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的评价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年代论文,评价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做过的一些评价，对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与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仍有深刻的烙印。其中，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激烈批判，成为众多现代文学史著述者对其加以否定的根据。近年来，在民族主义理论热潮涌动与民国史学科长足进展的背景下，现代文学界重新审视70余年前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发现它并非如鲁迅所批判的那样一无是处，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那么，这一运动究竟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在现代文学史上处于何种地位？鲁迅是怎样评价的？为何会做出那样的评价？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这些评价？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考察与分析，以期深入地把握鲁迅的个性特征乃至左翼文学阵营的文化姿态，全面而准确地认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这一历史现象。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来龙去脉
1930年6月1日，朱应鹏、范争波等人在上海成立前锋社，发起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前锋社先后创办《前锋周报》（1930年6月22日～1931年5月31日）、《前锋月刊》（1930年10月10日～1931年4月10日）与《现代文学评论》（1931年4月10日～1931年10月20日）。朱应鹏编辑的《申报》“本埠增刊”上的副刊《书报介绍》、《艺术界》与《青年园地》也是前锋社的重要阵地[1](P60)。此外，《草野周刊》、《时代青年》、《长风》、《文艺月刊》、《开展》、《青灯》、《初阳旬刊》、《青萍月刊》、《当代文艺》、《星期文艺》、《电影杂志》、《矛盾》、《橄榄》、《流露》、《新垒》、《黄钟》、《前途》、《汗血》、《民族》、《文学新闻》、《民族文艺》、《时代文艺》、《建国月刊》、《文化批判》、《火炬》、《奔涛》等刊物，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前锋社及其外围社团彼此呼应，大造声势，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P58、P63)。《申报·书报介绍》、《当代文艺》等对民族主义文艺刊物称赏有加，《开展》月刊创刊号（1930年8月8日）上《开端》一文甚至说：“民族主义文学，以水到渠成之势，无疑的成为支配中国文坛的一种新的势力了。”“支配”文坛，为时尚早，但称为“水到渠成”的“新的势力”却是实事求是的。
这一运动的发生具有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方面，国民政府于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之后，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到1930年6月，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闽西、粤东北与赣东南）、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左右江等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争夺势力范围，战事频仍，大规模的战争有1929年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1930年5～10月的中原大战。中原大战中，双方动员兵力达160万人以上，伤亡30余万人。南京政府急于平靖内战，实施一元化统治，这不仅有赖于政治运筹与军事实力，而且需要意识形态的控制。当局标榜奉行三民主义，但30年代初，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何谈民生？一党专制，军事独裁，如何侈谈民权？唯有民族主义，才既易于争取民心，又正切合南京政府欲以民族意识冲淡阶级意识、以权威意识压倒个体意识、以统一意识取代地方意识的功利目的。
此时，民族危机也日益加重。1927年7月，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提出《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将“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和武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目标。1928年4月20日、5月2日，两批日军借口保护侨民，侵入济南，擅自在城内设置“警戒区”，构筑工事，与5月1日进入济南的北伐军形成对峙。5月3日，日军寻衅闹事，突然向中国军队开枪，并用大炮轰击。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割去舌头及耳鼻，最后与16名交涉署人员同遭杀害，并被焚尸灭迹。5月3日当天，惨遭屠杀的中国军民就达1000余人。据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于同年6月出版的《济南惨案》的不完全统计，截止5月11日，惨案期间，中国军民死亡6000余人，伤1700余人，财产损失达2900余万元[2](P19－24)。同年5月2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收到陆相白村义则的指示后，下达秘密动员令，命令驻满洲各地部队立即向奉天（沈阳）移动，并准备派第十四师团向锦州、山海关、新民屯一带出击奉军。