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机制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2529 （1999）04-0051-08
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是保证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要确保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就必须有一个能促使区域经济增长运行良好、完整、系统的机制。本文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传递机制和协调机制作一些初步研究。
一、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一）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区域经济增长是指区域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与劳务的数量，在一段较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区域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该区域经济总产出来衡量的。一般是通过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收入（NI）等量值表达的。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按一定时期内某区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变化率衡量区域经济增长。如果以t 表示报告期年份，b表示基期年份，n表示这段时间内的年数，r 表示所要确定的年平均变化率，其计算公式即为
GNP[,t]＝GNP[,b]（1+r）[n]
用对数方程来解，则是
log（1+r）＝（logGNP[,t]－logGNP[,b]）／n
经济增长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前一个时代经济增长的定义也许只侧重于人口增长或者是人均产量的增长，更多的情况下是侧重于人口增长”，但是，现代经济增长则是“指人均或每个劳动者平均产量的持续增长”（注：〔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中译本）〔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6，1.）。区域经济发展比区域经济增长的含义更为广泛，它除了要求区域经济在产出量上有增加外，还包括了随着产量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结构变动、经济体制演进、人口素质提高、收入分配调整，以及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扩大等内容。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区域经济的不断增长，区域经济发展才有坚实的经济保障。如果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果只是增加了区域的产出，但并没有提升原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还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体制更趋僵硬和区际贸易条件更加恶化等结果时，我们就认为这只是一种经济增长，并不是经济发展。但必须指出的是，一个区域没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不能以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出来获取更好的收益，就缺少改善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物质条件，因此也无法实现其经济的发展。
（二）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
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学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很多经济学家都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以下几种：劳动供给增长率，资本存量增长率以及技术进步速率。为此，有些学者还试图将特定时期内已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分摊到上述这些源泉之上，据以说明每一个源泉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比重（注：在这方面作过突出贡献的有库兹涅茨和刘易斯等人。）。
以西奥多·W·舒尔茨和加里·S·贝克尔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则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作为重要的增长源泉引入经济增长理论之中，突破了以往要素收益递减和收益不变的假定，形成了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式。舒尔茨曾指出：“一经把人力投资因素考虑进去，我们的动态增长经济所面临的许多疑难问题就能迎难而解。”（注：〔美〕西奥多·W ·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中译本）〔M 〕.商务印书馆，1990.25，39.）在这里，以往技术进步与资本投入之间此消彼长式的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没有人力资本增长，就只会有艰苦的体力和贫穷。”（注：〔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中译本）〔M〕.商务印书馆，1990.25，39.）贝克尔还对人力资本投资中几种基本形式的收入效应和收益率情况进行了分析，说明了“人力资本将是关于发展、收入分配、劳动转变和其他许多长期出现的问题的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注：〔美〕加里·S· 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90.）罗默（Romer）在1990 年发表的文章中，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经济规模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的规模才是至关重要的（注：Romer, P.M,Endogenous techn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M〕.vol.98,pp,71－102.）。
新制度主义学派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技术变迁的结果，也是制度变迁的结果。诺思（North ）在大量研究西欧经济史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注：〔美〕道格拉斯·C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M〕.上海三联书店，19912.5，187.）由此，他提出，较好地界定和行使产权、提高效率和扩大市场结合在一起，引导资源投入新的渠道，是对作为加速创新速度的产业革命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注：〔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M〕.上海三联书店，19912.5，187.）。这样，经济增长的源泉不仅有资本、劳动、技术变革、知识积累、产业间及国际间的技术转移等因素，而且还包括了制度结构的安排和制度变迁等因素。
对于经济增长源泉的众说纷纭，我们很赞成英国经济学家海韦尔·G·琼斯的看法：宁愿相信健康的多样性， 也不愿轻信整体的一致性（注：〔英〕海韦尔·G·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M〕.商务印书馆，1994.277.）。因此，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从区域经济增长与一国整体经济增长不尽相同的特殊性来看，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发展中大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应该更加重视制度因素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发展中大国中，其经济现代化往往是政府推动型或政府主导型的。制度作为政府主持制定的由各区域接受的规则，是国家行动对区域选择的控制或约束。“鉴于政府的保护总是选择的，故政府便成了一种分配责任与利益的制度化身。”（注：张宁燕.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M〕.载汤敏、茅于轼.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M〕.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96.242.）制度是政府促进、保护或抑制某一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工具。
