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批评：在反思中前行——中国电影批评30年的演进与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中国电影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电影批评早于中国电影创作。第一篇见诸报端的影评文字出现在1897年9月5日，题名为《观美国影戏记》，① 它比中国自己开拍电影早了八年。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篇描述性质的观后感的话，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最早的电影刊物《影戏丛报》、《影戏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我国电影评论的起步。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评论一度达到了异常的繁荣。在民族存亡的年代，影评是爱国主义的号角，是传播与鼓动抗战精神的大旗。建国后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固然使电影批评一度十分活跃，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卓有成效。然而，与主流意识形态过于紧密的结合，也使影评未能对电影真正发言。影评的形式只有一种单一的政治评判。20世纪50年代对《武训传》的批评开这种单一的政治评判之先河，到了“文化大革命”，则越演越烈，并且为当时的极左政治所利用，演化成了电影的大批判。从《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兵临城下》、《清宫秘史》到《创业》、《海霞》，每一次电影大批判都与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影评有时是政治的筹码，有时成了罪恶的渊薮。“四人帮”中的姚文元，俗称“姚棍子”，便是靠对电影、对戏剧的大批判起的家；而影评大家钟惦棐1956年却因为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电影的锣鼓》竟导致“右派”的命运，身陷逆境二十许年。至此，电影批评已经彻底失落了批评的特性，成为政治的标签、权力的附庸。
重大转机自1976年的政治变革开始。而真正的变化起自1979年。随着揭批“四人帮”文艺路线的深入，随着人们对“十七年”间文艺思潮的重新认识，尤其是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的召开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会上致辞的发表，中国电影批评踏上了重新寻求现实主义批评传统的路径。近三十年来，中国电影批评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演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有扬弃，有坚守，有变更，有超越，有失落，而从中透视出来的历史意味，值得反思。
电影批评回到自身
1980年前后，我国文艺界一度掀起了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纷纷表示了对多年沿用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一习以为常的批评标准的质疑。有人认为，文艺应以思想性、真实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为批评标准，有人则主张文艺批评的标准是“真”、“善”、“美”。电影界集中炮轰的是帮派文艺中的“假、大、空”现象及以“革命浪漫主义”作为挡箭牌的实质上的“伪浪漫主义”，进而进入到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呼唤。新时期的电影批评正是由此起步，继30年代之后，掀起了第二个电影批评的高潮。
这个高潮之所以能掀起，能发展，其根本动力来自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事实上80年代初、中期是解放以来最为宽松、最为自由的年代。这个高潮与30年代、“十七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努力使电影批评摆脱多年来的政治教条的束缚，回到自身和回归电影本体。它与改革开放同步，与对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引进同步，与电影创作繁荣同步，与当时由第四代导演和崭露头角的第五代导演引领的电影创新运动相呼应，将一直主宰中国电影批评的主要模式——社会学批评，转换为以关注电影本身为主的电影本体批评，并出现了我国电影历史上难得的评论与创作互为促进的景象。当年电影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如电影与戏剧离婚、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的文学性、电影新观念、中国西部片、电影的娱乐性等，既是电影创作实践中突现的新问题，而对这些新问题的热烈的理论争鸣，又促使有诸多创新精神的电影作品的诞生。《黄土地》、《孩子王》、《盗马贼》、《红高粱》、《老井》、《黑炮事件》等影片的问世从某种意义而言是电影批评催生的结果，它们的出生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电影批评。
