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与运作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试论论文,运作方式论文,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先以商品资本，后以货币资本大肆入侵，使传统中国一步步发生变化，而“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①则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实行掠夺的一种重要方式。
从1845年第一家外国银行——丽如银行在中国设立到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半个多世纪中，在中国，作为从事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储蓄等业务，充当信用中介的银行一直由外国人经营。他们通过对华投资，借款给中国政府，逐步控制中国金融市场，从而操纵中国社会经济。而盛宣怀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家具有近代意义的金融机构，它的成立无疑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其独特的作用。
（一）观念改变——对银行重要性的认识。
在银行出现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曾出现了类似于银行的金融机构——钱庄。在鸦片战争后，钱庄性质“也随之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迁”②，其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渐为人知。而对现代金融机构——银行作用的认识，即使是最先进的中国人也有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
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曾对英国银行制度有所介绍，流露出相当的向往③。事实上，在近代中国110年历史上，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开设的数十家银行中，势力最大的就是英国的汇丰银行。
最早提出在中国设立银行的，则是长期流寓香港的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他在其发展资本主义纲领的《资政新篇》中，首次提出“兴银行”的主张，④但这种近代化的主张，随着太平天国政权的覆亡而湮没。
中国最早的赴美留学生容闳从美国回来后，曾和洪仁玕在南京有过接触，并向洪仁玕提出七条建议，其中第五条即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⑤，他们对近代银行的认识与他们在香港和美国的人生经历显然是密不可分的。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入侵，商品交换和商业经营范围的扩大，对资金的需求，对信用的利用远胜于前。尤其洋务派在创办洋务企业过程中更是看到“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⑥，并且希望中国“亟宜仿办”。而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在1876年就向被称作“丁鬼奴”的丁日昌提出”由中国纠集股份设一大银行，并在国外伦敦、日本设立分支机构，为发展海外贸易和远洋航运服务”⑦。
1877年，还有人建议在天津设立银行，“由招商局人司理其事”。⑧1882年，又有人倡议在上海“仿照西法开一大银行”，“广邦商人富裕者可纠以入股”⑨，这些创设银行的建议大多是国人感于外国银行在中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而发出的。其地域范围从华南广州到华北天津，都是有外国资本入侵的城市，其共同点均是通过招商方式，组建股份制银行。
而李鸿章的观念则较国人更为开放。他在1885年提出创设中外合资银行，并请英国怡和洋行的英国银行家经办。他的理由是“若由户部及外省委员开设，恐信从者少，资本尤缺，须纠合中外众商之力，着实办理”，这样“可期经久”⑩。应该说李鸿章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深刻的，事实上他的这个创立中外合资股份制银行被以“阳借代为谋得之名，阴为包揽并吞之计，居心叵测，祸国害民”(11)的顽固派所抨击，此建议仍是以流产告终。
而马建忠在1886年更主张向美国旗昌银行贷款40万两，并由招商局和台湾名绅林维源共10万两，创立一个以开发台湾为目的、专向资金放贷的股份制合资银行。
这类设立中外合资股份制银行曾在一个名叫米建威的美国商人手下推向差点实施阶段。1887年，米建威来华，议设American Chinese Bank,并与李鸿章协商取得共识，总行设立在天津、上海、美国费城，英国伦敦设立分行，总资本一千万，由中美平均分担，各占50%股份。董事长由美国银行家专任，职员各一半，这样一个中美合资股份制银行，结果又内有顽固派弹劾李鸿章，外有英、德、法诸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而流产。
银行“这个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12)、“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13)对于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郑观应在1893出版的《盛世危言》中曾给于专论，他列举出办银行利国利民的十大作用，全面概述和总结了近代银行特点、功用与社会意义。他从长期办洋务的体验中认识到“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14)对于“盛衰隐关国本”的银行，“为公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业而维持市面也。”(15)这种对银行作用的系统认识，是国人对近代银行认识观念的一大升华，也是郑观应“富强救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时代呼唤——中国通商银行应运而生。
对近代银行的认识，在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中，先进中国人经历一个曲折的认识，尽管曾有不少创立银行的建议和计划，但这些还只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只是到了甲午战争后，在盛宣怀一手操办下终于“千呼万唤”始成立。
中国通商银行之所以成立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实与当时的种种因素有关。
