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死了#183;现代性反思#183;当代性诉求——“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现代性论文,死了论文,后现代论文,文化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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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中心、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8日至9日在上海社科院隆重举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夏军山席会议并致辞。此次研讨会邀请到了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默多克教授、托尔斯泰国家博物馆主任麦迪逊教授、日本神户女学院大学文学部滨下昌宏教授，以及来自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后现代死了”
通过英国、俄罗斯、日本及中国学者的交流与对话展现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无疑这本次会议一大突出的亮点。其中，默多克关于“后现代已死”的观点尤为引人注目。
默多克通过对当代消费文化及其矛盾的分析展开了对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的扫描。在他看来，商品以及商品文化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不过，由于马克思死于19世纪80年代，那时，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和生产过程中的剥削性关系显得更为突出。1945年以后，当西欧慢慢开始从战争的废墟中重建，第一次走向全面的商品文化之时，新一代学者开始回到这个主题上来。他们包括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利斯图亚特·霍尔、法国的埃德加·莫林和德国的沃夫甘·豪格。不过在他看来，在对当代商品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分析中，消费往往被视为冲突和抵抗的领域而非意识形态的攻击领域，往往被歌颂而非被批判，这是有问题的。为此，必须回到马克思对商品的最初分析之中，重新揭开笼罩于商品和消费文化上的层层面纱。默多克针对后现代问题指出，后现代已经死了，后现代理论在西方再也没人读了。他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被后现代这样的东西所取代了，我们还处于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一个帝国的时代。这个帝国是资本的帝国。我们并没有超越现代性，后现代只不过是种幻觉。我们现在正处于充分意义上的进入现代性的时代。默多克的此番言论在会议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而就在第二天，解构主义大师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去逝，更使默多克的“后现代已死”的宣言增添了隐喻的意味。
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博士章戈浩从一个个案分析了国际歌遭遇互网后引发的意识形态问题。他认为，自从上世纪20年代引入中国，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象征资源之一。对它的文本引用与解读，充满翻译政治的意义。在1949年以后，国际歌的象征意义也从意识形态向仪式化转变。90年代，当internet引入中国后，搜索引擎上国际歌的呈现方式，其中既有消费主义广告的包围，也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怀旧，还有新民族主义者的挪用。因此，作为争夺对象的众多传统象征资源的未来命运则应当成为批判知识分子关注议题之一。
麦迪逊则通过对现实主义反映论的经典论断（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称为“俄罗斯革命的镜子”的论断）的分析，剖析了反映论内在固有的矛盾以及由此理论而带来的种种弊端。他认为，中介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主人，它拥有允许它在建立产品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上交锋的一种渠道。而真正起到评判文化产品的人，不是创作者自己，而是一些文化创作产品过程中的外部人员，如评估者、中介、市场调查研究人员等。在反映论的背景下，这个中介的作用就像一个活动的透镜，通过操纵某些文化产品的供需的准辩证统一体，独自刺激文化行业。尽管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目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即不再将他们的意图表达成类似“艺术深入大众”或“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口号。这个共同的基点就是实用性，此处利益（即钱）和成功（即潜在的钱）与收益率是同义的，从而中介（即管理者）成为了利益的指示器和调节器。在他看来，能动反映先验地确定了真实的因果关系，但忽略了反映中介的存在；同样，任何革命在真实反映的过程中开始于中介的消失，却没人想到过，反映论已经被大众心理的反映实践重新调整过。因此，他特别强调文化在反映过程中的作用，而现代文化的关键角色正是中介。与历史对比，一个简单的行动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特殊的文化产品，然后再通过中介出售。如同托尔斯泰拒绝领取稿费那样被什克洛夫斯基视作偏离艺术常规的“陌生化”一样，革命艺术就是一个非常规的艺术。在麦迪逊那里，对经典现实主义反映论的精细分析已经与时下流行的大众文化研究话语熔为一炉，体现了俄罗斯马克思义研究的新的动向。
而滨下昌宏则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理论触角伸向中西方文化冲突与对话的敏感地带。在他所分析的三个重要的印度思想家——甘地、森和斯皮瓦克——身上，印度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他们都有印度血统。他们都生于印度并在国外非常活跃，对他们出生国的未来一直保持着关注。他们从不掩饰对于贫穷人民的同情。他们对西方的思考方式和西方知识分子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我们应该学习古老的历史和文明所产生的智慧，而非用简单的方式思考强权政治。
作为刚参加完法国巴黎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中国代表，上海社科院上海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报》社长兼总编许明借此谈了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看法。他认为，过去，我们更多地知道来自国际思想界右翼的指责，此次国际马克思大会，中国学者亲自感受了一次来自国际思想界左翼的指责。他认为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误读，在于他们对中国的历史、近百年的经验、现代化的特殊性利国情的认知体验。他们从一般社会主义的原理出发要求立即实现全社会的公正、公平、全民医疗、失业保险、消灭贫富差距等。至少，在他们的判断中缺少对中国了解，产生误读。由于缺乏西方文化背景的体认，立即造成了两种误读：一是对西方著作本身的误读；二是用这些著作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中国，造成对本土文化和问题的误读。推而言之，我们过去和现在对马克思的原著就没有误读？所以，他认为重读马克思在当代是完全必要的，况且，重视和总结中国本土经验，特别是20世纪西风东渐以后产生的中国经验的理性总结，显得尤其重要。
现代性反思