（三）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
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特征的问题，它取决于不同时代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体制。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区域经济增长也随着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表现出不同力量的作用。在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由于生产力布局完全由国家统一规划，生产规模和产量也受国家统一控制，各地区干部和职工的分配也是由国家在划分大区的基础上高度统一。这样，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被完全的“全国一盘棋”思想所压抑，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或者表现为一种极端的政治热情，或者被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所弱化，使得这一时代从表面上看变成了一个区域经济增长淡化的时代。地方官员对追求本区域的经济增长本身并没有太强烈的要求。更为荒诞的是，在当时“以粮为纲”的口号下，有的地方首长对于中央有关部委的项目，不仅不争取，而且还出于害怕影响粮食生产的顾虑采取反对的态度。改革开放使区域经济增长得到了必要的刺激，但由于改革初期，国家在众多领域实行了“双轨制”，各地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不仅在经济发展上不是同一起跑线，而且在政策支持上也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因而很多地方更多地是把两眼盯着中央政府，希望在软预算约束环境下争得中央更多的支持。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进一步改革了财政包干体制，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此后，国务院又几次修改完善了这一制度。这些改革比较有效地扩大了地方的权力，对于调动、发挥地方因地制宜地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打破长期以来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格局，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现在，我国已经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资金的约束已成为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因此，经济增长的利益已为各地高度重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一个与时代特征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经济利益将取代其他任何东西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不承认这一点，就难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机制。
（四）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建立
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经济利益，建立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就必须在有利于区域经济利益的提高上做文章。为此，我们认为，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建立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要注意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已经有明显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不时在要么放权过多、要么放权太少二者之间摇摆。为此，引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调整。目前，从总体上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比较顺畅，但在某些情况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有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在一些直接利益领域，经济有不太合拍的地方。例如，在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经常出现中央与地方相互争资源的问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地方小矿大闹中央大矿的严重问题。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中央给予的政策条件不一样，地方之间互不卖帐，甚至互相拆台，搞相互封锁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改革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制定正确的地区政策。“地区政策的最高目标是在国家不同地区创造同等的生活条件，并且充分利用地域，除保障基础设施之外，这方面的重点特别是要改善增加收入的机会。”（注：〔德〕乌尔里希·罗尔.德国经济：管理与市场（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87）因此，中央政府要把区域协调政策落到实处，在不影响先进地区发展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提高后发地区的收入改善上。
2、建立激励和考核干部的有效机制， 把干部的积极性引导到发展地区经济上。
在其它条件确定之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取决于所在地区干部素质的高低。我们虽然早已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但在干部的任免和考核上，一直还存在着若干不健全的机制，有些地区干部的选拔与培养不能真正的启用有德有才的人，在干部的考核中花架子太多，硬指标太少，不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这种结果必然导致有效激励不足，难以真正激发干部对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为此，必须在干部的遴选和晋升上，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的方法，坚持把最能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干部提拔到合适的岗位上，以保证干部切实把主要精力用在发展本地区的经济上。同时，要特别注意干部的使用和爱护，要建立良好的制度机制让干部充分发挥作用，要用制度减少或消除干部因搞腐败而坏掉的问题。例如，要制定有效的干部交流制度和干部回避制度，特别是县级以上干部尤其是公、检、法、司干部要进行跨地域流动和交流，尽可能铲除干部腐败的土壤，给干部创造一个有利于放手工作的环境。