后因美国干涉，才未能实现。但关东军拒不执行日本政府取消秘密动员的决定，策划了“六四”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炸死。1929年出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日本侵华意图更加明确。军部少壮派秘密组织“樱会”，专门策划“国内改革”和“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一个题为《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关东军多次组织旨在战地踏查的“参谋旅行”（如1929年7月的“北满参谋旅行”、10月的“辽西参谋旅行”、1930年5月的“长春参谋旅行”等），右翼组织也一再加强侵华的舆论攻势，到1930年夏季，已经能够听得见日本将要宰割中国的霍霍磨刀声。西部也不太平，1928年7月7日，新疆发生政变，政治独立性咄咄逼人①。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救亡图存舆论高涨。
正是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把民族主义视为“文艺的最高意义”[3] 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应运而生，并且随着“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发生而愈益发展。这一运动，有相当的理论准备，傅彦长1927年就曾写过一组探讨文学与民族之关系的文章（收入《十六年之杂碎》，上海金屋书店1928年4月版），朱应鹏、傅彦长、张若谷合著《艺术三家言》（开明书店1929年版，文学周报丛书），已经提出了民族主义文艺观念[1](P53)，到1930年6月正式发起运动之后，更加自觉地进行理论建设，在理论基础、社会意义、题材内涵、艺术表现与文学批评诸方面多有探讨。
民族主义文艺阵营中，虽然有的具有官方身份，如范争波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朱应鹏的正式身份是《申报》编辑，又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检查委员会委员；黄震遐、万国全、萧作霖为国民党军官；但文化人比官方人物要多，如傅彦长为同济大学国文系教授，还有孙俍工、汪倜然、叶秋原、陈穆如、陈抱一、李金发、李朴园、陈大慈、林文铮等；更多的还要说是文学青年，如王铁华、汤增扬、黄奂若、邹枋、宓罗、邵冠华、王坟、丁丁、徐苏灵、张季平、汤冰若等。如果说少数人带有维护当局统治的明确意图的话，那么，多数人则更倾向于救亡图存的指归。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不仅有主张，有队伍，有阵地，而且推出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作品，如黄震遐的《陇海线上》、《黄人之血》、《大上海的毁灭》，万国安的《刹那的革命》、《国门之战》、《准备》、《东北英雄传》、《索仑山》，王平陵的《期待》，孙俍工的《理想之光》（未完），心因的《野玫瑰》，李赞华的《矛盾》，潘孑农的《决斗》、《她在跳跃着》、《盐泽》、《尹奉吉》，梦如的《战场之上》等。
曾有多种文学史著作称，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失道寡助，在左翼的抨击之下，到了1932年即已销声匿迹。诚然，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刚刚兴起时，由于前锋社发起人的官方色彩与对左翼的激烈态度，曾为一般作家所忌讳。随着范争波、李赞华等人离开上海，前锋社自行解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倡导期的喧闹随之而逝。但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既非铁板一块的封闭营垒，亦非一成不变的僵化状态，而是汇集了多种色调，并且在不断地调整策略，《现代文学评论》较之《前锋周报》与《前锋月刊》，态度就变得温和一些，外围的刊物更加自由开放②。由于“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的相继爆发，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文坛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共话语，因而，不仅民族主义文艺阵营有扩大之势，而且其刊物也吸纳了自由主义作家、民主主义作家、甚至左翼作家的作品；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与左翼的出版物中，民族话语也逐渐增多。譬如李辉英《最后一课》（1932）、《万宝山》（1933），张天翼《齿轮》（1932），林箐《义勇军》（1933），老舍《猫城记》（1933），艾芜《咆哮的许家屯》（1933），黎锦明《战烟》（1933），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1933年完成，1939年出版），臧克家《罪恶的黑手》（1934），萧军《八月的乡村》（1935），萧红《生死场》（1935），张恨水的《弯弓集》（1932）、《太平花》（1933）与各界人士的旧体诗词等。
