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人阶级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实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只有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们党才能更好地实现“三个代表”的要求；
工人阶级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超越，才能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创造者、参与者、支持者；
工人阶级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改革开放也使工人阶级经受了洗礼，市场竞争的杠杆和知识更新的压力，带动了一代人自身素质的提高；
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分配关系的多样化、劳动关系的契约化、劳动就业的市场化，在为工人阶级带来巨大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如何直面挑战，直接影响着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的发挥；
当改革进程中出现弱势群体，当下岗失业成为深化改革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时，工人阶级该怎样正确认识自我，社会又该怎样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
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曾不断出现过反复：从“文革”时期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到“文革”后曾流行一时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复存在”论；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初“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的提出，到今天部分人又认为工人阶级是“改革的阻力”，主人翁变成了“主人空”；
……
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已成为进一步深刻理解“三个代表”思想的重大时代意义和中国如何面向未来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如何衡量一个阶级的先进性？工人阶级等同于工人？阵痛中的嬗变与狱炼中的涅槃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还是历史前进的阻力？
不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就不能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阶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
以此推论，衡量一个阶级先进性的标准，只能看它是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思想意识是不是体现了先进文化；作为客体本身的阶级能否与时俱进。
从人类发展史看，农业文明替代游牧文明、工业文明替代农业文明、信息文明替代工业文明，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然而，恰恰因为这种文明过于烂熟，使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文明面前显得有些步履维艰。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率先迈出坚实的步伐，跨入了工业文明的门槛。
当今中国，正呈现跳跃式发展，在走向工业文明的同时，信息文明已如初升旭日。
那么，是谁引导着这种文明的走向？谁是这种文明进步的主体？
答案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这不仅表现在工人阶级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上，而且表现在引领文明走向的主体上。
我们无需列举工人阶级创造的价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只要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清楚了：
试问当今什么产业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未来？无疑是信息产业。那么，谁创造了信息产业？谁是信息产业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没有工业的现代化和信息化。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然伴之以相应的文化。什么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
如果说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开拓创新是这种文化的一种体现，或许有人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在唱高调。但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总不是人们所期许和倡导的吧？
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使得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尚在形成之中。无论作为个体的人追求的是富裕、民主、自身价值的实现亦或是对新儒家思想的推崇，无论是对落后庸俗现象的鞭挞亦或是对社会不公的怨怼，但从社会这个集合体来看，人们崇尚的恐怕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淡泊名利、拼搏奉献；人们希望的恐怕还是每一个公民都能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以使整个社会能够和谐、有序和进取，而这些正是工人阶级思想意识最普通也是最本质的体现。几十年来，社会所倡导的健康的文化价值理念，无不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先进思想的典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社会流动，直接导致了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结构的变更；分配形式的多样化以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和对知本的认可，又拉开了工人阶级内部收入的差距；市场竞争客观上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企业家和经营管理人员，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工人阶级由原来的整体同一性分化成不同的阶层，这种分化不是行政性分化，更不是政治性分化，而是由市场经济催生的职业分化。这种分化本身，正说明中国工人阶级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与时俱进，在嬗变中成长，在涅槃中再生，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在阶级转向了自为阶级。
所有这一切，不都说明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吗？！
事实上，对工人阶级先进性的法律认知和制度认知，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
