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报酬份额问题——基于雇员经济与自雇经济的测算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雇员论文,中国论文,份额论文,劳动报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之所以引起争论，其部分原因在于劳动报酬核算的统计口径常有所变化。从国际上来看，劳动报酬有两个统计口径，一个是宽口径，另一个是窄口径。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常常把窄口径数据调整为宽口径数据。这样的调整固然能使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显得稳定，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缺陷之一是，拆分自雇经济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报酬存在随意性。①例如，有的研究考虑到雇员与自雇就业者在行业、性别、年龄、教育等方面的差别，根据雇员工薪水平来估计自雇就业者的劳动报酬。②Gollin的研究提供了三种调整自雇劳动者报酬、进而计算全部劳动报酬的方法。③另一个缺陷是，这样调整得到的劳动报酬份额，无法正确地反映收入分配格局的实际变化。有研究指出，中国2004年劳动报酬份额之所以大幅度下降，就是因为自雇部门收入中劳动报酬统计口径发生变化，④这一下降并非真实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却被广泛理解为收入分配发生了不利于劳动者变化的根据。对于中国来说，由于自雇经济部门仍然占相当大比例，如何处理自雇经济收入中的劳动报酬，始终是影响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关键问题。观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劳动报酬数据，可以看到，它对自雇经济部门劳动报酬问题的处理，与其他国家存在着较大差异。例如，农业是典型的自雇部门，中国统计部门把农业增加值的主要部分都归入了劳动报酬，而发达国家农业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份额却只有20％左右；个体经营收入的处理也有极大不同，其他国家都归入了混合收入，中国统计部门2004年之前把个体经营户的劳动者报酬和经营利润都视为劳动者报酬，2004年把个体经营户的混合收入作为营业盈余处理，只把个体经营户的雇员报酬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2008年，依据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计算的每一行业相近规模企业的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的比例，把个体经营户的混合收入区分为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同时对2004-2007年的历史数据做了同口径修订。⑤ 正因为存在上述问题，联合国国民账户统计(National Accounts Statistics)中仅使用窄口径劳动报酬概念，也就是仅仅计算雇员部门的工薪劳动报酬；而对自雇经济部门收入进行单独核算。一些研究使用联合国统计体系中的“雇员报酬”，计算劳动报酬份额。这样的核算方法对那些已经实现了经济正规化或者雇员化的国家来说，劳动报酬或者说雇员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变化，似乎可以反映国民收入中劳动和资本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但对于那些经济尚没有完成正规化过程的国家来说，雇员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含义就不那么明确了。这主要是因为，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经济不断正规化、公司化的过程，在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雇员人数的增加也会带来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但这种上升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有利于劳动者的变化。因此，要想了解收入分配格局的真实变化，国民经济按照自雇经济部门和雇员经济部门的划分进行核算是一个重要条件。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整地按雇员部门和自雇部门划分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在谈到劳动报酬份额变化时，常常会误读统计数据变化的含义。例如，如果拿中国公布的宽口径劳动报酬份额数据与其他国家国民账户统计的窄口径数据比较，就往往会得出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不仅不低反而高的结论。⑥ 要澄清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化问题上存在的一些误读，就需要使用能够准确反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指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自雇经济部门占比仍然较高的国家来说，只有使用雇员部门劳动报酬占本部门GDP份额这样的指标，才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国民收入分配要素格局的变化。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像大多数发达国家那样有着完整的分别按自雇部门和雇员部门核算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而是仅在编制资金流量表的部分年份(1992-2011)在全国水平上进行了类似的核算。由于数据不完整，难以勾勒出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完整画面，我们因此有必要在国家统计局已有数据的基础上，按自雇部门和雇员部门进一步核算国民经济，从而廓清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真实变化状况及其含义。 本文的主要工作就是依据国家统计局编制资金流量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分自雇部门和雇员部门重新核算中国的要素和产出规模及其变化，在此基础上观察劳动报酬份额的实际变化，理解其变化的含义，探讨背后的原因。本文以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为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进行理论分析和现实观察；第三部分估算中国雇员经济和自雇经济的规模和变动；第四部分在区分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的前提下，研究劳动报酬份额的实际变动和理论趋势；第五部分讨论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含义，分析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原因；第六部分为总结与讨论。 二、有关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理论分析和现实观察 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经济学主流看法大都倾向于认为劳动报酬份额是稳定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劳动报酬份额稳定的结论是很多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和前提，另一方面也因为劳动报酬份额稳定代表着一种较为理想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从理论上来看，要推导出劳动报酬份额稳定的结论虽不困难，但需要要素替代弹性为1这一重要假设条件。在要素替代弹性为1的假设条件下，CD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似乎是论证劳动报酬份额稳定的最好工具；反过来，CD生产函数的广泛运用，又使劳动报酬份额稳定几乎成了具有公理性质的经济学命题。然而，要素替代弹性为1既非经济学不言自明的“公理”，也非生产函数的必需假设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CD生产函数因为其自身暗含着要素替代弹性为1的假设，而存在着先天不足和局限性。