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的福禄寿考与唐皇室的平乱图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皇室论文,图强论文,福禄论文,郭子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2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799（1999）02-075-079
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皇室一方面着手调集力量平叛，另一方面着手整顿朝纲、强化皇权以便重整河山。这一平叛图强的思想经过唐室肃代二朝的一致贯彻和努力实施，取得很大成效。但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唐室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则未免失之偏颇，尤其是在对平乱中涌现的统兵将帅的处理上，乱事初平，功勋将帅即先后受猜忌或死或被逼反，独郭子仪勉强幸免，其事足值深思。笔者以郭子仪的宦海浮沉为线索，对唐室的平叛图强策略予以考察。
一、郭子仪的福禄寿考
郭子仪，华州郑县人，生于武周神功元年（697）， 病故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享年85岁。 他于唐玄宗开元时中武举高等授左卫长史，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凭军功封汾阳郡王，累官至太尉、中书令，平定“安史之乱”功不可没，肃宗曾对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唐纪三十六，至德二载十一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版。）。唐德宗时，因其曾任山陵使（皇陵使），赐称“尚父”。
郭子仪的事迹，玄宗天宝九载（750）前， 史书只是追记其所任官职，不见其事。天宝九载，郭子仪任都知兵马使，才略见其事（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载天宝八载三月，郭子仪为横塞军使，天宝九载八月，郭子仪以身捍卫朔方节度使张齐丘。天宝十四载以前，郭氏事迹仅此二条。）。直到天宝十四载（755）， 郭子仪被任命为朔方节度使率本军讨贼，史书才开始详述其事，但其时已转入了肃宗朝。德宗即位二年后，郭子仪病故。
因此，郭子仪虽历仕四朝，但其事迹及影响主要在于肃代二朝。
因郭子仪功高位显，新、旧《唐书》均为立传，两书本传都对他推崇有加。
《旧唐书》本传赞道：“汾阳王事上诚尽，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注：《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新唐书》本传除上述赞语外，更有“而子仪完名高节，烂然独著，福禄永终，虽齐桓晋文比之为褊”（注：《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的赞语。可见，郭子仪对唐室所立的大功是当时有目共睹的，所以才会获得如此异口同声的称赞。
郭子仪既有大功勋，得享福禄寿考实属应当。但与郭子仪同时领兵平叛且乱平后仍健在的其他立有功勋的将帅，却又都没能得享福禄寿考：来滇先遭朝廷兵谋后被赐死（注：《旧唐书》卷一一四《来滇传》。）；仆固怀恩遭猜受谗而被逼叛，病死鸣沙（注：《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中兴战功推为第一”的李光弼遭受猜疑后忧惧而死（注：《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这些将帅与郭子仪迥然而异的命运，就显出了郭子仪作为勋臣能够幸存的特殊性。然而，这并非是中国古代领兵功臣结局史上的一件奇迹，实是唐皇室有意为之的必然结果。
二、肃宗的平乱图强与郭子仪的功勋
天宝十五载（756）， 皇太子李亨在跟随唐玄宗逃奔四川的中途分兵北走平凉，随后在灵武登基，是为肃宗。我们应先考察肃宗即位前后的时局形势，然后才能了解他如何决策平叛。
（1）军事形势