80年代初、中期中国电影批评的繁荣，不只是表现在电影专业人士之间，也表现在千万观众之中。崛起于中华大地的群众性电影评论当时被电影界人士誉为“惊天大潮”。这种现象不仅是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无出其右。当时发表群众性评论的《大众电影》印数高达960万，全国各类影评刊物多达四百余种，全国各级影评组织有两万多个，每次全国性的群众影评征文，参与者动辄数十万人，甚至数百万人。《高山下的花环》上映之际，上海市发动全市大评论，投入者竟有近千万人之多，真的是匪夷所思！
80年代真是一个电影文化大普及的年代，至今想来令人感叹不已。
电影批评走向多元
80年代中期，一场文艺批评方法论的讨论在文艺界热烈展开。1985年被称为“方法年”，全国性的“新方法”讨论会就召开了四次。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方法论被引入对当代文艺的研究，给文坛注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活力。而电影批评界也将视野从电影自身扩大，如导演谢飞所言“要全面认识电影”，“仅仅从艺术的角度去认识是不够的，还应该从其他角度去研究。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的观念应该包括商品、交流工具、艺术三个部分”。② 80年代中期之后，对电影本体性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深入，如对“谢晋电影模式”的讨论，不仅表达了批评界对创作个性的不同评价与理解，事实上，也触及到政治、文化的深层内核，而对“电影娱乐性”的争辩，有些代表性的文章已经开始运用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等学科的知识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进入90年代，“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而来的是又一次思想文化转型。中国社会及其批评进入一个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话语，以各种‘新潮’理论为边缘话语的‘众声喧哗’的杂语时代”。③ 也就是说，中国电影批评已进入多元化时代。90年代初、中期，传统的社会学批评、电影本体批评及引进西方理论形成的意识形态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观众学批评、电影叙事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批评范式一齐登场。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对以往单一的批评模式的反拨与整体性超越，在电影批评的深度与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而其中突出的是，由于人们主体性的普遍觉醒，在批评观念上有了深刻的变化。电影批评家更为注重的是自己对电影的理解与阐述，追求电影批评的独立性、主观性、个体性及与他人的差异性，批评不再是试图教育、指导他人的手段，而是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事实上，90年代中、后期，高质量的电影批评已经汇聚了多种批评方法，逐步走向视野更为广阔、个性更为鲜明的文化批评。
电影批评面临新挑战
而在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步伐急速加快。90年代之后，社会开始蔓延一种急功近利的气氛，一种与精英文化相抗衡的消费文化、快餐式的娱乐文化开始滋长。从整体而言，大众开始畏惧有深度的东西。由于商业社会中巨大的生存压力，现代人往往精神压抑，需要强度刺激，公允的、细致的、思辨的、学理的评论备受冷落也在意料之中。而诸多大众传媒则从自身的商业利益出发，迎合时尚，乘虚而入，以花边新闻、内幕曝光、哗众取宠、无聊炒作来吸引人们眼球；一切有价值的分析被排斥在外，更助长了大众欣赏趣味的普遍下滑。另一方面，批评总是与创作密切相连，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电影市场进入低谷。到2001年，全年观众仅为2.2亿人次，票房收入仅为8.7亿元，平均全国人民每5年才有可能进一次电影院。电影既已“淡出”国人视线，为人所遗忘，又遑论电影评论？！加之90年代后期起，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步伐加剧，西方电影文化不仅作为理论，也作为“文本”、“样品”大摇大摆地进入中国。如美国大片大举入侵就是一例。在美国大片的挤压下，有的电影人试图以“恶性娱乐化”倾向之作或声画技术上的模仿之作与其相对抗，使一些文化人对这类胡编乱造，以娱乐感官、娱乐好奇心、满足观众窥视欲为主要目的、使人眼花缭乱的作品不屑置评。进入21世纪，互联网迅速发展，依附于网络的电影论坛与电影博客悄然兴起，并以燎原之势，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报刊，成为影评的主要阵地。应该指出，网络影评这种新的影评形式有其开放性、互动性、灵活性、亲近性的优势，为每个观众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表意见的平台，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从近几年的网络影评实践显示，这种优势并没有被准确利用，网络已经成为虚张声势、发泄不良情绪的垃圾场，夸张、讽刺、漫骂不绝于耳，与评论的公正、说理相距甚远。
应该认为中国电影批评在进入21世纪以后，从总体而言，人文韵味日渐淡薄，没有向更高层次发展，继续走向深刻、走向博大、走向进步，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退缩、迷乱、无所适从的迹象。