经济学家探讨并使用其他形式生产函数的目的，就是为了放松要素替代弹性为1这一假定条件。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简称CES)⑦能够测度观察期内要素替代弹性的平均值，由此可以判断要素报酬份额的实际变化。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不仅在形式上包括了CD生产函数和CES生产函数，⑧而且能够得到各要素随时间变化的产出弹性，即各要素在产出中的近似分配份额。事实上，由于生产技术改进，当某一种生产要素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发生数量变化的时候，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也会相对变化。要素替代弹性是要素相对投入比的变化率与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率的比值，它决定要素报酬份额变化的方向，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应了不同的要素替代弹性。这实际上也是经济学为什么要引入“要素替代弹性”概念的原因。 “劳动报酬份额保持稳定说”，不仅从理论上来看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且从现实经济来看，也是很难观察到的现象。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存在差异很大的不同生产方式，劳动报酬份额就很难保持稳定。具体来看，当一个国家存在着大量传统经济成分，而其现代经济成分正处于不断发育过程中，劳动报酬份额就很难保持稳定。所谓传统经济成分也可以被称为自雇经济成分，其特征是要素的贡献难以区分，无法实现按要素贡献进行分配。例如，传统的农户和城乡个体经营户就是典型的自雇经济成分；而现代经济成分则是以公司化、组织化或者产业化生产方式为特征的生产部门，有明确的雇佣劳动关系，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容易区分，能够实现按要素贡献进行分配，现代经济成分也可以被称为雇员经济成分。对于自雇经济成分来说，由于劳动者本身同时是资本的拥有者，区分劳动报酬和资本收入没有实际意义。而雇员经济则不同，在雇员经济成分中资本拥有者和劳动者是分离的，资本拥有者需要得到资本收益，而劳动者需要得到劳动报酬，劳动报酬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分配关系。所以，劳动报酬份额问题实际上只对雇员经济才有意义。 正是因为雇员经济和自雇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含义不同，在计算劳动报酬份额时，才有了不同的统计口径。窄口径劳动报酬仅仅计算雇员经济部门中雇员的劳动报酬，而宽口径劳动报酬既包括雇员经济部门中雇员劳动报酬，也包括自雇经济部门中人为估算得到的劳动报酬。宽口径数据的估算方法带有较多的主观性，因此，联合国统计数据往往使用窄口径数据。使用窄口径得到的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在不同国家之间区别极大。由于自雇经济中自雇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没有被归入劳动报酬之中，而越是贫穷的国家，自雇劳动者数量越多，其在经济中的比重越高，结果当然是雇员报酬占GDP份额比重较低；而越是富裕的国家，其自雇劳动者越少，使用雇员劳动报酬概念得到的劳动报酬份额当然就高。 中国使用的是宽口径劳动报酬数据，这就使得劳动报酬份额所反映的分配关系含义变得既不明确，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和误解。如果不区分自雇经济和雇员经济而笼统地谈论劳动报酬份额问题，不仅会在语义上引起混淆，也常常会导致对问题的误读。⑨ 三、关于中国雇员经济和自雇经济的估算：规模及其变动 从经济成分来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大都会经历从以自雇经济成分为主向以雇员经济成分为主的转变过程，可以说，雇员经济成分比重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发展中国家多处于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并存的状态，且自雇经济都占相当高的比重。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产出来看，自雇经济比重虽然不高，但从就业来看，自雇经济却占有相当高比重。例如，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35％左右，非农个体就业占总就业比重仍然超过10％。这也就是说，在全部就业人员中，有将近一半分布在自雇经济部门。由于中国存在着规模较大的自雇经济部门，劳动报酬份额问题因而变得比发达国家更加复杂。正确理解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问题，从产出和要素的角度区分雇员经济和自雇经济是首先需要做的工作。鉴于国家统计局现有统计数据中没有按雇员经济和自雇经济分类的数据，本文的研究不得不从核算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的产出和要素规模开始。国家统计局在资金流量表中提供了1992-2011年自雇经济(住户部门)和雇员经济(企业和政府部门)的GDP数据，为我们的核算工作提供了基本参考和重要依据。参照国家统计局的核算标准，我们利用现有统计资料补齐了雇员经济和自雇经济1978-2011年的分省GDP数据。同时，我们还对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的要素投入规模及其变化进行了核算。 (一)雇员经济与自雇经济：产出的估算 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把国民经济划分为这样几个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其中，住户部门包含了城乡个体经营户和农户，从业人员为个体就业者和农民，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里所称的自雇经济部门。而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这里所谓的雇员经济部门，从业人员包括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乡镇企业就业人员、私营企业就业人员。 从产出来看，自雇经济部门增加值应该包括农林牧渔业农户生产活动形成的增加值、城乡个体经营户增加值和居民自有住房增加值。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估算中国自雇经济部门的GDP：(城乡居民个体经营性收入总额+农业增加值+居民自有住房增加值)-国营农场增加值=自雇经济部门GDP。⑩城乡居民收入统计中的经营性净收入，既包括个体经营户的业主及其家庭成员投入劳动应得的报酬和个体经营户创造的利润，也包括农户户主及其家庭成员投入劳动应得的报酬和农户创造的利润，这体现了住户部门混合分配的特点。(11)目前的城乡住户调查，给出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经营净收入，以及农村居民家庭农业和非农业的人均家庭经营性纯收入。由此可以得到： 城镇个体经营性收入总额=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农村个体经营性收入总额=农村常住人口×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性纯收入中的非农业部分 《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提供了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和农村竣工房屋造价，参考之前的研究方法，(12)我们可以得到： 居民自有住房增加值=[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城镇常住人口-外出农民工数量)+农村人均住户面积×竣工房屋造价×农村常住人口]×建筑业增加值/建筑业产值 通过上述方法，我们估算了中国1978年以来自雇经济的GDP规模和结构。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城镇居民自有住房增加值是自雇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城镇居民自有住房增加值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居民购买或者建设的住房用于自己居住所产生的GDP，另一部分是居民购买或者建设住房用于出租所产生的租金收入。从生产的角度来说，住户自有住房是自雇经济部门的生产资料，因此，其产生的价值归于自雇经济部门。 雇员经济部门的增加值包括工业企业部门增加值、其他非金融企业部门增加值、银行部门增加值、证券部门增加值、保险部门增加值、其他金融部门增加值和与政府对应的产业部门增加值。我们这里用国内生产总值减去自雇经济部门GDP的办法得到雇员经济部门的GDP数据，结果如图1所示。随着经济发展，中国自雇经济部门的规模先扩大后缩小。1978年自雇经济部门占国民经济比重为38.9％，1987年达到最高的58.9％，2011年自雇经济部门占国民经济比重为20.2％，非农产业中自雇经济比重为11.3％。
