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活动结构的根本性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活动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95(2002)04-0005-05
科技活动的内部结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内涵，是衡量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程的主要指标之一。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于当时我国科技资源的配置作了深刻的分析，揭示了“过多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教育、生产相脱节”的体制弊端，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经过十几年的科技改革与发展，我国科技活动结构的实际状况如何？科技发展的总体格局是否发生一些变化？对于这个涉及国家科技战略态势的重要判据性指标需要进行实证研究。
1 我国科技活动执行主体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我国科技结构根本性转变的主要标志在于科技活动执行主体的转化，由政府部门属研究机构为主体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早期的数据分析，我国科技界一直沿用“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研究开发的主要力量独立于企业之外，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开发主体”的基本判断，没有充分注意到我国科技发展与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变化。例如《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关于中国科技能力的评价，认为我国的企业还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该报告采用1998年的统计数据指出，当年全国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是1289.7亿元，其中，企业资金是402.5亿元，占31.2%，而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科技活动投入一般都占全国的70-80%，两者相差甚远。必须补充的是，根据上述国内统计数据的同一来源（注：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各期《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科技统计数据集》等。）——《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当年全国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的政府资金为353.8亿元，占27.4%，低于企业的自有资金投入。另外企业向银行贷款170.9亿元，占13.3%，其他机构的自筹资金也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一数据已经说明我国的科技活动经费投入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但研究者没有全面地分析数据，因此得出了一些片面的结论。此外还应指出，科技经费筹集与投入总量受到各国财政和税收政策的调节、制约，有些国家鼓励企业科技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更为宽松，因此，企业的直接科技经费投入所占比重较高，实际上其中包含了政府减免税的间接投入部分。所以，在分析各国科技活动结构时，人们更倾向于采用科技活动执行结构数据。它能排除各种间接因素的影响，从各执行部门科技活动规模的角度反映各国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关系。通常人们认为企业从自己的战略目标出发，利用不同来源的资源进行的技术开发活动更直接地面向经济。因此，科技活动的执行结构指标即成为衡量科技与经济结合程度和国家创新体系合理性的重要依据。
1996-2000年是我国研究开发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时期。“九五”初期，国家提出了到20世纪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技体制框架的战略目标。经过五年的努力，特别是我国企业科技活动能力的增强，使得整个国家的科技活动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最新的全国科技普查数据（注：国家统计局、科技部等《2000年全国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统计公报》。），2000年我国研究与开发(R&D)经费支出为896亿元，占GDP的比例为1%，其中企业所占份额达至60.3%。这种R&D活动结构虽然与1999年美国(76.1%)和日本(73.5%)的存在差异，但是与欧盟国家(63.6%)的R&D活动结构比较接近。
数据分析说明，我国的科技活动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初步得到解决。参照国际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R&D执行结构都有一个转变过程。韩国的例子具有典型代表性。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韩国科技体制改革发展迅猛，R&D活动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0-1985年期间，在国家激励政策的强力引导下，出现了以企业R&D增量为主要形式的重要变革，企业R&D支出占全国的比重从1980年的25%上升到1985年的70.7%。此后，企业的R&D活动占全国的比重基本稳定，1998年，韩国企业R&D占全国的比重为70.3%。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进行了将近20近，为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调整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企业的科技活动，科研机构改革从转变运行机制入手，逐步调整管理制度和研究方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面向市场、服务经济的能力。在此期间进行过多次科技结构调整的尝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教训。1999年国务院决定对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的科研院所进行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多种形式实现企业化转制，此后又推动其他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和原公益性研究机构进行改革，我国的科技体制结构调整进入了攻坚阶段，并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参照各国科技活动结构调整的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体制与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科技力量迅速增长，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流重组逐步到位，“十五”期间我国的R&D活动执行结构还将继续呈现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格局。可以预期，今后我国企业R&D活动所占份额将会继续有所提高。企业在全国R&D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将进一步加强，从而使科技与经济结合得更加紧密。
