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琴科讽刺艺术中果戈理式的笑与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琴科论文,中果戈理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果戈理对左琴科创作的影响，后者从来未正面加以肯定过，但是关于果戈理的思考，却差不多伴随了他的大半生。
还在1921年，左琴科在艺术家之家举行的“今日”晚会上朗诵自己的短篇小说《弗兰格尔老婆子》时，人们就说他用的是“果戈理的声调”。当时在场的老作家列米佐夫对这个“声调”也颇有同感，甚至情不自禁地用肘朝楚科夫斯基腰上捅了一下。过了几个月， 也就是这一年的8月5日，列米佐夫又对当时的出版家和文学活动家C.阿良斯基说：“要爱护左琴科。这是我们的、当代的果戈理。”（注：B.左琴科的私人档案，转引自M.楚达科娃《左琴科的诗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7页。）这时年轻的左琴科才刚刚开始自己的作家生涯。而当他真正的作家生涯就要结束时，当他受到粗暴的批判，离被作家协会开除会籍还有几天时，他又把果戈理和自己联在了一起，想借此阐明一个道理——他在1946年8月26 日给斯大林写的信中说：“我在文学中的讽刺立场从来也未使自己满意过。所以我总是竭力描写生活的正面。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如此之难，就像丑角演员扮演英雄形象那样。可以回想一下果戈理，他就未能转到正面形象上。”（注：《左琴科选集》（五卷本）第五卷，莫斯科，俄罗斯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 356页。）综观俄罗斯国内外对左琴科的研究，恰如批评家塔吉娅娜·卡达什说的，“显而易见，在写左琴科的文学中，最具活力的比较是把他和果戈理进行比较”。（注：T.卡达什《左琴科创作反射中的果戈理》，见《左琴科的面孔与面具》，莫斯科ΠΠΠ出版社，1994年，第 279页。）
在这种比较中，一是发现左琴科作品的题材、情节与果戈理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列米佐夫拿《弗兰格尔老婆子》比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B.彼列维尔捷夫与楚科夫斯基都把《山羊》中的扎别日金比作《外套》中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楚达科娃则觉得，无论情节还是风格，《玛东娜》都有些像《狂人日记》和《涅瓦大街》。这些比较都不无道理。
不过关于左琴科与果戈理的类比，批评家与文学史家们也不仅局限在具体的作品上，而且还在两位讽刺家总的艺术风格上找到了共同之处，卡达什还把这种关联视为世界观的一致，说：“即便说是最早的评论，也不局限在左琴科美学中果戈理式的‘技巧’成分，共同之处同样存在于世界感知方面。”这主要表现在“‘世界看得见的笑，和它‘看不见的眼泪’上，这是所有写左琴科的人‘喜爱的’果戈理风格的引文。”（注：T.卡达什《左琴科创作反射中的果戈理》，见《左琴科的面孔与面具》，莫斯科ΠΠΠ出版社，1994年，第279页。）批评家A.缅绍的文章《愉快的不安》、A.别斯金的文章《米哈依尔·左琴科的面孔与面具》与И.艾文托夫的文章《 米哈依尔·左琴科的幽默》等也都持相似看法。
以上批评家的看法，无论是从故事情节的类比，还是从标志着对世界的接受——世界观的“含着眼泪的笑”——的相似的类比，无论是从小题材升华为高度艺术，揭示人的物化——肤浅的人与物的相似，还是悲中见喜，喜中见悲，都是说左琴科继承了果戈理的传统。但是也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在列举有关左琴科继承了果戈理传统的批评家们的观点时，卡达什也引用了伊凡诺娃的看法：“关于左琴科的笑，我想说，他是含着同情在笑——同情自己的精神与智慧贫乏的主人公们。”