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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观念差异的外部表现
一、洞开与遮蔽
就自然美的自觉观赏、社会效用、理论概括以及艺术把握而言，自然美观念在中国较早就已洞开，而在西方则长期处于遮蔽状态。
自觉意义上的自然美观赏，中国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三～五世纪），西方始于文艺复兴时代（十四～十七世纪）。两相比较，时差竟达十一个世纪之多。魏晋以前，中国人面对自然并非无动于衷，但自然还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审美对象。所以诸如《诗经》、《楚辞》、汉大赋及儒道创始人著作里的自然景物，还只是人类活动的背景或社会现象的简单比附。魏晋以降，自然美的观赏渐趋自觉。其因概在玄学的兴起与社会的动荡更加亲和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宋初文詠，体因有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陶渊明躬耕自资，醉于田园之美；谢灵运遍游八方，乐于山水之丽，堪为其中代表。此后，自隋唐经宋元迄明清，人们不断拓展自然审美的领域，自然美观念进一步成熟与完善并始终保持了与西方有别的独特内涵。在文艺复兴以前，西方人也能对外在自然生发情感上的体验，然而那时的自然多是作为人类的敌对物而存在、还不能进入审美的阈界。有案可稽的自然美观念在西方的唤醒，始自意大利著名诗人佩脱拉克。肯尼斯·克拉克在《文明的脚印》中写道：“一三四○年左右，佩脱拉克爬上一座山后，发觉顶峰的风景是如此怡人（不过，他看了圣奥古斯丁的一段话后，又惭愧自己追求感官快乐）”。可见，自然的独立审美价值之敞开是多么艰难。值得庆幸的是，遮蔽于人和自然之间的那层厚厚的帷幕终于被佩脱拉克揭开了。瑞士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佩脱拉克是西方发现自然美价值的一个最早的真正现代人，他“能欣赏山色的美丽，而且能够把画境和大自然的实用价值区别开来”。〔1 〕正是由于有了佩脱拉克意义深远的区别，才有了伊拉斯莫斯、蒙田、笛卡尔、牛顿、华兹华斯等人对自然之美的观赏与描绘，才有了与中国迥异其趣的西方自然美观念以及这种观念的近现代继承与发展。
如何实现自然美的社会效用，是中西方自然美观念的又一分野。一般地说，中国注重和追求自然美向社会美的过渡与转化，西方则有意识地淡化和忽略自然美与社会效用的直接关联。能集中体现自然美向社会美过渡与转化的，是中国特有的风水观念。“风水”，又称“青乌术”、“堪舆学”。据有关学者考察，风水观念起源于太阳崇拜。〔2 〕“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尽管太阳之美后来才能为人类所欣赏，但人类对太阳正面肯定的情感却在风水观念诞生之前就已存在了。因而，风水观念在起源之初就是有意识地着眼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沟通。所谓“风水”，也就是“气”场。风水师认为“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曰风水”。〔3〕可见， 摒弃后来的封建迷信色彩来看，风水的根本目的在于达成人与环境的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从“气好——林茂——大吉”的环境吉凶观念审视，〔4 〕“风水”的美学意义在于通过理想环境模式的选择来促成自然美向社会美的过渡与转化。而人与自然两立的西方传统观念，则倾向于认为自然的美在于它的社会实用价值。但功利和实践本身又不是自然的美，所以作为对自然的直接占用与控制的补偿，西方往往把观赏自然的目光调向尚未与人类社会发生直接关联的自然。原始、粗犷、荒凉的自然，成为西方自然美观赏的主要对象。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炼金术，恰好曲折地反映了西方自然美观念的内在矛盾。既认为自然的美在于它的社会效用又认为社会效用损害了自然本身固有的美，是炼金术士普遍的心态。矛盾观念与反常心态铸就了炼金术士对控制自然与自我完善相互协调统一的理想境界终生孜孜以求的戏剧化人生，这一点与中国的道教徒颇为相类。〔5 〕这一现象的确充分展现出西方自然美观念在贴近与疏离人类社会问题上的内在悖论。