《劳动法》、《企业法》、《工会法》等在改革开放中制定或修定的法律，无不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地位、作用、责任、义务和权利；
企业领导制度从党委负责制，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三句话”的提出；从各省市“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的条例”的制定，到厂务公开和民主评议领导人制度的建立，无不说明对工人阶级先进性的社会认可；
从理论上对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的认同，到实践中像首钢、邯钢等企业实行的人本管理，也无不说明工人阶级在改革中的作用。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认为工人阶级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已经成为“改革的阻力”呢？
问题就出在思想方法上：即把工人阶级等同于工人，又把工人的外延限定于国有企业的产业工人，再把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分化与工人阶级的成长对立起来；把工人阶级中少数工人为改革作出的牺牲视同对改革进程的制约，这就是有些人对工人阶级先进性认识上的误区。不走出这个误区，就必然会带来对党的阶级基础的削弱和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
怎样认识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出现？阶层的分化对阶级的进步是起着推动的作用还是起着制约的作用？不解决不同阶层之间的阶级认同问题，就没有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与和谐，党的阶级基础就有被分化或弱化的危险
阶层问题，历史上赋予它的政治涵义太多了，以至于一谈到阶层，往往会触发人们敏感的政治神经。
实际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的发展，在催生了其它的社会阶层的同时，也成为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产生的助产婆，不承认其它社会阶层的存在及其作用，就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漠视；不承认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存在，就不能理解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人阶级队伍内部不同阶层的出现，是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大变化。
从80年代初，福建55位厂长经理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给企业松绑开始，放权、让利、承包、转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改革措施的出台，客观上提供了企业家阶层形成的土壤；而年薪制、期权制、股权制等分配方式的出台，则为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创造了市场条件；从几年前杭州关于年薪制的争论，到今天在上海、深圳等地公开登报以年薪多少招聘企业家，说明社会对企业家阶层认识已日趋成熟；而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又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知识分子从当年的“臭老九”，成为今天市场竞争致胜的人才，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折射出知识的价值。正是凭借着知识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推崇，知识分子的价值得到了市场的印证。科学技术知识成了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理所当然成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群，通过市场竞争的渠道，进入了企业的管理层，形成了人们所称谓的白领阶层，从而为企业的竞争和发展注入了科学技术知识的高附加值含量。
竞争的压力，就业的危机，平等的机会，能力与报酬的关联，使一大批普通职工奋发进取，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相当一些人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进入了企业家、管理者和技术人员阶层。中国工人的“大老粗”形象在发生质的嬗变。这一切既适应了市场竞争的需要，又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先期准备。而这一趋势又无疑与社会进步的潮流相吻合。
无论企业家阶层、管理者（白领）阶层或是普通职工（蓝领）阶层，都是由市场催生的职业分化的结果，而且这种分化仍在进行之中。
那么，应当怎样认识这种阶层的分化？
阶层的分化是否意味着工人阶级地位的弱化和阶级的分裂？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工人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有着同一的政治主张：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起着领导的作用；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发展本阶级的利益；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有着共同的收入来源方式：以按劳分配为主，以知识和能力获取报酬。所不同的只是在本阶级内部从事的职业不同和具体收入不同而已。也正因为有这种职业和收入上的差异，才有了竞争和活力。
实际上，没有阶层的阶级整体的同一性，除了原始共产主义和未来的“世界大同”之外，其它社会发展阶段是不存在的，因而不能以空想代替现实。
应当看到，工人阶级内部基于职业分化基础上的不同阶层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如同生物进化要靠基因的传承与裂变一样，永恒的遗传与不变及其同一性，带来的只能是停滞与萎缩。裂变与差异带来进化和竞争，也正因为如此，才有物种的进化和社会的进步。
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在整体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具体利益的差距，成为推动自身素质提高的杠杆，而不同阶层奋发向上的竞争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推动力。在这里，每个成员的阶层归属以及在不同阶层中的更替，不含政治分化的属性，而是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素质、能力和贡献，政治平等、经济民主在这种分化组合的竞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这种分化组合过程中，广大职工所焕发出的活力和激情，使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得以进一步显现。从整体上看，工人阶级已成为改革的动力和发展的主力，这已为实践所证明，而绝非空洞的说教。倘若不承认这一点，那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既然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出现是一种社会进步；不同阶层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在实践中证明，工人阶级是改革的动力和发展的主力，为什么还会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改革的阻力”呢？
