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象：《周易》的诗性话语及其象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的诗论文,象征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6－0110－06
一、引论
英国哲学家特伦斯·霍克斯在评价维柯《新科学》的贡献时说：“维柯看到，如果正确地评价所谓的‘原始’人，就会发现，他们对世界的反映不是幼稚无知和野蛮的，而是本能地、独特地‘富有诗意’的，他生来就有“诗性的智慧”（Sapienza poetica），指导他如何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并且把这些反应变为隐喻、象征和神话等‘形而上学’的形式。”[1](P2)维柯提出‘诗性的智慧’的理论揭开了“原始”人类共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可是随着西方文明的演进，“原始”人的“诗性智慧”日渐被发达和成熟的逻辑学及分析哲学所取代，而东方古老的中国文明则将其延续下来。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文化具有“诗性的智慧”。与西方文化明快流畅的话语表达方式相比，中国文化的“诗性智慧”及其话语表达方式则呈现出隐喻象征、含蓄简约的诗性品格。这一诗性话语的建构早在中国文化的发生期——先秦时代，业已奠定。《文心雕龙·宗经》云：“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搞《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一个是“旨远辞文，言中事隐”，一个是“藻辞谲喻……故最附深衷”，一个是“婉章志晦，谅以邃矣”。三部经典的话语表达都呈现出隐约含蓄的诗性品格。人类对大千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是从原始歌谣的诗意吟唱开始的。无论是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周易》，主文谲谏、意托比兴的《诗经》，还是尚简用晦而意含褒贬的《春秋》，《周易》之象、《诗经》之兴、《春秋》之笔，构成了中国文化诗性话语的三维结构：“易象”用以喻理，“诗兴”用以抒情，“史笔”用以叙事。三者各有不同的作用，却都表现出隐约含蓄的诗性特色。它们对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话语表达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汉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重要内容，至今仍活跃在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中。限于篇幅，本文着重探讨《周易》易象的诗性话语及其象征意义。
《周易》在春秋时又称为《易象》，《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杜预注曰：“《易象》，上下经之象辞。”[2](P2029)这里的《易象》，指的是《周易》的“象辞”。《周易·系辞下》云：“《易》者，象也。”无论是以“象辞”代指《周易》，还是以“象”代指《周易》，都说明《周易》之“象”在全书中地位很重要。也可以说，没有“易象”，也就没有《周易》。结合《周易》文本，“易象”应包括卦爻象、卦爻辞两部分，后者是对前者的解释，但不是抽象的、逻辑的哲学阐释，而是直观的、形象的诗性描述。从整体上说，“易象”是隐喻，是象征，“易象”所蕴涵的道理是宗教的，哲学的，但“易象”的表达方式是文学的，象征的。《周易》以“立象尽意”的方式传达出对世界的诗意解读，易象也就成为隐含《周易》易理的诗性载体。
二、言不尽意，立象尽意
语言是表达意念的，没有语言，人类就失去了相互理解和存在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德格尔一句“语言是存在的家”[3](P40)道出了人类和语言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伽达默尔也说：“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4](P593)。然而，这只是道出了言能尽意的一面。从人类的意念的丰富性、复杂性、特殊性上看，语言文字作为一般的思维交际工具还存在许多局限性，即“言不尽意”。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越是语言文字修养深厚者越有此感。在西方，从柏拉图、但丁、歌德到黑格尔、尼采、斯宾诺沙，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了“言不尽意”所带来的困惑。