3、积极鼓励大批优秀人才去当企业家， 并为优秀人才成为优秀企业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地区的发展还是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队伍，但是，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发展中地区，企业家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稀缺资源。因此，培养新兴的企业家阶层，是各级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中的共同责任。尤其是现在，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为企业家提供了一个能大展才华的宏大舞台。但是，我国还缺乏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不能保证让有良好经营管理素质的企业家脱颖而出，我国各地都严重缺乏高素质的经营者队伍，更缺少有雄才大略的大企业家。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改变现在的企业家遴选机制，努力探索选拔和培养新兴企业家的新路子。我们要鼓励最优秀的人才去当企业家，为发展中国的企业经济作贡献。同时，应该让优秀的企业家得到公正的收益分配，让其在经营管理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首先就要求我们承认企业家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稀缺的资源，从而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不让或害怕企业家冒尖冒富的“恐资症”与“红眼病”，真正保证谁对企业作的贡献大，就让谁香起来；谁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抹了黑，就让谁臭下去。这样，就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与机制，有利于企业家脱颖而出，从而推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经济增长的区际传递机制
各国经济增长史都已表明：经济增长在一个国家内是一个不平衡的、连续的动态过程。经济增长总是最先发生在那些具有比较优势和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方，然后由此扩散、逐步推进到其他地方。正如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所说：“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注：〔法〕弗朗索瓦·佩鲁.增长极概念〔J〕.经济学译丛，1988， （9）.）经济增长的这种空间传递过程既表现在各个国家间，也出现在一国内部的各个地区之间。
当一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由于其市场的一体化和社会文化背景具有较高一致性时，经济增长的这种空间传递过程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地区之间没有关税的障碍；（2）一国内部实行统一的币制；（3）国内各地区在地理空间上相互接近， 无论是在通讯网络还是在交通运输方面，地区间的通达性都比较好； （4）国内各地区的消费者在社会文化和消费习惯方面具有较强的通融性，语言和心理上的障碍较少；（5）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 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以资金、人才、技术为主体的生产要素在地区间能相对自由地流动；（6 ）中央政府在平衡地区经济发展中往往能比较有效地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促进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发展中地区流动。
在区域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发达地区可能比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增长迅速得多。这种情况在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会对发展中地区产生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艾伯特·赫希曼（A.O.Hirshman）曾以“北方”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或城市中心），“南方”代表经济增长缓慢的地区（或周围腹地）为例，说明北方的快速增长对南方经济的影响将是利弊兼存。赫希曼将其中有利的影响称之为淋下效应（trickling down effect），把不利的影响叫做极化效应（polarized effect）（注：〔美〕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169—172.）。 缪尔达尔（G.Myrdal）则将其分别称为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浪效应（backwash effect）。
淋下效应主要是由发达地区对发展中地区的购买力或投资的增加而产生的。一般来说，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必然在加工工业的发展上快于发展中地区，这就会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地区农产品、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进而推动发展中地区的农业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地区在能源、原材料相对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污染限制严格、以及远离消费市场和集聚不经济等因素的作用下，会主动在发展中地区寻求增加投资的机会，把一些耗能耗料较多的低档次加工产品逐步转移到那些经济增长虽然缓慢但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地区又会因为存在着严重的隐蔽性失业，大量剩余劳动力会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而有利于提高其边际劳动生产率。这部分流动劳动力不仅以汇回的大量工资和劳务收入提高了经济增长缓慢地区的消费水平，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流动中学到了技术，结交了朋友，获得了信息，重回家乡办企业、跑销售，从而推动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据有关研究证实，1995年全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协议近万项，协议投资金额达300亿元， 其中中西部地区可引入资金150亿元。1995 年四川省外出打工的民工汇回的工资就有150亿元，这些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东部地区的广东省。 东部地区的一部分专业技术人才到西部地区从事工商活动，也有助于西部地区的发展。
极化效应主要是来自于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生产经营者在市场竞争和关税保护中所处的优势地位，或“由于技术性的工作流动性最高，较为优秀的人才势必最先、最多从南方流向北方”，或所谓“增长极”的累积集中性增长在起初阶段会扩大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距，出现“极”的增长对其腹地的负效应。在我国，据有关研究，经济增长的这种不利影响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东部地区由于生产效率较高，其生产的加工产品大量进入并销售到西部地区，使西部地区加工工业的发展处境十分艰难；二是在东部地区工资收入较高的吸引下，西部地区的中高级专业人才、经营管理者以及一大批富有创新意识的青年人纷纷流向东部地区，形成所谓“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也东南飞的现象；三是受资金利润率的支配，西部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资金通过银行中介流向东部地区，给本来严重缺少资金的西部地区造成雪上加霜的局面（注：
G.Mydal: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London,Ducckworth[M].1957.）。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的淋下效应和极化效应究竟何者是主要的，这要视两类发展地区在经济力量上的对比而定。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的累积集中性增长将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极化效应，促使发展中地区的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集中，而淋下效应必然非常微弱，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的净溢出效应一般为零，两大地区的经济差距扩大。但是，在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的聚集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地理集中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引起聚集的不经济，从而促使生产要素由集中走向分散。正如赫希曼所说：“不论情况如何黯淡，我们仍然有信心，如果北方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靠于南方的产品。淋下效应与极化效应相比，终究将会占居优势。”（注：曾坤生.佩鲁增长极理论及其发展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1994，（2）.）因此，极化效应显示出的优势只能是暂时的，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作用，也必然会要求周密的经济决策应运而生，从而改变这一状态（注：参见陈栋生、魏后凯、刘楷.西部地区凯崛起之路〔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129，179.）。