图1 1978-2011年自雇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当期价格) 注：1987年到1988年、1993年到1994年自雇经济比重的突然提高和竣工房屋造价的上涨有关，建材价格双轨制提高了居民自有住房价格。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和《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计算。 我们对各省(直辖市)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产出的核算采用如下的方法。首先核算各地区三次产业1952年以不变价计算的GDP，然后估计历年各地区自雇经济部门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将各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划分为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编的《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提供了1998-2002年各地区住户部门的GDP份额。河北、山西、安徽、河南、广东、贵州、青海和新疆的地方统计年鉴提供了其他年份住户部门的GDP份额。基于这些资料，我们按照1978-2011年全国住户部门GDP份额年度变化率，推算各地区住户部门GDP的份额，去掉第一产业中的国营农场后，得到各地区GDP中自雇经济部门的比重。 (二)雇员经济与自雇经济：资本存量的估算 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的物质资本存量根据永续盘存法计算。这一方法需要几个关键参数：当年投资、投资品价格指数、折旧率、基年资本存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自雇经济部门资本存量的比重。本文首先计算各地区三次产业的资本存量，然后按照住户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全部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推算各地区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三次产业的资本存量。 我们在计算各地区三次产业的资本存量时，参考之前的计算方法，(13)以1952年为基年。其中，第一产业资本折旧率取固定值2.5％，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资本折旧率取固定值9.6％。基年资本存量取1952年各省资本形成总额的10倍。考察1978年之后的资本存量，将基年定为更早的1952年，将大大减少基年资本存量人为取值的不利影响。当年投资选择以不变价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各省数据缺失年份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替。投资价格指数选取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一些年份使用当年价投资和不变价投资推算得到。各省投资价格指数数据缺失年份，用RPI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代替，海南和西藏没有RPI的年份直接取1。地方统计年鉴和全国统计年鉴存在不同的数据，我们选取并使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 根据经验，住户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全部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与有统计年份的住户部门物质资本存量占全部部门物质资本存量的比重高度一致。因此，本研究直接使用住户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全部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代替住户部门物质资本存量占全部部门物质资本存量的比重，用于推算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的物质资本存量。资金流量表提供了1992-2011年住户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我们试图补全1978年后的数据。其中，1978-1980年为本文估计。1981-1992年，我们使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全社会住宅投资”，代替住户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1993-2011年，我们使用“全社会住宅投资”中“城镇房地产”和“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建房投资总额”之和，代替住户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了住户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全部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即可推算全国和各地区住户部门物质资本存量占全部部门物质资本存量的比重。1978年自雇经济部门资本存量的比重为20.5％，2011年为25.1％。 (三)雇员经济与自雇经济：劳动投入的估算 雇员经济部门的就业人员包括在单位就业、城镇和农村私营企业就业、乡镇企业就业的人员。而自雇经济部门就业人员，则主要是个体就业人员和农民。由于农村就业人员普遍兼业，因此在国家统计局分地区分产业的就业数据中，经常观察到分项之和大于农村就业总数的情况。本研究将分地区分行业的乡镇企业就业人员数量根据两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进行了调整，减少了这部分就业数量。与农村就业统计中存在的问题正好相反，城镇就业统计中出现的问题是分项之和小于总和。这是因为城镇就业的分项统计中漏掉了某一类就业人员，这些就业由于无法被归为现有的任何就业类型，因而没有被列示出来。事实上，城镇中很多人的就业都采取比较灵活的形式，如那些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其他类型的打零工者等，这些就业按照上述就业类型的划分很难被归类和统计，从而在分项统计中被漏掉了。我们这里可以把这部分在分项统计中漏掉的人归为灵活就业人员，或者称为“城镇其他”就业类型。和这一类型的就业相联系，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个体工商户可以拥有雇工，只要雇工数量不超过一定数量，仍然被视为个体工商户。在这种情况下，被个体工商户雇用的劳动者收入虽然由别人支付，但其就业仍然被视为自雇就业。考虑到这一就业形式的复杂性，我们将“城镇其他”就业数量的三分之一归为雇员经济部门就业，将三分之二归为自雇经济部门就业。教育是影响实际劳动投入质量的重要变量，我们将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乘以就业数量作为实际劳动投入。
