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6：消费率和消费结构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变动论文,消费结构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始于1997年秋的刺激内需政策实施了十年之久，但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从1981年的 67.1%下降到2005年的51.9%，资本形成率从1981年的31.9%上升到2005年的42.6%。消费率过低、资本形成率过高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和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资本形成率过快上升和最终消费率大幅度下降
1978年～2005年期间，我国支出法国民生产总值（注：本文研究支出法国民生产总值结构时，只考虑资本形成与最终消费支出两部分，不考虑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这不是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而是因为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大。）结构发生了如下的变化：资本形成率迅速增长，最终消费率出现了下降态势。资本形成总额从1978年的1378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79559亿元，27年里增长57.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6.4%，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0.5个百分点，高于最终消费率1.3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率从最低的1982年的31.9%上升至 2004到年的43.2%，上升了11.3个百分点（见表1）。
最终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 2239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96918亿元，增长了43.3倍，年均增长率为14.9%。然而，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率低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0.8个百分点，而且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最高的1981年的67.1%下降到最低的2005年的51.9%，下降了1.5.2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自2000年以来，最终消费率快速下降，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5年的 51.9%，5年里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同时，资本形成率从2000年的 35.3%上升到2004年的43.2%，上升了8.1个百分点，这就使消费与投资的矛盾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过低的最终消费率和过高的资本形成率，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投资主导型和外贸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暴露了中国扭曲的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
二、政府消费率过快上升和居民消费率大幅度下降
表1 1978年～2005年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
年份
资本形成率 消费率
年份
资本形成率消费率
197838.262.1199236.6 62.4
197936.164.4199342.6 59.3
198034.865.5199440.5 58.2
198132.567.1199540.3 58.1
198231.966.5199638.8 59.2
198332.866.4199736.7 59.0
198434.265.8199836.2 59.6
198538.166.0199936.2 61.2
198637.564.9200035.3 62.3
198736.363.6200136.5 61.4
198837.063.9200237.9 59.6
198936.664.5200341.0 56.8
199034.962.5200443.2 54.3
199134.862.4200542.6 51.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均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其增长速度比政府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慢了6个百分点。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我国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长期保持“二八”的比例上，即政府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的比例保持在20%左右，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支出的比例保持在80%左右。只有1993年、 1994年的政府消费率超过了 25%，其余年份都保持在20%～22%之间，相应的，居民消费率不到75%的也只有这两个年份，其余年份都保持在77%～79%之间（表2）。有经济学家对此困惑不解，认为是一个谜[1]。其实，这说明了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掌握了很大的决定权，保持了稳定的政府收入。
表2 1978年～2005年最终消费支出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政府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比重的稳定上升，是中国自1997年秋季以来内需明显不足的根源。准确地说，不是内需不足而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不足，构成了中国经济持久高速增长的瓶颈。
三、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上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下降
图1 1978年～2005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变化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上升较快，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则快速下滑。统计资料显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 37.9%上升至2005年的73.2%，增加了35.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则从 1978年的62.1%下滑至2005年的 26.8%，减少了35.3个百分点（图1）。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居民年均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虽然相同，但从绝对值来看，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差距却拉大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差额从1978年的267元扩大到 2005年的5388元，扩大了20倍（表3）。
表3 1978年～2005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年鉴(2005)》。
应当说明的是， 自1978年以来的城市化发展使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产生此消彼长的变化。如 2000年以来的中国农村人口从 80837万的最高点开始减少，到 2005年已减少至74544万人。笔者估计，2000年～2005年平均每年减少了农民约1700万人[2]99（注：城市人口的估算=先估算平均每年人口增长率：全国2005年总人口／2000年总人口= 130756/126743=1.0316%。假设城乡都以这个增长率计，2005年的理论城镇人口=2000年城镇人口×1.0316=45906万×1.0316= 47356万人，2000年～2005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实有城镇人口－理论城镇人口=56212- 47356=8856万人。年均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8856/5=1771万人 （出国移民和外国人口流入中国因数量不大忽略不计）。农村人口的减少也以此法计。）。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过渡的基本标志，同时也说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上升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下滑并不能精确反映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的变动。
四、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群体差异迅速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调查资料，笔者分别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中的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和消费支出差距进行了研究。以下是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
199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了全国城镇居民35520户，并将其分成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7个收入阶层。以人均生活费收入而言，最低收入户为1923.80元，最高收入户7537.98元，前者为后者的25.52%；以人均消费性支出而言，最低收入户为 2060.96元，最高收入户为6033.10元[3]，前者为后者的34.14%。
200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了全国城镇居民54496户，仍然将收入水平分成7个等级，该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收入户为3134.88元，最高收入户为28773.11元，前者为后者的10.89%；人均消费性支出最低收入户为3111.47元，最高收入户为19153.73元，前者为后者的16.24%。
从1995年～2005年的10年里，城镇居民中的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递增率为 4.88%，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递增率为14.33%[2]350-351， 2005年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只相当于1995年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1%。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之大。