这里关键有一个阶级认同问题：计划经济时期工人阶级的同一性在社会上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致在阶层分化的情况下，一些工人的思想意识里往往把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排斥在本阶级之外，以为工人阶级就是工人；而一些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也没有从思想上主动认同自己的阶级属性，似乎自己属于这块土地上的另类，一谈到工人阶级就是你们工人如何如何。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对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以及社会对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都是一种致命的伤害。
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既承认不同阶层的差别性，又增强不同阶层对整个工人阶级内部的阶级认同感，已成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与和谐，无论对经济发展或是社会进步，都将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任何一个阶级的产生与发展，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阶级的先进性取决于本阶级能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没有与时俱进的品质，作为阶级的整体，就会丧失其先进性。
那么，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内涵与外延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样认识这些变化？不搞清这些，就不能理解工人阶级的品质及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定位
生物进化、阶级进化、社会发展，方式迥异，但却都有同一个定律：与时俱进、适者生存。
而与时俱进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品质特征。
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作为一个阶级，它只是在本世纪初才形成的，而且当时它在社会各阶级中所占的比例是较少的。它的发展壮大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化三改”时期。
中国的工人阶级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工人阶级队伍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本来就是农民出身。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加快工业发展，数百万农民一夜之间就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行政命令式的管理为这种身份变更提供了契机，或者说，行政命令是当时扩大工人阶级队伍的主要方式。
我们无法判断是否进入了工人阶级队伍的人都是农民中的佼佼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农民中一定还有出类拔萃的人没有被选进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因为行政命令并不是对谁都一视同仁的，特别是重视血统纯洁的年代。
今天工人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尽管主要仍源自于农村和农民，但产生的方式却已由行政命令变为市场竞争，产生的契机则是改革开放。契机与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工人阶级内涵与外延的拓展。
1978年农村大包干在拉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序幕的同时，也带来了农民个性的解放，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打下了伏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些从田埂上走出来的人，拉开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二次大发展的序幕；
随着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平反，允许集贸市场的存在，城市早市的兴起，农民从封闭的城门中挤出了一道缝；
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80年代城市和企业大规模建设的上马，苦脏累工种人员的匮乏，导致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成为市政建设的生力军，他们在建设城市文明的同时，自身也迈入了现代文明的门槛；
经济杠杆和自身价值实现的杠杆驱动着农民工的流向与流量，同时，农民工的流动从一开始就在盲目中带有必然，哪里有工作的契机，他们就流向哪里，尽管农民工不懂得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但却是市场经济的先驱实践者；
农民工的冲击，使流行了几千年的户籍制度黯然失色。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冲击都是导致中国社会封建残余彻底崩溃、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的标志：因为它结束了人身依附关系——无论是对土地的依附还是其它的依附，同时，也体现了现代人的独立的人格特征；
农民工中的少数精英，有的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为经营管理人才，有的成为乡镇企业家或民营企业家，反哺农村，拉动了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进程，此类事例在四川、安徽、江西都是数以千计或万计；
经过市场的洗礼、实践的砥砺，农民工既保持了农民吃苦耐劳的本色，又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开拓创新和奉献精神，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今天，他们已是工人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
这股新鲜血液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循环，不仅激发了工人阶级自身与时俱进、吐故纳新的活力，而且加快了整个社会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的调整。农民工进城与部分下岗职工务农，赋予了新时期工农联盟新的内涵，使新时期的工农联盟建立在紧密的利益基础之上，变得更加牢固，也使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的社会基础更加强大和稳固。因此，它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前进的方向。
当然，农民工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但就总体而言，还是瑕不掩瑜。既然农民工已经在客观上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就有必要从理论、政策到实践都进行一系列校正，理顺一系列关系：使用与引导的关系；使用与培训的关系；使用与维护的关系；使用中的责任与权利对等的关系等。任何一个集合体在融合新的成份之后，关系的调整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农民工中的精英进入工人阶级队伍，增加了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无疑是件大好事。而真正拉动工人阶级内涵提升的，则是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登上了政治舞台和市场经济的前台。