充分认识和掌握经济增长的这一区际传递规律，建立良好的区际传递机制，是我们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应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根据经济增长的上述传递规律，我们认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缩小区际经济增长差异上有步骤地建设一批重点开发区，以有效地形成一批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增长极”。特别是在国家重点扶贫的地区，国家要把扶贫资金集中在重点扶贫开发区域，在每一重点扶贫开发区域选择（或者规划）建设至少一个经济基础较好、增长潜力较大的增长中心，以便能够带动周围广大腹地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积极推进地区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今后，国家要特别重视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多方联合、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推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更高层次的多边经济技术合作。国家可以采取的措施有：积极推进中西部地区本身的经济一体化，使之形成一个相互开放的区域共同市场；鼓励多方联合开发西部地区资源；支持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与东部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工程；鼓励沿海工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等等。
三、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机制
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必然伴随着一个暂时性的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过程。这一差距有可能在某一时期超过经济所能容忍的限度，从而引起人们对公平的重新思考和呼唤。当前，国人十分关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人们不能忍受区域差距过大的反映。因此，只有把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差距限定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才能促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尽可能地为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条件，又应注意不要把区域经济差距拉得太大，这就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关系协调的机制。
（一）区域经济增长协调机制的基本内容
区域经济增长的协调机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系统内的协调机制。二是区域经济增长中各种经济关系的协调机制。
区域经济系统是构筑于一定的资源系统之上的，并与之发生耦合关系的系统。资源系统的变化（短缺）不但是经济系统运行的结果，也直接反馈于经济系统。在区域经济系统中，资源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解决资源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以“人为”的经济系统适应“天赋”的资源系统，促进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区域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协调机制的核心问题。资源结构在区域产业结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对环境背景资源短缺的反馈调整是区域资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协调的重要机制。资源结构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空间聚集的程度，原料性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工业化期间区域经济活动聚集的重要影响因素，因而这种聚集又会引起环境背景资源在城市中的短缺，引发城市聚集区域资源与环境的很多问题，导致城市聚集效益下降，使得调整空间结构将资源引向资源富存区，是区域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协调的又一重要机制。
区域经济系统的协调要求解决区域间经济结构和产业分工的协调，其直接结果应是促进区域间的合理分工。国家必须统筹规划，注意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促进各区域发展有优势的产业和产品，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建立和发展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体系。就我国而言，要注意到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可能像一些小国搞单一经济。同时，各地由于自身条件所限，绝不能搞全方位、全门类的经济，不应追求自成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机制的驱动，各地生产和输出也会更多地使用其相对丰裕的要素，换取本地稀缺的要素。因此，我们应该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纽带，搞好统筹规划，建立和发展区域经济的合理分工体系。
总之，建立区域经济增长中各种经济关系的协调机制，重中之重是正确处理区域经济差距的协调问题，核心是在保持东部地区发展势头的前提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要为此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进行协调，沟通东部与中西部、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间的经济联系。
（二）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间的梯度推移与反梯度推移
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发展中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至为重要。从我国现实情况考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基础等方面都明显高于或好于中西部发展中地区，呈现出一种很典型的依序由东向西的梯度推移趋势。也正是因为这一基本趋势，有很多同志强调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向中西部发展中地区的梯度推移，却忽视了中部和西部发展中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的反梯度推移的能力。这是片面的。事实上，就中国区域经济现状出发，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发展中地区的梯度推移虽是主流趋势，但由于建国以后，我国政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实行了向内地倾斜的发展战略，广大中西部发展中地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特别是在内地诸如重庆、武汉、西安等经济发展中心，人才积聚量大，工业门类也比较齐全，对周围地区有较大的扩散力，具有较强的反梯度推移能力。不仅这些特大型城市具有反梯度推移能力，就是内地一些大中型城市和某些产业部门在接受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技术辐射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向周边地区甚至向沿海发达地区反梯度推移的能力。因此，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既重视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的经济技术推移过程的研究，又要注意发展中地区向发达地区具有反梯度推移的一面。