如果我们把调查的样本作为一个经济体来研究，分析表明，10%的最低收入者的经济份额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95年的 4.9%下降为2005年的2.98%；10%的最高收入者的经济份额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则从1995年的 19.4%上升到2005年的27.42%。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落到了高收入群体上，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速度则很慢。
五、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地区差异拉大
1995年～2005年的资料显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地区差距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地区差距也在扩大。
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地区差异。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国最高的五个地区是分别是上海、浙江、北京、广东和江苏，最低的五个地区分别是西藏、陕西、青海、甘肃和贵州，该年份上海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 3387.04元，为西藏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8倍。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最高的五个地区仍然是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和江苏，最低的五个地区分别是西藏、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该年份上海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7091.46元，为西藏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7.3倍。如果说西藏的情况有些特殊，那么我们拿陕西与上海对比：1995年上海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陕西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7倍，2005年为 4.3倍。就绝对数来说，1995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海低了2473.31元，2005年这个数字为5448.68元，差距扩大了3000元（表4）。
表4 1995年～2005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地区差异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年鉴(2006)》。
2.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地区差异。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最高的五个地区分别是广东、上海、浙江、北京和天津，最低的五个地区分别是内蒙古、吉林、甘肃、山西和江西，该年份城镇居民人消费支出最高的广东为最低的内蒙古的2.5倍。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最高的五个地区仍然是广东、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最低的五个地区分别是海南、江西、贵州、黑龙江和新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最高的上海为最低的海南省的2.3倍。相对数有所缩小，但绝对数扩大了：1995年内蒙古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广东低3771.56元；2005年海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海低 7845.22元， 比1995年扩大了 4073.56元。
需要说明的是，本节的数据是用货币表示的消费支出，而用货币表示的消费支出不一定能精确地反映居民获得的福利水平。因为消费资料价格的地区差异相当大，这就使支付同样的货币价格可能会获得不同的福利。如农村居民消费品中的粮食、副食品和住房的一部分没有用货币支付，这就使货币支付的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获得的福利水平不一致。
六、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 最终消费率的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变成投资主导型和外贸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型不符合钱纳里的多国模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资料显示，居民消费快于经济增长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是国民运行的常态。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经验方面考虑，中国形成的投资主导型和外贸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大国经济运行的常态。
2.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根源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这符合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倾向的心理规律或者消费函数理论。笔者认为，学术界关于收入问题有一种偏见，只讲收入差距扩大而不讲普遍的收入水平低下，收入差距扩大这种倾向掩盖了收入水平普遍低下这种倾向。当然，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是存在的，应当值得重视，但更应重视中国长期存在的低工资现象。低工资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过大，分配的市场机制作用过小。这种状况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中的延伸，是市场导向的改革不彻底的表现。低工资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阻碍了居民的人力投资热情，产生大量文化水平很低的劳动力，限制了低端产业的升级，是导致“低工资收入——低人力资本投资——低端产业”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
3.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城乡差异、群体差异和地区差异过大，而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种态势从政治上看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从经济上看将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障碍。消费支出偏低的群体中，农村居民占到了总人口约53%，从地区来看绝大部分为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如果不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就等于丧失了一个异常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将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普遍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保持中国经济持久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面对中国目前的消费和经济增长态势，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1.要重新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但绝不是唯一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投资主导型和外贸主导型向居民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不是说，我们要放弃投资和减少出口，不重视政府消费，而是在继续重视投资、外贸和政府消费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提高国内居民消费。首先要阻止居民消费率的下滑，然后要逐步提升城乡居民消费率，从目前的最终消费率51.9%提升到多数国家的77%左右。提高居民消费率要做的工作很多，也有相当大的空间。
2.要充分认识彻底改变低工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工资水平偏低与所谓的房屋、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不无联系。破解“新三座大山”的思路可以从压低房价、教育费用与医疗价格着手，但也可以从提高工资着手。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执行着低工资政策，至今没有根本改变。认识工资水平偏低的关键，是要重新研究劳动力价值。因为衡量工资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准就是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价值并不是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现在的统计资料中，属于劳动力价值的相关数据如居民消费支出等被严重低估，尤其是漠视了昂贵的住房费用、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因此，笔者主张重新估计劳动力价值，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有人担心提高工资水平后，一批低端产业会淘汰。笔者认为淘汰这批低端产业正是调整中国产业结构的一个良好机会。
3.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工资水平，把个人所得税的起点压得过低。个人所得税从调节高收入的税种变成了职工的人头税，结果压低了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笔者主张，政府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必须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还要增加公共产品，补贴低收入群体：一是对低收入者从事的微利甚至无利产业的生产活动进行补贴，如种植业；二是为全体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如教育、医疗、养老保险和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不要认为公共品只是政府财政资金的纯支出。其实，政府提供公共品，扩大了低收入者的消费水平，扩大了消费品的市场，就会刺激生产，而生产发展了，政府又能获得更多的税收。实际上，这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