对电影批评的反思
诚然，电影批评的退缩、迷乱、无所适从现象的出现，有其外部文化环境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从电影评论自身来说，也的确出现了危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认真检讨、认真反思。
一是电影批评的思想根基问题。中国电影批评受社会与政治的影响有着久远的历史。建国后，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一度使中国电影批评充满锋芒，充满朝气，也一度使中国电影批评杀气腾腾，成为扼杀新生力量与创造精神的凶神恶煞。我们不必讳言政治，电影批评作为一种思想与文化的载体，决计也离不开政治与意识形态，我们要研究的是电影批评中如何摆正这两者的位置，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而事实上，至今为止，我们批评界的思想根基并没有稳固的建立，我们的批评中既有延续长官意志、权力意志，不分青红皂白，借政治的大棒当头打去的一面，也有对于明显的陈腐、落后、庸俗的东西视而不见，甚至欣赏备至的现象。掌握理论、评论真正的思想武器仍是一个需要重视的课题。
二是电影批评的理论根基问题。中国的电影理论一直是薄弱的。与西方电影理论相比较，“在方法的严密和视角的多样上，中国电影理论是相形见绌的”。④ 尽管近百年来中国电影理论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尤其是在80年代以后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始终未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我们引进西方电影理论本没有错，也的确丰富了我国电影批评的理论宝库，但另一种情况同样存在。某一些批评家更在乎的是一种借助于西方电影理论以占据理论制高点的心态。他们实际上扮演的是西方电影理论传声筒的角色。为了将中国电影文本套进西方电影理论的框子，不惜削足适履，堆砌概念。说得重一点是带有某种文化殖民主义的倾向。在对待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时，轻视者有之，鄙视者有之，尊重者有之。但即使是尊重者，也还不能做到将传统的文艺理论切实地创造性地转化。我们一度认为，我们在建国后“十七年”中坚持的文艺理论、电影批评理论已经过时，这或许是正确的，但是从整体而言，我们还未能创造出适合我国电影历史与电影实际，足以让我们凭借的新理论。这无论如何，使得我们在展开电影批评时显得底气不足。
三是电影批评的异化问题。随着现代社会转型的加剧，电影批评越来越偏移正常的轨道。批评家的良知与公正是批评的生命，批评家的职责与道德的底线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而这一切现在却变得异常不易。利益的驱动，使评论与广告合伙，与炒作相类。将好的说得天花乱坠，将坏的也说成是一朵鲜花。美丑的颠倒，价值判断的失误，使观众对评论丧失基本的信任，以至出现了“评得越好，票房越低，评得越差，影院爆满”的可悲现象。电影批评的异化还表现在其他诸多方面。比如，将无所不包的“大文化主义”以及流行的时髦话题，不分对象地对电影进行所谓“深度阐述”，貌似微言大义，实是自说自话，弄得观众与读者一头雾水。有的则又成了技术主义的奴隶，将电影文本一个个画面进行解剖、细读，使读者进入瞎子摸象的混乱世界。评论有时对作品宽容有余，什么乌七八糟的货色，都被说成是多样化、个性化，呼吁给予保护，而有时则板起面孔，进行酷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骂得你狗血喷头，不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决不善罢甘休。更多的是酷评与传媒相结合，一部新片出来，一片叫卖之声，以唯恐天下不乱及抢滩市场的心态，采用快速而肤浅，片面加极端的方式，制造的是一场接一场实际上与真正的评论毫不相关的新闻热点。即或本来是一些正常、健康的学术论争，最终也被媒体“放大”成“事件”，学者成了明星，其目的是为了吸引世人眼球。评论正是这样逐渐抛弃了科学的品质，抛弃了审美、求知与思考，降格为娱乐，有的甚至走向了堕落。评论的失足，不仅使读者与观众逐渐远离了对电影作品应有的欣赏、体味、理解、思索的健康心态，也纵容、助长了电影创作中的不良倾向。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电影界曾经掀起对我国电影评论的回顾、总结与反思的热潮。时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的钟惦棐在1982年写下《电影评论落后于电影创作》⑤ 一文，首次对当时的电影评论进行了检讨。时任副会长的罗艺军在1984年写下《中国电影评论概说》⑥， 从历史的角度对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的电影评论的状况进行了梳理，分别总结了应该记取的经验教训。1984年与1986年在钟惦棐、罗艺军的主持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分别在旅顺和柳州召开中国电影评论学会首届电影学年会与首届全国影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专业与业余影评工作者都在150人以上。这两次会议一次偏重于专业批评，一次偏重于群众影评。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交流了展开影评的经验，讨论了创作与批评的历史与现状，特别对电影批评的作用与努力方向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电影界对电影评论着重从理论形态与历史叙述方面进行研究与反思。