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眼光，求真的精神”——读《现代西方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眼光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出现了令人欣喜的繁荣景象，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越了前人的成就。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对西方史学的引进与研究有许多因缺乏“批判性”与“独创性”，而沦为盲目的“移植”、“猎奇”或“时髦”。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特别需要“科学的眼光”与“求真的精神”。而这种“眼光”与“精神”正是我最近读到的由张广智、张广勇先生合著的《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一书所刻意追求和充分体现的。
架起沟通中西学术的桥梁
晚近以来，中国当代学者对西方史学史的源流与现状虽作过一些介绍与评价，但史学界对现代西方史学及其流派的了解与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无庸置疑，对我们革新传统史学，构建当代中国史学新体系具有直接和迫切参照意义的，恰恰就是西方史学的现当代部分。正是在这一紧要处，《现代西方史学》为我们架起了一座沟通中西学术的桥梁。
该书系统论述了20世纪初以来西方史学的发展过程，纵贯欧美各主要国家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演化的轨迹，横及现当代西方史学研究进程中的各种新问题、新方法和新对象等。从中我们可以领略西方史学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勃勃生机，亦能反悟中国史学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巨大潜能。可以肯定地说，弘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构建中国史学新体系，也有赖于我们对西方史学的准确把握。《现代西方史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缩短了我们与西方史学的时间差，推进了我们对西方史学的认识。
诚如张广智先生曾经指出的：“外来史学的引入，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对话者，成为改造传统的一种活力，经过改造的传统史学，也可能会越出原先的自身形象，获得新生命。”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史学的前景是辉煌灿烂的，但当务之急是引进与消化。
“求实中包含犀利”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先生对待西方史学的态度可归纳为：“如实介绍”与“中肯评论”。张广智先生的治史原则——“求实中包含犀利”说也即这一层意思。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引进与研究虽不乏充满睿智的力作，但也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现象：一是凡西方的皆为先进，于是不加选择地盲目引进；二是只有介绍，而无批判（学术意义上的），只是囫囵吞枣地搬弄些外来的新名词。这两种现象都有害于我们对西方史学传统的借鉴与吸收。而在这两方面，《现代西方史学》都别具一格。
如关于现代英国史学，作者选取自由派史学、保守派史学和工党派史学以展现其“党同伐异的学派纷争”，选取古奇、卡尔和巴勒克拉夫以勾勒英国史学界“对历史学自身发展进程的思考”，选择霍尔斯鲍姆的新社会史和汤普逊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以突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贡献。又如关于现代西方史学整体结构与发展趋势的研究，作者力避面面俱到的做法，另辟蹊径，选择历史的“文化说”、“哲学观”、“新领域”与“世界性”等4个层面重点泼墨，纲举而目张。于是本来错综复杂、云遮雾障的现代西方史学，宛如一幅层次分明、波澜壮阔的山水画，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犀利”还表现在作者对经过精心取舍的材料所进行的“认真而不是肤浅的研究，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分析”。不难想象，西方史学史乃是一门艰深而富有挑战的学问。这不仅因其归属于另一种遥远的语言与文化，而且它涉及无限宽广而庞杂的领域。对此，当代英国史学史家巴特菲尔德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如果人们把史学史归结为一种纯粹的提纲，如同另一种的‘书目答问’，或把它编纂成一种松散的编年形式的历史学家的列传，那么它将是一门很有限的学科。”我认为，《现代西方史学》正是通过“把史家与史著置于史学发展的长河中作综合的考察”，避免了使史学史沦为“一门很有限的学科”。