首先，以商品输出为主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十九世纪后半期，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对中国掠夺加剧，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康，粱在全国掀起以挽救民族危亡的维新运动。《马关条约》签定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要其“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16)其中尤以“变法”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在一系列改革条文中，银行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是清政府的财政困窘。这是政府终于同意成立银行的直接原因。《马关条约》中对日赔款高达2.3亿两白银，而政府岁入仅800万两，财政赤支严重。1889年户部的一份奏折指出了财政支出的大项军饷、洋务、息债。清政府为“自强”创办的不少洋务企业，普遍存在缺乏资金的问题。数亿两白银的对日赔款，更加剧了财政赤支，使资金短缺更为严重。财政困窘，使清廷的官员一改从前的顽拒心态，也筹议银行。1895年顺天府尹胡燏棻上奏设“聚亿万之财，收亿万之利”(17)的银行，在1896年容闳再次向清政府提出创立国家银行的同年，盛宣怀上《请设银行片》，奏设商办银行。
盛宣怀是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人。这个诚如李鸿章在1877年所评价的“欲办大事兼作高官”，“处于非常之世，作了非常之事的非寻常之人”，(18)早在创办通商银行之时，已是集轮船、路、电、矿企业管理大权一身的重要人物。
中国通商银行之所以在盛宣怀手中终成现实，与盛宣怀这些个人经历显然密不可分。“今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18)盛宣怀在长期办洋务过程中深知资金重要，铁厂与铁路都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也是花费资金巨、获取效益缓的企业，如没有银行的巨额资金融通，显然是难以成功的。
郑观应在盛宣怀任铁路公司督办之时，曾致书于盛宣怀，“银行为农业中枢，藉以维持铁厂，铁路大局，万不可迟”。并强调，“银行不独与铁路、铁厂相表里，亦属利薮，迟为捷足先登，诚为可惜”(20)。
其实，创办银行的重要性不独为郑观应一人所认识，盛宣怀联系自己在兴办铁路、募集股金的甘苦，深有感触说：“钦政奉旨招商，逾年无效，推原其故，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散而难聚”(21)，大量民间的资金无法汇聚，用来建造急需巨额资本的铁路等民用企业。
况且“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华商必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这种认识可谓深刻。发展大型的近代企业没有银行的巨额资金作为后盾，很难有所成就。事实上，任中国海关总税务使数十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一直觊觎银行。“如果银行权属洋人，则路股必无成”(22)。不仅要铁路和银行齐办，而且防止银行权旁落洋人。“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种种因素催使“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23)。
在盛宣怀致张之洞信中，他说“铁路既以华股归商办为主，银行似亦应一气呵成，交相附丽”(24)。信中提出他创办银行的形式——股份制的商业银行。
针对那时办银行的种种困难，盛宣怀深感，“银行与铁路，互相维系，应归一手”(25)，必须归其一人统一经营，才“互有裨益”，如不如此，“亦必两难”。(26)此倡议固有争权一面，但确实，当时创办银行这种大事，只有交与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经办企业经验的人管理，才既可以抵御洋商对中国银行的非分企想，又可减少官僚式互相牵制，相互推诿的内耗，从而提高办事效率，使银行更好促进铁路建设，发挥其“以供上下之求给”的资金需求。
事实上，盛宣怀也确有实力来创设股份制商业银行，他利用其各种关系“已暗招数十富商大贾，得实在华股三百万金”(27)。
1897年银行创办时股份统计如下：(28)
一、招商局 16000股800,000两
二、张振勋
2000股100,000两
三、盛宣怀 14600股730,000两
四、严筱舫
1000股 50,000两
五、电报局
2000股100,000两
六、洪植臣800股 40,000两
七、粱于卿200股 10,000两
八、其它 2585股 169500两
九、外埠招商局
3350股 167500两
十、外埠股款
92股4600两
合计42627股 2231350两
从股份统计可见，盛宣怀的股金占总股金的32.7%，确是有实力而绝非大话空言。
如何办银行，盛宣怀深知洋务企业经营并不成功。金融自有其内在的科学管理。“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因而必须”“照泰西商例，悉由商董自行经营”。只有让经营者充分行使经营自主权，减少行政干预，才能“合天下之商力，以为天下之银行”，(29)才可克服官办、官督商力、官商合办种种弊端。这种“商款商办，官但保护而不管事”的商业银行，才会富有成效的经营，才会发挥其功效。
对于这种商办股份制银行的作用，盛宣怀也有其全面认识，可经办国债，解决政府由于赔偿巨款财政赤支预算所出现的财政困难，“嗣后京外拨解之款，可交汇以省解费”，“公中备用之款，可暂存以取子息，官造银元，尚不能通行尽利者，可由银行转输上下，官得坐收平色之利”。而且，还可以吸收民间游资，“铢集存累，不致随手花销”。(30)
为创立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可谓费尽心力。首先他上办银行的奏折要通过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户部的核准并非易事，其中既有顽固派荣禄为首的守旧重臣，对近代银行无知的挑剔，又有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重重阻挠和激烈反对。所幸，盛宣怀的这一有利于国计民生之事，获得了李鸿章、翁同龢等人的从中蔬通，终于才得到“设立银行一事，目前咨询各节，系为顾全大局起见，并无益上损下之意”的答复，并希望盛宣怀“及早开办”(31)。若干睁眼看世界，关注民族与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长期呼吁，经过盛宣怀等身体力行的切实努力，中国第一家股份制通商银行，终于于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外滩广东路6号（原大英银行旧址）宣告成立。它的成立，标志我国近代金融业有了新的发展。
（三）商办股份——通商银行的运作方式
为了使这千呼万唤才创立的中国通商银行能够达到创办者预期的设想，盛宣怀组织拟订《银行成议节略》、《银行成议源贴》，并且拟定《中国通商银行章程》22条，决定用集股方式，创办股份制银行，并根据股份多少择定董事会成员，改变官僚机构对金触业的垄断。董事局成员组成，施则敬，朱佩珍和严信厚等均是民族资本家；严潆、陈猷为轮船招商局会办；杨廷果是电报局总办；张振勋是华侨资本家中的巨擘。他们都是当时各方面有经济实力的人物，由他们组成董事会，便于银行资金筹措。轮船招商局陈猷、严潆集股八十万两，“凑入中国通商银行”(32)因为其时政府本身资金短缺，靠户部100万两的白银无法办一个有实力的与洋行争利的金融机构。况且当时创办银行有来自保守派的重重阻力。
由于银行是“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而中国向来缺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设立银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有大量的经营金融的人才。因为要使银行成为一个有经营利润的企业，必须重视经营的效率。