反映时事敏捷、宣传效果直接的剧本，有大量表现民族话语的作品，诸如：《二重灾》（《长风》第2期，1930.9），谷剑尘《祖国之光》（《现代文艺》1卷2期，1931.5），李罗梦、卢野马《济南血（五月三日）》（1931.7），残痕《通缉书》（1931.8），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编印之反日宣传剧本集《准备》（1931.10）收鲁思《上前线去》、朴园据《山河泪》改作《亡国恨》、张维祺《垂死的军人》、黄天钟《爱国的女儿》、笠子《拼命》、贝岳《准备》，黄虬《奸细》（《当代文艺》2卷5期，1931.11），阿弟哥《甲教师》（《红玫瑰》周刊7卷24期，1931.11），严梦《亡国之音》（《文华艺术》月刊26期，1931.12），白薇《假洋人》、《打出幽灵塔》（上海湖风书店1931.12.20），叶沉《租界风景》（《北斗》第4期，1931.12），邓承勋《红酒》（《北平晨报·北晨学园》1932.1.5～8），适夷《S.O.S（无线电急奏）》（《北斗》2卷1期，1932.1），白薇《北宁路某站》（《北斗》2卷1期，1932.1），绥远社会教育所《国难新剧》（绥远华北印刷局1932.1）收《国难中开原之惨剧》、《国难中两个爱国的男女青年》，《爱国剧》，《蚌埠老农张成宾愤日自杀》，《化装讲演稿》第1集（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出版部1932.2）收：《刀》、《万宝山前》、《奸商误国》、《团结御侮》、《良心救国》、《沈阳血》、《逃兵》、《看你横行到几时》、《觉悟》、《旅长的婚礼》、《韩人排华》、《嫩江桥畔》，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整理委员会《抗日救国戏剧集》（1932.3）收侯曜《山河泪》、张维祺《垂死的军人》、黄天钟《爱国的女儿》、贝岳《搏战》《准备》、朴园《亡国恨》、鲁思《上前线去》等，吻波《最后的呼声》（《南大周刊》126期，1932.3.24），赵光涛《敌人之吻》（《矛盾月刊》1期，1932.4），袁牧之《铁蹄下的蠕动》（《矛盾》3期，1932.5），李健吾《火线之内》（另名《老王和他的同志们》）、《火线之外》（另名《信号》）（北平青年书店1933.1），前卫戏剧作者同盟《前卫戏剧集》（1932.6）收袁文殊《东海之光》、丹青《伤兵医院》、吴多文《前进吧》、黄叶《红色的热情》、胡春冰《嫩江》，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教育部《化装讲演稿》第3集（1932.7）收为容《杀敌之孝》，田汉《战友》（《文学月报》1卷2号，1932.8），田汉《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湖风书局1932.11）收《扫射》、《乱钟》等，周佛吸《济南大惨案》（大夏书局1932.10），陈豫源《邻患——纪念“九·一八”》（1932.9.19～20《北平晨报·北晨学园》），赵光涛《战壕中》（《矛盾》月刊第3、4期合刊，1932.12），袁殊《工场夜景》（文艺新闻社1932），欧阳予倩《不要忘了》（1932），江西苏区教育部中央教育部集体创作《鞭痕》（1932），洪涛《抗斗》（广州星星社1932），祝成《到第一线》（《文艺战线》1卷42～43期，1933.1.9～16），胡春冰《突变》（《矛盾》月刊1卷5、6期合刊，1933.3.5），赵铭彝《牺牲》，袁牧之《东北女宿舍之一夜》，欧阳予倩《上海之战》（均同上），陈豫源《父与女》（1933.3.14～17《北平晨报·北晨学园》），吻波《生之决斗》（《南大周刊》第139期，1933.3.24），适夷《活路》（《当代诗歌戏剧读本》，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3）[4]，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发行处《化装讲演稿》第4集（1933.3）收小春《一走了之》《共赴国难》、级宸《自卫》、折梧《我们的时候到了》《唐将军》、紫鱼《还我河山》、容若《谁的责任》，同年4月版第6集收文子《亡国惨》、折梧《中华民族的祖母》《北国一朵花》《法律以上》，侯曜《复活的国魂》（大公报社出版部1933.4.20），胡底《热河血》（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1933.4），龙宝鉴《平顶山》（《南风》月刊8卷1期，1933.5.1），方之中《突破死线》（《生存》4卷7期，1933.11），孙俍工《火花》（《现代学生》3卷2期，1933.11），蒋本沂《一条战线》（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3），孙瑜《大路》（1934）……
1934年10月27日，周扬在《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表《“国防文学”》，意识到：“在战争危机和民族危机直迫在眼前，将立刻决定中国民族的生死存亡的今日的今日，‘国防文学’的作品在中国是怎样的需要呀。”到1936年，左翼文坛相继提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努力体现于创作之中。这一演进，固然缘自时事的变迁，但不能说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没有关联。
可以说，1930年由前锋社倡导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逐渐演进成与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相互碰撞、相互交织、相互促动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潮，开启了卢沟桥事变后抗战文学主潮之先河。
二、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评价
《前锋周报》创刊伊始，就对鲁迅乃至左翼表现出敌意，第2、3期连载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明确地把左翼文艺运动当做文艺危机的根源之一。左翼阵营对此自然不会视而不见。1930年8月4日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把民族主义文学派称为“文学上的法西斯蒂组织”，将其运动视为反动统治阶级在文化上进攻革命营垒、欺骗群众的手段，表示“不管新月派怎样板起脸孔来说文学的尊严，也不管民族主义文学派怎样在叫嚣，也不管取消派怎样在开始取消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然而，他们在蓬勃的革命斗争事实之前，只暴露自己的反动的真相，在群众中不会有多大的影响”[5]。同年8月24日出刊的《前锋周报》第10期的《编辑室谈话》，对左翼的攻击更为激烈，说左联“更是甘心出卖民族，秉承着苏俄的文化委员会的指挥，怀着阴谋想攫取文艺为苏俄牺牲中国的工具，致使伟大作品之无从产生，正确理论之被抹杀；作家之被包围，被排斥；青年之受迷蒙，受欺骗；一切都失了正确的出路：在苏俄阴谋的圈套下乱转”。但也许由于左翼的高度自信和对敌手的极度轻蔑，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左翼对民族主义文学并没有实质性的回击。