与会代表大多数是在文学利哲学研究领域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他们的发言展现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的研究视野。其中，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马背景中反思现代性成为讨论的一大热点。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仍是研究的热点。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刘放桐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谈现实生活与实践，离开它就没有唯物史观。所以，马克思在提出这些根本观点之后，是去写资本论，就是去研究当时他所在社会的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杜书瀛从《共产党宣言》谈到了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问题。在他看来，对全球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早就作了理论阐发。由先辈得到启示，我们一方面要警惕今世界上打着“全球化”旗号而实行经济沙文主义、政治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另方面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开放的形态欢迎合促进作为全球文化共享的真正的全球化。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的黄力之则认为，《共产党宣言》中展开了对全球化时期的现代性文化的批判。在他看来，看看一个半世纪以来现代性文化的双重效应，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持的复杂文化态度：从对现代生产力的推进来说，现代性文化的积极意义是必须肯定的；而从当下人与世界走向非理性主义的、无限制的发展主义道路来说，现代性文化的消极面又是无可回避的。对此，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张雄持有异议，认为那个时候的现代与现在的这个现代是不一样的，事实上马克思已经超越了现代性。《共产党宣言》中谈到的文化并非都指现代性文化，马克思除了批判和超越现代性，同时也生产了现代性。他认为，那个时候的现代与现在的这个现代是不一样的，而事实上马克思已经超越了现代性。他看到了理性不是完备的至善的，是有缺憾的，在制度文明上它确实在设计一些制度化的东西。现在看来，制度文明的选择不是单一的。他认为生产现代性，就不能对现代性加以拒斥。同济大学哲学系陈家琪认为，《共产党宣言》中说，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受到了质疑，一切秩序都还没有形成就瓦解了。似乎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是歌颂的，是高兴的。是不是他们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态度，要把一切秩序都解构呢？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与之相比，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尤西林则将直接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引入到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之中，他认为，尽管现代人拥有着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但仍受制于以缩短全球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竞争为中心的工作时间。这一格局规定着自由时间与文化的现代性困境。当年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自由时间观时已揭示了上述困境。他力图使自由时间超越剩余劳动时间地位，而独立为自由人性的现代生长基础。他所展望的以科学、艺术为典范的自由时间活动形态仍是批判现代商业消费文化的尺度。但是，这一典范形态如何返回工作时间并转化以交换价值及利润为目的现代工作性质，却是今天与未来更为重大的难题。
在对西方二十世纪以来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与会专家不仅展开了对西马代表人物思潮的深入分析，而且还西马置于全球性文化思潮的背景下考察其影响与变异。上海社科院上海研究中心马驰认为，就理论形态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存在着诸多差异，各个流派本身也存在着特定的缺陷，但对资本主义，包括对后工业社会和现存文化的批判是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间的共同点，也是其共同的理论定位。我们要突破传统哲学的理解框架，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到20世纪，乃至全球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把握，才不致犯“井底之蛙”的错误。为此我们应当建立起人类文化精神的历史演进和20世纪全球性文化危机的基本理论景观，确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理论和文化的价值学定位。深圳大学文学院吴予敏也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必须有一个新的思考和拓展，不能只是回到其理论体系的原来的概念，因为我们考虑问题的时代已经不同，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始终受到几种模式的影响，除了苏联的影响还存在，我们以实事求是为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占据主流，而最近这几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影响很大。现在在整体上还没有找到一个整合的思路，还是在重复文化研究学派的一些问题，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还比较差，因此特别紧迫的问题是：如何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考虑拓展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非常富有创造性的一些概念。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张云鹏、樊柯分析了本雅明对现代艺术本质的论述，指出本雅明对艺术的思考将精神生产中的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完全等同起来，有意无意地排除了艺术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无疑是对唯物主义的生硬曲解。然而他的贡献还是显而易见的。他提出的作为商品的艺术、艺术生产力、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等观念构成了独特的艺术生产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化领域内的运用和发展，至今仍然具有解释商品化社会中艺术现象的理论价值。广西民族学院文学院王尔勃指出，作为“老师”的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论）竟比“弟子”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等晚到中国十多年，凸显了我们的理论“积食症”亟待克服。当前人们对于“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对立评价中均有理解不当之处，缘于缺乏对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的系统了解。浙江大学中文系徐亮则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出发探讨了福柯的历史主义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认为福柯思想中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更多一些，尤其是，用他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我们得不到多少乐观的东西。福柯的历史观破坏了我们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从积极的意义上，福柯倒是作了一件使我们更加重视马克思理论贡献的事，即重新赋予历史以及历史的眼光以关键作用，恢复了历史主义的声誉。上海社科院上海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报》曾军认为，以“复调”、狂欢”、“对话”为代表的巴赫金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从“狂欢理论何以成为‘肯定性的大众文化理论’？”“巴赫金的民间文化与西马的大众文化是何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是何关系？”等几方面对巴赫金文化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分析，认为，这里面既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观念与方法上的继承与超越，也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与取向上的相通或契合。