在认识和处理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经济关系上，目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仍然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推移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要特别关注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经济技术的传递作用，并根据这种传递的实际情况加速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中部和西部地区也不能坐等东部地区的传递，应该积极动员和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力量，在积极接受来自于东部辐射的同时，又要主动出击，利用自身的某些优势向周边地区辐射，甚至向东部发达地区推进。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实行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的梯度推移和发展中地区向发达地区的反梯度推移相结合的方式。只有这样，经济快速增长地区与经济缓慢增长地区在各种经济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就会出现区域发展的“双赢”格局。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点
1、正确处理增强国家整体实力， 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和缩小国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的关系。
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增强国家整体实力，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的国际地位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真正得到全面改善。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国家应该仍然把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平，提高国家整体经济效益，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放在首位。在此前提下，尽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缩小国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2、 正确处理沿海发达地区的再发展与支持发展中地区的加快发展的关系。
区域经济差距的过大，必然造成区域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引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势头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的整体水平还很低，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即使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水平也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羽翼并不十分丰满。我们不能因为沿海地区相对内地较为发达，就迫不及待地挖肉补疮，搞拆壁补墙的蠢事，以抑制沿海地区的发展为代价换取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在保持沿海发达地区良好的发展势头的前提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可以在调控范围内，有选择有步骤地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在中西部地区培育若干有发展前景的支柱产业，适当培育新的增长极。
3、正确处理市场调控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
市场机制虽然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益好的地区流动，但不能解决国民收入在地区间合理分配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完全依靠市场竞争达到产业结构优化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我国沿海地区在经过十几年的超高速发展后，无论是生产设备、技术水平、管理经验、营销手段，还是经济基础、投资环境等多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其产品质量、竞争能力的总体水平都已明显强于中西部。如果完全靠市场机制调节，其结果必然是沿海地区的多数产业在竞争中取胜，从而使东部地区发展更快，而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产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只能成为沿海地区的制成品市场和能源原材料供应地。因此，在市场发育程度不高，能源原材料等基础性产品的价格还未能理顺，诸多体制改革措施还不到位的情况下，东部沿海比中西部有更大的级差收益，完全的市场配置只能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为此，国家要采用必要的手段，加大调控力度，在“九五”及其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一方面要增加中西部地区资金投入比重，运用国家掌握的部分资源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的投入，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和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制定促进中西部地区进步法、区域发展政策和规划，鼓励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多重联合，使各地真正按照经济规律选择主导产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建立区域经济关系协调机制的政策手段
正确处理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必须依靠一定的机制与手段。我们认为，在协调我国区域间的利益关系时，政府应在市场机制调节和分配结果的修正上，采取一些有利于保持发达地区的发展势头、提高经济滞后地区发展能力、竞争能力和提高贫困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政策和措施。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逐步增强中央政府协调地区经济利益关系的能力。
中央政府协调地区经济利益关系的直接手段是直接投资和财政转移支付，间接手段主要有政策引导和利率与税率的优惠。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成熟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协调地区经济关系只能以直接手段为主，间接手段为辅。然而，由于我国目前中央政府对各地区的税收返还基本上属于中央财政不可控财力，中央财政可用于转移支付的财力实际上只有财政收入增量中多分的一部分以及原有的用于专项补助的资金。因此，中央政府实际所掌握的财力是很有限的，必须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这可以通过提高“两个比重”，即适当增加中央财政经常性支出中中央补助地方经常性支出，以及建设性预算支出中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所占比重来实现。
2、加大国家向中西部地区投入的力度，实现增长速度上的协调。