自府兵制弛坏，到天宝十四载（755）， 朝廷实际上已无中央军可用（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第434页。），内地空虚。在边境上， 自唐初以来为对付北方的草原部落联盟逐渐形成了以西南、西北、东北三地区为轴心布防重兵互相策应的防御体系（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引天宝元年正月条。）。驻防西南的边军为防吐蕃与南诏，在安史之乱中没有出军平叛。安禄山、史思明凭藉东北边军反叛，因此，唐朝廷可以凭借和动用的军事力量就只有西北边军。而在西北边军系统中，河西、陇右节度使所领的主力军覆没于灵宝一役，所剩惟朔方孤军，造成“实际上朝廷和安史之争乃是以朔方为主的西北边防军与东北边防军之争”（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第447—448页。）。
鉴于当时只有朔方军可调用，李亨与唐玄宗分手到达平凉后无处可去之时，得到朔方留守人员支持方敢去灵武，又派中使刘智达将郭子仪、李光弼所率军队招回灵武（注：《旧唐书》卷一一○《李光弼传》。）。依靠郭、李的军队，肃宗才有力量真正着手平叛。郭、李二人因此立下拥立大功，并封为相。所以，郭子仪在后来上代宗自陈书中有“册先皇帝”（注：《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之语。
（2）政治形势
由于边防节度区的形成，在边境上早已有了实际上的地方实力集团。安史乱发后，玄宗在奔蜀途中，为平叛的需要颁发诏敕允许统兵各王、节度使可以自署官属、自筹军资（注：《唐大诏令集》卷三六，《命三王制》；又见《文苑英华》卷四六二贾至《玄宗幸普安郡制》。），这就使得统军将帅可将地方的军、政、财大权集于一身，形成了名正言顺的地方实权化。这样，地方实权化就从边地扩展到了内地。战争拖延持续的时间愈长，这种地方实权化趋势就愈发展愈牢固，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力就越大。肃宗即位，因无充足的财力和军力，根本无能力扭转这种地方实权化趋势，唯有想法尽快结束战争，方可阻止地方进一步实权化。但肃宗即位以后所采取的措施并无尽快结束战争的效能，实是其失策之处。
除了地方实权化的威胁外，肃宗虽凭太子身份靠朔方军相助即位，但地位未稳。在蜀有玄宗挟西南之力复位之威胁，在江南有永王璘拥兵自立夺位之忧，这在肃宗看来是远比安史之乱为大的心腹之患（注：《读通鉴论》卷二三。）。
再者，肃宗即位，是在宦官李辅国、后妃张良悌等人的策划下进行的，这些人以定策之功掌握有相当权力，形成内朝宦官势力；同时在外朝又有玄宗从蜀地派来的以房琯为首的宰相集团制约着肃宗的行为。
肃宗面对如此军事、政治形势，为了防止地方坐大，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尽快在全国的中枢领导系统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尽早收复两京，重组号令全国的中央中枢系统，然后利用这个中枢系统来制约地方、伸张皇权，徐图平叛及其他。为此，肃宗抛开大臣们如李泌等能较快结束战争的长远建议（注：《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决心收复两京，重建中央中枢。
要收复两京，肃宗因朔方军新附，担心失去对这支军队的控制，更担心重用这支军队会从此坐大而出现尾大不掉，所以肃宗虽急于收复两京，但并不用朔方军及朔方文武官员，而是用房琯。
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寻抗疏自请将兵以诛寇孽，收复京师，肃宗望其成功，许之。……遂及于败。上犹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图进取。（注：《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
肃宗此举极有深意：一是表示尊重玄宗，故重用其所委派的宰相，实却借此麻痹玄宗，还可以借此牵制内朝宦官势力；二是确实想借房琯的才望，使其领兵以形成一支由中央控制的能作战的部队，既可分朔方势力，又可改变过分依赖朔方军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房琯败后肃宗仍令他“收合散卒，更图进取”的原因。而肃宗也不是真对房琯放心，故又派宦官邢延恩等督军。
房琯领兵出战无功，其结果是“上方事讨除，而军半歼，唯倚朔方军为根本”（注：《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肃宗到此时也就不得不重用朔方军了，于是派遣郭子仪、李光弼领兵收复两京。但肃宗对朔方军将实是顾虑重重，随即就开始考虑如何安置朔方人员问题。至德二载（757），肃宗问李泌：“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 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35至德二载正月条。）