关于自然美的理论概括，中西方都是在有了对自然美的自觉观赏以后才出现的。总的看来，中国的自然美理论呈现出显著的描述性的经验形态和突出的实用价值，西方的自然美理论则显示出强烈的思辨色彩和明显的理论意识。从魏晋以后，中国自然美理论愈来愈精细、完备和专门化。就范围而言，从腹地到边塞，从田园到山水，从园林到荒漠，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早、中、晚三时差别，都在有关自然美的理论概括中得到反映和体现。就应用而言，山水画论、园林设计理论、寺庙庵观及楼台亭榭等建筑理论……无不或者整体或者部分地运用自然美观念进行具体实践的指导。同时，也有很多理论主张或观念曾经广为传播。象宗炳的山水“畅神”说、苏轼的“凡物皆有可观”论、廖燕的“以意为园”观，都格外新颖、令人称道，影响或开启了一代自然审美的新风尚。自文艺复兴起，西方自然美理论逐步深入、渐趋具体并有哲学化倾向。康德认为，自然的崇高显示出人的精神力量的自由和伟大，崇高只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歌德指出，自然物达到自然发展极致从而显示出它的特征就是美的自然。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显现在杂多的物质形式中，往往不纯粹，因而自然美低于艺术美。虽然这些探讨结论并不一致，对自然美的客观存在或者肯定或者否定，但它们都使自然美的研究具有更加浓厚的哲学色彩，从而给现代自然美理论研究以很多有益的启发。
艺术地把握自然美，中西之间不仅仅时间上有早晚之别，更重要、更本质的不同在于把握方式的差异。中国传统艺术偏于表现、以写意为宗，所以无论诗歌、散文还是绘画乃至园林，凡涉自然之美，均追求主观的理想状态。西方经典艺术偏于再现、以写实为旨，自然风景进入艺术多呈原初本真之态。就绘画而言，西方风景画强调逼真与比例，象荷兰画派所展现的树木、流水、船只、建筑甚至人物，都是经过精密计算而达到整体平衡的，前景与远景、明与暗、横与直之间都遵循与体现着这种平衡。而中国花鸟画、山水画在经历了形似——神似——意趣的历史演变后，终于形成了以诗为魂、以写为法、水墨为尚、抒情写意的审美特质。蛮山恶水，决无入画之理。重峦叠嶂，一望可以尽见；断港绝潢，扁舟能够飞渡。画家倪云林甚至说他笔下的竹，观者尽可以当作麻或者芦，因为它只不过“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偏于表现与写意，所以中国画的绘制采用散点透视；偏于再现与写实，所以西洋画的制作强调焦点透视。就诗歌而言，情况亦复如是。甚至连开一代浪漫先河的西方著名的湖畔诗人在描绘自然之美时，也强调“忠实地描绘未被诗人心中的任何热情或情感所改变的事物的状态”，并且努力“采用人们常用的语言”。〔6〕中国诗人描绘自然美则格外注重意境的营造。 同是写山水田园，虽则陶潜重“韵”、王维求“味”，但在重视主体的介入与把握方面却又是一脉相通的。因为“意境”作为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境”的辩证运动，是中国诗歌的根本精神。自然的崇高，在中国艺术中常常被优美地观照，成为壮美的显示；自然的优美，在西方艺术中往往被崇高地把握，成为艺术中的崇高。
洞开与遮蔽的差异，必然伴随着中西自然美欣赏侧重点的不同。简单地讲，是月景与日景两种不同的偏重。
二、月景与日景
自然美有多种不同的形态。按照质的标准，可以区分为自然的崇高和自然的优美。总体而言，中国传统上更欣赏自然的优美即秀丽、优雅、细腻的自然；而西方则习惯上更喜爱自然的崇高即险崛、荒凉、粗犷的自然。这一差别在艺术上也有明显的反映。朱光潜先生指出，“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7〕
中国偏于月景，才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有化解矛盾和冲突的“澄怀味象”和“应目会心”（宗炳），才有“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王维）、“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李白）、“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辛弃疾）的优美意境。西方偏于日景，才有人对自然的无限征服，才有自然的直接人化（马克思），才有“古舟子咏”（柯勒律治）超自然的神秘玄奥和“海上劳工”（雨果）对抗自然的惊心动魄。
中国偏于月景的欣赏，所以有关园林工艺、建筑艺术之类的古典应用美学非常发达。其突出特点在于追求“以天合天”、“自美为美”。月景式欣赏，常常优美地观照崇高，给日景式景观以朦胧化、轮廓化处理，所以“怪石”之“美”在中国园林中屡见不鲜、险象环生的自然概貌也要被微缩成“盆景”。比如，园林“怪石”之“美”，刘熙载认为“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李渔觉得“言山石之美者，俱在透、漏、瘦三字”。“怪石”之“丑”本来是属偏于崇高的日景式因素，而“透”、“漏”、“瘦”的艺术手段却给它蒙上了月景般的面纱，从而实现了“化丑为美”。西方偏于日景的接受，所以关于崇高的理论思辨不绝如缕，从博克到康德到黑格尔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无不对其预以格外的关注。日景式接受，往往要崇高地把握优美，或者干脆把月景式景观直接排除在审美的视界之外。
月景与日景两种欣赏侧重点的差异，内蕴着中西自然美追求价值取向的不同。统而言之，中国更偏于真的领悟，西方更偏于善的把握。
三、真的领悟与善的把握
