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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的了。
1955年10月15日，毛主席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谈话”中，言简意赅地指出：“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的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
可以说，毛主席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两千多年来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从中日开始交往至今，两国关系呈现为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是从公元57年日本的倭奴国王遣使东汉，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这个时期中日关系总特点是：中国历经王朝盛衰，国运沉浮，忽必烈征日；日本则经历幕府锁国，以及以吸收中国文明为主导的漫长发展时期。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中心；日本积极导人中国文明。中日关系是“强弱型”（中国强日本弱）关系；友好交往是两国关系的基调。
第二种状态是从明治维新至1972年中日复交，其间经历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31年～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这个时期中日关系总特点是：日本成为亚洲惟一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则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直到1949年才“站起来了”。中日关系是“弱强型”（中国弱日本强）关系；侵略与被侵略是两国关系的基调。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2年日本结束被占领状态而独立，这为两个独立国家间的平等交往准备了条件。但是，从50年代到60年代，除两国民间交流有所发展并提升到半官方关系外，中日关系基本上处于对立、隔绝状态。1972年中日复交成为两国正式开始平等交往的起点。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主席感慨无量地说：“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的了。”
从两国实力对比看，中日关系终于从两千多年来的“强弱型”或“弱强型”关系走向第三种状态——“强强型”关系。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日本尚有很大差距，中日关系也与成熟的“强强型”关系还有一段较长距离。
面对两千多年来中日相处第一次走向“强强型”，中日两国从国民心态到外交思想都需要进行调整，尤其是对一百多年来习惯于在亚洲地区“一枝独秀”、习惯于“周围都是弱国、小国”、至今在经济上仍比中国强大的日本来说，更需调整自己的心态，从思想感情上接受亚洲加快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新现实，努力“适应”日益崛起的周边邻国，同它们平等相处。
但是，鉴于中国人口多，幅员大，要日本接受和适应一个日益走向强大的中国，恐怕要更难一些。因此，在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之前、在中日关系达到如同二战后法德关系那样的、成熟的“强强型”关系之前，中日关系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可能面对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两国关系的基调将是：既存在相互合作的一面，又存在相互摩擦的一面。而如何使相互摩擦不致影响甚至破坏能给两国人民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带来巨大利益的相互合作，将成为两国外交的一个中心课题。
过去，日本军国主义敢于侵略我国，是与旧中国的软弱和落后分不开的；如今，日本少数右翼分子胆敢否定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也与我们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有很大关系。因此，加快发展自己，发展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合作，促使中国更快实现现代化、更快强大起来，是比任何言辞都更有力、更强硬的对日本右翼的批判。
周恩来：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
1954年10月11日，周总理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诸位要问，我们工业化了，日本也工业化了，不会有冲突吗？事情是会变化的。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么关系是搞不好的。……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
可以说，周总理的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百多年来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工业化道路。为了发动对外战争的需要，二战前日本建立了以军事技术为重心的重化学工业化基础。
在这段时期，诺大的“农业中国”成了日本的重点欺负对象。二战后，日本在战争废墟之上大力推行以民用技术为主的发展路线，使日本的“工业化走进人们生活”（比如电在家庭的使用、电话、汽车及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的发明和普及等），甚至达到“如鱼得水”的境界。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实现了真正的重化学工业化。1983年日本机械工业出口（在日本，“机械工业”的内涵很广，包括汽车、半导体、计算机、原动机等等）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意味着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但是，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年以上的低迷期。由于国内需求低迷和生产成本偏高，日本制造企业的生产活动一步步向国外转移，国内一部分工厂合并甚至关闭。
然而，对于日本来说是“失去的十年”的90年代，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却是“收获的十年”。在“内力”（改革）和“外力”（外资）双重推动下，中国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商品涌向世界各地。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不到半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又显示出新的增长。于是在日本，一些人惊呼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他们担心“中国制造”的崛起将大量夺走日本人的工作岗位，进一步加深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有人甚至将中国工业化同“中国威胁论”联系起来。
这恰恰是周总理在近50年前就已觉察和预见到的问题：“我们工业化了，日本也工业化了，不会有冲突吗？”然而，如果具体分析一下中国工业化与日本工业化的关系以及两者发生“冲突”的具体领域，就不难理解周总理所说的“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这句话是多么精辟和富有远见。
第一、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企业走向世界的时代。中国工业化的进展正好为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舞台，正如日本一家大企业的领导人所说，“当今日本制造业发展的舞台在中国”，不少日本先进企业将其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所获取的收益用于在其国内发展有成长前途的高新技术产业。
第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向日本出口廉价工业品，既有利于日本消费者，也对日本的结构改革有推动作用，归根到底是在帮日本的忙。日本是个高物价国家，而低廉的“中国价格”的冲击，有利于日本改变其“高成本、高物价”的经济结构。
第三、如果说中国工业化与日本工业化在某些方面发生什么“冲突”的话，那么，这个冲突主要发生在日本的“夕阳产业”部门。这种“冲突”也许会导致日本一时的、局部的“阵痛”，但最终将促使日本国内的经营资源从“夕阳部门”向成长部门转移，推动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化，加强其作为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机械、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的“世界供应基地”的地位。
第四、日本是个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来厉行改革的国家。明治维新靠的是欧美列强逼日本开放的“外力”，其象征就是所谓“黑船”造访；战后改革靠的是美国占领的“外力”；推动当今日本改革的“外力”或许正是这个被日本某些生产者看作是“21世纪黑船”的“中国产品价格”。
