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传统理论——关于议会道路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会论文,道路论文,现实论文,理论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取代资本主义？如何实现人类解放？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研究的首要问题。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就资本主义世界而言，俄共、法共、日共在探索实现社会主义变革道路上算得上能显示力量的代表，它们所选择的斗争道路，都是想通过议会斗争合法取胜。关于无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的道路，过去一直被作为修正主义路线加以鞭挞。“文革”与“文革”前，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现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37页）今天，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值得研究的。
一、理论回顾
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典型性论点有这样一些：
马克思恩格斯几次说过，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助产婆。
列宁说，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暴力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国家与革命》）
斯大林认为，暴力革命是一切资本统治的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论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
毛泽东则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通俗的表述。毛泽东还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人民出版社， 1965年，第337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暴力革命问题之所以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我认为主要的依据是两条：第一，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第二，资产阶级手里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其主要部分就是军队、警察，他们就是靠这种强力维持统治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两条中只要其中的一条不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可以不必动武。如果资产阶级愿意自动交出政权，无产阶级当然就无需采用暴力；如果资产阶级不愿自动交出政权，但它手里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也可不必动武取得政权，因为资产阶级在人数上与无产阶级相比总是处于绝对的少数。但在一般的情况下，上述两条总是同时存在，所以，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也出现过例外，最明显的有过两次。一次是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说过，象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强调说，这是一种例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例外？列宁的解释是，英国和美国当时还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另一次是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曾经设想，“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这是因为“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倒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论口号》）7 月以后，情况发生变化，这种例外的可能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注意到恩格斯尤其在他晚年对革命的策略上有过新的见解。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有一个繁荣昌盛时期。在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确立了议会制度，工人阶级也争得了普选权，尤其到19世纪90年代，西欧国家普遍地建立了工人阶级政党，并取得合法地位，议会内也有工人代表。资产阶级也由于自恃力量雄厚，觉得“共产主义怪影”似乎并不那么可怕，因而容忍了这种情况。恩格斯对工人争得的普选权十分关注，他说：“现在你们正在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普选权是检验党的影响，计算党的力量的唯一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1页。 ）当然恩格斯同时指出，统治阶级的真正决定性活动，往往是在议会幕后进行的。因此，无产阶级对议会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议会斗争的同时，要随时作好武装斗争的准备。恩格斯也曾设想过，“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以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至于那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欠发达的落后国家，当然不在此例。
总之，恩格斯既充分估计到了无产阶级利用议会斗争的重要性，同时又警示决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资产阶级的武力镇压要有高度的警惕，要作好两手准备。
遗憾的是，当时西欧一些社会主义政党的头目们，被议会斗争的成就冲昏了头脑，他们夸大议会作用，否定革命。这就造成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挺身而出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