中国传统上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相通的，两者存在着相同的“理”。董仲舒最早对此进行系统的理论阐发，认为人是天的副本。他曾说过：“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联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有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8〕尽管董仲舒的学说意在“独尊儒术”， 但“天人感应”的观念却也成为道佛两家的基本主张乃至一般百姓的信仰。由于这种观念的内在陶铸，中国的自然美欣赏才更多地注重自然之“理”的领悟、倾向于求“真”。山水田园诗中的道境与禅趣，仅仅是“真”之两格，更多的人生感悟在诗中更是随处可见。不但山水田园诗有“理”趣，而且山水画、花鸟画也要有“理”的浸染与支撑。荆浩画古松、郭熙描山水、华光说梅谱、唐志契论枯树，都没有摆脱一个“理”字。与此不同，西方习惯上认为人是高于自然的，自然界应该不断满足人类向它索取一切的欲望。培根以柔和的口吻表述过支配西方世界的自然观念；“当她在漫步的时候，你不是跟随而仿佛是在追逼着她（自然），那么如果你愿意，你能够指引和驱使她再次来到同一个地方”。〔9〕正因为如此， 西方的自然美观赏才更关注尚未被人征服的生野与蛮荒的自然。由于总是试图把握住它们，自然审美流露出明显的求“善”倾向。朗吉弩斯曾经说过：“在本能的指导下，我们决不会赞叹小小的溪流……我们要赞叹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甚或海洋”。〔10〕对照古埃及莎草纸手抄文，“当尼罗河一诞生，大地就一片欢腾，一切生机勃发，人们高兴得嘴都难以合拢……是尼罗河带来了丰盛的食物，是尼罗河创造了一切之美”〔11〕的生动描述启发我们，朗吉弩斯并非自觉的自然审美意识也是以潜在的“善”为价值取向的。此后西方在对自然崇高的哲学思辨中，“善”的取向一直被继承贯穿下来。譬如，康德在论及自然崇高时曾经说过，悬崖、乌云、闪电、雷鸣、火山、飓风、废墟、海洋、怒涛、洪流、巨瀑“诸如此类的景象，在和它们相较量里，我们对它们抵拒的能力显得太渺小了，但是假使发现我们自己却是在安全地带，那么，这景象越可怕，就越对我们有吸引力。我们称呼这些对象为崇高，因为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类的抵抗的能力，这付予我们勇气来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12〕其最终目的仍在于和自然的“较量”。这种“较量”在西方艺术中也是常见主题。
下篇 在差异表象的背后
如果仅仅限于外部现象的描述，那么问题的研究就容易陷入堆积材料的现象胪列或者故弄玄虚的魔方转换——这正是当前比较美学中最突出的流弊。鉴于此，对上述差异的根源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本质规律进行一番分析和探讨，实属必要。
一、差异何以形成
对自然美有了自觉的观赏以后，中西自然美观念分道扬镳的行程加剧了。主要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
1.地理环境与经济命脉。中国地处内陆，幅员辽阔，自古以来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形成稳定统一、自给自足的大农业经济，从而也生成了庞大的主客一体的农业型文化体系；起源于克里特岛的西方文明，多处近海地带，海阔天空适于贸易，自古以来人们就习惯于变动不居、形成繁荣发展的商贸经济，从而也生成了带有掠夺性、征服性特征的主客对立、惟求财富的商贸型文化体系。
2.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从历史发展阶段看，中西传统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属于古代素朴的辩证思维。但从不同文化圈的角度着眼，二者又有明显的差别，中国意象性思维更为发达，西方对象性思维更加突出。意象性思维偏于“以物观物”、“物我合一”；对象性思维偏于“以我观物”、“物我两分”。“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13〕“公而明”的价值取向往往要注重伦理和群体，因而中国传统上属于一个伦理和艺术的社会；“偏而暗”的价值取向常常是强调功用和个性，因而西方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靠宗教和科学来支撑的社会。