在中国，先秦的哲人们在认识到语言尽意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到了言不尽意所带来的困惑。《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孔子的一句话：“仲尼：《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5](P1106)孔子引用古籍中的这句话，反映出他对语言表意功能的信任。又说：“辞达而已矣。”[6](P170)表明言辞是达意的。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先秦哲人包括孔子在内，更多地表现出对语言表意功能的不信任。老子《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说，用语言表达出的“道”或“名”已不再是原初的“道”或“名”了。继老子之后，庄子、王弼、陆机、陶潜、刘勰、黄庭坚等人都有言不尽意之论，表现出对语言的责备。
面对言不尽意的困惑，有知难而退者，更有知难而进者，人类的天性似乎是愈挫愈奋。这种努力固然可贵，也可以说，惟其如此，才能推动语言文字不断向前发展，使语言更接近于“尽意”。但言、意间的矛盾不可能消除，就像数学上小数点后的近似值，语言可以无限地接近“意”，却永远不能“尽意”。对此，西方学者似乎找不到可以解决的办法，但中国学者早在先秦时期对语言表情达意功能表示怀疑的同时，也找到了解决“言不尽意”的办法，即孔子所说的“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上》云：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7](P396)
孔子在这里谈的一个中心话题是“立象以尽意”，涉及到了意与言、象间的关系。在孔子看来，圣人用语言概念表达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是无法“尽意”的，而“象”是打开心灵世界与外在世界相互融通的窗口。以“象”代“言”，意味着“象”成为“尽意”的载体。“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在“意”和“言”中因植入了“象”，人类思想之树便挣脱了语言之网的层层遮蔽而焕发出勃勃生机，大千世界也抖落掉身上的尘土变得空澈澄明。于是，“象”作为沟通天地鬼神人伦的中介，就成为古代圣人解读心灵、解读世界最形象、最富有哲学意味的符号。
道家也同样重视“象”的作用，并把“象”作为体现宇宙本体“道”的象征。老子的“非言”论，表明了他对语言表达的不信任。他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等等，在老子看来，“道”的幽深精微之处是难以言传的，只有通过“象”，才能体悟“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里的“大”指的就是“大象”，所以老子又说：“执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云：“象，道也。”老子又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这里的“大象”，成玄英疏：“犹大道之法象也。”可见，老子不是以言载道，而是以象明道：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8](P148)。
这里的“物”，也是指“象”。“道”的迷离惝恍，不可捉摸，不可名状，只有通过惝恍迷离的“象”才能感悟。“象”的千变万化正是缘于“道”的变化万千，没有对“象”的真切感悟，就没有对“道”的真正体验。因此，章学诚才感慨万千地说：“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也。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9](P18)
其实，在先秦祭祀文化中，龟卜、占筮都是以“象”“数”的方式存在的。《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国韩简的话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杨伯峻解释说：“卜用龟，灼以出兆，视兆象而测吉凶，故曰龟象也。筮之用蓍，揲以为卦，由蓍策之数而见祸福，故曰筮数也。”[5](P365)龟卜属于龟象，筮数其实就是卦象。也可以说，在上古时代的占卜仪式中，“象”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没有“象”，巫师们就会失去解读天地、人文、鬼神以及未来吉凶祸福的言说方式。
总之，“圣人立象以尽意”体现了先秦哲人话语表达的“诗性智慧”。
三、观物取象，观象系辞
古代圣人对易理的表达是从观物取象，观象系辞开始的。《周易·系辞上》云：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7](P384)。
这里所说“爻”和“象”的产生是通过观物取象获得的。卦象的产生，在于圣人考察天下万物的复杂现象，发现了隐藏在万物深处的道理，便通过各种合适的事物来模拟、形容，继而创造了卦象；爻象的产生，在于圣人考察天下万物的运动变化，发现了万物聚合变通的规律，进而推广到人的行为规范上，加上一定的言辞来判断吉凶祸福，便形成了爻象。卦象主静，爻象主动。在《周易·系辞下》也有类似的说法：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7](P402)。
所不同的是，此例将观物所取之象分为天象、地象、鸟兽之文和适于地上生长的植物，近处取象于人的身体，远处取象于外在的各种事物，于是创造了八卦，用来沟通神明之德，类比万物之状。这实际上道出了观物取象的范围、方法和目的，较之前一例显得具体一些。