罗艺军主编的《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是对中国电影一个时代的整体理论思维的梳理与诠释。倪震主编的《改革与中国电影》⑦、黄式宪主编的《中国电影电视走向21世纪》⑧ 中诸多篇什讨论了电影批评在新的年代如何扩展思路，提出了中国电影批评的批评方法应该走向综合，社会、艺术、经济、技术、市场、受众等方面都应该进入电影评论者的视野。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批评史》⑨ 无疑是这个时期电影批评研究的扛鼎之作，是我国第一部勾勒中国百年电影批评全貌，以新颖的历史观、电影观、电影批评观对各个阶段的电影批评进行观照、分析、研究，提出独立见解的专著。而去年出版的李建强、章柏青主编的《中国电影批评（2000—2007）》⑩ 集中了新世纪以来社会与电影界对中国电影批评回顾、研究的几乎所有重要文章，出版后，被誉为“建构新世纪电影批评的基石”。在电影史研究方面，陆弘石所著的《中国电影史1905—1949》(11) 赋予了以多种的批评方法研究中国电影史的新视角。我们应该在这一成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总结、反思，找出中国电影批评发展症结之所在。
重新认识电影批评的价值
首先，我们要重新思考的是电影批评的价值何在？我们究竟要通过影评得到什么？在1986年首届全国影评工作会议上，大家把电影批评的作用归结为三点：一是媒介作用。媒介即桥梁，影评是电影与观众沟通、交流的桥梁；二是信息反馈作用。影评中包孕了广大观众与评论工作者对电影的情绪、反应、意向、评价等各方面的信息，对创作、制片、发行业而言，这是非常有益的内容；三是自我审美、教育、娱乐作用。这是指广大影评作者运用影评这种形式加深对生活的再认识，从而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提高艺术鉴赏力，娱乐身心。
应该说，上述三点作用依然存在，但是，当今，我们尤其要强调与承认电影批评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与作用：
要强调与承认电影批评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优秀的文艺作品由于它在形成全社会、全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起的巨大作用，我们承认与强调它是文化软实力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对文艺批评，包括电影批评所产生的作用应该有同样的认识。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八次“文代会”与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这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我们的电影批评是能够为承担起这一使命效力的。这就要求电影批评在总的目标上要为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作出贡献。新时期以来，我们较多地强调了电影批评的独立性、自我性、自为性，作为对以往电影批评过于社会化、政治化的反拨，并没有错，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当今，电影创作充分开放，容易走向迷乱之际，坚持电影批评正确的价值评判，坚持电影批评应有的社会责任和精神指向，坚持电影批评应有的是非观、美丑观、善恶观，这是我们电影批评工作者始终不能动摇的认识。
要强调与承认电影批评对于电影实践的作用，强调与承认优秀电影批评中的思想、文化、艺术含量对于开拓电影创作与电影批评生存空间的意义。电影批评要体现自身价值，最终还是要作用于电影创作。电影批评要从现实与历史的横向与纵向思考中，从中国电影百年的发展轨迹中，认识中国电影的现状与特点，寻找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与生存空间。优秀的电影批评的思想文化艺术含量，主要体现在它有批判性、独立性与超越性。既有对中国电影的宏观审视与把握，也有对电影个案与电影现象的微观剖析，独立的见解与观点，理论与思想的锋芒，再加上自身的内容与形式的创新，这样的电影批评才有恒久的生命力，才能够在中国电影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要强调与承认电影批评在培育观众、引导电影市场中起的作用。中国电影已进入产业化时代，这一时代重视电影市场、重视电影观众是理所当然的。电影批评与市场、观众会有矛盾冲突，但作为批评人如果蔑视市场与观众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当然，电影批评也不应该让市场、观众牵着走，而应该把研究市场、研究观众作为应有的题中之义。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接受理论的引进，对电影市场学、电影观众学的研究，使电影批评增加了活力。电影作为大众化的通俗艺术，自然应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电影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今的电影批评要和电影市场、电影观众建立起纯真的“亲密关系”，既要远离“炒作”，也要改变学者式的自说自话、无病呻吟。电影市场的引导与电影观众的培育要做到整体推进，相辅相成，是相当不易的，而电影批评既要做到大众化而非平面化，通俗化而非庸俗化，也更为不易，这实际上是对电影批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呼唤科学的电影批评