针对肃宗之问，李泌当即就指出了将帅权重、功高难制的隐忧，认为应“俟天下即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35至德二载正月条。）。肃宗虽表面认可李泌之策，但实际上根本没打算按李泌的“俟天下即平”后再赏功臣，而是即刻开始防范：将帅既然权重难制，就不使权重；既然功高难赏，就不使立下难赏的高功。这就决定了肃宗对领兵将领的态度：“朝廷以滇掌重兵，恶之”（注：《旧唐书》卷一一四《裴茂传》。），于是肃宗将其调任，“外示尊崇，阴夺其权”。继任的代宗对来滇则“含怒久之”（注：《旧唐书》卷一一四《来滇传》。），遂下诏赐其死。
弄清了唐室对统兵将帅的措置态度，再来看下述史实就不再费解：九节度兵围相州，不设统帅，实为防止兵权集中，尽管设统帅能尽快解决战斗，但已不在考虑之列。郭子仪在相州之战中并非统帅，理不应由他负战败之责，但却以此败被解职，直到代宗宝应元年（762）， 其间近三年多时间里几乎全被闲置于京师，即有任用，也是用完即招回。郭子仪闲废既久，以致于宝应二年（763）十月吐蕃逼京师之时， 代宗计无所出而招郭子仪御敌，他部曲散尽唯剩二十余骑（注：《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郭子仪既被闲置，当然不会再立下难赏的高功，肃宗之意昭然若揭；平叛后期，仆固怀恩以副元帅领兵与叛军激战于幽蓟一带，朝廷却有“密为之备”（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38宝应元载十一月条。）的举动。
总之，唐皇室对统兵将帅是极不放心的，一待叛乱初平，就开始采取措施对付统兵将帅，故当时凡手握重兵之帅均没能有好结局。郭子仪得以幸免，实是他当时久不典兵，唐室用不着对付他。另外在诛除统兵将帅之后也得有人来镇服局面，郭子仪正是其人，因此，当时唐室不仅不去对付郭子仪，反而极尽拉拢之事：与其结为亲家（代宗之女升平公主才十余岁许婚于郭子仪之子郭暧（注：《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永泰元年（765 ）出嫁于郭暧（注：《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永泰元年秋七月条。）。则唐室与郭子仪联姻之际正当唐室对付统兵将帅之时，如此巧合实非偶然。唐室也一向把和大臣结皇亲作为笼络大臣的手段）。
肃宗如此防范统兵将帅，是因为皇室权力较弱、中央无兵可用进而担心镇服不住兵帅势力和地方势力的增长。因此，肃宗在作防范的同时，又着手集权于皇室、增强中央实力。故肃宗一即位，就颁布集权诏令：
今者皇帝即位，亲统师旅，兵权大略，宜有统称，庶若网在纲，惟精惟一。颖王以下节度使，并停。其诸道先有节度等副使，便令知事，仍并取皇帝处分。（注：《唐大诏令集》卷三十六《停颖王等节度诰》。）
此诏可谓肃宗集权于己的宣言。其后肃宗借重用房琯之机展开对宦官集团的牵制，可视作肃宗集权措施的开始。组建新的中央禁军，可视作肃宗增强中央势力的开始。
房琯失败，肃宗借机直接成军的打算落空，只好另行建军。至德二载（757）置左右神武军；又选精于骑射之人置衙前射生手， 分左右厢，号称左右英武军（注：《新唐书》卷五十《兵志》。）。新建之外，还在相州之战后将颇具战斗力的卫伯玉所率的神策军纳入禁军系统，以后又逐渐扩充。这一系列禁军一般没有作为真正的战斗力投入使用，即使在安史之乱后期唐军与叛军激战时，也没有投入战斗：“惟神策兵马，顿军独住陈留。”（注：《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经过一番组军，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乱平， “朝廷才开始有了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禁军，即神策军”，其兵员约为5000人，改变了朝廷无兵可用的局面，在唐后期的政局中确实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房琯兵败，肃宗“仍待之如初”，人都说肃宗昏庸，其实不然。肃宗新立，羽翼未成，若即刻除去房琯，就只有重用朔方留后人员的地方势力及李辅国的宦官势力，而这些正是肃宗要打击的，还有必要利用房琯来继续牵制他们。再者，除房琯过急，可能激起在蜀的玄宗采取对抗性措施，这是肃宗更不愿看到的。
为此，肃宗不得不待房琯“如初”。等到至德二载（757 ）二月，肃宗经过一番官员除署，又削平永王璘之乱，地位渐固，这才开始清除玄宗派在他身边的势力。玄宗所派来的各个宰相：韦见素在至德二载（757）三月、房琯在五月、崔涣在八月、 崔圆和李麟则于次年五月先后罢相。于是“上皇所命宰臣无知事者”（注：《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与此同时，原朔方留后人员裴冕、裴遵庆也先后被罢相。肃宗亲自任命了萧华、李岘等一批忠于自己的大臣为宰相，作为亲信羽翼，并利用他们来抑制内朝宦官势力的膨胀。略举数例为证：