南亮进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日本的比较》一书中说：“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是中国经济组织中最落后的领域”(33)，这不仅指当代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滞后，而且也贴切反映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金融实况。
盛宣怀知道中国缺乏专业金融人才，因而专门聘请原汇丰银行大班关德伦(A.W.M-aitland)任通商银行首任大班。
汇丰银行1864年8月6日才在香港创立，1890年它的存款总额已超过港币一亿元。之所以在近代外国资本在华开设的数十家银行中成为势力最大的金融机构，自有其成功的经营之道。聘请洋大班经营，可以使通商银行的经营接照现代银行经营规则运作。
盛出任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局董事长，并不是如当时社会上种种对盛的非难之所言，大权独揽。而是其占有其中最大的股份，自然应由其组织管理通商银行。
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即是商业性股份制银行。之所以接受户部100万两白银存于通商银行，实则上是盛宣怀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方法，“若无官本，官无利益，官必不认保护之权”(34)。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没有官方保护，一切皆难发展，但如有官方保护，又必然会导致其时企业经营的种种弊端，为此，盛宣怀设计仿轮船招商局创办之初借官款垫足股本，开办后陆续归还官款方法，(35)以避免官方渗入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
正是由于采取商办股份制的现代经营方式，又聘请熟悉银行业务的洋大班进行经营，银行开办一年后，即在许多城市设立分行。盛宣怀总结一年经营说；“此后自王畿以及各通商码头，泉府机括，血脉贯通，或不至尽为洋商所把持……气脉流通，商民交便，利在无形，余得愈厚，归公愈多，利在有形”，从而得出结论：“欲富国，必兴商务；欲兴商务，首重银行”。(36)这种在其时较为先进的经营，事实上在筹办铁路和其它企业赢利上起了不少作用，甚至“汇丰开办之初”，也“尚无如此景象。”(37)
从中国通商银行章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用人办事，业务原则，经营方针都强调“悉照西例”、“以汇丰为准”，以扬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长，避中国封建经营方式之短。所聘请的洋大班美德伦，系“在汇丰银行数十年，熟悉中西银行生意”(39)的金融行家。章程确立“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买办辅之”，但同时又保留总董在用人和大针方针最后决定权，这种经营权和人事决策权分离，利于银行作为商业性企业的企业经营。
中国通商银行——作为商业性股份制银行，在成立后吸收社会存款，动员社会闲散资金于洋务企业经营，对钱庄进行资金拆借，进行工商业贷款，尤其对私营工商业贷款，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原先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已不适应被动开放的社会需要。尽管钱庄迫于形势发展进行了适应性改革，但近代军、民用工业发展，铁路的兴建所需要的巨额资金，钱庄和票号还是不能适应。在这种情况，近代银行的成立，对于“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无疑是起了相当的作用。
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作为中国第一家近代金融机构——商业性股份制的中国通商银行，在各种资源有效配置上必然受到专制制度下种种阻挠，阻挠了银行资金作用的发挥，使之难以追求资金利用的最大效益。
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其经营方针、经营方式，人员管理等是符合现代金融业的经营管理的，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注释：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62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39)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P177、441。
③魏源：《海国图志》卷51。
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P533。
⑤YongWing:《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P109-111.
⑥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卷1。
⑦⑧⑨《申报》，1876年3月18日，1877年8月4日，1882年3月3日。
⑩《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9。
(11)转引自李瑚：《中国经济史丛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243。
(12)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3)《列宁全集》第25卷，P32。
(14)(15)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P679.P682。
(16)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第二册，P135。
(17)《中国近代币制回题汇编 纸币篇》。
(18)(20)夏东元：《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4，P247，(22)(24)(25)(27)P248。
(18)(21)(26)(36)(37)盛宣怀，《愚斋存稿》卷25，P15；卷2，P30-32；卷3，P66。
(23)(29)盛宣怀《请设银行片》、《皇朝经世文编》卷2。
(28)《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P109。
(30)(35)(36)《盛档》，《银行成议节略》；《盛宣怀禀》，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严信厚所拟银行章程》，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
(31)《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P4。
(32)《交通史·航政篇》，第一册，P186。
(33)南亮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日本的比较》，经济管理出版社1991年版。P31。
(34)洪葭管《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金融控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上册，P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