一想起影评便想起了钟惦棐。钟惦棐在新时期复出之后的第一篇力作《电影文学断想》，除了证明“他还活着”，更证明这位沉沦22年的“大右派”敢讲真话的本性一点未改。此文和稍后写的另一篇文章《对当前电影工作的十项建议》，实际上成了当时电影界拨乱反正的纲领。另一篇有全国影响的大作便是《谢晋电影十思》。当时谢晋连续拍摄了有轰动效应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等影片，正在风头上，上海忽然冒出以朱大可为代表的年轻人，给谢晋扣了一顶“谢晋模式”的帽子，指责谢晋电影是“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声称“谢晋的时代应该结束”，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多数人的围攻。在争论得不可开交之际，钟惦棐出场了。钟老一边肯定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之处”，“不应以锋芒毕露和某些不当而忽视它合理的内核。不可以导演的著名与论者的尚不著名而有所轻重”，(12) 同时又幽默地对朱大可指出：“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对谢晋电影，钟老有一句名言：“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13) 概括得如此深刻，令人拍案叫绝！钟惦棐电影评论的生命力在于公正，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从不人云亦云，从不让“名词让位于帽子，思想让位于皮条，学术让位于铁窗”。他既重文品更重人品，提出“九分做人一分作文”的名言，所谓“写冠冕堂皇的影评文字不算难，难的在于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文章中要人意志昂扬、正直、无私、忠诚，怎样怎样，自身如何呢？批评不只是文字的事，其中也有作者的人格力量。如果批评者本人精神状态萎靡、猥琐、自私、不道德，下笔千言有什么用？”(14) 80年代制片方请批评者看电影，还不像现在一样时兴送红包，但已盛行请吃饭。钟老反对请吃后抹抹嘴巴就讨论影片的做法，笑道，嘴上挂着油腥子，还怎么批评？！要是钟老知道目前有的批评者要根据制片方送的红包的厚薄来决定如何褒贬影片，真不知道要气成什么样子？！
钟惦棐逝世21年了，去年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等单位主办的钟惦棐学术研讨会在电影界所激起的巨大反响证明，这个名字及所代表的品格与精神至今仍是中国电影批评人心目中不灭的精神之火，钟惦棐的电影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对于繁荣中国电影理论、电影评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当今的电影批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缺乏科学性。即使是那些看似“义正词严，充满文化”的批评，细加推敲，也缺乏严谨性、科学性。如这几年对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的《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的围剿，一度充斥报刊、网络，似乎它们才是中国电影不能振兴的大敌，非扫除不可！然而恰恰是这三个人的这几部影片，一度赢得了当年度全部国产影片三分之一的票房。一边是批评文章铺天盖地，一边是中国电影市场只认这三位导演，这真是对中国电影批评、中国电影观众莫大的讽刺！不是说这三位导演的这几部影片不可批评，也不是说这几部影片没有问题（事实上这几部影片中可批评、可研究的东西很多），而是因为这种蜂拥而起、大轰大哄式的批评缺乏辩证，缺乏理性。电影有艺术片，有娱乐片，各有不同的批评标准。如果说对一部主要指向是娱乐的影片，不谈娱乐手段成功与否，不研究接受效应，而是举起“艺术”、“文化”的大棒，将其一棍子打死。那么这种瞎评一气，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批评，其评判的错位是必然的。
坚持科学的电影批评并非易事！首先，如前所述，需要一个公认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标尺来衡量、评判电影内蕴，毫无疑问，至今为止，最科学的理想与方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的方法。我们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电影批评中的指导地位仍是每个电影批评工作者都要郑重考虑的问题；其次，需要系统的专业的电影理论功底。缺乏电影专业知识的批评文章无论如何都会呈现一种隔靴挠痒式的尴尬；而这种专业的理论功底并非一成不变。当今时代，不仅新的文艺思潮、文艺现象纷繁复杂，高科技的发展也使电影这种现代艺术在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变化上日新月异。如数字技术的运用，不仅引发电影技术革命，甚至对电影的定义、电影的本质也需要重新修订、重新理解。电影评论工作者要与时俱进，驾驭、引领新的潮流，适应电影艺术、电影技术的新变化、新发展，及时而准确地发出具有专业特质的声音。再就是对国外优秀文化借鉴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上，需要正确的把握。毫无疑问，西方的文艺理论及其多种批评方法，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文艺理论与美学话语系统只有与我国本土文化与当代批评进行科学的整合，才能建构起新型的具有生命力的批评文化体系并作用于我们整个电影批评。此外，电影批评科学与否，尚与评论者的个人品行操守有关。这里所指的操守与评论家的独立见解并非矛盾，事实上，任何优秀的批评文章都是个性化的。这里指的品行操守是指面对压力与诱惑，批评家能否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为了得到某种利益，变更观点，或吹捧，或漫骂，不是化腐朽为神奇，就是化神奇为腐朽，这是投机者所为，与评论这项神圣的工作是不相容的。