不过她的整句话是这样说的：“关于果戈理的笑，如果可以说他是含着眼泪在笑，那么关于左琴科的笑，我想说，他是含着同情在笑——同情自己的精神与智慧贫乏的主人公们。”（注：T.伊凡诺娃《回忆左琴科》，见《关于左琴科的回忆》，圣彼得堡，文学出版社圣彼得分社，1995年，第179页。）添上卡达什省下的半句话后， 看得出伊凡诺娃是在对左琴科的笑和果戈理的笑加以对比，发现二者都在笑，却笑的意味有别。不过果戈理对主人公的“怜悯”，也正是伊凡诺娃说的“同情”。这种“怜悯”，我们在后面别林斯基关于果戈理的“笑”的论述中还可以见到。和上述批评家的看法相距甚远，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也并非没有，例如作家、批评家罗曼·古利谈起左琴科的幽默时就说：“他的笑——就是单单纯纯的笑。”“当然，它听起来非常有俄罗斯味。笑得气喘吁吁。但绝对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没有任何历来的那些点缀。笑——很简单——就是笑。”（注：罗曼·古利《左琴科·青年散文》，见《民族友谊》，1993年第8期，第202页。）批评家、俄罗斯文学史家莫楚尔斯基甚至认为，说左琴科继承了果戈理是一个“误解”。他说：“不久前有幸读到这样一种说法：当代幽默作家中的佼佼者左琴科直接承袭了果戈理。我想弄个明白，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误解。”（注：K.莫楚尔斯基《左琴科的幽默》，见《民族友谊》，1993年第8期，第209-210页。）
令人感兴趣的是，左琴科本人除了仿佛悔过自新似地说他“最初的短篇小说是受旧的传统影响写的，或许是契诃夫的，也可能是果戈理的。这是批评界的事”和“最初我的作品是摹仿契诃夫与果戈理写的”（注：B.左琴科的私人档案，转引自M.楚达科娃《左琴科的诗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6页。）外，以后他再未说起自己的创作风格与果戈理有什么继承关系。
应该怎样看待左琴科与果戈理的关系呢？作为讽刺作家的果戈理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他那举世闻名的“笑”中。当然，文艺理论家艾亨巴乌姆与什克洛夫斯基按照“剪裁艺术”的规则做出解释，曾把这位讽刺作家的艺术风格形象化地叫作“怎么做《外套》”。（注：K.莫楚尔斯基《左琴科的幽默》，见《民族友谊》，1993年第8期，第209页。）这当然是名家之言。但不管多么贴切，它毕竟是一种比喻。要想弄清这种艺术风格就必须做些分析。
为了弄清果戈理是怎么给自己的主人公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做外套”的，我们不妨看看别林斯基对这种“驰名世界的笑”是怎么说的：“含着眼泪的笑”“使我们热烈地关心着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的吵架”，对他们的“愚蠢、卑琐和痴傻笑得流泪——这是很惊人的；可是，后来又使我们怜悯这一对白痴，真心实意地怜悯他们，使我们带着深深的惆怅和他们分手，和作者一同喊道：‘诸位，活在这世上真是沉闷啊！’……果戈理君的几乎全部中篇小说……都是以愚蠢开始，接着是愚蠢，最后以眼泪收场，可以称之为笑的喜剧。他的全部中篇小说都是这样：开始可笑，后来悲伤！”（注：《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5年，第182-183页。）这里， 别林斯基把“含着眼泪的笑”说得十分明白。就是在果戈理笔下，主人公的思想、行为——他们的“愚蠢、卑琐和痴傻”十分可笑，但“最后以眼泪收场”，当然，是以读者的“眼泪收场”，是读者和作者一同为“沉闷”的世界之“可悲”而垂泪。
