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典西部片看美国传统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以《原野奇侠》和《正午时分》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片论文,英雄主义论文,正午论文,为例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好莱坞的西部片是美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电影题材，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繁荣时期后，持续30年主宰美国文化娱乐市场，深受全世界观众的喜爱。其中塑造的英雄人物迎合了美国人关于西部
的神奇传说和浪漫想象。扮演英雄形象的明星演员如约翰·韦恩(John Wayne)、加里·库珀(Gary Cooper)等在美国曾风靡一时，家喻户晓，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时至今日，这些银幕形象已成为美国文化具有代表性的象征符号，作为美国社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倍受珍视。
英雄是一个富有文化内涵的概念，作为人类理想的化身，既具有人类文化的共性，又因为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某个文化群体的产物而带有明显的特殊文化特征。比如，中国传统的英雄人物为公众利益甘于牺牲自我，是中国传统意识中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世界观的集中体现。美国经典西部片舍弃了边疆居民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相互合作相互扶持的现实因素，选取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为主题，着力表现个人面对邪恶势力时英勇无畏的精神和为正义挺身而出的英雄气概，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不受家族、朋友和社会制度约束、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式的英雄人物。这些影片让观众看到美国人崇尚自由、不甘受制于任何社会关系和制度约束的个人主义理想，感受到美国人要充当救世英雄拯救世界的使命感。同时，电影中也反映出传统的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念自身隐含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暴力手段与建立民主社会目的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西部片在美国电影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美国电影评论家Michael Coyne把这些研究划分为四类：神话诠释，导演风格，结构主义和政治寓言诠释，它们分别探讨美国西部片中的英雄形象对于欧洲神话传统的继承，比较同一导演不同电影作品之间的异同，以及宏观经济结构和不同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西部片所产生的影响及在影片中的反映。这些研究多分析西部片所影射的政治事件和时代思想，缺乏从文化角度出发对影像进行的研究。为了更好地了解西部片整体体现出来的美国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上映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西部片《原野奇侠》(Shane)和《正午时分》(High Noon)为例，分析传统西部片中塑造的英雄人物，及其体现出来的传统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探讨其中所包含的美国传统价值观念，通过结合电影这一传播手段对美国社会尊奉的个人自由、使命观及暴力观从新的视角加以认识。
一、崇尚个人自由和独立，重视个人尊严
西部片中的英雄被塑造成一个纯粹独立的个体，无论是在职业、家庭背景、情感归属方面，还是在与社会秩序和制度的关系方面，个人自由永远被放在第一位，这是整个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核心。
影片中的英雄往往没有固定职业，或是闯荡天涯的枪手，或是四处游荡的牛仔，不存在由职业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和规则的束缚。影片《原野奇侠》中的主人公舍恩(Shane)头戴宽沿高顶毡帽，腰挎左轮连发手枪，穿着牛仔裤、皮上衣，足蹬饰有刺马钉的高筒皮套靴，骑马从荒野远方缓缓而来，影片除了通过装束打扮暗示舍恩的枪手身份外，对于他的背景来历没有任何交代。与舍恩不同，《正午时分》中的威尔·凯恩(will Kane)担任小镇警长，但是在影片开始时他却正准备辞职另寻归宿。他在担任警长前与恶棍弗兰克·米勒(Frank Miller)一伙一样，整天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后来因为无法容忍弗兰克一伙鱼肉乡里，为非作歹，才听从劝说出任警长，将恶棍们抓捕入狱。
影片中没有任何关于家族背景和出身的交代，即便掺杂着爱情的因素，有女主人公在英雄身边出现，她们也只是扮演渺小的角色，在思想情感上往往无法理解英雄的作为，在英雄崇尚的个人信条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在情感上始终处于孤独的状态。在影片《原野奇侠》中，舍恩含蓄地表现了与乔治家女主人之间的爱情，但是影片没有安排他进行情感表白，一方面对方的身份不容许他这样做，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表白不符合影片对英雄人物无牵无挂、行走天涯的自由豪迈之情的描绘。威尔·凯恩虽然在影片中有婚礼的场面，但当他在关键时刻要留下来维护正义时，妻子却因不解弃他而去。这里的英雄在情感上是独立于任何人的，他要遵循自我内心的信条，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包括家庭和情感的干扰。