当代性诉求
本次会议的基本主题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关系，其中，探讨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关系便是题中之义，重中之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当代性的诉求成为学者共同的理论旨趣。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钱中文讨论了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他认为，上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在80年代受到了全面清算。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学者在不断清理、继承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面向世界，探讨前沿问题，沟通中外古今，建设有我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形态。由于当今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媒体、资本共谋制造文学时尚，文学功能的粗俗化，价值失范，文学理论确实严重滞后，但并非由于什么“前苏联体系”所致。文化研究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多个视角，但难以替代文学理论。至于说文学理论已经从文化研究中取得了“后现代真经”，一派光昌流丽景象，并要我们在很长时期内学深、学透这部真经，这可能会把人文科学标准化、“麦当劳化”了，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它暴露出文学理论潜在的深刻矛盾，酿成对文学理论的强大冲击和危机。因为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派别众多，理论十分芜杂，自有它的长处与局限，现在要把后现代提到“真经”的吓人地步，这就大大有违后现代主义反中心、去中心的多元化的初衷了。也许，主张思想解放、力图拆去凝固不变的教条框框、反对逻各斯中心的后现代文化研究，与解构以往的文化的价值与精神，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的“真经”地位，到处消解别人，而惟独不肯消解自己，可能这本来就是它的双重本质特征的表现吧。西方的文化批评本身自然并非“真经”、教条，可在它移植到中国后，是不是我们使它成了新的“真经”、教条了呢？！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哲学研究》主编刘奔则着重谈到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复杂关系问题，分析了两者间的一致性及矛盾性。他认为经济发展是构成文化发展的基础，商品经济生产与精神文化生产之间有区别，也存在矛盾：(1)各自的生产目的不同：商品生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文化的生产与创造是人本身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是以促进人本身发展为目的。(2)价值标准不同。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谁成功就是赢者。而在文化竞争中，价值衡量主要看能否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为标准。(3)价值的实现形式不同。商品生产的实现表现为剩余价值和利润。文化价值归结为人的发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尖锐地批评了精神生产领域一切向钱看，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批评文化工作者变成了惟利是图的商人。这样的导向令人困惑。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马龙潜、庞璃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所概括的是一种新的文化结构体系和新的文化观念。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是把对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把握，同对历史唯物主义普遍规律的阐发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他们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各种辩证关系中，寻找到了文化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因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具体的经济形态及其生产方式。从对经济基础及物质层面、社会存在层面的分析入手，寻找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因，到通过对观念上层建筑及精神的层面、社会意识结构的具体规定来把握文化发展和变革的本质与机制，马克思为我们勾勒出了人类社会文化格局和结构体系存在和发展的整体面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本观念。西南交通大学代迅则从汉译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话语所造成的影响角度谈了对于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进与借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吴晓都就马列文论与城市文化建设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具有极为丰富的精神内涵，值得我们努力学习与深入开掘。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是进一步研究的山发点以及研究使用的方法。这对当今时代的经济建设、积极探索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的规律与特点及其重要。当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可以理解为文化载体的先进性。上海行政学院哲学所陈胜云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和文化互为隐喻：经济的全球性结构内在地渗透着文化生存意义的形构，并促成了全球性文化价值理念的形成，为文化霸权提供了现实前提；而文化因素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参与着现实的经济过程，成了资本利润的实现场域，并在当下逐渐充当了全球化再结构的中心。全球化事实向我们揭明，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建构维度不可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