历史上，知识分子从不属于哪个特定的阶级。它只是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士大夫阶层而又多被拒之门外的一个游离不定的阶层；
他们中除了极少数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之外，绝大多数抱憾报国无门。因而，他们很难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政治主张；
他们的才华可能被利用或湮没，他们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但却找不到自己的阶级归属，发挥不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一些忧国忧民的传世铭文，就是他们心态的真实写照；
“文革”中，知识分子作为“臭老九”，多被关进牛棚，不仅政治抱负施展不了，而且命运多舛；
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而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主要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产物。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人所掌握的知识，又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大潜能。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学技术的杠杆撬动，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致胜，需要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推崇，工人阶级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武装，而知识分子又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才能施展自身的才干。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也是工人阶级一种历史的进步。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正是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工人阶级内部阶层组合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必将成为中国工人运动与时俱进的行动指南。
知识分子既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过去那个游离不定的阶层也就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在未来的职业变更中，知识分子已不再作为一个职业阶层而存在，而只是人们对有知识的人的一种称谓。在职业分化过程中，他们要么成为国家公职人员，要么成为企业家或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要么成为普通工人，每个人的职业阶层归属都将取决于自身的努力。
毛泽东同志说过，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与劳动过程的结合才能形成新的生产力。农民工中的精英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市场竞争的杠杆推动着工人阶级不断开拓创新，所有这一切，必将导致一代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这，也正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没有与时俱进的工人阶级队伍是不能建成现代化国家的，而内涵与外延不断与时俱进的工人阶级，也为中国共产党面向未来，领导民族复兴的伟业，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正确认识工人阶级这一时代品质，才能准确地理解工人阶级在当今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历史方位。
工人阶级推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对工人阶级自身形成了冲击。
在这种撞击与反射之间，工人阶级在总体上与时俱进、总体受惠的同时，一部分普通工人承受着改革的阵痛，甚至垫付了改革的成本。怎样正确认识这部分人的作用，成为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解开的一个结
改革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没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就不会有改革的成功。
作为工人阶级中的普通职工阶层，他们对改革的参与度和承受程度，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最基本的主体。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企业改革的帷幕。由承包制开始，首次触及平均主义的核心——两个大锅饭，几十年倡导的按劳分配成为现实，企业内部收入档次拉开，学历、能力的差异开始形成，“脑体倒挂”现象开始缓解，利益驱动成为激发活力的巨大杠杆。这一波改革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同时，也给职工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
1986年株洲、青岛、烟台、大连等城市试用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拉开了全国用工制度改革的序幕，企业的自主性和职工的积极性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以80年代末沈阳防爆器材厂的破产为先导，80年代初新劳动合同制的普遍推行为标志，实现了劳动关系契约化，带来了行业间、企业间、城乡间劳动力的大流动，从而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从徐州砸“三铁”的社会冲击波，到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岗、失业、再就业的现实撕开了“零失业”的遮羞布，过去从摇篮到坟墓一定终身的体制为上岗、下岗、失业、再就业的周期所取代，行政性安排就业为通过市场竞争和契约化的形式就业所取代。市场配置就业，使职工在走向自我解放的同时，承受着新就业方式分娩的阵痛，承受着旧体制所掩盖着的失业的压力，而失业的压力又使市场作为一个巨大的杠杆，带动着职工在困境中奋起，在嬗变中升华。
90年代初“一至五倍”等不同分配方案的出台，以及其后的年薪制、股权制、期权制等不同分配方式的出台，使得利益多元化对普通职工形成了巨大冲击。观念的碰撞，利益的落差，历史的比较（即与吃大锅饭相比），分配的误区，尤其是“穷庙富方丈”现象与拖欠工人工资现象及下岗失业现象同时出现，导致这部分职工心态的失衡，因而，呼唤收入分配的合法化和有序化成为一种本能的要求。
党的十五大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论断、关于其它经济成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推动了劳动就业问题上的新一轮思想解放，拓展了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空间，中国职工的劳动力结构出现了空前大调整，民营经济与国有企业在对下岗职工的吸纳上，呈现出彼长此消的态势，相当一部分国企工人在下岗之后，又走上了民营企业的就业岗位。