最初，鲁迅也只是在私人通信中对民族主义文学表示轻蔑。1930年9月20日致曹靖华信中，在对左翼文坛的消沉表示不满的同时，说到“乌烟瘴气的团体乘势而起，有的是意太利式，有的是法兰西派，但仍然毫无创作”[6](P23)。所谓“意太利式”的团体，即指民族主义文学派。在注重创作实力的鲁迅看来，民族主义文学空有招牌而“毫无创作”，大可以不屑一顾。但鲁迅很快就意识到了官方背景赋予这一派别的特殊力量，他在1930年11月19日致崔真吾的信中说：“今年是‘民族主义文学’家大活动，凡不和他们一致的，几乎都称为‘反动’，有不给活在中国之概，所以我的译作是无处发表，书报当然更不出了。”[6](P29) 1931年1月19日、20日，当局搜查华通、乐群、北新、群众四家书店，而对发行民族主义文学刊物的现代书局及光华书局则网开一面。鲁迅在1月23日致李小峰的信中推断说：“可知此举正是‘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之一，倘北新亦为他们出书，当有免于遭厄之望，但此辈有运动而无文学，则亦殊令出版者为难，盖官样文章，究不能令人自动购读也。”[6](P34) 1931年四五月间，鲁迅应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新群众》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文章认为，现在中国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之外，“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同年7月20日，鲁迅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仍然坚持认为：“现在上海所出的文艺杂志都等于空虚，革命者的文艺固然被压迫了，而压迫者所办的文艺杂志上也没有什么文艺可见。然而，压迫者当真没有文艺么？有是有的，不过并非这些，而是通电，告示，新闻，民族主义的‘文学’，法官的判词等。”直到此时，鲁迅还认定民族主义文学“有运动而无文学”，因而仅仅保持着蔑视与愤怒，并无重拳出击。
然而，事实与这样的估价有着不小的距离。从1931年2月起，《陇海线上》、《国门之战》、《黄人之血》等民族主义文学代表作在《前锋月刊》上陆续问世。《前锋月刊》与《前锋周报》虽然先后于1931年4、5月终刊，但民族主义文学脉息未断，且有健旺的趋势。《开展》、《现代文学评论》等也发表了一些不无价值的作品，其中还有左联成员叶灵凤、周毓英、彭家煌、穆木天的创作或译作。左联逐渐意识到民族主义文学挑战的严重性，开始组织反击。1931年4月25日，文英在《前哨》第1卷第1期上发表《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斥责“由刽子手、侦探、识字流氓而组织的民族主义文学”。1931年8月5日出刊的《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发表了《开除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的通告》。被开除的3人之中，周全平贪污中国革命互济会公款，属于特殊情况；而叶灵凤与周毓英除了放弃左联的工作之外，很重要的一个“罪名”就是“参加反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③。紧接着，《文学导报》相继发表史铁儿（瞿秋白）的《屠夫文学》（第1卷第3期，1931年8月20日）、《青年的九月》（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石萌（茅盾）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2日）、《〈黄人之血〉及其他》（第1卷第5期，1931年9月28日），鲁迅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重炮轰击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痛斥“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民族主义文学，“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鲁迅首先拿来作靶子的，是《陇海线上》中叙事主人公放哨时的一段想象——“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这部带有纪实色彩的小说，描写的环境是北军长期经营、战乱不断、匪患猖獗、百姓对军人恨之入骨的河南农村，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中央军一支7人小部队身陷其中，孤立无援，所以才有关于“法国‘客军’在非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联想。这本是作品中的一个细枝末节，但鲁迅与瞿秋白同样，抓住这一细节，引申批驳说，把军阀混战看做对异族作战，“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蒙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了的缘故”。
接下来，鲁迅把锋芒指向了黄震遐描写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元帅西征的剧诗《黄人之血》。这部剧诗规模宏大，内容庞杂，既有东西方文明——希腊思想、希伯来思想、游牧思想——的碰撞与交融，也有对1000年前黄种人征服白种人的自豪，还有对历史教训的总结——鞑靼、女真、汉人与契丹四员悍将“四匹马走着同一的路径，／四把刀儿一颗心”之时，所向披靡；而当英雄为情欲所乱时，则分崩离析，一败涂地。作品交织着复杂的矛盾：似乎推崇一种强悍的“大亚细亚主义”，但作者自己也意识到“大亚细亚主义”有军国主义之嫌，便试图以汉人、女贞、契丹的反叛来寓指各民族的反抗。对这样一部作品，褒贬殊异。民族主义文学阵营一致叫好，甚至称誉黄震遐为“东方的拜伦”；而左翼阵营则齐声斥责，批判其用心险恶。