因此，只要中日两国都坚持改革开放，特别是日本如能进一步向亚洲开放，加强同中国等亚洲各国的合作，那么，周恩来所说的中日间“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就一定能实现。
另一方面，正如《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2)》所指出，欧美和日本等主要工业国人口总和才只有7亿（在高速工业化时期这些国家大都只有几千万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为12%，而且它们的工业化是在200多年时间里在七八个国家内先后实现的。而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超过五分之一的大国，在几十年内一举进入高速工业化时期，显然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现象，不可能不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影响（包括对环境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也需注意正确“认识自我”，客观估价中国崛起将可能在亚洲乃至世界引起的新现象新问题，更要认真遵循周总理所指出的、与日本等亚洲邻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方向，处理好同日本等周边邻国的关系。
邓小平：中日之间“友好”的重要性超过了“问题”的重要性。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去年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可以说，邓小平的这段话高度概括了中日恢复邦交30年以来的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
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中日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日益扩大。从1994年以来，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但是，在中日关系不断发展的30年中，两国关系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在如何看待日本侵华战争等问题上，两国间发生了一系列摩擦。2001年曾发生了大葱等贸易战。今年又发生了沈阳领事馆事件等。
其中，特别是日本一些政治家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行，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中国对日本右翼分子否定甚至美化侵略战争言行的严正批评，又反过来在日本国民中引起了各种不同反应，致使情绪性因素日益上升并影响到两国间正常关系。
上述状况迫使中日外交忙于应付两国间不断发生的各种问题，同时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又不能不考虑到本国人民情绪，不得不在感情与政策、情绪与理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对于外交决策者来说，中日间“问题”是具体的，而“友好”却渐渐变得有些“抽象”。又由于中日间各种问题频频发生，更影响一些人们去深入考虑中日之间究竟是“问题”更重要，还是“友好”更重要。
但是，中日复交30年来的历史已经证实，还是邓小平说得对，这就是中日间“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第一、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跨越国界发展的体现，而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体现。
第二、事实证明，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战后日本广泛开展的日中友好运动的基本宗旨就是“日中不再战”，以使日中关系达到“和则两利”境界；反之，反对“日中友好”的右翼则表现得很“好斗”，甚至扬言要发展核武装。但是，亲身经历过两次原子弹袭击的日本人民心里十分清楚“日中再战”意味着什么，在当今军事技术革新的条件下，中日不仅“斗则俱伤”，而且日本恐怕要比中国“伤”得更重更惨。因此，邓小平强调中日友好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是非常语重心长的。也就是说，再大的问题也要服从两国关系和两国间和平这个大局。近日，日本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在访华时提出建立“亚洲不再战共同体”，再次表示要避免过去的人间悲剧重演的决心。
第三、“友好”重于“问题”的另一理由是，中日间发生的各种问题只有在不断推进中日友好、不断发展两国关系之中才能获得解决。事实证明，如果一遇到问题就放弃中日友好，把两国关系发展停顿下来，只能于事无补；只有不断发展两国间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间坦诚对话，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第四、如果说中日间的问题是“局部”，发展中日关系才是“大局”，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大局”，这就是发展中日关系关系到整个亚洲的利益。换句话说，中日两国“和则不仅两利而且利亚”，“斗则不仅两伤而且伤亚”。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榊原英资说，“决定亚洲时代的关键在于日本同中国之间的历史的和解”。中日应明确自己作为亚洲两大国对整个亚洲复兴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克服邻人反而“相轻”、“相疏”的倾向，努力建立良好的两国关系并使之成为亚洲地区合作的凝聚核心。反过来说，推动亚洲合作和复兴的共同责任和利益也将成为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的最佳“切入口”，中日“伙伴关系”也可在为亚洲地区合作“多做实事”的过程中获得深入发展和具体落实。
江泽民：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
这是2000年5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日中文化观光使节团主要成员时所讲的很重要很精辟的一句话。
可以说，江主席的这句话准确地抓住了今后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关键，精辟地阐明了整个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刻本质与坚实基础，有着十分深刻的含义。
第一、中日关系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归根到底是靠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第二、对日本人民讲友好与对日本右翼作斗争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辨证统一的关系。不管中日两国关系中出现什么问题、曲折和风波，只要抓住了“两国人民友好”这个根本，就可以相信任何企图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最终是不会得逞的。为此，我们要严格地把少数右翼和军国主义分子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因为同日本人民讲“友好”，促使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就不利于少数右翼扩大其影响和势力，不利于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拿选票，这才是少数右翼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
第四、发展中日关系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扩大两国人民间的交流。日本少数右翼其实最怕中日人民扩大交流，因为谎言制造者最害怕人们知道事实真相。因此，他们竭力煽动两国民族间的对立情绪，希望两国人民越少来往越好，最好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加强中日人民的友好，扩大两国交流，就有助于更多日本人了解中国，使所谓“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
与此同时，应把“友好”和“合作”作为推进中日关系的两个轮子，既增强“友好”带动的精神力量，又充实“合作”产生的物质利益，通过“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良性循环，促使中日关系“更上一层楼”。此外，正如欧洲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深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还可起到“安全装置”的作用。
第五、“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这个思想还提醒我们，我们的对日外交需更注意眼睛向下，善于休察民意，理解“普通人的感觉”，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人民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信息，并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意味着为了重视“人民的力量”就必须充分认以“网络的力量”，努力发挥信息化时代民间外交的作用。
总之，加强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必将成为我国对日外交的重要的、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