2 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是解决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分析国家科技的宏观布局时，科技活动结构即是重要的问题之一。当时我国企业技术开发基础薄弱，与市场经济国家的科技活动结构存在明显差异。1987年全国56.8亿元R&D经费中，政府科研机构支出30.8亿元，占54.4%；企业为16.9亿元，占29.7%；大学支出9.01亿元，占15.9%，政府研究机构是我国R&D活动的最大执行部门。在人力资源方面，1987年从事R&D活动的科学家、工程师中，45%集中在政府科研机构，44.3%在大学，而企业仅占10.5%。这种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科技活动结构不利于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不利于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然而，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上进行全面的科技活动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十多年来，在国家科技方针的指导下，长期坚持三个层次的科技发展战略部署，我国科技界、产业界经过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改革与发展过程，终于使整个国家的科技活动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2000年我国科技活动执行结构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三个方面，即企业科技活动增量的长期作用，政府科研机构改革和跨国集团在华科技活动的快速发展。由于数据方面的原因，本文重点分析前两个方面。
2.1 企业科技资源快速增长。我国科技活动的结构调整是在科技活动资源持续增加的过程中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科技力量的迅速增强，增量调整是实现我国科技活动执行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式。科技体制改革伊始，科技体系的结构调整就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三大改革任务之一。在改革进程中，曾多次试图通过推动科研机构进入企业的方式实现结构调整。但是，由于当时的经济体制环境和科研机构的许多内在因素决定了这种以存量调整为主的结构改革难以顺利推进。在1985年以后，科技运行机制的改革和面向经济主战场的总体部署一直是科技政策引导的重点，我国的科技活动结构也有一些变化。数据统计显示，1991年我国企业的R&D经费支出58.6亿元，已经超过1987年全国R&D的总额，同时在比例结构上企业R&D也已占到全国的38%。即便如此，我国科技活动的整体结构仍然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差甚远，政府科研机构和大学仍然是科技活动的执行主体，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相当突出。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后，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推动了企业技术开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育的过程中，企业的发展战略同步调整，以引进、消化、吸收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有所加强，企业的R&D投入加速增长。1997年我国企业R&D活动支出占全国R&D的42.9%，首次实现了与政府科研机构(42.9%)相同的水平。这时，我国的科技活动结构比改革初期有了明显变化，但是科研机构和大学（两者合计为55%）仍然是我国研究开发活动的最大执行部门。在统计意义上，非生产性机构的R&D活动依然处于主导地位。1991-1995年，企业R&D经费的总量增长很快，年增长率达到了9.6%，这一时期，全社会的R&D经费的年增长率为8.4%，企业R&D的增量作用对结构调整已经起到一定作用。
真正的结构性转变发生在“九五”期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逐步确立，市场竞争法则激励企业开始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发展轨道，特别是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下，我国企业更加重视科技。到1999年，我国企业R&D经费占全国的比重达到49.6%（未考虑科研机构转制因素），首次超过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总和，成为最大的R&D执行部门。这一时期，我国企业R&D经费的年增长率为23.6%，远远超过全社会R&D经费的平均增长水平(17.6%)，成为促进我国科技活动结构调整的主导因素。
2.2 政府科研机构改革的影响。“九五”期间部分技术开发型政府科研机构转制为企业加速了我国科技活动的结构调整。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过多的研究机构独立于企业之外，”脱离经济建设主战场的问题。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已经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方向和重点目标。十多年来我国科研机构的改革大体按照“放开放活、局部突破、构造环境、系统重建”的思路和程序进行。从改变科研机构的运行机制入手，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为目标，推动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首先从内部调整研究方向和科技活动结构着手，逐步培育为市场提供科技服务的能力和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实践的结果是，大多数科研机构的经营收入大幅度增长，使它们的经费来源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产业局所属的200多家科研机构为例，1997年总收入中政府拨款仅占13.5%，面向市场的科技活动和生产性活动的收入（占86.5%）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机构的科技活动也呈现出主要面向市场的特征，在其科技活动总经费中，政府的直接科技投入仅占21.2%，主要科技活动经费来自于面向市场的科技合同和自筹资金（占78.8%）。上述数据表明，这些科研机构实质上已经转化为“科技型企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技术开发型机构内部科技活动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并没有在正式的统计数据中充分表现出来，影响了人们对于我国宏观科技活动结构变化的正确判断。