表1综合了中国自雇经济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所占比重的变化状况。从该表可以看出，中国GDP的雇员化程度已经比较高，自雇经济的GDP占比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最高的60％左右，下降到2011年20％左右。这说明，目前国民财富主要是雇员经济部门创造出来的。从要素来看，在过去很长时期内，资本雇员化程度一直大大高于GDP雇员化程度，2007年后，资本雇员化与GDP雇员化程度逐步接近，目前二者已经大致相当。雇员经济部门的资本产出比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目前来看，资本产出效率在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已经大致相当。劳动要素显示了与资本要素完全不同的特征。劳动要素的雇员化程度一直较低，或者说非正规化程度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虽然近些年呈现下降趋势，但变化程度并不大。截止到2011年，自雇就业(自雇经济中的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例仍然接近50％。劳动要素雇员化程度不仅大大滞后于资本雇员化，更大大滞后于GDP雇员化。这种状况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在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经济的二元特征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的反映。 四、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实际核算与理论估算 (一)实际核算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种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如地区收入法GDP核算数据、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资金流量表数据，所计算的劳动报酬份额几乎都呈现下降趋势。很多人据此认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不利于劳动者的变化。然而，从现实经济来看，近些年劳动者工资出现了快速增长，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增长迅速，这与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统计数据似乎是矛盾的。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对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是否出现下降仍持怀疑态度。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要做出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真实变动情况到底如何的判断，尚缺乏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持。鉴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都把混合收入计入劳动报酬，而这样得到的劳动报酬份额模糊了收入分配的含义，所以，要了解要素分配格局的真实变动，就必须观察雇员经济部门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状况。 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来看，雇员经济部门劳动者都是雇员或者说都是工薪劳动者。其就业类型主要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乡镇企业。国家统计局仅对雇员就业人数进行统计，没有公布过全部雇员的工资数据，雇员劳动报酬总额只有通过间接估算才能得到。我们估算的具体方法是：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收入调查中的工薪收入乘以全部雇员就业人数，再加上各种社会保险缴费额和公积金缴费额中雇主缴纳的部分。按照我们的估算方法，就可以得到1978年以来中国全部雇员(工薪劳动者)的工资总额。鉴于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数据中，可以计算出1992-2011年这段期间的雇员劳动报酬总额数据，这里把本文估算数据和资金流量表同期数据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二者非常接近，我们估算的数据仅略低于资金流量数据。这主要是因为在我们的估算中，一些本应该进入劳动报酬的项目，如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离退休金及其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费，由于无法得到数据而漏掉了。鉴于二者的差异非常小，本文估算的数据因此是可信和基本接近实际情况的。 表2是我们估算的雇员经济部门GDP和雇员劳动报酬总额数据，及其与资金流量表数据的对比。通过这些数据，不仅可以计算出真正反映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雇员经济部门雇员劳动报酬占本部门GDP份额的变动，同时，也可以计算出国际上一般使用的雇员劳动报酬占全部GDP份额的数据。
先来看一看按照国际上通用的雇员劳动报酬占全部GDP份额这一指标的变动状况。这一指标的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1992-2011年劳动报酬份额保持稳定，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我们估算的数据则给出了更长的时间序列，1978年以来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并趋于稳定的状态，在与资金流量表重合的年份，我们估算的结果和资金流量表得到的结果非常接近。从这一指标来看，中国目前30％左右的劳动报酬份额，虽然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50％左右的水平，但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等相比并不低。不过，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可以近似地反映其收入分配格局变化情况，因为其混合收入比重较小且较为稳定，例如美国自雇经济成分约为8％，英国约为6％。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自雇经济部门大且比重不稳定，使用这一指标实际上无法反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情况。拿中国的这一指标进行国际对比，并不符合中国实际，也无法得出正确结论。
图2 雇员经济部门的劳动报酬份额(1978-2011) 注：雇员经济部门的劳动报酬总额是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总额、社保基金收入中雇主缴纳部分和公积金缴存额中雇主缴纳部分之和。由于数据不可获得，未能包括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离退休金及其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费，这造成本文核算数据多数年份略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数据。虚线是5年移动平均。 资料来源：同表1。 雇员经济部门劳动报酬占本部门GDP份额的变化状况，才是了解中国要素分配格局变化的有效指标。由于剔除了自雇经济部门，这一指标基本上能代表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状况。不过，要更准确地观察国民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真实的分配状况，使用这一指标时还需要做一些调整，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政府所课的间接税应该被扣除。间接税既非劳动所得，也非资本所得，真实的劳动报酬份额需要扣除间接税。按照这一思路，我们重新计算了雇员经济部门劳动报酬占雇员经济部门GDP份额的变动情况。调整公式为：雇员经济部门劳动报酬份额=雇员经济部门劳动报酬总额/(雇员经济部门GDP-雇员经济部门生产税净额)。调整后的劳动报酬份额变化如图2所示。应该说，图2是迄今我们所观察到的、最接近功能性收入分配实际状况的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曲线。观察该图，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90年代中期之前的劳动报酬份额呈现从高水平上快速下降的趋势。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劳动报酬份额一直高于60％，其中的个别年份如1987年达到85％，1992年达到73％，平均值为67.2％，这样高的比例意味着，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由于此时正处改革初期，市场机制尚未形成，价格双轨制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使得分配过多地向劳动倾斜，从而造成企业经营困难，这实际上也是后来为什么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因。(14)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劳动报酬份额太低而是过高，是工资严重侵蚀利润的问题。