跟古典英雄坚持的信条相似，个人英雄主义也强调尊严与荣誉的概念，然而，这里的荣誉与贵族社会的荣誉感相去甚远，强调的是个人的尊严与荣誉。在封建社会或者古代的史实故事中，荣誉意味着光耀门庭，无愧于祖先，英雄的英勇之举会像神话一样世代流传。而西部片中的英雄则是没有社会级别和关系，甚至连家庭身世都不清楚的独立个体，个人不再是封建贵族家庭纽带上的一个环节，个人能力取代家族背景和世袭制度成为评价个人尊严与荣誉的唯一标准。
按照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任何其他人都无权干涉他的自由和决定，即使家人也是一样。因此，在家庭和友人的温情与个人独立自由之间，英雄宁肯选择后者，他宁愿忍受孤独和寂寞，也要远离对于家族的忠诚和朋友的义务所带来的负担和羁绊。正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对美国社会进行观察后所作的评论，“这些人无所负于人，也可以说无所求于人。他们习惯于独立思考，认为自己的命运只操于自己手里。”个人主义使每个人忘记了祖先，也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
二、内在的正义感与使命感
尽管影片中的英雄崇尚自由，不愿卷入任何集体或个人纠纷，或受到任何责任和义务的羁绊，但最终在社会正义不断遭到破坏、弱小的社会成员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内心的正义感和使命感驱使他挺身而出，拯救受到威胁的文明社会。例如，舍恩只是前来讨水喝的外来者，没有责任和义务，也没有人请求他去保护当地新来的移民。然而，赖克(Ryker)一伙飞扬跋扈，霸占资源甚至杀害居民，他无法袖手旁观下去。同样，在《正午时分》中，凯恩在一开始听从大家的建议要逃出城镇，找个地方躲躲，可在中途他却改变主意，不顾妻子的反对，毅然回到汉德威尔(Hadveille)镇，跟弗兰克·米勒一伙决一死战，他这样做的表面原因是不甘心一辈子东躲西藏、谨小慎微地活着，更重要的是他内心的正义感和使命感使他无法置镇上居民的安危和幸福于不顾而独自离开。后来他呼吁镇上居民联合起来共同面对歹徒遭到拒绝，坚持独自走上街头与歹徒们作战，更加烘托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气概。
影片着力渲染的“天下舍我其谁”的豪迈英雄气概，来自于英雄内心强大的正义感和使命感。在荒蛮的西部土地上，稳固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新来的移民大多数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或者经营小本生意的商人，社会组织分散，在邪恶的歹徒面前，他们力量弱小，人心不齐，且缺乏勇气，胆小懦弱。相比之下，英雄却是伸手敏捷、枪法精确的职业枪手，是唯一具备跟霸权者和歹徒作战实力的人物。英雄人物作为唯一的强者，理所当然要负起捍卫正义、拯救社会的责任。
这种只要是强者便责无旁贷充当英雄的使命感在美国文化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早在第一批移民踏上北美大陆的土地时，他们便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要遵循上帝的意旨，在新大陆上建立一座“山巅之城”，以照亮整个世界。这一观念深深地扎根于美国文化之中，形成了深刻影响美国人思维的“天赋使命”的神话。这一神话认为，美国受上帝之托对世界承担一种特殊责任，有义务为全世界维护“正义”，将“文明”带给落后国家和地区，把后者从“愚昧、无知”中拯救出来。英雄力量上的强大使得他理所当然成为拯救文明社会的唯一人选。
实际上，西部片中英雄的正义感与使命感并非来自于某种神圣的未可知力量，或者替天行道的普遍真理，而是来自对于美国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认同。美国政治制度和理念的奠基者约翰·洛克认为，在文明社会产生之前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享有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在内的一系列自然权利，这些权利是由自然法加以昭示并保护的权利，任何外在的力量都无权加以损害和剥夺。同时，每个人享有的权利都是生存所需要的，过多地霸占资源便是不道德的表现。在洛克哲学基础上建国的美国社会，不仅在独立宣言中明确提出天赋神权的理念，而且奠定美国政治制度的宪法文本中也始终贯彻着这样的精神。英雄人物的正义感正是源于对这些自然权利的认同。影片的背景正是法律遭到破坏或者尚未健全的社会，处于洛克笔下的自然与半自然状态，在自然权利遭到侵犯时，英雄便理所当然地产生使命感，不惜冒生命的危险，坚持执行自己的信念。由此可见，英雄所捍卫的正义来自于对美国政治哲学的认同，实际上是已经内化的美国社会的理想价值观念，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然而，在现实外交中，美国政府却把自己看做是掌握世界正义的英雄，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不经商量地强加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之上。
三、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暴力与民主社会的内在矛盾