鲁迅认为，“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在剧诗作者这里“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批判诚然激烈而俏皮，但已经脱离了文本及其表现的历史，因为那时西征的是强悍威猛的拔都而不可能是向金称臣纳贡的赵构，在君主帝国时代④，实力决定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那时不可能存在“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以现代社会的民族关系理想来要求古代社会的民族关系，是一种与历史主义精神相悖的苛求。以作品中涉及古代的斡罗斯来认定作者是把矛头对准现代的苏联，批评者自然有做此联想的自由，但在逻辑上未尝没有缺失。从黄震遐的身份与立场来说，他对社会主义苏联不会有好感，书写拔都西征题材时，未始没有一点敌视的感情投射。但是，就这部剧诗的主旨来说，是借助蒙古人西征的历史题材来鼓舞民族精神，用合则胜分则败的经验教训来警示国人应该维护中央权威、一致对外。鼓舞民族精神这一点与1935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并获得好评的孙毓棠的叙事长诗《宝马》意趣相通，当然在历史分寸感的把握方面尚有缺憾。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还讥刺了“‘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固然有嫌稚嫩，但也表达出绝望中的抗争精神。如苏风的《战歌》：“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杀尽我们的敌人，／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雷电在头上咆哮，／浪涛在脚下吼叫，／热血在心头燃烧，／我们向前线奔跑。”鲁迅认为，“民族主义文学”青年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是对“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尽着掩饰与忘却的任务。如此断语，大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味——只要是来自民族主义文学阵营的声音，必然都是当局的帮闲或帮凶。其实，《战歌》这样的作品真实地表达出年轻一代救亡图存的慷慨激情。1935年4月，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两相比较，意趣甚至包括句子是何等相像！
日本侵略者悍然侵略东北，激起了“国难声中”的舆论热潮。1931年10月6日，谢六逸、朱应鹏、徐蔚南、傅彦长、张若谷、邵洵美、杨昌溪、汪馥泉、赵景深、萧友梅等27名作家发起上海文艺界救国会，支持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草野》杂志第6卷第7号，刊载了相关报道。茅盾很快做出反应，10月23日在《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发表《评所谓“文艺救国”的新现象》，批评谢、赵、徐、张等“只是向来灰色的几个人”，“在‘救国’的面具下向民族主义派的一种公开的卖身投靠”。接着，鲁迅1931年12月11日在《十字街头》第1期发表《沉滓的泛起》，把救国会的发起活动和以爱国为名的“灵药”与歌舞表演广告，还有谢六逸选译的《近代日本小品文选》与傅彦长、朱应鹏、张若谷合著的《艺术三家言》等一并讥刺为“泛起来的沉滓”。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后，北平、上海等地，各界纷纷组织救国会，开会、游行、发表宣言此起彼伏，上海文艺界救国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应该说是表达了爱国热情。1932年2月1日，谢六逸在左翼外围刊物《文艺新闻》第47号发表《谢六逸声明》，表示“根本上我不懂得什么叫做民族主义文学，我对于此种理论，既没有写文章斥骂的义务，也毫无附和称扬的意思”。那些将他列为“民族主义文学者”的人，或是本身即是，或是对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有精密研究的人”，能够从他的说话、文字、穿衣证明他确是无疑，否则，“都是出于误会”。《文艺新闻》最早披露“左联五烈士”遇害的消息，也曾揭露开展社等民族主义文学社团接受官方资助的内幕，鲁迅后来还在此刊物上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章，对这家刊物应该不会陌生，然而未见对《谢六逸声明》的回应，大概他也意识到了论战中的误解。
1932年11月22日，鲁迅在北平辅仁大学发表的演讲《今春的两种感想》中，批评“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时说：“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自从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我想大概是变成为艺术而艺术了吧。”这是讲演中的顺便一击，而非专论，但反映出鲁迅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轻蔑态度未变。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文学并未消逝，反而因为民族危机的迫在眉睫而扩大了影响。譬如南京的文学月刊《矛盾》，从1932年4月20日创刊到鲁迅发表这篇演讲的11月，既有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的阐释，也有为数不少的创作，诸如剧本《敌人之吻》（赵光涛）、《铁蹄下的蠕动》（袁牧之），诗歌《前哨的急奏》（王平陵）、《我们不能再忍耐了》（张星）、《沈阳，最后的一面》（章丕诠）、《夜战》（金素兮）等。再如黄震遐的长篇小说《大上海的毁灭》，1932年5月28日起在《大晚报》上连载，同年11月由大晚报馆出版单行本。鲁迅在1933年2月28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对于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所读之书就是“无聊的”《大上海的毁灭》。鲁迅杂文在“热河战争”的背景下，引述这部小说中的两段“警句”，前一段是排长与士兵的对话，表现“一·二八”淞沪战争时十九路军无奈的撤退；后一段是对这场战争的感慨。