3.政治观念与艺术体系。中国自西周以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聚居的大一统的国家，其间虽有封建式、郡县式、近代式的差别，政治制度、机构设施乃至意识形态也起了新的变化，但几千年的民族传统和国家传统却始终绵延不断，它培育起重统一、重稳定、重团结、重和谐的政治观念。政治观念与农业型文化体系共同作用，塑造出中国从时间方面（天长地久）静态地反观自身（向内看）的艺术体系。西方社会从希腊到罗马再到欧洲，不但政治形态改变了，而且国家和民族的传统也改变了——从希腊市府到罗马帝国再到封建诸王国；从希腊人到罗马人再到北方日耳曼人。纷纭多变导致重开放、重发展、重斗争、重征服的政治观念的形成。政治观念与商贸型文化体系相互结合，培育出西方从空间方面（海阔天空）动态地摹拟、认知和掌握自然（向外看）的艺术体系。
地理环境与经济命脉、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政治观念与艺术体系等多因素综合，导致了中西自然美观念多方面的明显差异。内陆地势与宽阔界域、农业型经济与文化、意象性思维、伦理社会、大一统观念、向内看的艺术体系，决定了中国自然美欣赏较早就已洞开而且偏重于月景式观赏、真的领悟和理想化、主观化的艺术处理；近海地带与狭窄地域、商贸型经济与文化、对象性思维、宗教社会、发展和独立观念、向外看的艺术体系，决定了西方自然美欣赏长期处于遮蔽状态而且去蔽后的欣赏也多偏重于日景和善的把握以及现实化、客观化的艺术处理。
二、一个二维互补的人类对自然美本质的认知模式的整合系统
1.近代以前的中西对立与互补。如上所述，近代以前，中国认为自然之美在于“真”；西方则认为自然之美在于“善”。换言之，中国长于从自然中捕捉社会伦理、抒发宇宙情怀；而西方则惯于从自然中寻求生命意志、获得即发情感。
求“真”的目的，是通过自然感性外观形式的和谐来实现伦理层面上、感性体悟中的“和谐”。求“善”的意图，是以自然感性外观形式的对立与不和谐来达到宗教意义上、理性精神中的“和谐”。可见，中国自然美欣赏所追求的“真”，并不是自然现象的内部结构和客观规律；西方自然美欣赏所追求的“善”，也并不是自然现象的明显的物理功能和直接的社会效益。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可以从中西自然美观念的对立之中寻找它们的契合点与沟通处。与中西自然美观念两相适应的契合点与沟通处，也便是自然美的本质之所在。
自然美欣赏求“真”而“真”不在于自然现象的内部结构和客观规律，说明中国人眼里的自然美是以“善”为形式、以“真”为内容的。“善”的形式与“真”的内容相统一，便是自然现象包孕着的社会伦理、宇宙情怀。自然美欣赏求“善”而“善”不在于自然现象明显的物理功能和直接的社会效益，说明西方人眼里的自然美是以“真”为形式、以“善”为内容的。“真”的形式与“善”的内容相结合，便是自然现象蕴藏着的生命意志、即发情感。
无论“善”为形式“真”为内容还是“真”为形式“善”为内容，自然美总是体现为人类认知与实践在自然现象感性层面上的瞬间汇合。这种瞬间汇合，就是一种非真非善而又亦真亦善的自由的形式。因此自然美可以简单地界定为，由非人工客体所呈现出来的使人类认知与实践在感性层面上瞬间交汇的自由的形式。
“自由的形式”作为自然美的本质是一个整合的概念系统，它由中西自然美认知观念两个对立的维度互补而成。
2.中西现当代的同步逆转。正如多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了中西传统自然美观念的明显差异，多因素多条件的综合作用也导致了中西自然美观念在现当代几乎同步的逆转。西方在对大自然进行了长期征服和恣意掠夺后，开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自然美在“善”的观念逐步被自然美在“真”的意识所取代。国门大开后的中国，出于经济增长的需要，开始放弃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人与自然安然相处的传统观念，努力进行自然的开发、向自然索取更多的所需，自然美在“真”的思想逐渐被自然美在“善”的认识所代替。
自然美观念的同步逆转，在中西现当代艺术中也有明显的折光与体现。月景式自然更能引起当代西方艺术家的兴趣，而且他们开始喜欢用主观化、理想化的方式去把握整个自然界。与此相反，日景式景观更能引发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欣喜与共鸣，客观化、现实化的艺术把握更能适合他们异于传统的现有心态。
中西现当代自然美观念的同步逆转，恰恰是自然美本质认知系统两个原有维度的错位与互换。尽管各自的观念改变了，自然美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三、自然美观念的当代指向
中西自然美观念的现当代同步逆转，的确意味深长。
1.历史不能割断。中国当代自然美观念，是在超稳定、超和谐的封闭而单一的农业型经济文化体系的大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是对传统的有力反拨。今天的中国对自然进行开发和索取，首先是值得肯定的事情，绝不能以西方“保护自然”的主张为借口来限制中国的速度和发展。西方当代自然美观念，是在他们经历了商贸型经济文化体系所导致的对自然长期无限制的征服和掠夺后，由于体验到失去自然呵护的苦痛而迸发出的真诚呼喊。它的确发人深省、值得借鉴。我们决不可以用“开发自然”为理由而对西方的呼吁置若罔闻。
