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De效应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效应论文,地区论文,De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外政策被看作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生产方式，它在国际关系和国家间政治上层建筑范围内起着重要作用。为此提出了一整套阐释外交活动效应问题的概念。探讨了外交政策效应的各种形态和形式，其中包括经济应用。提出国家运筹在外交政策效应基础上外交政策的机制。如今，对俄国在远东和东北亚地区对美国以及日本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经济效应的具体分析，充实了以前的各种理论结构。
这一工作具有开拓、理论探索性质。此项研究计划已正式列入俄国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选题。这项研究工作已经引起了从事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学家、国际问题专家以及实际工作者的浓厚兴趣。
分析外交活动的效应问题，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在俄国学术界，从来没有人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出版过学术著作。仅在美、英、日几个国家，对外交活动效应作过认真的评价。然而，对外交政策效应作出分析，对执行外交政策的措施造成的后果作出经济评价，这无论对俄罗斯，还是对东北亚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因为亚太地区的特点是：相互联系错综复杂，经济、政治、军事战略、文化种族及其他关系相互制约。比如，1979年作出的关于向阿富汗派兵的决议，仅在头7年就使苏联耗费600亿卢布（按70年代的币值），更不要说人员和道义上的损失和外交上严重复杂化的后果。现在，人们都认为此举是错误的。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作出推行戈尔巴乔夫那个建立在国际关系中《新政治思维》基础上的外交方针的后果，苏联和俄罗斯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更不要说世界地缘战略稳定格局的全面恶化和由此引起的国际局部冲突。作为推行戈尔巴乔夫在国际关系范围内《新思维》方针的结果，地缘政治战略稳定格局性及可预见性遭到破坏，爆发重新划分世界的新战争的危险性增长了。
对外交政策效应问题进行分析，可分为两个层次：理论分析（总体分析）和实践分析（局部分析）。
如果研究运筹一个国家外交活动整个机制的效应，就必须采取系统的方法，并使整个链条结构化，即从外交政策战略的制定到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予以实施。如此一来，就不可避免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要对作出和实施外交决策的整个链条进行系统审察，从制定外交政策长期构想开始，到具体的外交活动为止，如东亚及其次大陆、俄罗斯远东及与其毗邻的东北亚地区和亚太地区。
这种总图（或称模型）应包括系统结构框架，其主要构成为：
总基础──该国整个国家的民族国家利益；国家和政府应当维护在本国领土上居住的各个民族及其后代的利益，首先要考虑全民族的利益，因为这些利益是军事战略、经济、政治、民族人种、文化、宗教等利益和要求的有机的和多方面的综合；成为上层建筑特殊部分并为同其他国家国际关系水平服务的国家的政治、法律及其他制度；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欧联盟、欧洲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国家集团和国际联合组织以及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同上述集团、联盟的相互作用。对这些国家和联盟五花八门、复杂交错的经济、军事战略、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文化、人口、民族、宗教及其他利益和传统的分析和重视。这些主要集团及其功能分支体系之间的五花八门的联系和关系，诸如经济、军事战略、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人口及其他制度和方面等。这些集团和分支体系以其多方面的复杂关系相互联系着，并由此引起内政、外交、内外经济、军事政治及其他战略和策略的变化。如此一来，在构筑这样一个总体模型及更为严密的结构化后，将使一些特殊的外交政策问题在形式和本质上趋于一致，就可以制定出外交问题和局势的总体的和局部的数学模型。如果对各国经济、政治及其他过程发展性质和趋势进行分析，建立国与国之间局部地缘战略相互关系的这种一揽子模型（在相当程度上接近现实），从理论上讲是可能的。基于这种理解，通过外交理论及其具体措施，造成的经济过程分析，从理论上解决对这些理论和具体措施作出评价也成为可能。制定外交政策和国与国之间以及国际关系措施的经济效应（无论涉及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统计模式，原则上是可能的。从逻辑上看，可以通过建立超社会体系结构模型图式来解决这一任务。而这一超社会体系也包括政治（外交）、上层建筑、国际关系集团，确定该体系各集团职能经济效应的方法论原则。认识国与国之间的和国际的政治的军事战略的和经济过程的经济实质，通过经济过程同政治、军事和其他过程相互联系，使得我们能在今后用相同的手段去建立超社会体系的这一总的模型，从而廓出形成经济效果和形成世界联系超体系职能集团相互作用经济效应的领域（或点），并进而从效应论的立场上赋予这些过程以数学形式。这项工作就其本身复杂性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必须包括涉及各门类的科学，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科学、社会学等的结构与过程的有机的结合。
深入研究方法论的具体操作和实际问题，从而确定外交活动的效应，应包括下述主要阶段：第一，探讨国际与国家间的关系的系统结构模型化问题（对外联系效应方面）；第二，探讨确定同时也是一个“科学─生产”周期的超社会体系方面的经济效应问题；第三，探讨外交政策、国际与国家间关系方面采取的措施的方法论问题和具体操作方法，并对之作出评价。
国际关系的效应性表现在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诸如地缘政治、经济、军事战略、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将效应理论的共同原则和方法扩大运用于外交活动领域，是出于实践的迫切要求，是出于不仅对经济，而且对作为经济和社会政治实体的国家的外交联系实行优化运筹的要求。耗费多大代价满足自己的地缘政治要求，在国际舞台上确保该民族的利益，达到外交政策的目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并不是无所谓的。因此，就不可避免地提出国家活动的经济效应问题，也就是依靠经济评价标准，对外交理论、外交政策方针和具体的外交行动，从经济效应角度，作出明智的选择。外交政策的经济效应系指表现为价值范畴的（效益、收入、纯利润）外交活动结果对所需求和所使用的资源的损耗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如能用消耗最小的社会劳动代价，最大限度地确保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要求，则这种外交活动是效应最佳的。正是对外交活动效应的评价能够发现国家战略行为和策略行为最可取的方案，从而使该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和维护本国利益。
如果谈到分析远东和东亚各国对外联系效应这一局部（地区）问题，那么这项工作应当包括如下内容：第一，研究远东和东北亚各国对外联系的效应问题；第二，分析这些国家同本地区各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效应问题（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其他方面）。这一分析工作的主要部分和阶段必须包括：第一，分析远东、东亚和亚太地区各国的长期外交政策利益；第二，分析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当前外交形势。
如果涉及局部的（行为空间）和短期的（行为时间）外交形势，粗略地从经济数字着眼，那么现在就可以对政治家和政府作出的外交决策及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运用作出评价。但是，除了大最的经济评估，还必须对远东地区的国际局势进行质量分析。只有这样，现代科学才能够使该国外交政策经济效应的计算，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观实际。换句话说，只有从经济合理性出发，才能对一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作出决议的后果，得出接近于实际的评价。
孙世礼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