经过多年的准备与积累，1999年国务院发布了《决定》，引导中央部门属技术开发类机构转制为企业。此后，中央和地方的技术开发机构分批转制为企业。2000年进行的科技普查工作首次将这些机构的科技活动数据归入企业范畴。截止到2000年底，全国有588个政府研究与开发机构转制为企业，其中中央部门属219个，地方政府属369个。这些机构中，进入企业集团的311个，转为中央或省直属大型科技企业的31个，转为一般科技型企业的241个。到2000年底，已经有14.4万人随同科研机构的企业化转制进入企业，其中科技活动人员达7.7万人。在经费收入方面，这些机构获得的政府拨款仅占总收入的12.5%，从事科技活动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收入占76.1%，表明它们具有较强的面向市场的能力（注：科技部发展计划司编《2001年中国科技统计年度报告》。）。
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的企业化转制显然对于整个国家的科技活动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总量比例上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2000年科技活动结构变动的首要因素。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2000年我国企业R&D经费支出总额（540.6亿元）比上年增长23%，增加额约129亿元，全部转制院所的R&D经费支出额27.7亿元，约占当年企业R&D新增额的21.6%。这一数据说明，即使扣除院所转制部分，我国企业的R&D投入大幅度增长仍然是促使科技活动结构转变的主要因素。院所转制引起的统计口径变动仅占2000年企业R&D经费增量的1/5；与企业R&D经费总量相比，这种调整的影响仅占5.1%。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科研院所企业化转制所引起的科技活动结构性调整仍会在今后几年内延续下去，但这部分存量调整对科技活动总体结构的影响力是可以预见的。原中央所属的社会公益类院所中整体转制为企业的总规模估计不会超过技术开发类院所，地方科研机构虽然数量众多，但R&D活动总体规模较小。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化转制机构和目前仍然实行一院（所）两制的科研院所今后的变数较多，将可能对于我国的科技活动结构产生一定影响。目前，企业化转制机构的业务活动类型与一般企业很不相同，这些机构经费支出中55.1%用于科技活动，具有明显的科技型企业的特征。今后，转制机构的发展动向及其R&D活动规模的增长状况将对我国科技活动结构和质量产生深刻的影响。
3 关于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几点看法
当前，我国科技改革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国家“十五”科技规划中将“科技体制改革”一章更名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从各个层次的科技创新系统的改革与发展的角度部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任务，反映出新时期科技总体战略思路的新变化。从历史进程上看，“十五”是一个战略转折的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新的起点，经过“十五”的科技改革与发展，我国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必将呈现新的面貌，为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奠定基础。
3.1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维护稳定的创新环境将是我国科技工作长期的重要任务。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调整科技体系结构战略任务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解决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我国主要科技力量独立于企业之外的问题。目前，这一改革进程虽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科技结构调整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活动结构初步形成，并且保持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当然，这仅仅是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开端。“十五”末期，随着我国的企业科技力量不断增强，政府科研机构、大学结构调整基本完成以后，各种类型的科技创新组织需要在相对稳定的功能定位和体制环境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正如前文的数据分析所示，在过去十多年中，我国科技工作改革与发展并在，科学技术在改革进程中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就，科技活动结构调整也是以企业科技活动规模快速增长为主要基础。从总体上讲，科技发展是在宏观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剧烈变革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微观创新组织的功能定位在改革中不断地进行过渡性转换，客观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影响到创新组织和科技人员的心态、行为和工作效率。科学技术发展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环境，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维护稳定的创新环境将是我国科技工作长期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正处于这种阶段性转型的前期，企业化转制机构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还需要随着国企改革的整体进程不断深化；基础性研究和社会公益型研究的国家体系还有待完善；各种类型企业（包括国外在华企业）的科技实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的宏观科技管理机制也将适时调整；特别是科技创新环境中的各类科技中介性组织的发育很不充分，以“星火”、“火炬”为标志的国家科技创新环境建设计划亟待提出新的思路和实质性措施。随着国家创新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的科技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我国正处于进入这一新阶段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期的时限既取决于科技改革与发展的客观进程，也取决于科技部门的领导对于这一进程的认识和战略转折时机的把握。