通过这一系列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
而所有这一系列的改革，工人阶级都是改革的主体。没有工人阶级的参与、支持和推动，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中，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经济上得以受益，素质上得以提升，潜能上得以发挥。可以说，工人阶级推动了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又锻造了工人阶级新的品质。
然而，勿庸讳言，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从事简单劳动的工薪阶层，有相当一部分人技术储备不足、年龄偏大，观念也相对滞后，面临下岗和失业的危机。国企改革的阵痛主要由这部分人承受。而这一群体数量的扩大，对社会稳定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能否据此就说明这部分工人落后呢？
显然不能。因为今天的知识贫乏，是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学习的机会；今天他们的岗位竞争力较弱，是因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计划经济，而今年老体衰，让他们与当今的年轻人同等竞争，这种起跑线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今天他们希望能有个稳定的岗位和收入，是期盼过去无私奉献能在时下给予回报。倘若把历史的旧账、旧体制的包袱一股脑背到这部分人身上，则是他们所不堪重负的。而据此再说他们就是代表着落后，那更是对公道的扭曲。
尽管这部分人文化技术素质不高，生活刚处于温饱，但仍对改革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第一个给人民日报写信首次提出集资入股的是呼和浩特机床厂的一名工人；当企业改革在减人增效上遇到阻力时，天津第二印染厂25位老工人联名写信，支持厂长坚定不移地改下去。多么可爱的工人！
尽管分配制度改革没有给这部分工人带来多大实惠；劳动制度改革给他们的就业岗位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他们深知，在知识经济蓬勃兴起的今天，“手推肩扛”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社会需要更多的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他们一方面从大局出发支持改革，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技能和对市场的适应能力，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不正是工人阶级优秀品质的体现吗？
由于他们对改革压力的默默承担，才使得国企改革能够稳步推进，这不正是他们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的历史贡献吗？
既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否定工人阶级在改革中的作用？
下岗失业人员是改革中的弱势群体。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一群体的利益，直接决定着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
经济发展的方式由于受经济规律的作用和支配，往往殊途同归，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不存在弱势群体。
但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则有着天壤之别。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逐渐赶上了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脚步。今天，生产力的跳跃式发展，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重要特征。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促使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同时交织出现。剧烈的社会变迁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带动了劳动力的社会大流动。这种以人群分化、职业分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转型，导致了大范围、大规模的职业变更。
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调整、劣势企业的退出、就业方式的转换、技术结构的变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冲击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使部分职工下岗失业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按照传统的劳动经济学说，失业人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其实不然，失业人口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与工业文明相伴而生的。除了农业文明之外，只要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要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只要有市场竞争，就会有失业现象。这种以经济规律的作用为基础的失业，不因社会制度的变化为转移。但如何对待失业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则往往有着质的区别。
今天，调整经济结构，解决冗员问题，让企业的富余职工下岗、转岗甚至失业，已成为深化国企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是我们的宗旨，这就决定了在加大企业改革力度、调整经济结构时，要做到无情调整、有情操作。
所谓有情操作就是不能简单地将企业一关了之，将工人一裁了之，在转制过程中将工人工龄一买了之，而是要运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经济杠杆和国家确立的三道保障线，并结合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转岗培训和增强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能力、开发新的就业岗位和有计划地分流企业富余人员等服务手段，为下岗失业人员这一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服务，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实现重新就业创造条件，把改革中因利益调整所带来的阵痛减少到最低限度。
那么，我们能否由于他们的失业而认为他们就是改革的制约因素呢？
实际上，今天的劳动力过剩和失业问题，既有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旧账，又有结构调整和转制过程中减人增效带来的新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压在他们的身上。而正是他们以失去岗位为代价，为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赢得了契机和回旋的空间。这种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垫付改革成本的群体，究竟是推动改革还是制约改革，不是不言自明吗？！