如果说马恩还多少肯定议会对无产阶级的价值，也不完全排除通过议会夺取政权的可能性，那末，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论述中几乎完全否定了议会的任何积极意义，称议会是资产阶级的“屏幛”、“清谈馆”、“欺骗的工具”等等，视暴力革命为唯一的途径和一切革命的绝对规律。之所以如此，这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时代和工人斗争实践的看法有关。如：①认为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已丧失了一切进步性，变得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了。②社会民主党虽然在议会里为工人阶级争得了一些让步，但都没有触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反而通过这些改良麻痹了工人阶级的意志，从而帮助了资产阶级；在关键时刻，社会民主党还以反革命暴力镇压了工人的革命行动。这说明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里不仅没有能改造资本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改造了。③议会只能是供无产阶级政党揭露资产阶级、教育人民的一个讲坛，仅此而已。
二、大论战并没有解决问题
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在政治报告中对和平过渡问题作了没有什么实质新意的“创新”论述，从而引发了国际共运中的一场大论战。从传统理论观点来看，的确把赫鲁晓夫的“创新”驳得体无完肤。但大论战并没有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明显地不存在革命形势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观点倒是成了这些国家共产党新探索的转折点。因为这些共产党本来就是这么个看法，经赫鲁晓夫如此这般的一讲，那就更加可以堂而皇之的去实践了。更何况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头目的苏联共产党说的话，其分量是非同一般的。总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大论战中，他们没有完全接受红旗举得最高的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而是更多的倾向于赫鲁晓夫的主张，认为赫鲁晓夫的主张更符合他们所处的国情。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法共、意共、西班牙共产党为代表的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标志着议会道路的探索更带有理论色彩，影响面更为扩大。“欧洲共产主义”认为，列宁的国家学说，“适用于俄国，理论上也适用当时的其他各国，然而，今天已经被超越，已经不适用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卡里略语）。他们认为，列宁的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些根本性的命题，有重新认识的必要。意共认为，在实行普选制的国家，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政府在制订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共产党的意见，“这样的国家既是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又是独立于资本家阶级各阶层的国家。这种国家实行的政策，是资本家阶级各集团多数派势力（其中包括中间阶层）内部调整的结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也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妥协的结果”。所以说，国家不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需大换班，通过议会斗争，使国家机器民主化，军队民主化，政府职能民主化，治安政策民主化，使原来的国家机器“变形和转换”，使其成为“真正反映民意的机关”。这就是一条和平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欧洲共产主义”还指出，共产党执政后仍然尊重普选制，如失去人民信任，那就下台，让其他党上台。“欧洲共产主义”同时指出，在那些不发达的专制统治国家，无产阶级的暴力手段仍然是必须的。
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待“欧洲共产主义”的态度与以前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时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法共领导人马歇、意共领导人贝林格、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卡里略访华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只讲了对他们的探索精神表示赞赏，至于他们的这些理论含有多大的真理成份，能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则没有表态。无庸赘言，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态度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了过去经验教训后的一大进步！
三、现实的选择
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资本主义世界中具有影响的共产党，应数日共、法共和俄共，他们正在探索着变革社会的道路，虽然各国情况不同，做法上各有千秋，但共同点都是选择了议会道路。
（一）日共的“人民议会主义”道路
在探求革命道路问题上，日共经历了一个艰难过程，有过四次选择。
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了日本。这时，日共对面临的是一个敌人还是两个敌人的问题，一时认识不清。鉴于美国占领后进行了清除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实行民主改革，释放政治犯等举措，日共误认为美国占领军不是敌人，美军占领实现了日共多年奋斗未能实现的要求，因此把美军看成是“解放军”，是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是可利用、可寄希望的朋友，而且是一个极具权威的朋友，认为盟军占领是和平革命的前提。日共在“四大”提出的纲领是，在盟军占领条件下，“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实现民主主义革命。1946年日共“五大”宣言强调：“日本共产党当前的基本目标是，以和平和民主的方法，实现现在进行的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见《日本共产党纲领问题文选集》日共中央出版局，1973年）野坂参三在“五大”报告中断言“现在在我国，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还是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都可能在占领下和平地通过议会进行。”他还说：“只有‘占领下的和平革命’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化”。（《小山弘健〈增补战后日本共产党史〉》）这就是被称为“野坂理论”的日共战后革命道路的第一次选择。