在欧洲史诗和中国影片中，英雄人物在历尽艰难、战胜强大的对手后，大都有荣归家园、被人群簇拥着或高举着享受荣誉和喜悦的镜头。然而，在美国西部影片中，英雄在完成英雄之举后，无一例外都选择默默离开。舍恩赢得镇上居民的理解和尊敬，为他们铲除霸权势力后，不顾卓伊的挽留负伤而去。同样在捍卫正义、维护文明秩序后，凯恩带着愤怒和不屑离开了他协助建立的文明社会。影片的结尾没有掌声、鲜花和美酒，却只有英雄离去时孤独苍凉的背影。
究其原因，这是个人英雄主义所崇尚的自由与社会秩序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体现。英雄赢得民众爱戴后，如果留下来成为民主社会的一员，将意味着开始一种不同的生活模式，势必要落入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的俗套，自此他将不再是纯粹独立完整的个体，不再是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因此，片中英雄所对抗的不仅仅是代表邪恶势力的对手，他所要对抗的还有自己的朋友，因为朋友意味着要求和责任，他们会打破英雄自由自在、行侠仗义的模式，违背个人主义的理想价值观念。让英雄留下来的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性是享受胜利带来的无上荣誉和地位，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新秩序。然而，这样的情节安排更加不符合美国人的理想。在他们心目中，理想化的英雄为了他人的平等、自由和民主而战，把霸权者赶走的目的是要普通居民们建立法治和民主社会。英雄不可以迷恋权威和地位，不能为了社会放弃自我精神的独立和自由。此外，英雄身上的能力和正义感永远把他与平庸甚至懦弱的民众区别开来，他只能在关键时刻成为责无旁贷的领袖人物，把社会带入他心目中的正轨后，继续寻找下一处用武之地。
西部片夸大并美化了美国人对于自由的崇尚，塑造了脱离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束缚，拒绝权威和地位，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英雄。并且，影片把英雄人物的孤独状态理想化，为其蒙上一层神秘浪漫的色彩。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过分强调个人独立和自由，舍弃家人和朋友的温情，拒绝社会责任和义务的羁绊，把个人主义价值观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结果只会导致个人的孤独，在现实中，“它使每个人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虽然影片极力赞扬美国传统的英雄主义理想，给英雄人物戴上了一束浪漫神奇的光环，但在舍恩深夜负伤而去，对乔治小儿子回答道：“男人要做该做的事，不能打破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感觉得到影片中流露出来的无奈和感伤的情绪。
英雄人物与文明社会的矛盾不仅仅在于个人自由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矛盾，而且还体现在英雄“以暴制暴”的手段与民主社会法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成为另外一个英雄不得不离开的理由。在影片中，舍恩和威尔·凯恩都是善用枪法，身手敏捷的人物。在影片的高潮部分，他们借助利落的动作和准确的枪法，把对手置于死地，展现一种手起刀落、痛快淋漓的豪情。影片对于暴力的过程和后果进行简单化和模式化处理，把暴力渲染为正义的手段。例如，舍恩对象征文明社会的玛莉安(Marian)说：“玛莉安，枪，只是工具。它跟使用枪支的人一样，可好可坏。”这里的潜台词是，会开枪的富有正义感的男人便是完全意义上的英雄。
尽管暴力手段得到美化，但是施展暴力这一事实使得英雄人物无法融入依靠法律来维持秩序的社会。暴力毕竟有悖于文明社会的准则，只能存在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中。当邪恶势力遭到铲除，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时，崇尚暴力的因素必须被排除在外。因此，英雄的结局永远只能有一个，那便是离开。其中一定程度上隐含了对于正义与法制之间、暴力与文明之间矛盾的认识。
电影中对于暴力的承认和美化，跟美国西部边疆的开发历史紧密相关。在西部偏远的土地上，新来的移民们刚刚落脚，社会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蛮荒时代，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经常受到恶人或霸权者的威胁，要建立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非常困难。在残暴的破坏者面前，尚未健全的法律和民主程序都显得软弱无力，不起作用。在西部，人们遵循的不是人为制定的法律，而是强者胜、弱者败的自然法则。在他们眼中，法律仅仅是一套用以控制个体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随时可能被枪手或无耻之徒践踏于脚下，在缺乏武力保障的情况下，建立文明社会只能是愚蠢与幼稚的妄想，如果不依靠武力，社会道德和正义根本无法实现。按照这一逻辑，英雄作为正义的化身必须借助法律范围之外的暴力手段来维护正义。
个人自由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暴力与民主法制之间的矛盾导致西部片中英雄的命运永远是在广阔的西部土地上继续寻找下一处需要建立秩序的蛮荒之地，然而，等到所有土地上的文明社会已经建立，蛮荒的自然状态不再存在，英雄的归宿又在哪里？个人是否可能永远保持纯粹意义上的独立和自由，在文明社会中这只能是一种理想。
四、传统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在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反映