(15)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趋势，主要是计划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后，工资向合理水平回归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劳动报酬份额变化呈现围绕50％上下波动略有下降的状况。在1995年达到44.7％的最低点后，劳动报酬份额变化出现了3个小波动周期。第一个周期是1995年到2000年，劳动报酬份额从1995年的44.7％增加到1998年的53.1％，然后下降到2000年的49％。第二个周期是2001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从2001年的49.9％，增加到2003年的56.9％，然后下降到2007年的48.7％。第三个周期是2008年至今，劳动报酬份额从2008年的49.9％，增加到2009年的51.3％，然后下降到2011年的46.9％。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劳动报酬份额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平均水平为51.6％左右。 (二)理论估算 前面的核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那么，这一变化趋势是否有其合理性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到生产函数。在生产函数中，要素的产出弹性近似等于分配份额，只要不使用要素产出弹性不变的生产函数，那么，通过估计生产函数就可以得到理论上的要素分配份额。比较实际核算和理论估算之间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存在的问题。如果理论估计的劳动要素产出弹性上升，而实际估算的劳动报酬份额下降，那么，就可以判断，现实中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主要是要素分配不合理所导致的结果。相反，如果理论估算出的劳动要素产出弹性和现实核算的劳动报酬份额变化趋势一致，那么，就应该说，现实中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总体上来看具有其内在逻辑性，需要更多地从发展方式的变化角度寻找原因。 事实上，有关文献中一直通过估算要素产出弹性的办法，从理论上估计要素分配份额。发达国家劳动要素分配份额多在0.6左右，而使用生产函数估算得到的劳动要素产出弹性也大致在0.6左右，二者比较接近。但估算中国的生产函数得到的劳动要素产出弹性一般为0.3左右，(16)估算结果和实际的劳动要素分配份额偏差较大。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估算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已经完成雇员化过程，且要素雇员化和GDP雇员化的程度基本一致，生产函数的估算基本上可以被看作为雇员经济部门的实际状况；而中国自雇经济占比仍然较高，且劳动要素雇员化程度大大滞后，生产函数所估算的经济体内部存在着生产方式的较大差异。生产函数暗含的一个重要假定是所估算的经济体需要使用大致相似的生产方式。这一假定对于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来说，显然存在着比发达国家更大的偏离。因此，要得到中国可靠的要素产出弹性，只有通过区分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分别估算生产函数才能做得到。前文已经详细地分省测算了1978-2011年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的产出规模、劳动要素投入变化以及资本要素投入变化，下面进一步估算雇员经济部门的要素产出弹性。我们分别使用CD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进行估算。 1.CD生产函数的估算 估计要素报酬份额，CD生产函数并不是合适的方法。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我们核算的数据，要素报酬份额都在变化，要素替代弹性为1的假定难以成立。此外，CD生产函数对要素产出弹性的估算还存在着另一个缺陷，即当把所有年份数据合在一起进行估计时，所得到的要素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估计CD生产函数，观察估计结果和实际数据偏离的程度，以此来印证要素替代弹性不为1这个假说。我们估算CD生产函数基年(1978年)至每一年的要素产出弹性，这样可以得到随年度变化的趋势，同时加入东、中、西地区虚拟变量来控制地区因素。使用的数据是前面所得到的中国1978-2011年30个省级地区雇员经济部门的要素投入和产出数据(共2040个观察值)。 我们通过估计资本产出弹性来代表资本报酬份额，使用1减去资本报酬份额得到劳动报酬份额。估计结果表明，从1978年到2011年，雇员经济部门的劳动报酬份额呈现下降趋势。总体来看，CD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在早期和近期低于实际核算结果，1989年到1995年比较接近，1990年以来两者的下降趋势大致一致(见图3)。当然，CD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不能令人满意，这意味着中国雇员部门的经济增长并不遵循CD生产函数，需要用其他更为合理的函数形式来表现。
图3 CD生产函数估算结果与实际核算结果比较(1978-2011) 注：虚线是雇员部门CD生产函数计算得到的劳动报酬份额，在一个时段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CD生产函数估计结果为本文计算，实际核算结果资料来源同图1。 2.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估算 如上文所述，Christensen、Jorgenson和Lau在1973年提出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放松了要素替代弹性不变的假定，更适合用来从理论上估算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其一般形式为：
劳动产出弹性同理可得。由此能够得到各要素随时间变化的产出弹性，即得到各要素在产出中的近似分配份额。我们使用的数据是前面所得到的中国1978-2011年30个地区雇员经济部门(共2040个观察值)和1978-2011年30个地区自雇经济部门(共3060个观察值)的要素投入和产出数据。
表3给出了对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面板数据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显示，雇员经济部门数据存在趋势性，因此需由一阶差分变换处理。经过似然比检验和Hausman检验，估算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由于我们使用的生产函数形式固定，难以包括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分配形式的经济个体特征，因此不免存在个体残差的异方差性。我们所构建的怀特检验F检验值通过显著性检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经济政策变更、经济体制变化和外部环境变化，各种经济形态中存在的共同事件对不同横截面误差的影响方式类似，时间序列的结构变化不免发生时序相关、和截面同期相关。使用相关研究的截面同期相关检验方法，(17)计算个体OLS估计得到的残差之间的协方差，构建服从
分布的检验统计量，结果显示存在显著的同期相关性。这为我们使用SUR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提供了一些经验上的依据。SUR回归既考虑到异方差性，也考虑到不同方程的误差项的相关性，利用横截面模型残差的协方差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能修正横截面中出现的异方差和短期自相关。 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出的劳动报酬份额，如图4所示。估算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劳动报酬份额呈现下降趋势。由于是理论估算，其波动性要小于实际核算结果。通过与实际核算结果的比较发现，1990-2000年间，理论核算结果高于实际核算结果，说明中国在此期间可能存在劳动报酬份额低于其合理预期水平的状况。而在其他大部分时间段内，劳动报酬份额理论估算和实际核算结果基本一致，尤其是最近几年两条曲线基本重合，意味着劳动报酬份额变动趋势的内在逻辑性不断增强。
