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在发展 书评路正远——14家出版社负责人聚会本刊共话图书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评论文,负责人论文,聚会论文,出版社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胜友（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传统意义上的书评是表扬好书，批评坏书，可以说这是比较狭隘的宣传。
现在图书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进入市场流通，就带来了从选题、运作、营销方面的宣传，推销甚至带有广告意义的一些评价，这些都是我们的图书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以后出现的新现象、新事件。面临新的情况，书评要不要关注这一块？如果要关注这一块就有很多文章可做，而且有的文章可做得非常精彩，做得有品位，对书界的支持也很大。
现在有的选题大报不愿做，不屑做，小报做得热火朝天，炒得过了头。
我们的图书宣传能不能再放大一点，书界面临转轨，从去年到今年年初，关于图书出版改革的话题非常热。进入新千年，书界有没有面临什么挑战，什么机遇。我国要进入世贸，图书除了在国内参加竞争还要到国际市场上参加竞争，这样出版体制应如何改革？市场需要怎样规范？加入世贸，这是个大文章，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现在国际图书市场是怎么回事？我想光明日报应该很权威地介绍这件事情，欧洲如何运作选题，如何策划管理？日本是个出版大国，他们的出版界怎样运作？图书市场开放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如何加快改革，可以拿出一块版来讨论。
小报介入图书宣传非常多，但多停留在追踪书界热点，炒作比较多，宏观视野少。光明日报的书评周刊要关注书业热点和书业大环境，比如书价问题，书价贵否？出版社怎么看，读者怎样看？跟国外的图书价格比较怎么样？说贵的人怎么样，是哪些人？一般情况下，知识分子会说：贵，大款们会说：便宜。里面可能引申很多东西，总之，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
背景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出版图书总数约200万种。据统计，现在一年出版的图书品种数超过新中国成立前50年出版的图书品种的总和。1998年，我国出版图书13万种，是1949年的16倍；图书印数达到72亿册，是1949年的69倍；
1998年，我国有出版社530家，电子读物出版社64家。
宋一夫（中华书局总经理）：
现在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市场困惑”：什么书能赚钱？什么书能获奖，该怎么出好？
二是我感觉到市场之所以困惑，与出版理论贫乏关系密切，我国的出版理论还不健全，还不成体系，我们基本上是用国家的方针政策来代替出版理论。出版自身的规律，自身的要素，自身的范畴，很少有人能把它讲清楚。正是由于我们没把这些东西弄清楚，图书出版常常处于盲点。
三是行为的感性化，我们出版界的行为不是以理性来指导。好多出版社编辑是跟着感觉走，跟着热点跑，不能从冷中去发现热，又不能从热中去知道冷。理论不健全必然导致行为的感性化。
日本根本没有出版订货会，订货会的出现恰恰是市场不规范导致的。日本的图书管理处于一种很精良的状态，规范性法律化。从来没有出版社向书店送书的，都是通过中间商，市场就非常规范。
背景 1887年，夏瑞芳等4位排字工人在上海集资创办了商务印书馆。1898年，她的第一本出版物《华英初阶》问世。1902年，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加入商务。从此商务印书馆走向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的现代出版道路。
1954年，商务迁址北京。1957年，《新华字典》出版。1978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1981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2000年1月，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商务订货码洋突破1亿元。
李人凡（广西教育出版社总编辑）：
现在大家都在追踪一些东西，我们应将内涵重大的东西开掘出来，让书评发挥深度的光彩。
还有就是热点与盲点，大家都是攻这个热点，其实认认真真地去看，很多人对作品并没有什么研究。教育理论的打假，迫在眉睫。有一些青年还在学校读书，他的教育专著居然搞了一本又一本，他所提出的那些理念、理论框架都是在实际上行不通的。
要分析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盲点，要处理好热点跟盲点的关系。
再一个，我想讲光明日报应该把住自己的品位，我觉得专家和大众的关系要处理，专家的书评要看，但大众对书的感觉也有很多不错的东西，可以引导大家来看，引导大家来评。只有让大家来谈书评，这个书评才有生机。很多书评都是说好话，拉广告，没有敢一针见血的批评，我们需要听听大众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书评在这方面发挥一些根本的作用会有好处。
背景 1998年，全国图书纯销售册数77.04亿册，纯销售金额347.61亿元。