《周易》取象多种多样。闻一多总结出经济事、社会事、心灵事三类共二十一种象，郭沫若仅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就概括出渔猎、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等五类。但是，无论《周易》取象如何广泛，都离不开六十四卦的推演，而六十四卦系由八卦重叠推演而来。八卦系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事物。八卦是由四象推演出来，四象即太阳、太阴、少阳、少阴。而四象是由阴阳二气复合而成，阴阳是太极的两仪，两仪是太极的初分，指天和地，太极动而生阳，太极静而生阴。因此，《周易·系辞上》云：“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与《老子》所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异曲同工。也就是说，大千世界，林林总总，都是由原初的“一”派生出来，《周易》正是由太极衍生出的琳琅满目的易象世界。
《周易·系辞下》有一段观象系辞的话：
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7](P402—403)。
如前文所说，这里的“辞”指的就是“象”，这里说的观象系辞指的就是因观卦而设象。如“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按高亨的解释，八卦之离，古代当有离为绳之说，因离为火，古人常用草绳之类以保存火种，故离又为绳也。两离相重象结绳为网罟，故曰：“盖取诸《离》。”[10](P420)再如，“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意思是说，《噬嗑》是上离下震。《说卦》曰：“离为日。”又曰：“震，动也。”《噬嗑》之卦象是人在日下动也。日中为市，众人在日下往来，神农创造市场，盖取象于《噬嗑》卦[10](P421)。故卦象与象辞间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尚秉和认为：“凡《易》辞无不从象生……断无象外之辞。”他对《周易》卦爻象系辞方法作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周易》观象系辞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爻在此而象在应。即此爻爻辞乃是根据应爻爻象而系。第二，象覆即以覆象取义系辞。覆即覆象。他指出：“覆象者，艮反为震，震反为艮。兑反为巽，巽反为兑。正倒虽不同，而体则一。”“凡易象，同体者无不往来反覆。”第三，象伏即以伏象取义。第四，义在本爻，象则用伏。第五，正象伏象并用。第六，正象与覆象并用[11](P43)。尚秉和对观象系辞方法的归纳虽然难得可贵，但《周易》观象系辞却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如《需》卦，前卦为坎，后卦为乾，坎为云，乾为天，云在天上欲雨，故《彖传》云：“《需》，须（等待）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坎，险也，乾，健也。《需》的卦象是有险在前，刚健之人处于险后，只要不冒险前行，等待时机，就不会陷于险境。与此相应的六个爻象象辞也都意在说明等待时机，回避艰险之意。但《需》卦象云：“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10](P81)意思是说，战争有所俘虏，是光荣；可举行享祭；所占之事吉；利于渡大川。这与回避风险、等待时机的卦象没有逻辑上的关联。如果一定要说有，只能说是回避风险，等待时机的结果是大吉。卦辞道出的是结果，爻辞解释的是过程。由此可见，《周易》卦象和爻辞之间也有不甚关联之处。但这并不能否定《周易》是一部体大虑周的哲学著作和富有想象力的文学著作。从文学的角度看，能把《周易》卦象、爻象和易理融为一体的，就是象征。
四、易象：象征式言说
《周易》是以象征式的话语讲述易理的，《周易》易象是以象征的形式营造并以象征的形式表现的。黑格尔认为：“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他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因此，我们在象征里应该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意义就是一种观念或对象，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12](P10)受内容与形式二分法的思维习惯的影响，黑格尔指出象征具有意义和表现意义的形象两个要素，从而抓住了象征的两个显性要素，但忽略了形象与意义之间的连接方式。中国古代没有象征一词，象与征分用，而意义与象征词意接近的，载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意思是说，各种类型的占卜者都通过卦象的推演探究各种事物发展变化的现象，得出吉凶祸福善恶褒贬的征兆。魏晋时期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亦云：“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与《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内容大致相当。此二例包含了黑格尔所说象征的形象和意义两个显性要素，但也同样忽略了形象与意义之间的连接方式。笔者认为，象征在形象与意义之间的连接方式可以是比喻的、暗示的、因果的，也可以是虚拟的、联想的，甚至是相反相成的，总之是连类而及，同构异质，由一至多的推演方式，这已涉及到象征的思维方式了。