西部电影中，英雄采用的暴力手段被毫无置疑地合法化。为了达到目的，英雄可以把法律和社会制度抛在一边，待到铲除邪恶势力后，再重新建立法治秩序，开始讲究民主、自由和人权。这里，体现出美国社会务实的价值观念。只要结果被认为是好的、正义的，只要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便可以采用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哪怕手段是暴力的，哪怕违背将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所推崇的原则，都可以因为目的的正义性而被合理化、合法化。要达到维护法律的目的，可以采用非法的手段。要达到建立民主社会和安全秩序的结果，可以越过民主程序，采用非民主的方式。这里还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对于结果民主与程序民主之间的矛盾，结果正义与手段正义之间的矛盾。在美国外交历史中，有很多届美国政府以民主的卫道士自居，对弱小国家发动战争，要把自己所信奉的“文明”强加于他国的实例。这样的举动不断遭到世界人们包括美国国内人民的质疑和反对，美国国内也对传统西部片中的暴力因素开始反思。
影片中的英雄以内心的正义感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在社会秩序混乱的状态下，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拯救社会的重任，表现了英雄崇高的使命感，是美国社会开辟新大陆以来形成的“天赋使命”观在电影中的反映。这一使命感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在美国立国以来的外交政策中不断得到运用，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影响美国国家政策和集体意识的重要信念。在对外关系上，美国“天赋使命”的理想更多的时候成为美国政府争取国家利益、称霸世界的幌子。乔治·布什1991年在美国进攻伊拉克前夕宣称：“在世界各民族中，只有美国既有道德标准又有手段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是这个星球上能够团结和平力量的唯一民族。”在电影中，英雄人物是唯一具有力量和手段打败邪恶势力的正义的化身。在外交关系中，美国领导人使用同样的“理想”口号为干涉弱小国家的事务进行掩饰。如同西部片中的英雄人物，文明好像意味着拥有足够的优势和掌握大量的攻守武器，打着“使命”的旗号对弱小国家进行肆无忌惮的干涉，进行军事文化扩张。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以“自由卫士”自居，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力图使意识形态和制度与美国不同的国家接受其发展模式，在许多国家建立亲美政策。实际上，这种以美国自身为中心的“文化中心主义”并没有像电影中的英雄一样给“蛮荒”之地带来民主和自由，反而践踏了“国家不分强弱大小一律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与反对。
这种不论手段、必要时借助暴力实现理想的逻辑也与美国人引以为豪的使命说背道而驰，让人看到美国所谓的正义并非普遍的正义，而是按照美国自己的哲学推导出来的正义，是可以违背正义的实质利用非正义的手段去实现美国式的正义。经过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利，目前处于重建伊拉克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美国越来越意识到要为世界树立一个效仿的榜样并非易事。输出“美国模式”的做法在实际执行中越来越难以奏效，美国的外交行为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旗号，并不有助于世界各种矛盾的解决，反而激起受到干预国家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
五、结语
电影本身并不能够决定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但是却能够传达并反映人们普遍的情感和信念。美国西部片在电影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塑造的英雄形象作为美国精神的象征，成为大批影片塑造英雄形象的参考原型。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达到空前的繁荣阶段，经济的富裕使得一些人相信思想意识之争已经结束，人们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及社会价值观念充满乐观自信的态度，这是一个缺少文化分歧的年代，对于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深信不疑。50年代初期制作的两部影片《原野奇侠》和《正午时分》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英雄主义信念比起任何时候的影片都更能够代表美国社会长期以来信奉的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对待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我们既要对其中崇尚自由、独立、个人尊严与正义的部分予以肯定，又要看到它自身所隐含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崇尚暴力与民主社会之间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对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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