（1）要建立规范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在财力上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的基础之上，建立以横向平衡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在转移支付制度中，要改变目前以基数法确定支付数额的传统做法，根据因素法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以保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适当规模。
（2）适当调整国家投资布局政策， 有限度地减少国家在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重，逐步提高国家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并且对西部落后地区实行一定程度的投资优惠政策。特别是要努力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用于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的投入，如适当降低地方为中央项目提供配套资金的比例，逐步提高在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性贷款比例，以此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
（3）坚持综合治理的原则，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把“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落到实处，实现本世纪末基本消灭绝对贫困的目标。今后，中央和地方都要想方设法增加扶贫资金的投入。这就要求不断拓宽扶贫资金渠道，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解决地区差距过大问题的经验，考虑建立国家区域共同发展基金；进一步扩大经济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对口支援和开展互利互惠的经济技术合作；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和世界银行贷款；吸引外商和爱国华侨的投资；对落后地区实行企业投资补贴制度，鼓励外国企业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办企业，以提供有效刺激，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注：参见陈栋生、魏后凯、刘楷.西部地区凯崛起之路〔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129，179.）。
3、利用经济杠杆，促进比较优势的发展，实现区域分工的协调。
（1）充分发挥国家投融资政策在地区经济布局中的调控作用。 支持中西部地区从事国家鼓励发展的项目建设，适当压缩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直接投资比例而转用于中西部地区；对直接用国家财政投资、三大政策性银行贷款新建及改扩建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给中西部地区；对贫困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有计划、有重点地安排一些有利于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骨干项目；在项目审批、地方配套资金比例、贷款利率及偿还期限等方面都要给予优惠。
（2）协调国家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之间的关系， 减少政策之间的摩擦。鼓励中西部地区在地区分工中加快由资源加工转换的转变，特别是加强与农业基础相对应的轻纺工业的发展，提高地区内自我积累能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发育。国家要通过中西部地区发展基金，促进有助于发挥中西部地区优势的资源加工业、重工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3）发挥中西部资源优势， 要充分发挥各种成分的投资主体和下游部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建立新兴的跨地区的以产业联系为纽带的投资体制，组建跨地域的大型企业集团，协调上、下游部门之间的关系。
（4）加快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 通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提高加工工业的发展质量，尽可能地积极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有机结合。基思·B ·格里芬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时曾指出以强调农业增长为主的绿色革命战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注：〔美〕基思·B·格里芬.试论六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J〕.经济译文1990，（6）.）。这一战略认为， 通过增加食物的供给，并通过提供原材料刺激对农业投入、资金和中间产品的需要可以促进座落在乡村的工业的发展。这对于加速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是有指导意义的。
4、加大内地改革、开放力度，实现经济体制、 观念意识等方面的协调。
（1）加快内地本身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加快内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要积极扶植私营企业发展，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放宽对外商在中西部尤其是在西部地区投资的控制，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寻找能把内地资源、人才、资金最大限度地诱发和动员起来的动力和诱导机制。
（2）内地本身要转变观念，加大内地开放程度和开放意识， 一是加快、加大利用外资开发和加工中西部资源的步伐；二是内地地方政府、群众要增加与其他地区的互惠合作意识，学会借用外部力量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3）积极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提高人力资源适应经济发展的能力。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中，自然资源和资本货物都是生产的被动因素，它们的作用要依赖于人民的智慧、创造能力和企业管理能力，而这都是教育的功能。因此，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主要源泉（注：〔美〕陈宪章.经济增长的一堂课专供第三世界参考〔J〕.经济资料译丛，1990，（1）.）。要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有效协调，提高经济增长缓慢地区的人口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当前的重点是要着力发展发展中地区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为工业化准备高素质的劳动者。
（4）要正确对待人口流动和移民问题，积极扩大劳务输出。 经济落后地区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移动，既促进了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同时也为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积累了技术和资金。因此，要做好移动人口的组织、协调和引导工作，鼓励而不是反对剩余劳动力的跨地区移动。
（5）继续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和区际贸易， 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横向联系，鼓励先富起来的发达地区对内地在技术、资金、人才、物质等方面的支持。同时，要利用广大西部地区的漫长边境线，加强边境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沿边的多方位开放，继续加强对边境贸易的规范化管理和协调监督，发展边境贸易的规模经营，以此促进西部沿边地区的经济繁荣。
收稿日期：1999-02-15
标签：经济论文; 梯度转移理论论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中西部地区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