1998年，全国有图书进出口公司和有图书出口权的出版单位共30多家。1998年，全国出口图书85万多种次，220多万册；出口杂志29389种次，175.9万册；出口音像制品5794种次，6.1万多盒（张）；电子出版物830种，7400张；出口总金额1.2亿元。
背景 1912年元月，一个名叫陆费逵的出版家在上海创办了中华书局。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从上海迁至北京。从1958年至1978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整理出版工作完成，历时20年。
中华书局出书最多的一年是1981年，出书307种。
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光明日报书评的选题应该是针对大文化层。不是关注出版界里的热点问题，而是关注文化圈里的热点问题，要研究出版社里出版了哪些书是和这个对应的，这样的话，这个定位就大了。我们不能围绕出版界单独来看这个问题，要围绕学术界、文化界关注的问题来看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太多了，比如关于书价问题，用高和低来看是看不清楚的，这和书本身存在的功能有关，如果你的书好，再高的书价别人也会买，没有人说炒股票的书是定价高的，因为买这些书是为了炒股票，是为了赚钱。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发展需求，文化品位需求，就会觉得它贵。像这一类的问题就可以做得更深一些。入世以后，下一步竞争不是市场竞争，而是出版资源的竞争，报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讨论，每一期都要有一个主题，一年做几篇。
背景 图书销售的年均增长由（1979年——1994年间）18.94%增长到（1994年——1998年）22.62%，出版系统的利润从1993年的14.69亿元增长到1998年的46.49亿元；图书重版率由1993年的36.9%增长到1998年的42.79%；图书总印数由1993年的59.34亿册增长到1998年的72.39亿册，总印张从1993年的282.26亿印张增长到1998年的373.62亿印张；
程大利（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第一，作为书评，作为这样一个栏目应该强调这么几个意识，一个意识就是要对读书人有一定的指导性，读书人这个概念太大了，它是各个层面的，各个方面的，有一般读者，也有更高层面的读者，像一个金字塔一样，有底层，有基础层，有中间层，有顶层，还有它的顶尖层，读书人也是这个状况。
要在定位上研究，把位置定在一个方向上是不行的，它应该是多层次的定位，那就要开多层次的读者栏目，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书评对读书要有指导性，要帮助读者选择读什么书，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是好书，特别是整个民族的平均文化水平还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读者的眼光有限，胃口有限，现在这个书呢是铺天盖地，在经济的转型期，世界的转折关口，面临着刚一开放又加入关贸，在这个当口下，图书评论真的要帮读者选择选择，因为你是书评嘛，读什么书还要引导读者去思考，怎么去思考，这就要请一些方方面面的学者来给更基层更普通的读者一些指导。
第二个就是要对出书的人有指导性，出书的就是我们在座的出版者，要评析好选题，刚才有人说了，一方面是大量的东西没人出，还有就是好多东西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浪费纸张，我们一进入这个市场就进入一个无序状态，现在就摸石头过河吧，要帮助出书人去剖析好的选题，剖析成功图书，既不能远离市场又不能推波助澜，远离市场就远离中国出版现状，推波助澜也不好，他给读者造成些困难，造成些误导，现在误导的事非常多。我是搞美术的，多数的报纸对美术创作是在误导，对审美在误导。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对什么是美，什么是美术，什么是艺术还在不断地给读者制造混乱，不断地去包装一些艺术大师，不断地对艺术本体论制造混乱，因为有的时候办报人也不是很清楚。
第四个是对当下的出书状态，也就是对当下的出书史，应立此存照，形成评论。我觉得现在图书批评少，特别是尖锐的图书批评少，多是炒作、包装，以介绍为多、表扬为多，批评太少，要展开真正的批评，像文艺批评一样，图书也要有批评，图书批评的队伍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就要看光明日报能不能建立起来，开一个栏目，建立起图书批评的建构，搞一些读者活动，读者调查，不同层面的读者读什么书，这个面是不一样的，读书的口味不一样，审美的趋向也不一样，你们可以按不同层面的读者搞一些调查，利用报纸的优势搞一些调查取证工作，这样能够帮助出书人理清思路和头绪。
背景 1980年12月国家出版局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开始打破图书发行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局面。
到1998年，全国共有图书发行网点79869处，其中新华书店发行网点13126个。1998年新华书店系统全年累计总销售142.59亿册，65.7亿元；
到1998年，其他国有书店2779个，集体、个体书店、书摊有35450个，出版社售书点703处，其他售书点9526处。