图4 雇员部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结果与实际核算结果的比较(1978-2011) 资料来源：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结果为本文计算，实际核算结果资料来源同图1。 (三)实际核算与理论估算结果比较 比较要素报酬分配份额的实际核算和理论估算之间的差异，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要素分配份额变化的性质。二者趋势一致说明，要素报酬份额的变化有其必然性或者合理性，应该主要从生产方式的变化方面寻找原因；如果二者趋势不一致，则可以认为，要素报酬份额的实际变化主要是要素分配不合理造成的结果，应该主要从收入分配不合理角度寻找原因。
表4是本文对劳动要素分配份额的实际核算和理论估算结果。从该表可以看出，无论使用哪种形式的生产函数，理论估算和实际核算都呈现一致变化趋势。这说明，从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总体上来看，其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也就是说，劳动报酬份额变化所呈现的总体下降趋势，主要是生产方式变化所导致的结果。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结果与实际核算结果基本接近，只是少有的几个年份的理论估算低于实际核算值。这似乎意味着，劳动报酬的实际分配份额总体上来看基本都是合理的，只是在个别年份，劳动报酬的实际分配份额可能有些偏低。可见，要素分配格局变化中涉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已经大大减轻，劳动报酬份额近几年的下降趋势，应该更多地从生产方式变化的角度加以理解。
图5 理论估算的劳动报酬份额与统计核算结果的比较(1978-2011) 资料来源：理论估算的劳动报酬份额为本文计算，其他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中国整体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本文已经按雇员经济部门和自雇经济部门核算了GDP，并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了两个部门的劳动报酬份额，看一看理论估算的总体劳动报酬份额也就是很容易的事了。而且，我们还可以将其与资金流量表和收入法GDP所得到的劳动报酬份额进行比较，看一看理论估算和实际核算结果之间有何差异。我们估算的劳动报酬份额是理论值，不包含间接税，在比较时需要对资金流量表和收入法GDP的核算结果加以调整，剔除间接税的影响。这样，资金流量表或收入法GDP经过调整得到的劳动报酬份额为：劳动者报酬总额/(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税净额)。我们理论估算的劳动报酬份额=[雇员经济部门劳动报酬份额×(雇员经济部门增加值-雇员经济部门生产税净额)+自雇经济部门劳动报酬份额×(自雇经济部门增加值-自雇经济部门生产税净额)]÷(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全国生产税净额)。如图5所示，1978-1993年，我们理论估算的劳动报酬份额高于统计数据所呈现的水平；而在1993-2011年，我们核算的劳动报酬份额迅速下降，在绝对水平上与统计核算数据非常接近。我们认为，无论是实际核算还是理论估算，雇员经济部门劳动报酬份额出现了下降，国民经济整体的劳动报酬份额也同样呈现下降趋势。 一般来说，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有利于资本报酬份额提高，或者说引致劳动报酬份额降低，而这恰恰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雇员经济部门工资主要由非雇员经济部门(自雇经济部门)的生存工资所决定，资本因而可以得到超额利润，从而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再加上中国各级政府为招商引资展开的竞争，为资本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资本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因而也就有了其逻辑必然性。1982-2010年的年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大约为70％。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资本—劳动比率快速提高。应该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所呈现的总体下降趋势，深深植根于投资驱动型的发展方式之中。 五、关于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分析 实际核算和理论估算结果表现出一致趋势，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完全合理呢？所谓合理，也就是说生产要素能够按照贡献得到其分配份额，要素份额是市场效率决定的结果。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中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一直在快速提高，这表明资本积累速度确实快于劳动投入的增加速度。按照经济学理论，在资本投入增长快于劳动要素投入增长的情况下，当资本报酬份额上升或者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时，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就应该大于1。因此，如果认为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是合理的，就需要找到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的证据，否则，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合理性的理由就不够充分。 从劳动供给弹性来看，中国过去一直面临的是近乎无限的劳动供给。即使近些年劳动供求形势出现根本转变，劳动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但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基本禀赋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劳动供给仍然非常具有弹性。与劳动要素不同，资本要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处于相对稀缺状态，国家采取的都是有利于资本的政策，不仅外资享受优惠政策，国有金融机构也基本上处于垄断状态。其结果是，资本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再加上政府对利率的管制，经济增长对投资(资本)的需求非常旺盛且具有较强的刚性，资本供给相对缺乏弹性是不争的事实。在劳动供给弹性高于资本供给弹性的禀赋条件下，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在理论上大于1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能够测度观察期内要素替代弹性的平均值，可以用于判断替代弹性是否明显不等于1。其公式为：
如表5所示，通过估算CES生产函数，我们测算了雇员经济部门、自雇经济部门和中国总体的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其中，雇员经济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在0.88-0.91左右，自雇经济部门在0.91-1.03左右，总体经济在0.84-0.95左右。我们这里主要关注雇员经济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从估算结果来看，雇员经济部门0.88-0.91的要素替代弹性与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理论预期并不一致，这使得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化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有研究认为，(18)由于先进技术多从发达国家引进，中国的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型的，生产效率上升更有助于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这符合二元经济中资本边际报酬不下降的推断。然而，很多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也是资本偏向型的。