严酷的现实教育了日共。吉田政府制造种种借口对日共进行迫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紧扶植日本反动势力；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野坂理论进行了严厉批判。所有这一切，使日共陷入了思想上混乱，组织上分裂。日共在被迫转入地下后进行了路线上的反省。1951年2 月德田派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军事方针的决定》，否定和平革命的路线，采取武装斗争的战略。不久，日共通过了称为《51纲领》的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在行动上日共组织军事训练，制造武器弹药，在各地搞“火焰瓶斗争”，还创办了《内外评论》刊物指导武装斗争。这就是日共战后革命道路的第二次选择。
失败是可以预料的。武装斗争道路实践的结果是，一些党的基层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党员流血牺牲，党的力量迅速下降。
被占领下的和平革命道路行不通，武装斗争又遭失败，日共陷入了困境。几经反省，初步清算了战后以来在革命道路选择上的“左”右倾错误。1958年“七大”通过了反对“两大敌人”的“人民民主革命任务”，作出了废除《51纲领》的决定。既排斥了“唯暴力革命论”，也拒绝“和平革命论”，提出“依靠斗争和团结的力量以扩大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同时决不麻痹，以便应付敌人采取任何一种态度，排除暴力，但又要根据敌人的态度准备两手。”这就是日共对革命道路的第三次选择。
自此以后，日共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多党议会和选举的斗争。国会议席数逐步增加，党员人数也迅速增长。经过实践，1970年的“十一”大，日共明确地确立了多党议会式革命道路，和平实现执政目标，转变政权性质，转变社会性质，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日共决议中不再提作和平与非和平两手准备，而是强调集结广泛的民主力量和舆论，从政治上包围反动势力，防反革命暴力策动于未然，以此保障通向建设独立民主的日本和社会主义的日本的和平道路。关于这一点，日共的解释是，日本的革命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少数人建立先锋党，夺取政权后争取多数人的革命，是“为了多数人利益的少数人革命”。而日本的革命是争取议会多数，然后建立人民政权的“为了多数人利益的多数人的革命”。日共理论家田耕一郎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除人民本身的多数作出民主的选择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因此，日本共产党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议会主义和多数人革命这一民主的立场上”。（《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人民议会主义”是日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最新选择，也是日共战后革命道路的第四次选择。至今，一直在为这一条道路的实现而奋斗。
这条道路走得通走不通，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今的日本不具备暴力革命的形势：第一，日本人心思和，反战心理强烈；第二，日本农民迅速自耕农化，思想趋于保守，难以接受武装斗争方式；第三，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流意识”占居主导，难于组织暴力；第四，美军占领和日本统治阶级力量强大。日共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形势下，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奋斗目标，艰难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且在斗争中队伍不断壮大，影响日增，这比固守陈规似乎更接近真理，与那些受到冲击就放弃社会主义目标改换门庭的党，更是无法相比。
（二）法共的“超越资本主义”理论和策略
法共在二战中曾经拥有过几十万人的武装力量，二战结束时，法共缴了枪，换取了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在形势变化后，枪交了，官也丢了。70年代中期，法共与意共、西共提出了“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变革道路。苏东剧变后，法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个有影响的共产党中没有被击溃的一个，法共坚持共产党的称号，坚持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
在1994年的法共二十八大上，罗贝尔·于接替了马歇的法共领导地位，1996年法共召开的二十九大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理论。法共认为，苏联失败的主要教训，在于他们不是通过民主和人民干预来消灭资本主义，而是通过法令来消灭资本主义，结果是适得其反，资本主义复辟了。现在，法国不存在革命形势，没有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法共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的口号，很容易脱离群众，而提出“超越资本主义”反而能争取广大群众为变革资本主义的种种不合理一起来奋斗。根据法共的解释，“超越资本主义”，就是不间断地对资本主义进行变革。这种变革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所有领域的变革，超越资本主义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一切，特别是超越资本主义对社会和人的一切统治形式。这种超越不是用法律去消灭资本主义，这种超越是一个过程，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改造的漫长过程，最终否定和取消剥削、取消异化和统治。道路是努力通过普选表达人民的意志，把所有在多样性中拒绝资本主义逻辑的人们联合起来，为建立一个人人自由平等、团结互助、尊重个人能力和个人发展的新社会而奋斗。这就是“法国式的共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法共认为，这种超越的方式和速度，不应由法共来决定，应由人民来选择来决定。
法共在1997年有三人参加了诺斯潘政府。对于参加联合政府，法共的态度是：参加政府，保持独立性。他们认为现在的左翼政府不是法共的政府，左翼政府实行的不是法共的政策。法共在左翼政府中的作用是促进政府实行进步的变革的政策。法共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参政就要和群众一起与右翼展开斗争。