当前电影界有的学者提出了建构电影批评学的设想，我非常赞同。电影批评学是以电影批评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建构电影批评学首先面临的是批评观念和电影观念的双重变革。如李道新在《中国电影批评史》中所言：“批评观念的变革体现在：不仅应该将批评理解为创作与欣赏之间的中介性环节以及理论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将批评学理解为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媒介性学科，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批评理解为‘在’的姿态，即不同于有些研究所标榜的‘中立’、‘客观’和‘求实’，从存在哲学的规定上就是‘参与’与‘投入’的那样一种姿态。只有禀赋这样一种姿态，批评才能摆脱许多反人性或非学术的阴影，成为人类精神建构和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至于电影观念，比之于批评观念更为重要。每一个批评者都要明白“电影是什么”，即电影的艺术特性、技术特性、商业特性以及作为文化载体体现民族精神、国家意识形态的特性，避免陷入简单、偏颇的误区。这是电影批评与电影批评学得以立足的关键。
要改变中国电影批评现状，应该呼吁提高批评与批评家的地位。应该把电影批评队伍的建设作为整个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部分来对待。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造就三支影评队伍、三种批评的建设。一是媒体批评。媒体批评以报纸、杂志、网络的编辑、记者为主体，它伴随我国社会的商业化进程，以它的及时、时尚、敏锐，形成了影视评论的“霸权”地位。不能否认媒体文章在引导观众接受新潮流、新趣味中的作用，但也不能低估某些媒体评论的低俗与炒作。我们的愿望是媒体评论能在追求生动、活泼的同时不断走向深刻。二是专家影评。这是指专业的影视批评工作者的评论，包括高校的影视教师对影视理论的学术研究之作。希望这一阵地上的作品更专业、更学术、更权威，更具理论性、体系性，也希望这些作品抛弃坐而论道、自语自乐、高居高打，与创作思潮、创作实践的联系得更为紧密。三是大众影评。愿涣散了的大众影评组织重新健全起来，衰落了的大众影评能重新活跃起来，也愿这一类影评更加面向大众。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一类的群众性电影活动值得提倡，值得推广；当我们的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年一代都关心电影，都关心评论的时候，我们的电影就有望了，我们的影评也有望了。
中国电影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风雨历程，正行进在产业化发展的大道上。电影产量持续增长，电影市场不断开拓，电影创作总体上走出了低谷。新的时代完全能催生出黄钟大吕式的作品。但就目前而言，创作上的问题仍不少。一些价值观念混乱的作品，一些有意无意渲染邪恶心理的作品，一些远离时代、对社会与人民缺乏人文关怀的作品时有出现。电影评论始终是创作的如影随形的伙伴。批评从创作中汲取营养，创作从批评中获得启示。电影评论也是观众不离不弃的朋友，评论从观众中获得灵感，观众从评论中受到教益。新时期30年的电影批评历程值得回顾、总结。愿中国电影批评在反思中与观众、与创作携手前行！
注释：
① 罗艺军主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② 转引自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513页。
③ 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史》，第12页。
④ 同①，第57页。
⑤ 《钟惦棐文集》下卷，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
⑥ 罗艺军《电影艺术讲座》，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⑦ 倪震主编《改革与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
⑧ 黄式宪主编《中国电影电视走向21世纪》，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
⑨ 同②。
⑩ 李建强、章柏青主编《中国电影批评（2000—200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 陆弘石《中国电影史1905—1949》，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12) 同⑤，第695页。
(13) 同⑤，第694页。
(14) 同⑤，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