乾元元年（758）五月，“张后生兴王佋，才数岁，欲以为嗣， 上疑未决。从容谓考功郎中、知制诰李揆曰：‘成王长且有功，朕欲立为太子，卿意如何？’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臣不胜大庆’。上喜曰：‘朕意决也！’庚寅，立成王俶为皇太子”（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唐纪三十六，乾元元年五月条。）。
乾元二年（759）四月，“及李岘为相，于上前叩头， 论制敕皆应由中书出，具陈辅国专权乱政之状，上感悟，赏其正直；辅国行事，多所变更，罢其察事”（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一唐纪三十七，乾元二年四月条。）。
上元二年（761）八月，“辅国骄纵日甚，求为宰相。 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为，其如朝望未允何？’辅国乃讽仆射裴冕等使荐己。上密谓萧华曰：‘辅国求为宰相，若公卿表来，不得不与。’华出，问冕，曰：‘初无此事，吾臂可断，宰相不可得。’华入言之，上大悦。辅国衔之”（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上元二年秋七月条。）。
要之，经过肃宗的一番努力，皇权得到一定加强，而且有了不依赖于地方的中央武装力量。可惜肃宗早死，其未竟之业由早已深领其意的皇太子李豫最终完成。
三、代宗之继续图强与郭子仪的受重用
李豫即位，称代宗。代宗的图强策略与肃宗一致：继续防范统兵将帅，加强中央禁军建设；继续打击内外朝两股势力，集权于己。
在防范统兵将帅上，代宗比肃宗走得更远：肃宗只是防范而已，代宗则务将统兵将帅诛除方始放心。代宗朝统兵之帅如李光弼、来滇、仆固怀恩等人的最终结局前文已述，此处不赘。要看的是代宗在除掉其他将帅之时，对郭子仪不仅仅只是笼络（结为皇亲），更是对其大加重用。
终代宗一朝，郭子仪都受重用。代宗从即位时起，先后任用郭子仪的状况如下：充肃宗山陵使并食封七百；任关内副元帅；权京城留守；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观察使；太尉，充北道邠宁、泾原、河西以东通和蕃及朔方招抚大使，其关内河东副元帅、中书令如故；尚书令，郭子仪固辞不受；都统河南道行营节度，镇河中；以子仪兼邠宁节度使，自河中移镇邠州；代宗遗诏使为山陵使（注：《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代宗如此重用郭子仪，难道不担心他拥权谋叛吗？代宗真的那么信任郭子仪吗？不然，大历九年（775）四月， 郭子仪廷对之后所上代宗书中吐露了实情：
朔方……开元、天宝中，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自先皇帝龙飞灵武，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东西南北，曾无宁岁。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愿陛下更询谠议，慎择名将，俾之统军，于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万，则制胜之道必矣，未可失时。……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齿发已衰，愿避贤路，止足之诫，神明所鉴。（注：《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可见，朔方军人马损减，长期得不到兵员补充。郭子仪率此不足天宝时1／10的朔方人马，已不能成势，更不足以凭此叛乱。所以， 代宗尽可放心地委派郭子仪领兵出征，对郭子仪本人也就不妨尽量给予高官厚禄以结洽其心。
代宗对郭子仪也不能说是放心。郭子仪请求增补兵员至四五万之数，代宗虽允其请，“宜令子仪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义渠、稽胡、鲜卑杂种步马五万众，严会旬邑，克壮旧军”（注：《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下》。）。但随即在旬邑到京师的必经之路派神策兵马镇守（注：《旧唐书》卷一四四《阳惠元传》。），又调中原镇兵轮番戍守，这与玄宗当初屯军灞上防哥舒翰同出一辙。