《周易》易象的象征性首先表现在易象的体系化营造与构建上，即以阴阳为核心，以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进而形成了涵盖宇宙万物、人生百相、心灵世界并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庞大的象征体系。靠着层层推演，《周易》易象遂成为“弥纶万物”的象征。
《周易》是以两个基本符号“－－”和“—”开始的，其由来有多种多样的说法，比较典型的有男女两性说，模拟天地说，奇偶变化说，结绳说，圭臬说，等等。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已经蕴涵了阴、阳两种观念。尽管《易经》未能点明，但阴阳观念成为《易经》的基本思想已是不争的事实。读《易经》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我们的古人在远古时期仰观于灿烂的星空，俯察于金黄的大地，在俯仰之间从万事万象中抽绎出阴阳两种观念来解读世界，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易经》的作者正是把对万事万物的理解上升为阴阳观念，并创造了阴爻“－－”和阳爻“—”作为世间万物绝对普遍存在的形式，这是易象营造的首次飞跃。当然，解读世界仅仅靠阴阳观念还是不够的。孔颖达《周易正义》说，二画之体“虽象阴阳之气，未成万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画以象三才，写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象，乃为卦也”[2](P1)。以三画象征天地人“三才”，每三画成一卦，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卦象，是古人在阴阳观念基础上营造易象的又一次飞跃。阴阳二爻按三画重叠而推演，最多能推演成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用来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事物。至此，《易经》八卦的易象符号初步营造完成①。后来，随着古人对世界复杂性认识的加深，仅仅靠八个象征符号还远不能作出解释。于是，“更重之而有六画，备万物之形象，成天下之能事”[2](P1)，至此，《易经》完成了易象营造的第三次飞跃：由阴阳二爻推演成八卦，再推演成六十四卦，共得三百八十四爻。对于卦象的形成，《周易·说卦传》作了概括说明：“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7](P427)又说：“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叠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7](P428—429)由一到多的逐层推演体现了《周易·系辞下》所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道理。
且六十四卦之间的推演是有序而又相互关联的。《周易·序卦传》就是一篇系统分析六十四卦结构以及卦与卦之间相互联系的专论。清代陈梦雷《周易浅述》云：“《序卦》之意，有以相因为序，《乾》、《坤》、《屯》、《蒙》是也。有以相反为序，《泰》、《否》、《剥》、《复》是也。天地间不出相同相反二者，始则相因，终则相反也。”此论道出了《序卦传》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六十四卦卦序揭示了事物之间是沿着相因的方向发展，相反的方向转化，即始则因，因则终，终则反的发展规律。如在解释《恒》、《遯》、《大壮》、《晋》、《明夷》的顺序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终遯，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7](P450)这是指事物沿着相因的方向发展。再如，解释《睽》、《蹇》、《解》、《损》、《益》、《夬》的顺序时说：“《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7](P450—451)这是指事物间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尽管有时《序卦》的解释有强作解人之嫌，但仍能表明《周易》六十四卦是包罗万象，体大思精的特点。