(19)例如，美国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小于1，(20)但其实际劳动报酬份额变化趋势却与要素替代弹性预测结果一致，呈现上升趋势。应该说，这样的上升代表了其特定生产方式下市场效率所导致的结果。中国劳动资本要素替代弹性虽然也小于1，但劳动报酬份额却呈现出下降趋势。这反映了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并不能完全被解释为生产方式变化导致的结果，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要素分配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要素使用并没有充分反映要素禀赋条件，优势的劳动要素没有被充分使用，而不具相对优势的资本要素却被过度使用。由于本文所使用生产函数无法观察到分配领域的问题，因此，我们只能提供一些猜测性解释。 众所周知，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比较高的。如果改革方向对头，自然会带来高投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但也不能说高投资回报率完全是市场带来的。过去，面对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可以无视储蓄者的利益而低价利用金融资源，利用垄断地位收取“资本税”，完成粗放的投资项目。这些粗放项目可以在没有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依靠低劳动成本来实现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依靠重复建设实现较高的投资率，这实际上是资本价格管制的结果。随着人口结构出现变动、土地和环境要素越来越稀缺，以及外需萎缩，资本要素的地位相对下降，借助新技术带来的投资渠道多元化，市场力量要求垄断边界清晰化、垄断利益约束化。 总的来看，我们在理论上通过生产函数估算得到的劳动报酬份额，展现了与实际核算结果很好的一致性。这表明，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根据，应该更多地从发展方式变化方面寻找原因。但进一步估算得到的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却预测劳动报酬份额应该呈现上升趋势。二者的矛盾意味着，把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完全归因于发展方式的结果，其理由并不充分。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下降问题，仍然需要从要素分配不合理的角度加以理解。 六、总结与讨论 劳动报酬份额变化是一个复杂问题，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变化尤其复杂。从现实经济来看，不同经济体以及同一个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劳动报酬份额都会发生变化，其变化既代表要素分配格局的不同，也体现发展方式的差异。同时，劳动报酬份额还是一个国民经济核算问题，核算方法和统计口径差异也会带来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因此，研究劳动报酬份额问题时，必须清楚地界定核算方法和统计口径，否则不仅会使问题变得复杂，而且有时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争论甚至误读。 由于自雇经济部门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拆分存在随意性，而中国又是一个自雇经济部门占比仍然相当高的国家，有关中国劳动报酬份额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从统计上区分雇员经济和自雇经济部门，从而使得对问题的讨论缺乏共同的事实基础，以至于带来认识上的混乱。 本文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劳动报酬份额问题。在区分雇员经济和自雇经济并估算两部门产出和要素投入的规模及其变化的基础上，本文具体测算了不同口径劳动报酬份额及其变化，并重点研究了能够体现要素分配格局变化的雇员经济部门的劳动报酬份额变化问题。从核算结果来看，虽然1978年以来中国雇员经济部门劳动报酬份额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分阶段来看，其变化特征并不相同。1995年之前的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劳动报酬份额水平过高，其下降既代表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方向，又在一定上矫正了过去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到1995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到最低点后呈现波动下降特征。全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也因此呈现出下降趋势。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合理性问题。在放松要素替代弹性为1的条件下，本文通过拟合生产函数从理论上估算了雇员经济部门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结果显示，无论是CD生产函数还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所得到的结果，都表现出与实际核算一致的变化趋势，而且近些年的理论估算和实际核算结果高度一致。这意味着从投入产出角度来理解，劳动报酬份额的总体变化趋势有其内在逻辑性，可以从发展方式变化的角度加以解释。具体来看，中国经济具有显著的体制转轨特征，改革开放初期劳动报酬份额存在过高的问题，工资严重侵蚀利润。劳动报酬份额从过高水平降下来，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也体现了要素合理分配的要求。 然而，从理论上来看，如果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是合理的，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替代弹性应该大于1。而本文估算得到的要素替代弹性只有0.88-0.91，小于1的结果意味着，资本—劳动比率提高后，投入增长相对更快的资本报酬份额应该下降，而劳动报酬份额应该上升。对于这一矛盾现象，我们也许仍需要从要素配置没有有效反映要素禀赋条件，从而使得要素价格偏离其边际产出的角度加以理解。换句话说，在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的情况下，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既可能因劳动要素价格低于其边际产出而引起，也可能由资本要素价格高于其边际产出所导致。当然，如果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将会进一步加剧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程度。 具体来看，如果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仍然没有越过刘易斯转折点，那么，劳动要素价格低于其边际产出其实就是刘易斯模型的基本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也就得到了合理解释。实际上，中国工资长期增长缓慢，这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则是体现了刘易斯发展阶段的特征。然而，近些年来，随着“招工难”和“民工荒”愈演愈烈，工资水平快速增长。如果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尤其近几年的下降趋势，就难以从劳动力市场变化方面寻找原因，而需要更多地从资本市场方面寻找原因。 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也许是解释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更重要的原因。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政府管制和垄断使得资本要素价格难以完全由市场决定，致使资本要素很容易得到超过其边际产出的价格或者收益。首先，从利率来看，政府规定的存贷差很容易使资本获得高于其市场价格的收益。其次，资本市场还是一个垄断的市场，垄断的结果就是资本的超额利润。