鲁迅由官兵的对话中看到的是上下不一致的可怕，从小说的感慨里得出“非革命，则一切战争，命里注定的必然要失败”的“警告”。应该说，这篇杂文既注意到小说写实的内涵，又借题发挥，讥刺当局者的决策犹疑。鲁迅显然同情于“小兵们的血，伤痕，热烈的心”，而愤慨于最高决策者。文章末尾所讽刺的“民族英雄”，已经不是当时相片被印成宣传画的真正的抗日英雄马占山、蒋光鼐、蔡廷锴将军，而是被置换成奉行“攘外须先安内”方针的最高当局。杂文自有其犀利的锋芒和迂曲的笔法，但杂文毕竟是杂文，过于迂曲，不仅晦涩费解，而且容易导致误解，譬如此篇，便容易让人误以为“一·二八”淞沪战争中十九路军是故意“失败”的，其背后似乎是“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划”。其实，历史本身远比妙笔生花的杂文与逻辑严谨的论文要复杂得多，从“一·二八”到长城抗战的节节败退，哪里会是“主持的人”有意为之，实在是国力、军力羸弱所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淞沪会战中，中国调集70万精锐之师，苦战3个月，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果，打乱了日本军国主义三两个月使中国屈服的战略计划，但终因军事实力对比悬殊，最终还是在付出伤亡25万将士的巨大代价之后，不得不撤离这个工业、金融、文化中心。
1933年3月24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止哭文学》，批判《黄人之血》与《大上海的毁灭》，基本上是对以前看法的重复。此后，在通信中不时提到其代表人物对文学的压迫。如1933年11月3日致郑振铎信中说：“前日潘公展朱应鹏辈，召书店老板训话，内容未详，大约又是禁‘左倾’书，宣扬民族文学之类，而他们又不做民族文学稿子，在这样的指导下，开书店也真难极了。不过这种情形，我想也不会持久的。”[6](P253) 1934年2月11日致姚克信中担心由于检查制度的严酷，“《现代》想必亦将讲民族文学，或以莫名其妙之文字填塞耳”，“此刻在上海作品可以到处发表，不生问题的作者，其实十之九是先前用笔墨竞争，久已败北的人，此辈藉武力而登坛，则文坛之怪象可想”。如果说鲁迅关于《文学》“大约出至二卷六期后，便当寿终正寝了”⑤ 的估计过于悲观的话，那么，《现代》却的确在此信8个月后休刊3个月，复刊后变成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问题无所不谈的综合性刊物，即便不是又出三期后因现代书局歇业而终刊，作为文学杂志的《现代》也已经不复存在了。当局对文学的压迫如此之重，难怪鲁迅要对具有官方色彩的民族主义文学深恶痛绝了。
1934年11月21日，鲁迅为英文刊物《现代中国》写成《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文章认为，当局对待左翼文学的办法，“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他们知道，“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结果为政府所不容，遭到摧折，“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的主旨是向海外揭露当局及其帮忙或帮闲文人对左翼的压迫，以凸显中国左翼文学的艰难处境，在这种言语场中，鲁迅只是重复与延续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的观点，以阶级论遮蔽了尖锐而复杂的民族矛盾，因而其结论同文学史实产生了隔膜，甚至感情态度也出现了偏颇。
通过如上梳理，可以看出鲁迅始终把民族主义文学视为仇雠，不管是什么场合——杂文、杂文集后记、海外宣言、友人通信等——总是保持着强烈的批判态度，较之对自由主义文学的批判[7] 更为决绝，从运动的宣言到刊物、作品及其他活动，从有政府背景的发起人到追踪其运动的文学青年，统统施以重拳，毫不留情。
三、否定性评价的溯源
民族主义文学的题材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二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冲突。民族主义文学表现土地革命，无不是以血腥残忍来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本来这一方面最让左翼无法容忍，但饶有意味的是，鲁迅在否定民族主义文学时没有一处是针对这一题材的。这或许与他对暴力革命的复杂态度有关（这一问题当另作分析）；或许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氛围制约，因为读者中对暴力革命心向往之的并不多，多数读者属于市民阶层，对暴力革命心存恐惧或疑虑；或许谈论这一问题更为敏感，而鲁迅向来是主张打堑壕战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希望他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共产党，被他婉言拒绝，即使在为叶紫小说集《丰收》作序时，他也尽量避免直接对土地革命表态。
鲁迅乃至整个左翼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激烈批判，集中在后两种题材，即表现国家之间的冲突、中央与地方的冲突的作品。左翼认为，30年代的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民族主义文学描写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为了掩饰统治阶级压迫工农的真面目；即使是对描写“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大上海的毁灭》，左翼也只是注意士兵与上司的冲突、中国军队的撤退，借以抨击当局的腐败羸弱。至于国民政府与地方势力的冲突，在左翼看来，无非军阀之间的狗咬狗，不管谁胜谁负，倒霉的都是人民大众；这样看来，民族主义文学根本上是与人民为敌，自然应该给予坚决打击。左翼的文化斗争还有重要的军事斗争背景。