（三）俄共的在宪法范围内合法取胜的道路
俄罗斯共产党成立于1990年6月20日， 它是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成立最晚而人数最多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共产党。1991年“8.19”事变后，俄共与苏共一起横遭厄运，在叶利钦3个“禁共令”下， 俄共陷入了绝境。1992年叶利钦访美期间在国会讲话中曾斩钉截铁地说：“我在这里向你们保证，我们绝不会让它（指共产党）在我们国家东山再起”。可是，俄罗斯共产党在短短的数年时间里，由恢复、壮大而发展成为俄罗斯政党中第一大党，成了俄罗斯政坛上与叶利钦政权相抗衡的一支劲旅，占了半壁江山。俄共至今虽然不能算有一个成熟的、定型的纲领，但在几个大原则问题上是明确的：第一，“团结各健康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来解决拯救民族和国家这一全民的民主任务”；第二，“俄共任何时候都不会同意当局的总方针”，“反对国家日益走上资本化和殖民地化”；第三，“斗争的目标是取代执政当局，改革现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针”，“遵循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唯物主义辩证法，依靠本国和世界的科学文化经验和成就”，走“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第四，斗争的策略总的是，在现有宪法框架内，遵循现有游戏规则，依托议会斗争，合法取胜。
俄共主张“和平地发展革命”，采取“非暴力过渡道路”，“通过竞选获胜来取得管理国家的资格”。这在俄罗斯当前的形势下也只能如此。当前，在俄罗斯采用暴力革命手段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只能坚持利用议会进行合法斗争，这是俄罗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俄共认为，现要注意的问题在于党要有崭新的工作水平，即如何安排好共产党议员团的工作，议会党团如何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使议会党团利用特殊的条件为全党的任务服务。议会党团应作为共产党的喉舌，利用议会讲坛广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赢得群众的信任，扩大联盟基础。这样，逐渐使共产党在议会中赢得多数，逐步通过议会途径掌握政权，然后进一步改造现有制度，探索发展社会主义的最佳模式。
俄罗斯共产党正在沿着这条设想的道路前进。人们注意到1998年在俄罗斯政坛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1998年的第三次政府危机中，由于总统提名的切尔诺梅尔金被否决，由于雷日科夫拒绝出任副总理，由于绍欣辞去第一副总理，使原来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这一政权党向反对党转变；由于俄共党员马斯柳科夫出任第一副总理和克拉先科出任中央银行行长，使俄共由反对党向准政权党转变；久加诺夫也正式宣布将有条件地支持政府。1998年是俄共建党后得分最多的一年，但实际上，俄共无论从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都还没有作好单独执政的准备。俄共的胜利仅仅建立在叶利钦路线失败的基础上，这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牢固的。俄共要真正成为俄罗斯的中流砥柱，必须要有理论上、政策上、组织上充分而严密的准备，尤其要有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这种创新了的符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既能恰如其分的纠正过去苏共的错误，又能与叶利钦的错误选择划清界限，使俄罗斯人民亲身感受到这是一面拯救俄罗斯的胜利的社会主义旗帜，广大群众才能集合于这面旗帜下，为俄罗斯光明的明天齐心奋斗。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俄共这方面的建树。
四、结语
今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但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探索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倒是显示了一股热气。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革命的迅猛发展，全球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无庸讳言，当今全球化的主角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不断为自己寻求新的生存条件，拓展新的生存空间，可以说，当今全球化这股强劲的浪潮是资本主义又一次的再生调整。正如法共领导人罗贝尔·于认为，大概我们共产主义者最缺乏认识的，就是资本主义也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可能再次拉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但全球化不会自动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它只会以新的形式扩展到全球。社会主义者必须要有顺应形势发展的全球意识，也就是要以全球的视野和分析方法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如何实现，必须在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作新的探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道路是多元的，绝不会是单一的。各国共产党应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选择对既有制度实行变革的道路。必须打破过去那种绝对化的一条道路论，必须改变一听到主张第二条第三条……道路的说法就兴师动众口诛笔伐的态度。日共、法共、俄共所选择的议会道路，是根据他们所理解的现实作出的抉择。探索过程中难免有曲折和失误，经验教训也只能由他们自己总结，越俎代疱无济于事。在全球化趋势下世情瞬息万变，各国共产党之间，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应当加强彼此间的切磋，互相启发，互相促进。历史的教训已向人们昭示，再建立一个统一指挥的国际中心，既无条件也无必要，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加强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在打掉指挥棒以后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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