在左琴科的讽刺作品中有没有这样的主人公，他们的“愚蠢、卑琐和痴傻”十分可笑，像别林斯基所说的，让人“笑得流泪”，同时又让人“怜悯”，让人“悲伤”，“最后以眼泪收场”呢？有的，感伤中篇《夜莺唱的是什么》中的贝林金与李佐奇卡·龙杜科娃这对恋人，还有李佐奇卡的母亲龙杜科娃老太太以及《脾气暴躁的人们》中居民楼里的那一群邻居都是这样的人。贝林金与李佐奇卡·龙杜科娃仅仅为了一个五屉柜就将曾经山盟海誓的爱情付诸东流，龙杜科娃老太太则不认自己的乘龙快婿，而且双方都恶语相向，出言不逊。《脾气暴躁的人们》中的那群居民，仅仅因为邻居使用了一下刷子不仅大动肝火，而且大打出手，形成群斗，不“愚蠢”吗？不“卑琐”吗？何止他们呢？如果说在贝林金的眼中，一个五屉柜的价值高于爱情的话，扎别日金（《山羊》的主人公）“爱”女房东多姆娜，则是因为他误认为女房东院中那只山羊是女房东自己的。他为了获得“爱情”——山羊，而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丁香花开》的男主人公沃洛金要找老婆，只是因为需要找个栖身的“小狗窝”。因为他一点也不喜欢长有一副阴沉而呆板的面孔的玛尔加丽塔·戈普季斯，所以假若认识得晚些，有了自己的收入，沃洛金才不会如此着急地迈出这一步（结婚）呢。这里写的不正是“肤浅的人（小市民）与物的相似和物与精神空虚的人的相似”吗？这些人可笑吗？是的！左琴科笔下类似的人物还不仅这些，谢尔盖·佩图霍夫因爱一个姑娘，想看一场电影，酿成了一场命案；鲍里斯·柯托菲耶夫因怕丢掉在乐团的饭碗而导致了神经质发作的那“可怕的一夜”；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左琴科，被作家认为同族本家的那个“隐士”，把客人请来了，自己却死了；还有最后变得兽不兽、人不人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别洛科裴托夫；还有阿波罗与塔玛拉的爱情……这些人、这些事，都近乎荒唐，让人可笑，但同时又让人“悲伤”。上述便是左琴科的故事讲述人“怀着非同寻常的哀婉与病态的紧张回忆的一些感伤的场面”。别林斯基说，当“我们带着深深的惆怅和他们（果戈理的主人公们——本文作者注）分手”时，就会“和作者一同喊道：‘诸位，活在这世上真是沉闷啊’”！而在左琴科上述的作品中，故事讲述人说的正是：“在这里，在城市生活这幅沉闷乏味的画面中，作者选取了与自己同样渺小的低微卑贱的人们。”（注：左琴科《可怕的一夜》，见《左琴科选集》（二卷本）第一卷，明斯克，Hapoghaя ACBETa出版社，1983年，第389页。）
这里应该强调一下，切勿把作家左琴科与“感伤中篇小说”故事讲述人等同起来。故事讲述人是怀着物伤其类的“哀婉与病态的紧张”叙述故事的；左琴科对他的这种“病态”是持讽刺态度的，是在讽刺性摹仿。故事讲述人“悲伤”的是他讲述的故事的主人公们可悲的命运，作家左琴科对他们的不幸固然同情，但“悲伤”的则是作品主人公们，包括故事讲述人自己的可悲的所作所为。读左琴科的作品，读者假若“带着深深的惆怅和他们分手”，和作者一同喊出“‘诸位，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沉闷啊！’”那么，“这个世界”正是“他们”，包括故事讲述人在内的那些主人公们组成的世界。前面一些称赞左琴科继承果戈理传统的批评家们没有说清这一点，容易使人错把故事讲述人的意思当成了作家自己的意思。而莫楚尔斯基则在批驳他们时多跨了一步，把左琴科继承了果戈理的传统全然否定，认为这是一种“误解”。
应该说，像罗曼·古利谈起左琴科时说的那种纯而又纯的“简简单单”的笑，在讽刺文学中怕是很难找到的，这也恰恰是左琴科的见解。左琴科对此曾有专论（《契诃夫作品中的喜剧性》）。文中说：“首先，笑不可能是中立的。任何的笑，都显示出对可笑的事物的态度。这点本身就排除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任何的微微一笑，甚至看来好像是最无偏向的微笑，——这已是一种评价，这已是一种批评（评论），已是一种干预。”（注：左琴科《契诃夫作品中的喜剧性》，见《左琴科的面孔与面具》，第101页。）这就是左琴科关于“笑”的总的观点。 而关于契诃夫的笑，可以视作范例的笑，左琴科说：“在契诃夫的喜剧性短篇小说中和随后的作品中，看到的好像不是讽刺，而是一种文学本质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淡漠的、模棱两可的、清心寡欲的笑”，“这种对契诃夫式的笑的不正确理解，造成了进一步不正确评价契诃夫作品的前提。”（注：左琴科《契诃夫作品中的喜剧性》，见《左琴科的面孔与面具》，第102页。）由此可见，在左琴科心中， 是没有“简简单单的笑”的。左琴科的这一看法是对的。因为单单纯纯的笑是不存在的。不褒不贬的笑，毫无含意的笑只能是傻瓜的笑。当然，非中立的笑也未必一定得忧伤，或者含泪。左琴科的笑也不都是忧伤的，但总是有含意的。