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当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当局腾出手来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1930年12月，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组织8个师共1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结果以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活捉、进攻被打退而告终。1931年2月，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组织南昌行营，自任行营主任兼总司令，于4月初以20万兵力进行第二次“围剿”，到5月底，仍以失败而结束。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到9月又被粉碎。与此同时，鄂豫皖等根据地也先后几次打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在这一背景下，左翼文学阵营从表现中央军与冯玉祥、阎锡山对阵的《陇海线上》，很容易联想到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自然会站在反对中央军的立场上。
中苏关系的急剧变化也是鲁迅否定民族主义文学的重要原因。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必然导致中苏关系的紧张。1927年12月初，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通过了《对苏绝交决议》。12月14日，南京政府借口苏联领事馆及国营商业机关为中共广州暴动的指挥机关，颁令撤消对俄领的承认，并以“接济共产党”为由，封闭了苏联在华的大多数商业机构，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完全破裂。1929年3月1日，南京政府中东路督办兼理事长首次向苏方副理事长提出收回主权的一系列要求，遭到拒绝。5月27日，哈尔滨警察局根据东北当局的命令，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借口苏联驻哈领事馆内召开远东共产党会议“宣传赤化”，突然包围并搜查了苏驻哈总领事馆，拘捕了部分馆员和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总经理等9名苏联人，并抄走文件及其他物品两车。7月10日又有进一步的查封、接管行动，并逮捕苏籍人士200余人，驱逐苏籍高级职员60余人出境。13日，苏联政府照会南京政府，强烈抗议。苏联政府宣布断交。8月11日，中东路战事打响，苏军越过边境线，到11月，中俄边境的重要城镇几乎悉数被武器精良的苏军占领。经外交斡旋，签订了有利于苏联的《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苏联才停止军事行动并撤军[2](P381－382)。南京政府本欲通过强行收回中东路主权，既维护中国利益，又树立政府威信，还可以断绝中国共产党的外援，收一石三鸟之功。无奈时机未到，操之过急，反而授人以柄，所失更多。国内一般舆论既愤慨于苏联强权，又不满于当局愚弱。中东路事件本属中苏两国之间的问题，但苏联认为这是美、英、法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中国军阀进行的反苏行动。为此，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一个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加紧中小（心）城市工作特别是哈尔滨工作及拥护苏联的宣传”[8](P412)。李立三实际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绝对接受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直至“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9](P288－289)。“九一八”事变，也被认为是日本进攻苏联的第一步。
左联全盘接受了这种观点，遂有左翼作家夜晚上街在电线杆子上张贴“武装保卫苏联”标语的行动。更多的“保卫苏联”的表现则是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瞿秋白在《屠夫文学》里认为：1929年的中苏之战，是“中国的绅商受了美国洋钱的谕旨，企图打进苏联”。茅盾在《〈黄人之血〉及其他》中说：“诗人黄震遐极力表现着而且布置好了一定是四种黄色人种的联合军，并不是无目标的。他暗示了这样的意思：‘看啊，古代黄色人种联合起来西征俄罗斯，现在黄色人种为什么不联合呢？在进攻苏联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应该联盟，而且不妨像宋大西受蒙古军官的指挥似的去受日本人的指挥’。……聪明的诗人在这里巧妙地把哈马贞（那时候的大元帝国的代表）暗射着现代的日本，将宋大西暗射着现代的中国，而罗英则暗射着现代黄色人种之蒙藏回等等。他把黄色人种应该联合起来西征俄罗斯的意识暗示给读者，企图发生他们所谓‘民族主义’的作用。”“《国门之战》和《黄人之血》，都是仰承着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意旨而作的巧妙的文章。尤其在《黄人之血》这诗剧内更无耻地居然替日本人的大亚细亚主义作鼓吹。……民族主义的作家们的民族主义就是仰承英美日帝国主义的鼻息而愿为进攻苏联的警犬！”正是在同一背景下，鲁迅做出了与瞿秋白、茅盾同样的推论。当“九一八”事变之后，《文艺新闻》向上海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征询对这一事变的看法时，鲁迅回答说：“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前者是阶级论的结论，后者则是接受了当时苏联与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灌输的观点——日本侵华仅仅是侵略苏联的第一步。