《现代西方史学》的作者对现代美国史学的处理便足以证明上述判断不谬。对于初涉现代美国史学史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缭乱的领域。其史学流派之多、史著之丰、领域之密，足以令人望而却步。而作者却能化繁为简，指出现代美国史学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的不断成长密切相关，正是社会科学的不断冲击和渗透，使美国历史学面临着如何生存和自主发展的危机，而不断克服这种危机的发展过程便构成了生机勃勃的现代美国史学的演进历程。与此同时，美国文化追求新奇讲求实际的传统、美国社会多元化以及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又进一步赋予现代美国史学以更多的民族性和时代特征。这正是现代美国史学发展所依托的独特的学术、文化与社会大背景。
于是，在实用主义和社会科学冲击下所形成的20世纪上半叶史学新潮流中，我们看到了“新史学”、“边疆说”、“冲突论”、“现在主义”等史学思想；在新大陆多元文化格局中，我们看到了“冲突论”与“一致论”分庭抗礼，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彼此颉颃，女权主义史学与男权主义史学针锋相对，少数民族史学家与WASP史学家各持己见，激进派与保守派壁垒森严；在“由下而上”的视野里，我们看到了大众文化史、工人文化史、社区史以及城市史；在世界主义取向里，我们看到了国际关系史跨文化比较研究、《全球通史》；在6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一体化”趋势中，我们看到了新经济史学派、新政治史学派、新社会史学派，如此等等。
也正因为能站在史学洪流的潮头，作者才能高屋建瓴地抓住问题的实质，给予精当的剖析。如对特纳“边疆学说”的分析，作者揭示其理论渊源为当时流行欧洲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进化论，充分肯定在美国文化形成过程中，边疆环境因素和经济因素的革命性发掘对美国历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同时也指出该理论的种种局限，如用地域矛盾掩盖甚至代替阶级矛盾，否定形成美国文化的其他重要因素，如欧洲文化和南方文化，为美国现时政治所需要的对外扩张论、美国例外论、垄断制度合理论和种族优越论提供理论依据。
这样的真知灼见构成了全书的一大特色。从中我们不难领悟张广智先生治西方史学的原则：“我们在引进、借鉴与运用西方史学理论时，应该以高屋建瓴之势去观察它、审视它、介绍它，既不把它们当作新的教条把自己的思想重新禁锢起来，也不是出于猎奇把西方史坛一些时髦的东西玩于股掌之上，而是要出于中国历史学家的主动选择，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总之要‘洋为中用’”。
“开拓中藏着机智”
史学史的常见写法是按时间和国别顺序铺叙，但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无法展示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史学新陈代谢、蕃衍不绝的宏阔画面。为克服此种弊端，《现代西方史学》一方面保留按国别叙述的优点，专辟5个章节论述欧美各主要国家新史学流派的概况；另一方面则以专题立论，用4章的篇幅剖析现代西方史学在新史学潮流推动下产生的种种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等。这样，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时间、地域与学理线索相交叉，实现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开拓与创新。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述：“从国别上观察，让读者看出欧美各主要国家现代史学发展的脉络；从专题上立论，可看出现当代西方新史学派的成就及其演进的历史轨迹。”
作者又首次系统地钩索了现代西方史学在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回应，展示了中西两种史学传统相互激荡、相互交融的艰难历程，充分肯定了中国几代学人在输入西方史学，构建中国新史学的历程中所作出的艰巨努力。同时，作者不仅一一论定梁启超、何炳松、李大钊、傅斯年、“战国策派”等在引进西方史学的历程中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先躯们的功过是非，而且大胆评说活跃于当代中国史学界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如周谷城、耿淡如、齐思和、吴于廑、张芝联、陈启能、何兆武等。在这样严肃的学术专著中对众多依然健在的前辈学者的功过是非坦言评说，这在国内史学界尚属首次。
作者早在10年前就明确指出：“寻求一个时期（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史学对他国史学发生交互影响的事实联系，透析中西史学文化之间的沟通与回应，这不仅是比较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对我们继续引进与借鉴西方史学富有现实意义。”可见，作者是从引进和借鉴西方史学，构建中国史学新体系的战略高度展开中西比较史学研究的，其用意是要使我们“知所因承，知所开展”，从而“有所开拓，有所跨进”。唯其如此，中国史学才有可能赢得辉煌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