰恰也是有历史的，它的历史即是资本不断挣脱地域的局限走向全球的过程，因此“全球化”这个不加任何定语的当下经验，其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 页）。这种基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恰恰是当下全球化讨论中作为“社会想象”的全球文化的历史基础。这一基础的重要性就在于，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恰恰是世界市场的力量使得世界历史的展开具有充分性。因此，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全球化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单个人只有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的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另一方面，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却越来越受到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参阅同上书，第88—89页）
因此，全球化的问题实质在于揭示它的历史形成及其对现实的人的意义。马克思为此提供了一种基本解释。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世界市场才得以形成，而世界市场的形成恰恰是和地域空间中的全球形成是一致的，这就是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马克思粗线条地为我们勾勒了工业支持下的市场经历狭隘的地域走向民族国家最后走向全球的过程。他强调，在“全世界的市场”条件下，“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70页）
可以说，马克思极为深刻地预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散和实现的可能性。而当前的全球化，无论是从哪个维度进行描述，都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背景。由此可见，这个给人造成想象空间，不加定语的“全球化”内在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的实现。如美国学者德里克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脱离了它在欧洲的特定的历史起源，表现为真正全球性的抽象观念。”（《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68 页）加拿大学者埃伦·米·伍德也指出：“甚至在所谓的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也是第一次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即渗透到国家、统治阶级和生产者阶级的实践活动和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中。”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现象”。“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的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但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之中关于“全球化”的精彩描述有一句可能被大多数理论家忘记了，他指出：“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第470页）因此，马克思强调商业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坚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理论批判，坚持参与对这种生产方式的实践批判，这就是另外的一种全球化——社会主义的全球化。
三、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历史意义
全球化的历史和当前趋势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非此不可”的过程。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带有向度的整合过程。如果忽视了这个向度，建立在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之上的资本主义的霸权就得不到科学的揭示。也因此，我们就看不到西方主流全球化理论所掩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按照这种全球化理论设计的道路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将必然地是背离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
从理论上看，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历史的经验则证明，不加任何限制的“全球化”冲动，其必然结果是：在新的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在经济上接轨，接受某些国际标准组织我们生产与销售的同时，也将接受处于霸权中心的资本主义的人权标准、司法审判制度甚至是政治运行制度。因此，从政治学角度提出主权相对论完全掩盖了问题的实质。所以，在全球化思潮盛行的当今重新提出爱国主义的口号是恰当而且必要的。（参阅王锐生：《关于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意识的矛盾》，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7期）
从现实看，在“人类的普遍利益和全球价值”支持下，前苏联“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充分证明“全球化”对于我们的虚幻性质。“狂暴的集会、示威游行、对俄罗斯人的枪击、轰炸、导弹打击”直接陈述了全球利益的具体后果。（参阅《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南联盟的最新罪恶则更是“全球利益”与“全球行动”实质的充分暴露。
由此，在讨论全球化时，我们必须揭示其实质。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历史意义。
第一，从根本上而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批判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因此必然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一点马克思已经说得很清楚。随着商品、市场经济出现了两种东西：（1 ）作为机器附庸的工人，在大工业整体下的“局部工人”。现代工业的发展充分表明，以生产力为标准的优化过程中，去掉的就是人而不是其它。当代西方的社会批判运动反对的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这种人——在工业生产线中“单向度的人”，在政治伦理生活中“边缘的人”，因而是“异化的人”。（2）法人，即资本的人格化。人没有了， 人就是客体化的主体。因此，马克思虽然将资本主义视为必然，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资本主义的永恒。相反，他反复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因此，他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第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特征决定，在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还不能抛弃市场，在没有积累起人类解放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前，我们必须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这个基础。因此，我们自觉地走入市场的过程正是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一致的。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它必须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客观逻辑，实现自己的发展之路。
第三，从以上两点看，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也正是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散的最真实手段。这就决定了它和欧洲原发的市场经济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条件相结合的产物。
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是新的历史时期的一次社会主义的战略转换，它深刻地回到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立场上，通过市场手段来获得最终抛弃市场的力量。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面对全球化环境，我们不是被动地“一体化”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去，而是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市场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民族利益和社会主义目标。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设计我国政策来批判市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深刻地意识到全球化与本民族利益的矛盾，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和批判地研究当代的“全球化”就作为一个重大的任务摆在我国理论工作者的面前。
客观地说，当前正在进行之中的全球化并不是没有对中国产生复杂的影响。在经济角度，马克思早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按照市场组织起来的经济分配关系下），“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3页）可以预言，在分配关系逐步走向对抗的过程中，加入世贸组织，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必将极大地加剧这种对抗性。因为，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通过牺牲资本利益来保证劳动者的消费要求的例子。因此，即使从纯粹经济学的观点看，目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也绝对不仅仅是“甜点”。但是我们大多数人还缺乏这样的认识，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一“入世”，中国的问题就全都解决了，这显然是极大的误解。
事实上，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指出的：“现在不能指望美国的以民众主义和蛊惑性宣传为特点的世界政策能指出一条摆脱全球化陷阱的出路”。（《全球化陷阱》，第209 页）中国更不能指望按照这种全球化由美国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你“量身定做”的方案奔向21世纪繁荣与富强的道路。当北约的炸弹精确地丢在科索沃土地上，丢在中国大使馆建筑物上，丢在中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身上时，由布热津斯基所言的“共产主义的大溃败”所动员起来并空前高涨的自由主义梦想也被“公正”、“平等”、“自由”者淋上鲜血，由此“人权”——这个全球价值——变成了没有任何竞争对手而赤裸裸地嚣张的意识形态。现在，该是我们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保卫中国”的问题的时候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反对全球价值，而是强调对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直接进行辩护的价值给与充分的警觉，而是将全球价值放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体系背景下，在说明资本主义体系对世界体系垄断的矛盾性（不合理性）前提下，历史地说明全球体系的特征、描绘作为对现行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合理替代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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