王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
书评的对象，我的理解是读者，当然出版社的人也愿意看，出版社可以根据书评来了解读者的情况，了解读者喜欢什么样的读物，所以我理解书评这种周刊它不应该给出版社看，因为出版社是间接地来看书评。
办书评版现在有个竞争的问题，与出版社的竞争有类似之处，要思考在竞争中怎样把这个版办好。出版社出书很多，希望自己的图书被社会认可，就要形成自己的品牌。从这个角度讲，书评类的报纸，书评类的专刊，也有一个创自己品牌的问题。书评创品牌就是树立权威性，别人想看你的书评，觉得你的书评评出来有份量，就说明你这个书评有品味。光明日报的书评有这个条件，因为光明日报本身就是一个品味很高，学术含量比较高的报纸。我认为，向出版社要书评不一定是好事，各社都塞书评给你，影响评论的权威性。
图书评论不是出版社给我什么评论我就登什么评论，出版社想炒什么我就炒什么，这样书评的功能就发挥出来了，不是跟着出版社跑，而是应该引导读者，在读者者当中形成一种权威性的影响。这就要求评论的权威性，评论的品牌。书评应该朝着这个权威性和品牌方向发展，这样就真能起到引导作用。现在确实有这个问题，出的书太多了，究竟在同类书当中读者看什么书，许多读者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包括我们出版人到出版订货会上去看也是这样的，也弄不清楚哪一本书是好书，这样图书评论就显得很重要。我对报纸很外行，书评就是图书评论，不管它有多少功能，我认为最主要的功能还是评论，这个评论能起到引导读者引导出版社的作用，我觉得那就是成功的书评。
背景 1994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的综合实力首次在出版界居领先地位。就在这一年，该社被评为全国优秀出版社，并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亲笔题词鼓励。
1999年，该社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和《朱自清全集）同时荣获国家图书奖最高奖——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初具名社风范。
背景 1993年新闻出版署进行首次图书质量抽查时，图书编校质量的合格率仅为13%、不合格率高达87%，1995年对部分图书编校质量抽查时，不合格率仍高达69%，然而到1998年新闻出版署对564家（含副牌社）出版社的1785种图书进行普查时，合格率已上升到78.1%。
柳青松（辽宁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助理）：
有新意的一个书评应该能带动学术界的思考，把几种现象收集起来，进行综述，体现读书生活的一种趋势，我觉得这是必要的，这样报纸就能发挥它信息量大的特点，然后把这个重头文章做得比较充分。
感觉到国内所有的书评周刊都是和出版社比较密切，许多评论文章，都是从宣传自己的出版物入手，这样的文章使我们出版社的人看了似曾相识，缺少新意，作为出版社我们恰恰想了解读者需要看什么，究竟读者对现在读书环境和读书风气有什么样的想法。光明日报的书评周刊一方面应该是从读者出发，也应该从作者的角度来考虑我们的读者。这样从书评中可以了解我们的读书环境，反映社会的文化情况，书评周刊可以从出版社收集需求的各种图书，对其进行点评，或者向出版社提出具体要求。书评周刊的评述也可以检验我们的工作。
第三就是操作层面的事了，我们应该组织一些有水平的学者，对书中反映的社会文化进行点评，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出社会文化走向的脉络，可以反映出社会各个层面或某个层面对于图书文化的需求。作为出版社我希望能有不同的报刊办出自己的特色，满足我们不同的需求，对出版活动进行指导。
韩舞凤（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在书评周刊上出版界想登的文章和读者想看的文章这两者要统一起来，读者面才会大，所以应该听听读者的意见。你办的报纸如果仅仅是别人推荐的一些书评，这样你办的报纸也就没什么特色了，书评面就会越来越窄。你们必须总结其它报纸办的同类周刊，他们没有做到的事情你来做就有特色了。书评的品味一定要高，而且要有导向性。书评切忌大篇大篇的书评，那样就没有读者看了，既要注意它的品味又要注意它的可读性，要杜绝关系稿，像辽宁出版社的老总助理刚才讲的，经光明日报登了之后，效益大增，这样的书评就写得很好了。不论是好书还是不好的书你的评价都必须做到准确，这要求办书评的和写书评的都应该非常熟悉图书市场。
背景 1950年12月1日，人民出版社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创建的党和国家政治书籍的出版社，也是新中国第一家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出版社。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对该社寄予殷切期望和亲切关怀。今天的人民出版社，已上交国家利税上亿元，成为名扬海内外的国家出版社。
韩天雨（中国经济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我们现在很多书评写得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者，相当多的书评是某一本书的责任编辑，把这本书编定后写一书评，登到报纸上去，目的是为了推销他的书，而不是这书值得一评，值得报纸去引导。我们国内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书评队伍，在欧洲这是很多的，特别是一些大的报纸。书评在我们国家解放前也是有的，而且好像解放前的一些书评搞得比现在还好，现在的书评越来越多，但给人的感觉是味道不足，可读性还比较差，这还不仅仅是个可读性的问题，不是真正懂书的人把这本书看过，研究过了，坐下来很好地去写，写出书评。对书大致看一下，写出来的书评也是空泛的，那只是个内容提要，