3.2 将增强科技实力作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观点：由于我国的科研体系未能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我国的产业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说明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方面存在问题。这种看法作为对一种历史现象的描述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长期以来上述现象在我国封是实际存在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前者与后者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竞争力和不同生产力要素的结构关系是决定社会技术来源结构的基础性因素，科技体制因素只是起到一定的调整和影响作用。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科技体制的不利因素才成为制约科技活动发挥其正常社会、经济功能的严重障碍，科技生产关系的变革才上升为主要矛盾。即使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体制问题能否成为决定国家技术来源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值得怀疑。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来源结构主要是由该国的科技实力所决定的，是国际科技竞争力相互作用的结果。目前，国际上采用比较简约的方法分析不同国家的自主创新状况，其中有代表性的科技指标是R&D/GDP。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时，其R&D/GDP不足1%，一般处于技术引进与仿制为主的阶段；而发达国家的R&D/GDP一般超过2%，属于引领世界技术潮流的创新集团。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87-1997年），在全球R&D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等高收入国家占86%，其中美国占37%，中国、印度、巴西三大发展中国家的R&D投入所占比重只有1.9%，而中国只占世界R&D投入总额的0.7%。在国际技术贸易收支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占据了技术出口的主导地位，高收入国家获得了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实际上，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美国是技术贸易的净收益国，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欧盟国家）都是引进技术支出大于出口技术收入。任何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都必须经过长期发展才能形成，科技活动的累积绝对量亦是决定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日本和韩国的R&D/GDP指标尽量在有些年份超过美国，但是从长期的R&D投入总量和叠加效应分析，美国的R&D投入超过日本和欧盟各主要国家的总和，这就奠定了美国的超级科学技术大国的基础，使之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火车头。技术创新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同方面，依靠调整生产关系的方式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一个方面，科技生产力的自身发展才是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认为，全社会创新投入不足是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中的突出问题。2000年我国的R&D投入达到历史高峰，但是全国900亿元R&D投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支撑GDP高达8万多亿的国民经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不仅在中国的体制下不能实现，在任何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也不可能实现。如果忽视当前我国科技活动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基本事实，削弱国家创新实力所必须的科技投入，势必延误时机，造成科技发展的战略性失误。
3.3 加大R&D投入力度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国家“十五”科技发展规划在分析科技工作面临的问题时指出：“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尚不能满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求，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可持续创新能力薄弱；体制、机制以及思想观念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利于科技产业化发展的因素；科技投入不足，科技创新人才缺乏，科研基础设施落后，仍然制约着我国的科技发展，‘技术瓶颈’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必须强调技术创新是从理念创造、研究开发到商业化、产业化的一个完整的经济过程，其概念的原始内涵中包含了科技转化成直接生产力的内容。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来看，我国的经济建设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全社会的技术创新投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R&D/GDP多年来一直徘徊在1%以下。2000年达到了1%，为实现国家提出的“十五”末期达到1.5%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长期保持全社会科技投入的快速增长趋势，不断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逐步使我国进入世界创新国家的行列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这是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