《“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把后者做了进一步的发挥：“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汗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从日本与俄罗斯的历史纠葛与日本的扩张野心来说，日本确有进犯苏联的企图，而在战略上如果侵占了中国东北，的确能够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后来日本在东北驻扎兵力雄厚的关东军、在中苏边境构筑永久性堡垒、并不止一次向苏联挑衅，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就日本而言，侵占东三省，是企图侵占全中国、进而奴役全亚洲的第一步，1937年的全面侵华与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印证了这一点；日本要称霸亚洲，进而称雄世界，它的敌手是敢于反抗其侵略的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灌输给中国左翼的观点，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开战又如何解释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东北遭受侵犯，首先考虑的当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马占山部与数十万义勇军浴血抗战，为的是保家卫国，决不是什么“武装保卫苏联”。而此时鲁迅乃至整个左翼却从苏联式“国际主义”着想，则表现出阶级意识大于民族意识的倾向，以及国际关系认识上的肤浅。这也就是为什么鲁迅与瞿秋白、茅盾等人对《国门之战》与《黄人之血》涉及苏联与俄罗斯的作品异常敏感、痛加挞伐的重要原因。
当时，左翼文学处于地下半地下状态，绑架、监禁、杀戮不时威胁着左翼作家，左翼出版物被查封更是司空见惯。而民族主义文学由于具有政府背景，作家的人身安全自然不成问题，个别成员甚至可能直接参与对左翼作家的迫害；其出版物也没有查禁之忧，有的社团刊物还能够得到当局的资助。同一时空，处境却有天壤之隔，足以激起左翼的强烈愤慨；鲁迅自己的作品也时遭查禁，关乎生计，不能不让他义愤填膺。
流派意识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加强自身的个性建设，另一方面也容易影响对其他流派的公允评价。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谈到共青团刊物《列宁青年》1929年3月第1卷第13期得钊的《一年来中国文艺界述评》，将中国文学界“分为三派，首先是创造社，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派，讲得很长，其次是语丝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可就说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却说得更短。到不了一页。这就在表明：这位青年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没有细看。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10]。鲁迅的见解诚然犀利而准确，但令人遗憾的是，鲁迅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距离太近，本来就难以从容评断，加之强烈的政治激情与左翼的排他性，使得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不屑于多做考察，因而了解得并不全面，批评也仅限于左翼阶级论与苏联式“国际主义”相交织的政治视角，这就不能不妨碍评价民族主义文学的准确性。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负面评价，与其出处亦有关联。有的出自杂文，论辩性强，而学理性较弱；有的出自私人通信，口无遮拦，任意褒贬；有的为海外刊物而作，宣传性很强，而准确性则要打些折扣。
民族主义文学及其与左翼文学的冲突，包括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激烈批判，都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应该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努力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认识这些现象的本来面目及其发生的原因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而不应只是以一方的言论作为根据，片面地剪裁历史。只有勇于直面历史，才能做出真实的文学史叙述，获得学术的生命力。
注释：
① 1933年4月12日，新疆再度发生政变，政治独立性有增无已。1933年11月，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新疆南部成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时人把新疆的动乱同英国、日本、苏联及土耳其、阿富汗等国的活动与影响联系起来。参照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38页。
② 柳丝《关于民族主义的文学》主张“民族主义的文学，也并不限于宣扬民族主义，事事直接有益于民族的；只要于民族主义不相抵触，于人生的实际有用，都可以算作广义的民族主义文学”（收吴原编《民族文艺论文集》，杭州正中书局1934年版）。许尚由在《三民文学》里也赞同拓展民族主义文学的空间，并主张“利用现成的民众文学和固有的民俗文学”（《黄钟》第5卷第7期，1934年11月15日）。
③ 此为《通告》中关于周毓英的定论，对叶灵凤的定论是“实际的为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奔跑，道地的做走狗”。
④ 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认为，历史上的国家有三种基本形态：原始国家，君主帝国，现代民族国家。
⑤ 《鲁迅全集》第12卷，第335页；《文学》出至第9卷第4号（1937年11月10日）因上海失陷而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