到后来，代宗也因郭子仪“权任既重，功名复大”而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大历十四年五月条。）。凡此说明：郭子仪兵势复壮后，代宗就开始对其设防，所以郭子仪明白此节后也就不得不一面请求扩军，又一面请求致仕。可见，郭子仪在代宗朝的受重用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郭子仪不典重兵，不构成对朝廷的威胁。
伴随朔方军马衰弱下去的同时，是代宗着力禁军建设、收宦官之权的斗争。代宗即位后，先后用事的宦官首脑有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代宗首先利用程元振与李辅国的矛盾除掉了李辅国：“程元振欲夺其权，请上渐加禁制。乘其有间，乃罢辅国判元帅行军事，其闲厩以下使名，并分授诸贵，仍移居外”（注：《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当去尽辅国之权后，“上在东宫，以辅国专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壬戍夜，盗入其第，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唐纪三十八，宝应元年冬十月条。）。
李辅国既除，代宗又利用程元振仗以为恃的禁军溃散之机，一举除去程元振：“广德元年（763），西蕃入犯京畿，代宗幸陕。 时禁军不集，征召离散”（注：《旧唐书》卷一八四《鱼朝恩传》。）。代宗遂罢程元振之官，后借机将其外流。
剩下的鱼朝恩，代宗利用外朝权相的势力将其诛除。 大历五年（771），“元载测知上指，乘间奏鱼朝恩专恣不轨，请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载为方略”（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十，大历五年正月条。）。同年三月，元载等秘密缢死鱼朝恩。至此，内朝宦官势力基本扫除，代宗苦心培植的外朝权相也失去牵制作用，大历十二年（778），代宗以元载专横纳贿，赐其自尽。到这里， 朝廷中枢大权就尽归于皇帝之手。
四、肃代朝图强的余绪与郭子仪的命运结局
大历十四年（780）五月，德宗即位。 此时唐朝廷经过肃代二朝的着力经营，在政治上，中枢大权已落入皇帝之手，能有效地颁行政令；在经济上，先后任用第五琦、刘晏等理财能手进行了财政整顿，中央财政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因此，德宗即位时，唐室已颇有所谓中兴的兴旺气象。德宗承此余绪，继续展开图强措施。
德宗初即位就手柄大权，不想有权高位重的大臣来压制他，便对郭子仪下手。在代宗那里权衡再三而未能决定的分解郭子仪权力的问题，德宗立刻解决。在他即位当月，就将郭子仪之权以其副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等分任（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大历十四年五月条。）。郭子仪的权是分了，但代其任的诸将不能如郭那样弹压其众，更没有如郭的威望能慑服藩镇，实际使局势变得复杂和微妙起来。德宗此策实际上继续了肃代朝的防范兵帅策略。对兵帅的防范和猜忌，导致德宗后来逼反了李怀光、激发了泾原兵变。
解决了郭子仪的权重问题，德宗再来对付残余的宦官势力。在他即位的第二月，先是禁宦官出使求贿，斩断了宦官与地方间相互勾结的经济锁链（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大历十四年六月甲子条。）。随即收宦官兵权，宦官王驾鹤“典禁兵十余年，权行中外”（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大历十四年六月甲子条。），德宗夺其神策军都知兵马使之职，尽收其兵权。至此，唐室将中央的财、政、军大权彻底收归手中。德宗既握重柄，遂有心削藩，荡平地方实力集团。这已非本文的探讨范围。
综而言之，郭子仪之得享福禄寿考所表现出来的仕途浮沉正与此期唐室抑制地方、加强中央实力、强化皇权的措施的推进相表里。现在看来，唐室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的措施无疑是成功的，但其抑制地方势力增长方面却未能成功。其原因在于唐室所采取的抑制地方势力的措施只集中在对统兵将帅的防范问题上，斤斤于具体的人和事，而没有注力于瓦解地方势力之所以形成的机制上。所以，具体的人被抑制了，但真正的地方实力集团却已形成，遂使唐室由盛入衰，即便皇权有所增强，但却欲振而乏力，再也无法恢复到唐前期的兴盛。
收稿日期 1997-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