第三，投资向劳动报酬份额较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倾斜，加剧了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因此，与劳动要素价格可能低于其边际产出的情况相比，资本要素获得超过其边际产出的情况也许更严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资本市场，破除资本市场垄断，完善资本市场的利率市场形成机制，应该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要解释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变化，既要从发展方式变化的角度寻找原因，也需要从要素价格偏离其边际产出的角度寻找原因。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形成公平合理收入分配格局，不仅需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更需要健全制度规则，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完善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改革已经成为形成公平合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 责任编审：许建康 感谢蔡昉、李实、王小鲁的有益建议和评论。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注释： ①在国际通行的收入法GDP统计中，个体经营户、农户等自雇形式的经济收入难以按照要素贡献划分，因此被叫做混合收入(Mixed Income)，这种经济类型被叫做混合经济。但是，为了和中国习惯所称的“混合经济”(是指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区别，本文将国际上通行的混合经济部门称为自雇经济部门或者自雇部门、自雇经济。 ②Alwyn Young,"The Tyranny of Numbers: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0,no.3,1995,pp.641-680. ③D.Gollin,"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0,no.2,2002,pp.458-475. ④Alwyn Young,"Gold into Base Metals: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1,no.6,2003,pp.1220-1261；罗长远、张军：《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⑤许宪春：《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比较》2011年第6期。 ⑥华生：《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低被严重误读——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报告之二》，《中国证券报》2010年10月14日，第A21版；贾康、韩晓明、刘微：《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并非过低》，2010年5月11日，http://www.cs.com.cn/oldfiles/p1/02/201005/t20100511_2426027.html，2013年9月16日。 ⑦K.J.Arrow et al.,"Capital-labor Substitu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43,no.3,1961,pp.225-250. ⑧L.Christensen,D.Jorgenson and Lawrence J.Lau,"Transcendental Logaritimic Production Frontier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55,no.1,1973,pp.28-45. ⑨张车伟：《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与总体工资水平估算及分析》，《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9期。 ⑩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净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计算个体经营户增加值，实际上少了两个部分，一是个体经营户雇工报酬，二是税费。这会使得本文计算的自雇部门增加值偏少。假设偏差最大的情况，每个个体经营户除了雇主外全部为雇工，没有家庭帮工，根据个体经济就业结构和工资水平测算，这会使得本文计算结果较真实的自雇部门增加值少大约3.55％-8.5％，1992年到2011年平均偏少5.6％。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税务年鉴》(国家税务总局主管主办、《中国税务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税务出版社)，2006年个体经营户纳税总额为937.4万元，2011年上升到3419.5万元。税费占自雇部门增加值的比例太低，可以忽略。 (11)许宪春：《准确理解中国的收入、消费和投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12)许宪春：《关于与GDP核算有关的若干统计问题》，《财贸经济》2009年第4期。 (13)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14)林毅夫、刘明兴、章奇：《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4年第8期。 (15)戴园晨、黎汉明：《工资侵蚀利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潜在危险》，《经济研究》1988年第6期；徐海波：《工资增长形势的估价与分析》，《经济研究》1992年第3期。 (16)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经济研究》2012年第11期；郑京海、胡鞍钢、Arne Bigsten：《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3期。 (17)M.H.Pesaran,"General Diagnostic Tests for Cross Section Dependence in Panels," Cambridge Working Paper in Economics,no.0435,2004. (18)戴天仕、徐现祥：《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向》，《世界经济》2010年第11期；傅晓霞、吴利学：《偏性效率改进与中国要素回报份额变化》，《世界经济》2013年第10期。 (19)R.Klump,P.McAdam and A.Willman,"Unwrapping Some Euro Area Growth Puzzles:Factor Substitution,Productivity and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vol.30,no.2,2008,pp.645-666; R.Sato and T.Morita,"Quantity or Quality:The Impact of Labor Saving Innovation on US and Japanese Growth Rates,1960-2004,"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vol.60,no.4,2009,pp.407-434. (20)Charles Jones,"Growth,Capital Shares,and a New Perspective on Production Functions," mimeo,2003; R.Klump,P.McAdam and A.Willman,"Factor Substitution and Factor-augmenting Technical Prog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A Normalized Supply-side System Approach," Review of Ecnomics and Statistics,vol.89,no.1,2007,pp.183-192.
标签：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资本存量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增加值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