与罗曼·古利的说法大相径庭，A.涅姆捷尔说：“左琴科不只在30年代到50年代忧伤。他向来忧伤。”（注：A.涅姆捷尔《戴着果戈理面具的普希金》，见俄罗斯《今日报》，1994年8月9日。）假若从个性、从心理上分析，左琴科确是这样，他从小就性格内向、抑郁。在《日出之前》中关于他“对外闭锁”的心有十分详实的描写。在文学讲习班时，左琴科留给讲习班负责人楚科夫斯基的印象也是一个寡言少语、不爱交往的年轻人。他性格孤僻，脸色阴沉，似乎目空一切，坐在最远的角落中，坐在大家后面，表情呆滞，几乎漠然地听着人声鼎沸的争论。他的这种性格到老也没有变化。不过这是个性，他的作品并不是这样，甚至见到他本人以前，谁也想象不到他是这样的性格，因为他大量的作品带给人们的并不是忧郁，而恰恰是笑声，并非中立的，而是嘲讽的笑声。所以如果说左琴科的作品“向来忧伤”，那就需要做些说明，像鲁迅先生说的“太过于轻巧”的作品也并非没有，而且，这种忧伤，以至眼泪，也常常是深层次的，是在愉快的笑容掩饰下的。
K.莫楚尔斯基认为左琴科继承了果戈理的传统是一种“误解”，他说：“我们谈果戈理、列斯科夫、契诃夫的幽默，说的是他们独具个性的、不可重复的对待现实的态度，说的是由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引起的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描写方法。”（注：K.莫楚尔斯基《左琴科的幽默》，见《民族友谊》，1993年第8期，第209页。）显然，在莫楚尔斯基看来，不只是左琴科没有继承果戈理的传统，而且是果戈理、列斯科夫、契诃夫的幽默根本就后继无人了。本文作者像莫楚尔斯基一样，高度称赞上述三位大师的艺术成就，但很难赞成他们的幽默“消失的无影无踪”的看法。这种说法不合适的地方，也许在于把“继承”与“再现”混为一谈了。后人有自己的社会环境，有自己需要面对的“现实”，有自己对现实的“描写方法”，会对优秀的传统有所继承、有所变化、有所发展，而不会只是简单地再现。当然，左琴科自己也没有说过他继承了果戈理的传统。他，如同前面说过的那样，仅两次提及“摹仿”，一次也没有说到对大师的师承，而是只把自己与果戈理的艺术手法“看成一种类别的相似”。（注：T.卡达什《左琴科创作反射中的果戈理》，见《左琴科的面孔与面具》， 莫斯科ΠΠΠ出版社，1994年，第282页。）换言之，“摹仿”是有过的，但那只是在起步伊始，后来就“调整”了。而“类别的相似”，其实就是方法的相似。
暂不说师承，左琴科确实在自己与果戈理之间找到不少相似之处，甚至他与果戈理在身世方面也不乏相似。1923年8月10日， 左琴科的妻子B.左琴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像他（左琴科——本文作者注）经常喜爱做的那样，他在自己和果戈理之间进行类比。他对后者非常感兴趣，并找到许多共同之处。与果戈理一样，他也完全埋头于自己的创作。果戈理题材与形式探索的痛苦他也心领神会。果戈理的题材，就是他的题材，最后，他俩都是幽默作家，出身相同，甚至在某些生活细节中他也寻找与自己文学命运的相似之处。有些批评家不承认果戈理，认为他是‘马林斯基可怜的摹仿者’，有些批评家在他在世时就尊崇他为天才。他（左琴科）的遭遇也一样——一些人把他看成一个讲笑话的，看成是列斯科夫的摹仿者，另一些人则相反，‘说的一些话让人不好意思’（他自己的说法）。”（注：B.左琴科的私人档案，转引自M.楚达科娃《左琴科的诗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8页。）老作家费定甚至还认为：“与果戈理进行类比，是惟一的不使爱生气的左琴科生气的一种类比”。（注：B.左琴科的私人档案，转引自M.楚达科娃《左琴科的诗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9页。）