2.现实不能曲解。当今中国自然美观念向“善”的归附，看起来似乎是向西方传统的顺应；而当今西方自然美观念向“真”的靠拢，看起来也似乎是向中国传统的回归。其实，这些都是表象，不能将它们当作本质。否则，就会曲解自然美观念在当代中西方的同步逆转。
当代中国向自然求索的“善”，不是西方传统自然美观念中的“善”。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所追求的自然之“善”，不是西方传统自然审美中的生命意志与即发情感，而是一种明显的物理功能和直接的社会效益。当代西方向自然追寻的“真”，也不是中国传统自然美观念中的“真”。换言之，西方目前所向往的自然之“真”，不是中国传统自然审美中的社会伦理和宇宙情怀，而是自然现象本身的内部结构和客观规律。质而言之，中西当代自然美观念都没有放弃和背离各自原有的传统，只不过传统的保留采取了更加隐蔽的形式。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没有对自然的深刻认识与把握、没有对自然的充分控制与改造，就决不会有对自然美高水平高层次的欣赏。
3.自然美，始终是一种自由的形式。自然美的古代形态，是非人工客体所呈现出来的使人类认知与实践在感性层面上瞬间交汇的自由的形式。它在中西方呈现出两种对立互补的表现模态：中国古代人眼中的自然美以“善”为形式、以“真”为内容；西方古代人眼中的自然美以“真”为形式、以“善”为内容。由于“真”和“善”的特定内涵，自然美的古代形态所呈现出的自由的形式还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人类认知与实践在自然现象感性层面上的瞬间汇合。现当代自然美观念在中西方的同步逆转，赋予“真”和“善”（指向自然的）以鲜明的时代特色。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与实践都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因而自然美的当代形态是人类高级认知与高级实践在自然现象感性层面上的瞬间交融、是一种更高级的自由的形式，它在更高的层面上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黑格尔）。
作为使人类高级认知与高级实践在自然现象感性层面上瞬间交汇的更高级的自由的形式，自然美的当代形态启发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高级认知，要求人类的自然本性不要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走向迷失；高级实践，要求人类对改造自然观念的弘扬不要在客体认知活动中归于失范。健全的人类本性与合理的自然改造，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调控，才是自然美永远存在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的根本前提。
倘能以此调控人与自然的关系，则自由的形式将永存于天地之间。
注释：
〔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295页，商务印书馆197 9年。
〔2〕何晓昕《风水探源》，第6—8页，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3〕郭璞《葬书》。
〔4〕参见刘沛林《风水模式的环境学解释》，载《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年1期。
〔5 〕参见傅谨《超越与重构—论道教信仰中的自然山水和自然人生》，载《学术月刊》1995年7期。
〔6〕《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第42—46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7〕《诗论》，第74页，三联书店1984年。
〔8〕董仲舒《人副天数》。
〔9〕《论科学的增进》，转引自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 第53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
〔10〕转引自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第148—1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11〕转引自鲍列夫《美学》，第61—62 页，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
〔12〕《判断力批判》，上卷第10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13〕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