时代不会抛弃改革成本的垫付者，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各级政府纷纷确立最低生活保障，千方百计扩大就业门路，正是对他们支持改革的反哺。相信将来的社会学家也将为这一群体而大书一笔。
我们所说的失业群体的数量和规模直接决定了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这不是因为失业人员反对改革和发展，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既不能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那种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的魔鬼之路，也不能采取“休克疗法”。既然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又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此，任何一项改革举措的出台，就不能不顾及弱势群体的利益，就不能不坚持确保大部分人受益的原则。这也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当然，从长远来看，还必须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逐步解决基于分配格局的无序而引起的分配不公，让人民群众公平分享改革成果。这才是我们对那些为改革大业作出牺牲者的合理回报。
中国工会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组织，是广大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怎样认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就有个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工会的问题。
改革进程中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利益关系的多元化以及工会在改革中的定位，客观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企业家阶层，而且需要职业的工会活动家
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就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作为广大职工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工会在改革大潮中的定位取决于工人阶级在中国改革大潮中的历史方位；而工会的地位和作用，又对工人阶级在改革大潮中的作用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工会十二届二次执委会确定的工会工作总体思路中，把维护作为工会的基本职责，作为工会服务于大局的主要手段，找准了在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身定位，使开创中国工会工作的新局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要使维护工作切实有效，除了建立一套保障机制之外，还必须形成一个相应的职业工会活动家队伍。一个好的思路必须有一支好的队伍去贯彻。如果工会履行维护职责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办事，那么，维权工作就要大打折扣。
现在，对于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对于职业的工会活动家，却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应当说，高素质的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对引导企业走向市场、摆脱困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在企业家们桎梏多年的手脚被放开之后，由于与之相应的制约机制尚未健全，企业经营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品行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人侵吞国家财产和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在所难免。现实生活中，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事屡屡发生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市场经济没有独轮车。大潮涌起，泥沙俱下，企业家队伍难免良莠不齐；民营经济虽取得长足进展，但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存在损害员工权益的行为；外资企业在分享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同时，也不乏损害员工合法权益的现象，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作为职工群众自己组织的工会，认真履行维护职责。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个职业工会活动家阶层。
如果把市场经济比作一趟时代的列车，那么，党的领导就是掌握方向的火车头，而企业家阶层和职业的工会活动家阶层就是火车两侧的车轮。只有两侧车轮同时运转，才能确保这趟时代列车的平稳运行。倘若只有一侧车轮的运转，迟早会导致列车的脱轨，到那时再来总结教训，付出的学费是否太高？
或许有人说，企业家也是职工，也属于工会维权的对象。此话不错。中国的工会既要维护职工的整体利益，又要维护职工的具体利益；既要维护普通职工的利益，又要维护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企业家的利益。尽管企业家阶层与普通职工阶层根本利益一致，所追求的目标也一致，但由于他们各自的岗位不同，承担的责任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因而，有时产生劳动纠纷在所难免。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工会在劳动关系的调解中发挥作用。
就当前的客观实际来说，普通工人和下岗失业人员是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受侵害的问题比较多，因而理当成为工会维护的重点。把他们的合法权益维护好，把他们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就能理顺劳动关系，就能维护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与和谐，从而为企业改革和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环境。而这样做的结果，对工人阶级内部的企业家阶层来说，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和自身作用的发挥，二者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近年来，各地涌现出了一批敢于并善于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会干部。这为建立一个职业工会活动家阶层带来了希望的晨曦。然而，从晨曦初现到冒出地平线，还有一段时空，还有个质的飞跃。职业工会活动家阶层的产生，要以体制改革为前提，并通过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规律来形成。工会本来就是群众组织，基层的工会主席应当由职工群众直接选举。只有为职工普遍认可的人，才能得到绝大多数职工的支持。也只有广大职工的支持，工会主席的腰杆才能挺得起来，才能真正对职工负责而不是对自己的“乌纱帽”负责。大凡成“家”者，必须是公认和实践的结果。