下点力量组织一支作者队伍，哲学的，经济的，文学的，艺术的，其它各个学科的。
杨德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今后出版社也是书评周刊的一块土壤，包括请一些作者，介绍一些书，写书评，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工作。书评周刊可以做一些版块，比如入关贸的问题，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宣传还比较保守。可以每期或隔期作些这方面的探讨。
背景 1998年我国从国外（境外）引进图书版权5469种，输出图书版权588种。
1988年6月，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与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合资兴办的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出版社——万国学术出版社正式成立。1993年由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祖国内地5地的商务印书馆合资建立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聂昌慧（湖北教育出版社副社长）：
我们对光明日报的感觉跟其它报纸不一样，有学术性，有权威性，它在整个知识界的影响比较大。我想光明日报和书评周刊都应该保持这个特色。书评应该在保持现在特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增加它的可读性。
胡苏薇（清华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把书评办好，要研究读者的特点，要研究读者的心理。还要组织支好的书评队伍，有针对性地来写一些书评，增强可读性。
光明日报很多都是公家集体订阅的，如果可以调动起个人订户，让广大知识分子群来看这份报，就说明周刊的成功。
张晓秦（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
要把书评办权威，要求在选书上下功夫，选题要精，要细，要有深度。全国一年出将近十万种书，精选一下来评，它的权威性可能就体现出来了，什么书可评，不能完全从市场角度来考虑，不能什么书都评。
第二要理性化，在理性上下点功夫。我们现在选书，感性的东西太多了，选书要理性地选择，同类书很多，包括我们搞教材的，几百种的都有，就要有意识地在同一类书中选择，不要面面俱到。书评要评出有份量、理性化的书。对于热点的评析不是追踪，不是大家推荐的书，我们就去评。书，好在什么地方，不足在什么地方，不要人云亦云。对一些行业性的书的推荐要注意，要避免炒作宣传。对于很多出版社来讲，宣传就是炒作，炒作就是宣传，但光明日报应该有个区分，对于一些专家、记者推荐的书一定要冷静，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特点，避免个人好恶地炒作。
背景 1985年元旦刚过，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宣告中国经济出版社成立。15年中，这家出版社一度隶属国家计委，然后又隶属国家经贸委，直接感受着经济改革的脉搏，并以数百种经济普及读物在改革大潮中一步步攀上新台阶。
张胜勇（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助理）：
我们搞图书的，大家肯定都追求利润，大家都在炒作，我们的书评不能跟着炒作。应考虑在报纸也是商业运作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找到经费把严肃的图书评论搞下去。或许每个专题可以由某个出版社来协办，这样可以搞到更多的经费。如果我们希望一本一本的书形成冲击波，这是不可能的。图书评论要在思想界、评论界、学术界、政治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不能靠偶尔的一本书把它搞起来。我们要把社会的中心问题，热点问题，包括领导人都没有想到的专题，搞得有深度一些。我们的记者，我们的编辑要解放思想，着眼点应该是全部文化，应该着眼于这个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所有著作，把他们的东西在我们这里评论。
书评还有一个视野问题，有很多书不热闹但却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这就需要我们的编辑我们的记者用他们的眼光、他们的修养和国内一流的评论家打交道。
背景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创建。依靠社科院及国内外广大学者、专家的学术资源优势，该社确立了“创社科经典 出传世文献”的出版理想。15年过去，该社开始步入国内较有实力的社会科学专业出版社行列。
背景 湖北教育出版社是一个年轻的专业性地方出版社。1999年，该社确立“弘扬学术，传播新知识，服务教育”的指导思想。这一年，该社《尔雅诂林》一书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