其次，《周易》易象的象征性还表现在卦爻象的多义性上。易象符号的多义性是《周易》中的普遍现象。《说卦》集中解说了八卦符号的多义性。我们随意拈出八卦中任何一卦，都能看出卦象符号的多义特点。如果说《周易》卦象之间主要是依靠事物间正反发展运动的规律来连接，那么，卦象符号多个义项间主要是依靠连类而及的引申和推导来连接。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八卦符号用以象征此八种事物，又以此八种事物的特点为基本义项，展开连类而及的引申和推导，用来象征其他事物和道理。例如，“《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悦）也。”这是以八卦象征人的某些动作行为。“《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这是以八卦象征某些动物的特性。“《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这是以八卦象征人体的各个部位。还有将八卦象征家庭中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等等。这些都是以八卦在总体上象征某类事物或关系而言。不仅如此，《周易·说卦传》解易象还从单个易象特点入手，引申类比其他事物和关系，展示了八卦众多的易象，形成了以某一卦象为核心的意象群。如《乾》、《坤》二卦：
《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7](P436)。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7](P438)。
这一番发散式的引申类比和象征，推演出众多的义项，也分别形成了以《乾》、《坤》为核心的众多的意象群。从易象发展到意象群，作者不是用逻辑的方法来演绎，而是用类比引申的方法来象征，而象征的意义只有通过认真体会才能心有所得，从而形成了《周易》象征性易象的多义性和隐约性的特点。当然，不只是《说卦传》解释八卦的多义性问题，《象传》、《彖传》均有解说。高亨结合《周易大传》较系统地罗列出八卦易象的诸多义项[10](P14—17)。而八卦诸多义项的类比引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陈良运所说的：“《周易》的符号象征，就是这样一步步、一层层离开感性形象而引申、升华精神意义的。”[13](P46—47)
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引申类比有时不免流于牵强，甚至沦为《吕氏春秋·察传》所说的“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于狗则远矣”一类的笑话。但是，再形象的比喻也是蹩脚的。《周易》象征性易象的类比引申所呈现出的多义性具有无限延伸的特点。而通过对易象多义性的动态考察，则不难看出，《周易》易象内蕴具有变易性或流动性的特点。
再者，《周易》易象的象征性还表现在易象意蕴的变易性上。《周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变易，不易②。变易是《周易》的最大特点，也是易象内蕴的最大特点。《周易》的“易”字，无论是指“日月为易”的“易”，还是指“蜥蜴”的“蜴”，都强调变化的重要。《周易·系辞下》称《易》：“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易象的变易性表现在许多方面，这里仅从六根爻象意蕴的流动变化上探讨易象象征意蕴的变易性特点。
《周易》六十四卦，每卦由六爻组成，六根爻象（爻辞）各代表不同的易理，六爻自下而上依次为初、二、三、四、五、上，象征事物由低到高渐次发展的动态过程，即初爻为事物的开端，二、三、四爻为事物的发展，至五爻而达到极致，上爻则由极而返。其中，初爻、二爻为“地位”，三爻、四爻为“人位”，五爻、上爻为“天位”，此谓之天、地、人“三才”。六爻之中，初、三、五爻为奇数为阳，二、四、上为偶数为阴，阴阳互转，构成了爻象意蕴的流变性。如《乾》卦：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周易》以《乾》卦开篇，《乾》卦又以龙开篇，龙，或指东方苍龙七星③ 也罢，或指远古神话中的神灵也罢，归根结底是象征性易象。《乾》卦是以龙的行迹喻君子之作为，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初九描写龙潜水下，无声无息，喻君子韬光养晦，以待时机。九二、九三写龙出现在田野上，喻君子想要有所作为还需兢兢业业，勤勉不懈。九四写龙腾出水，喻君子开始行动，一展身手。九五写龙飞在天，喻君子大功告成，事业处于巅峰状态。上九写飞到极高处的龙会有灾祸，告诫君子事业发展到极限会盛极而衰。用九写群龙相聚无首，喻君子从高位下来隐于众生之中，不求闻达，以得善终。从初九到上九，以至于用九，爻象的依次变化，其象征意蕴也随之变化，从而构成了易象象征意蕴变易性的特点。
总之，《周易》的易象是象征的易象，《周易》的艺术是象征的艺术。无论是立象尽意还是观物取象、观象系辞，《周易》都是以象征的方式言说的。《周易》的易象体系是通过连类而及的引申推演所形成的象征体系。《周易》易象的象征性展示了易象符号的多义性和易象内蕴的流变性。《周易》象征易象的共同特征是以象喻理，隐约含蓄，这与《诗经》之兴和《春秋》之笔的话语模式已十分相近了。至于说《诗经》之兴和《春秋》之笔如何体现中国文化的“诗性智慧”，这是后话，兹不论。
［收稿日期］2009－08－22
注释：
① 关于《周易》的作者，本文按传统相沿已久的说法，伏羲氏始创八卦，至周文王推演为六十四卦，至孔子作《易传》。
② 《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③ 闻一多《璞堂杂识》云：“乾卦，言龙者六（内九四‘或跃在渊’虽未明言龙而实指龙），皆谓东方苍龙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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