中国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担负着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各级工会干部都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不存在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但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和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工会如不能扎根基层、服务职工，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各级工会要切实搞好“五突破一加强”工作，要从讲政治高度关注弱势群体。
工会活动家阶层的形成，客观上要求各级工会从根本上解决工会机关化、行政化的倾向和官僚化的作风。工会做任何工作、搞任何活动，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都要面向广大职工群众，着力解决他们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竭诚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使工会真正成为“职工之家”。如是，工会的凝聚力将得以大大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飞跃，党的执政基础也将进一步得以巩固。
怎样认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决定了怎样认识党的阶级基础的先进性，决定了怎样认识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如何走向未来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主要依靠谁的问题
把工人阶级与作为其一部分的普通工人画等号，并由此而否定工人阶级在改革中的作用及其先进性，是对工人阶级认识上的误区；
工人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出现，是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不同阶层通过职业竞争而激发的活力，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驱动力。这种分化是一种职业分化而绝非政治性分化，因此，不能允许那种把基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不同阶层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行为。维护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与和谐，是确保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工人阶级改革行动的纪实。工人阶级推动了改革，改革也使工人阶级经受了洗礼。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从内涵到外延的嬗变与升华，无不说明其作为党的阶级基础与时俱进的时代品质；
有竞争，就有裂变；有劳动力流动，就有职业的更替。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普通职工和下岗失业等弱势群体，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始终以奉献精神、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直面挑战，在阵痛中提升自我，在涅槃中实现再生，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博大胸怀；
少数职工的失落感需要正视。但这种失落既有自身自主意识的觉醒，对法律赋予自己权利的认识，也有对一些地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不满与抱怨；既有历史与现实的反差所折射的固有观念的束缚，也有因劳动权利艰难的落实对主体认识上的制约；既有对作为领导阶级一员如何体现自身价值的期许，也有对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和一些不正之风的忧患。对这种失落感，用对与错、是与非来衡量，那是机械主义。有失落感说明他们是思考的一族，说明我们的工作尚未到位，说明改革的深化需要制度上的完善，说明他们在关注自身利益落差的同时，也在关注着市场的规范化和社会公平，也在思考着祖国如何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三道保护网，严格规范扣缴高收入者的法律责任……这说明一些职工关注的问题正是党和政府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说明这些职工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先天下之忧而忧”有着殊途同归之处吗？
当然，我们在为工人阶级的精神和贡献赞叹之余，也不能不看到，如何确保收入分配的合法化和有序化，如何让人民群众公平分享改革成果，如何探讨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的途径，已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且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毕竟，健康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经济关系的多元化、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劳动关系的复杂化、社会阶层的分化，客观上对中国工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举维护旗帜，努力实现“五突破一加强”，中国工会不辱使命。但要使工会工作进一步深入，除了工会自身的改革和必要的制度保障外，如何强化法律保证，能否增加《工会法》的法律责任，能否建立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职业工会活动家阶层，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工会作用发挥得好坏，不仅涉及到对职工合法权益的维护程度、对作为党与职工群众之间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发挥程度，而且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市场经济中的体现。因此，中国工会的作用不可替代！
市场经济是个大熔炉，它焠炼了工人阶级的品质；市场经济是个大杠杆，它带动了整个一代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在继续，市场经济在发展，中国的民主进程在推进，工人阶级在升华。
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尽管未来的道路上仍将有困难、有阻力、有风险，但作为工人阶级，我们只能前行；尽管未来的嬗变中仍将有阵痛、有疑虑，但作为工人阶级，我们必须朝前走。
让我们这一代用双肩担起责任的重担！
让我们这一代用身心承受分娩的阵痛与希望！
让我们这一代用智慧和汗水锻造振兴的伟业！
那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有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历史将会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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