这就是说，左琴科作为果戈理的后人，对果戈理非常感兴趣，对他的题材和形式探索的痛苦也心领神会。这就很难把他与果戈理创作中的共同之处解释为仅仅是“类别的相似”。因为那种没有效法的“类别的相似”，只能发生在互不了解的二者之间，或是同时代人却互不了解，或是由于种种原因，对先人的情况一无所知，而后忽然发现二者之间有着“类别的相似”，但左琴科对其先驱果戈理的创作乃至身世都一清二楚。左琴科淡化果戈理对其创作的影响，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左琴科对于古典文学，包括本世纪初的文学，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他既从中吸取营养，又想展现自己的独创精神，注入一些新鲜血液。他对一些作家留恋旧文学十分不满，说，“我国至今仍然盛行从前的知识分子文学……应该打破这种传统，因为创作时不能好像我们国家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注：左琴科《文学应当是人民的》，见《米哈依尔·左琴科，1935-1937》，列宁格勒，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94页。）这句话的意思是：作家的创作在十月革命后应有个新的面孔，不能仍旧一成不变。他在《评H.扎鲍洛夫斯基的诗》中也曾说过几乎与此完全相同的话（“好像我们国家什么也没发生似的”）。他在连连批评别人留恋旧文学，要展现自己新时代的面孔时，当然不会强调一位古典作家对自己创作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但在古典作家中，具体到果戈理，则还另有原因需要对他加以淡化。这个原因就是高尔基。谁都知道，在左琴科的创作道路上，高尔基对他的发现、指教、扶持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有些文章把高尔基称作左琴科的“教父”，然而高尔基却偏偏不喜欢果戈理。
1921年5月，高尔基接见了初登文坛的年轻作家左琴科。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关于这次见面的情景，左琴科在日记中曾有记载：“马克西姆（高尔基——本文作者注）读了《弗兰格尔老婆子》。喜欢。我去过他那儿。他一直在读文摘，并说写得漂亮极了。但有民族局限性。甚至只限于彼得堡。这不好。‘我们’，他说；‘怎么把这种东西译成印地语呢？人家不会懂的。’”（注：B.左琴科《米·左琴科是这样开始的……》，见《回忆左琴科》，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1937年，第27页。）关于这次会晤，写文章的人各取所需。例如叶尔绍夫在《苏联讽刺文学史篇章，左琴科与20-40 年代的讽刺散文》中就只引到了“并说写得漂亮极了”，下面就是高尔基关于《红军与白军》和《鱼母》的看法。其实左琴科的日记中记的也是自己选择的部分。高尔基自己另有关于这次会晤的叙述：“年轻人到过我这里。进行了交谈。我对他们说：像他们这样写是不行的。他们怎么干呢？拿起果戈理的《外套》，就琢磨这身外套当今该是什么样的。”（注： Ю.托马舍夫斯基《一点说明》，见《左琴科的面孔与面具》， 第303页。）这是费定听了高尔基的叙述后的记载。左琴科研究专家托马舍夫斯基认为，尽管高尔基在这里用了“年轻人”这个概括的称呼，但目标却明显是针对左琴科的。“与果戈理进行比较不可能使左琴科感到委屈。但对这样的比较——要回避再三！”他又说：“‘谢拉皮翁兄弟’，其中包括左琴科，心里都明白，高尔基不喜欢这位经典作家（果戈理——本文作者注），认为他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都摹仿了И.霍夫曼， 所以，责备‘年轻人’的原因也许就隐藏在这里。”（注： Ю.托马舍夫斯基《一点说明》，见《左琴科的面孔与面具》，第303-304页。）
这一段引文略显长了些。但是这位深孚众望的左琴科专家一语道破的论说，恰好回答了左琴科为什么要躲躲闪闪，淡化果戈理对其创作的影响，为什么在出身、命运等诸多方面与果戈理类比的同时，对创作的类比却“回避再三”。而且在自己的日记中，不愿记下令他委屈的话。